以下文章來源於以色列計劃 ，作者Israel Plan
司馬賀是人工智慧之父，也是認知心理學、符號學、經濟管理等數十個學科的先驅和巨匠，他是唯一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和圖靈獎及世界人工智慧終生成就獎的科學家，他用30年把一所三流大學提升為全球前30的大學，中國是他去過次數最多的外國，70多歲開始學中文併成為首屆中科院外籍院士。他琴棋書畫樣樣精通，他是一個與聖誕節與奇妙淵源的猶太人。
很難用三言兩語來概括他對全人類的貢獻，讀完全文，我們會了解他是如何獲得諾貝爾獎和圖靈獎並9個博士學位的，相信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他身上學到很多寶貴的個人品質。
非凡的成就
從政治系主任到人工智慧之父
司馬賀（Herbert Alexander Simon，赫伯特·西蒙）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多產的教授，他不但通曉數十個領域，他的許多傑出貢獻至今影響了世界，他的研究領域涉及經濟學、政治學、管理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城市規劃、計算機科學、認知心理學、應用數學、人工智慧、符號學、博弈論等諸多領域，並在他所致力於的幾乎所有領域都獲得了世界級的最高殊榮。
司馬賀不僅是一個觸類旁通的天才，而且是創新創造的思想巨人，他是現代許多重要學術領域的先驅，如人工智慧、資訊處理語言、決策原理、組織行為學、認知心理學、符號資訊、複雜系統等，他在許多領域帶來了人類首創。
司馬賀1936年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專業，1939年他進入加州伯克利大學做研究工作，負責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一個研究地方政府管理的專案，期間他完成了博士論文，是關於組織如何決策的研究。這一論文成為其代表作《管理行為》的原型。1943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後到伊利諾伊理工學院任教，在那裡工作了7年，還擔任過政治系主任。
1953年當選為國家科學院院士，1969年獲美國心理學會頒發的傑出科學貢獻獎， 1975年獲得圖靈獎，1978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1986年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章，1993年獲得美國心理學會終身成就獎，1994年當選首批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在被授予諾貝爾獎時，諾獎委員會對司馬賀的評價是：他的科學成就遠遠超出了其擔任教授的學科。卡耐基梅隆大學校長賈裡德·科恩曾說：“世界上很少有科學家和學者像西蒙那樣在經濟學、計算機科學、心理學和人工智慧等眾多領域產生如此大的影響”。
1956年夏天，11名來自數學、心理學、神經學、計算機科學與電氣工程等各種領域的學者聚集在達特茅斯學院，參會者包括麥卡錫、明斯基、香儂、司馬賀、紐厄爾等人工智慧研究領域的先驅，他們討論瞭如何用計算機模擬人的智慧，並根據麥卡錫（也是一名赫赫有名的猶太教授）的建議，正式把這一學科領域命名為“人工智慧”。
司馬賀是這個歷史性會議的主要參與者之一，他和學生兼同事紐厄爾帶到會議上的“邏輯理論家”是當時唯一可以工作的人工智慧軟體，引起了與會代表的極大興趣與關注。司馬賀、紐厄爾以及達特茅斯會議的發起人麥卡錫和明斯基被公認為是人工智慧的奠基人，被稱為“人工智慧之父”。
司馬賀對人工智慧的貢獻遠非概念層面
司馬賀把認知心理學和計算機科學相結合產生了人工智慧這一新學科，他和他的學生和同事共同建立了資訊處理語言，開闢了從資訊處理角度研究人類思維的方向，推動了認知科學和人工智慧的發展，因此他被授予圖靈獎。
司馬賀對人工智慧的貢獻之一就是創立了符號主義，這在後來演變為符號主義學派。他認為知識的基本元素是符號，最原始的符號就是物理客體。智慧的基礎依賴於知識和經驗，研究方法則是用計算機軟體和心理學方法進行宏觀上的人腦功能的模擬。司馬賀借鑑了心理學的研究方法，把人腦看成一個實現資訊處理目的的物理符號系統來表現智慧行為，這也成為傳統人工智慧的理論基礎。
在符號主義的基礎上，司馬賀等又進一步提出了純認知系統模型，在原有物理符號系統上增加了情感、認知等人類思維特有的影響因素，司馬賀還提出了組塊理論, 類比搭積木的方式將零散的構件組成有意義的資訊加工單元，來模擬人類思維對資訊進行組織或再編碼的過程，這一理論在今天的自然語言處理中仍有應用。
司馬賀教授對人工智慧的另一個貢獻是開創了決策理論，這也是司馬賀對經濟管理學的主要貢獻之一，他甚至在19歲的時候就做出了研究“決策理論”的決定。當決策理論被創新性地應用在了人工智慧中時，司馬賀提出了“決策是管理”的核心論斷，用數學方式定義了決策的三個階段——資訊活動、設計活動、選擇和審驗活動。他提出了基於“滿意度”而非“最最佳化”的決策模型，並把決策型別劃分為程式化決策和非程式化決策兩種。
司馬賀的決策制定過程包括三個主要階段：①收集制定決策的依據和情報；②制定可能的行動備選方案；③根據當前情況和對未來的發展預測，從備選方案中選定一個方案。最後，對已選擇方案及其實施情況進行評價。
司馬賀對人工智慧的第三個貢獻是提出了學習模型，至今仍然是應用最廣的也是最簡單的學習模型。司馬賀對學習給出了一個簡單定義：如果一個系統能夠透過執行某種過程而改進它的效能，這就是學習。在此基礎上，司馬賀領導研究了多個知識發現系統，力求從長期積累的物理學、天文學、化學等自然科學學科的實驗資料中，重新發現隱藏的科學定理。這樣的學習模型在今天的地球物理學、生物資訊學、乃至大資料的處理與價值挖掘中都存在潛在的應用價值。這直接對後來的機器學習、大資料應用和產品迭代開發方法產生了影響。
他提出的邏輯分析理論為計算機模擬人的思維活動提供了具體的幫助，同時他對經濟組織內的決策程式進行了開創性研究，建立起決策理論，他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獎。
除了理論貢獻之外，司馬賀還領導開發了人工智慧的一系列實際產品，其中的代表作就是邏輯理論家（Logic Theorist）和通用問題求解器（General Problem Solver）。邏輯理論家由司馬賀和他的學生紐厄爾在一個聖誕節假期共同發明的，透過問題分解和代入的方式來實現機器對數學定理的證明，是數學機械化程序中的重要成果。通用問題求解器則利用“手段-目的”式的分析方法進行啟發式搜尋，透過類比對問題進行聚類，進而提出解決方案。這一演算法最終進化為認知領域熟知的SOAR系統。
甚至在產品的設計和發明中，司馬賀也做出了貢獻。在開發通用問題求解器的過程中，他與紐厄爾和克里夫（Cliff Shaw）共同發明了資訊處理語言。資訊處理語言是最早的AI程式設計語言，該語言首次引入了與人工智慧和現代程式語言密切相關的表處理結構。這種結構也為後來的其他高階程式語言——諸如C，C++，Java等——奠定了基礎。
司馬賀非常注重活學活用，因為他的愛好廣泛且跨學科知識淵博，他甚至用計算機作曲和作畫，1966年，司馬賀與同事開發了最早的下棋程式之一MATER。
他曾在1957年預言十年內電腦可以擊敗人類冠軍棋手，但並未實現。他在1965年再度預言這個目標在20年內可以實現，20年後，計算機的進步卻再次讓司馬賀失望。在此期間還有兩個頂尖的猶太計算機專家打了個有名的賭，1968年的國際象棋大師大衛·利未和麥卡錫（即上文提到的達特茅斯人工智慧大會發起人）打賭十年內機器不可能贏他，結果1978年電腦不敵大衛，麥卡錫輸了1250英鎊。直到1996年，IBM深藍電腦才擊敗國際象棋冠軍卡斯帕羅夫，司馬賀總算在有生之年見到了自己的預言成真。
司馬賀對教育的貢獻
他把卡耐基梅隆大學從三流院校提高到頂尖學府
1933 年，當他準備進入芝加哥大學時，他已經有了大致的職業方向，他認為社會科學需要與使“硬”科學如此輝煌成功的相同的嚴謹性和相同的數學基礎。他準備自己成為一名數學社會科學家。
上大學時，司馬賀就對市遊樂處的組織管理工作進行過調查研究，這項研究激發了他對行政管理人員如何進行決策這一問題的興趣，這個課題從此成為他一生事業中的焦點。1936年從芝加哥大學本科畢業後，他到國際城市管理者協會ICMA工作，很快成為用數學方法衡量城市公用事業效率的專家。在那裡，他第一次用上了計算機，對計算機的興趣和實踐經驗對他後來的事業產生了重要影響。
司馬賀1943年獲得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後在伊利諾伊理工學院教了幾年政治學，1949年加入當時不太知名的卡耐基理工學院（卡耐基梅隆大學前身），在其工業研究院任教。當時的卡耐基梅隆校長知道司馬賀是管理決策的大師，於是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司馬賀說“你能否用30年的時間，讓這所名不見經傳的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名校？”，司馬賀想了想說“那我們只搞計算機！”結果不到30年，卡內基梅隆大學就進入了世界高校排行榜前30位，也成為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他對該校的商學院、社會學院、心理學院和計算機學院做出了許多開拓性的貢獻。因此，司馬賀也是當之無愧的教育家。
1967年，卡耐基理工學院改名為卡耐基梅隆大學。1968年，司馬賀被任命為美國總統科學顧問委員會委員，1975年 他和紐厄爾因為在人工智慧、人類心裡識別和表處理等方面進行的基礎研究，榮獲計算機科學最高獎——圖靈獎。1978年，司馬賀因對“經濟組織內的決策過程進行的開創性的研究”，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1995年，在國際人工智慧會議上被授予終身榮譽獎。
他獲得的獎項遠不止上面這些，據不完全統計，還包括：美國心理學會傑出科學貢獻獎（1969年），美國經濟學會傑出會員獎（1976年），美國管理科學院學術貢獻獎（1983年），美國政治科學學會麥迪遜獎（1984年），美國總統科學獎（1986年），美國心理學基金會心理科學終身成就獎（1988年），美國運籌學學會和管理科學研究院馮·諾伊曼獎（1988年），美國公共管理學會沃爾多獎（1995年）。
他還獲得了包括芝哈佛大學、耶路大學在內的9所大學的博士學位。司馬賀一直很欣賞這些所取得榮譽，但他堅持認為榮譽對他而言沒什麼大不了的，他真正珍惜的事情是做他的教授工作。
數學是司馬賀最常使用的思維語言
司馬賀在他所研究的諸多學科中，對數學極為重視。他喜歡引用傅立葉的頌歌來讚美數學：數學就像自然本身一樣無所不在；它界定了所有能夠察覺到的關係，測度了時間、空間、力……它的主要優點是明確；它沒有表達混亂概念的符號。它匯聚了最廣泛的現象，並且發現了把它們聯絡在一起的潛在的類比關係。它似乎是人類精神的功能，目的是彌補生命的短暫和感官的缺陷。
數學是司馬賀最常使用的思維語言，在解決問題時，他不用詞語思考，而是用抽象符合來思考，或是圖畫或圖表。數學不只是測量和驗證透過其他方式形成概念的工具，更是產生新觀念的工具，司馬賀說，這種數學雖相對不精確、不嚴謹，但有啟發意義。透過數學，司馬賀發現，不只是數學，而應將所有學科應該視作工具來發現和解決問題。這一發現大大拓展司馬賀解決問題的能力。
論文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人
司馬賀平時關注的問題幾乎都沒有現成的答案，只能在不同學科中交叉學習找答案，他將學科視為工具箱。解決問題的方法可能來自不同領域，從統計學到社會學，從經濟學到心理學。每當需要新的工具時，比如一種程式語言，但又無法現成獲得，他就會自己發明。如果他作出了一個假設，他會將其形式化、精緻化，並檢驗其侷限性。在習得學科知識之後，他總是專注推斷出普遍性結論，考察這些工具對其他情形的的價值的適用性，再回頭來解決實際問題。
原本建議卡耐基梅隆大學只搞計算機的司馬賀卻遊刃於各大院系之間，教授各類他有過研究的各類學科，他不到30歲就已經能夠教授憲法學、城市規劃、地緣政治學、統計學、經濟學、運籌學、政治史等眾多課程。他教過的課程還包括計算機、人工科學、認知科學、經濟管理、資訊科學，甚至還有法國大革命，他是當之無愧的跨學科之王。
在司馬賀看來，一個優秀的人必須學會使用學科工具來處理綜合問題，一個執行良好的研究團隊應該是跨學科的。
司馬賀著作豐富，出版專著有27本，發表上千篇論文，一些作品早年已被翻譯成中文。他的論文被引用超過百萬次，也是人工智慧和認知心理學領域被引用次數最多的人。
關於科學和教育，司馬賀經常提到的一句話 “ Learn or creative？”（是學習還是創造？），這個問題也值得整個教育界去思考。
與中國的不解之緣
在“我的中國”的時間比其他外國都多
司馬賀這個名字據說是他的中國朋友起的，可以說起得極好，與英文名Herbert Simon相得益彰，司馬在中國常讓人與智慧名人聯想起來，也充分體現了他對中國的感情。他70多歲開始學習中文，曾將中國稱為“我的中國”，曾在回憶錄裡寫道：我十次到訪中國，在那裡度過的時間比在任何其他外國都要多，總計大約有一年之長。
司馬賀是中美友好和學術交流最早一代的美國科學家之一，並擔任過中美科技交流委員會美方主席。1972年，在中美乒乓外交之後，他作為美國計算機科學代表團成員首次受邀訪問中國，該代表團有6名成員及其配偶，其中至少一半是猶太人，包括首屆圖靈獎得主艾倫（Alan Perlis），艾倫當時是普渡大學及卡耐基梅隆大學首任計算機系主任（我們後續將另行介紹，敬請期待）。
司馬賀與艾倫在與中國計算專家使用算盤
司馬賀此行作為計算機科學專家，卻與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結下了不解之緣。他後來也被邀請作為心理所名譽研究員，司馬賀與中國科研人員合作開展了一些研究，其中關於中國人使用漢字的短時記憶研究，更是開創了基於當代認知心理學研究漢字加工的心理語言學先河。
1983年，司馬賀教授在時任心理所副所長的荊其誠先生和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教授張厚粲先生的口譯協助下，在北京大學成功地舉辦了認知心理學講座。
他在1983年的這次講座中引用了很難翻譯的“剛柔密大”（出自周易，意為見微知著以小博大），出自承德避暑山莊乾隆皇帝的一個題匾，他以此來闡述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特色：“讓我來講管理學，本來還是要講一下的，可昨天我到了避暑山莊，看到乾隆皇帝‘四知書屋’中“剛柔密大”四個字，就不好講了。你們的皇帝用‘剛柔密大’這四個字管理國家，我認為這四個字就是中國、也是全世界管理的百科全書；不僅是中國管理學的靈魂，還是世界管理學的典範。不管是管理國家、公司企業、機關，還是軍隊，這四個字都是管理學的百科全書。”由此可見司馬賀的謙卑態度和對中國文化的欣賞。
司馬賀教授還擔任了北京大學、天津大學、中科院管理學院的名譽教授，在與中國學界合作研究期間，司馬賀教授毫無保留地把自己在各個領域的研究成果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
1994年6月8日上午，中國科學院第七次院士大會在北京京西賓館舉行，經過409名院士無記名投票，14名在國際上具有崇高學術地位並對中國科學技術事業做出重要貢獻的外籍學者當選為首批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可惜這次當選的他因為年事已高，沒能來到現場。
司馬賀最後一次訪問中國是八十年代末，飛機抵達北京的那天正好是那次重大緊急事件發生的時刻，他從飛機上給中國朋友發來訊息：目前這個情況我無法按計劃進行工作了，我衷心祝願中國平安早日度過難關。
成長經歷與生平軼事
父母及舅舅影響了他的一生
司馬賀1916年生於美國威斯康星州密爾沃基的一個猶太家庭。父親亞瑟（Arthur Simon）是一個德裔猶太人，並在德國獲得工程師學位後於1903年遷居美國，併成為一名電機工程師和發明家。父親學識淵博、興趣廣泛，不論是對科學知識的追求，還是維修房屋抑或種花種草等手工活，父親都很有興趣，而身為一個德國人，又讓他嚴格要求自己，以至於這些興趣領域都很在行。無疑，這些對幼年的司馬賀產生了耳濡目染的影響。
母親是一名鋼琴家，她的家庭有猶太、路德教派及天主教混合背景，祖上曾在布拉格製作鋼琴。司馬賀自幼就學琴，他的鋼琴水平也是很高，經常邀請一些演奏小提琴、中提琴和其他樂器的朋友來家裡舉行演奏會。他見譜能奏，在很長時間不碰鋼琴之後，還能以精準的音符和節奏彈奏莫扎特的奏鳴曲。
司馬賀有一個求知若渴的舅舅（Harold Merkel），舅舅喜歡早上一起來就爬到公園的樹上如飢似渴地閱讀，讀完書再回家吃早飯，受舅舅的影響，他熱愛上了閱讀，尤其是經濟學著作，這對司馬賀未來的學術生涯產生了重要啟蒙作用，司馬賀還讀了舅舅的經濟學和心理學著作，他“透過這種方式，發現了社會科學”，他總是大量閱讀，廣泛涉獵，舅舅還激發了他對辯論的熱情。
司馬賀在幼年時期自發發展了對郵票、昆蟲和國際象棋的興趣，但他不是一個孤僻的孩子，從高中開始，他加入了童子軍和各種學校俱樂部（辯論、科學、拉丁語和學生會），併成為其中許多俱樂部的領導者。
與許多猶太家庭一樣，與家人共進晚餐也是一個刺激的社交時間，家人熱烈討論政治和科學。他喜歡聽大人說話，也喜歡向他們提問。他是公共圖書館和博物館的常客，查閱百科全書和年鑑，並閱讀舅舅的書。當被問及長大後想做什麼時，他用標準的方式來滿足提問者，但在內心深處，他知道自己最喜歡學習，他知道自己想成為一名知識分子。
琴棋書畫樣樣精通
司馬賀愛好廣泛，主要有五大愛好，分別是徒步旅行，繪畫，國際象棋，彈琴，學外語。
司馬賀幾十年如一日，堅持步行上班。司馬賀的大半輩子一直住在離卡內基梅隆大學附近一處住所，從他家步行到學校要半個小時。每天早上 8 點鐘前，他從家裡出發步行走到學校；下午 5 點，他從學校按原路步行回家。不論嚴寒酷暑，他都這樣步行上下班，堅持了 30 多年。他不但對另外一位猶太心理學家丹尼爾卡內曼（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產生了學術上的影響，可能也影響了後者散步的習慣。除了散步，司馬賀還熱衷於登山，他偶爾會在世界各地的山區攀登和露營，他最後一次認真攀登是在 1981 年他 65 歲生日時在阿爾卑斯山進行的，他一個人在客棧之間徘徊。
儘管他是色盲，他喜歡繪畫，他還給自己畫過一些自畫像。因為他的色盲症，他不得不在大學專業時放棄自己本來傾向於的生物學，理由是怕在實驗室裡感到難堪，或許他是一個被色盲耽誤了的偉大醫學或生化學家。
司馬賀在高中自學法語、德語和拉丁語，以法語為例，司馬賀在學習法語時，不太注意正式語法，幾乎不參考詞典就可以閱讀基本文章，然後進而閱讀嚴肅的法文的政治書籍——盧梭和孟德斯鳩，覺得雖然難一些，但還能理解。從那以後他一直以流利地閱讀法文作為消遣。接而開始學習其他語言，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獨立學習。他可以用包括中文在內的 20 多種語言閱讀專業書籍和論文，用 6 種語言閱讀文學作品消遣。
司馬賀唯一不設限的愛好是閱讀，甚至在他夫人在產房生產時，在外焦急等待的司馬賀手裡還拿著一本《向量分析》。他說：“閱讀就和吃飯一樣，是每天必做的事情。我閱讀的涉獵幾乎包羅永珍。我對文字的飢渴程度遠遠超越了我對食物的飢渴”。我閱讀經典，認識了懷特海德和羅素；並把布林邏輯應用於神經網路的工作；我和夏農一起研究轉換電路……機械計算機和IBM的穿孔卡片機引發了我的好奇心。我很想了解狹義相對論，學習微積分集合，為研究廣義相對論做準備。我在馮•諾依曼和摩根斯特恩合著的《博弈論和經濟學行為》出版後數週就讀完了這本鉅著。我還連夜如飢似渴讀完了羅斯•阿什比的《大腦的設計》。我對科學領域內最前沿的活動嗅覺敏銳， 我全部的選擇都是基於對良機的認識和判定。”
他在大學的大部分課程基本都是自修，除了一門課——“拳擊”，當時的芝加哥大學對於像司馬賀這樣口味多樣的人來說是一個理想的地方。他常說本科時只選修了一門課程，那就是拳擊，他得到了“B”。其餘的，基本靠自學和參加他選擇的講座。
司馬賀高中時就喜歡玩國際象棋，後來大學沒玩了，等到四十歲左右，他又拾起了這個愛好，在市國際象棋俱樂部下棋，沒多久就參加市錦標賽，擊敗了當時全市最厲害的棋手。但司馬賀說“我感到內心不斷增強的競爭意識。我一週得花費一兩天的時間，才能保持甚至提高自己的棋藝，但這樣的時間我耗不起”，於是他放棄了下棋。
出於同樣的原因，他拒絕了包括斯坦福大學在內的名校邀請他參加校管理委員會。這是很大的榮耀，司馬賀內心也很願意嘗試。但是，“考慮到自己要花大量時間去思考教育政策問題，要依靠激勵他人來做出貢獻；要跟人們培養感情，從而展開合作……最終，還是下決心只為卡內基梅隆大學服務。”
司馬賀說：“一個人不可能同時做兩件事，就好比我們無法同時忠於兩個愛人。”他遠離時事，不看電視，不聽廣播，不看新聞，以減少時間浪費。因為他覺得報紙上的東西，要麼是重複過去的，要麼就是他差不多已經預測出來的。
賺大錢是一種賭博行為
司馬賀每年都會留出四天時間，專門用來考慮進行投資和其他理財事項。司馬賀把家庭絕大多數存款都投入到了類似於指數基金這樣的理財產品，“這意味著，我不需要每日、每月關注股市，進行短期交易”
他對賺大錢的態度是：“賺大錢是一樁非常刺激的賭博。這種賭博不是我們平常隨時收手的賭博。除了要贏之外，我可能會更加計較可能出現的輸的情況。這樣就會讓我整天生活在得不償失的狀態中。太麻煩了！”
家庭美滿且充滿人情味
1937年，司馬賀與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秘書多蘿西·派伊結婚，他坦言：做過的最好選擇是說服多蘿西婭·派伊在 1937 年聖誕節那天嫁給他。他的夫人對他的工作也起到了巨大的輔助作用，1960年他還與夫人一起做了一個心理學實驗，結論是人的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是一個探索的過程，而效率取決於啟發式函式。
他與多蘿西的婚姻持續了63年，他們育有兩女一子。夫妻倆在同一所房子裡住了 46 年，從不想搬到更高檔的地方。搬家時，他堅持要搬走的唯一財產是他的鋼琴，那是他從母親那裡繼承的小型三角鋼琴。
司馬賀在自傳中說他擔心他對工作的奉獻（通常需要每週工作 60 到 80 小時）使他成為一個不太完美的父親。但大女兒凱瑟琳回憶道：“雖然父親總是認為他不是一個合格的父親，我尊重他對工作如此投入的事實。我一直將他視為值得效仿的榜樣。儘管父親工作時間很長，但總是和家人一起吃飯，而且他總是帶領他們進行熱烈交談。她父親的研究生經常被邀請去吃飯，這也增加了談話的氛圍。”
司馬賀對學生總是充滿耐心，有一次某校邀請作為諾貝爾獎獲得者的他在一個宿舍樓演講並與一群新生交談。他講完之後，大家都坐在地板上吃著三明治，許多學生們擠在他身邊問這問那，談話持續了幾個小時，直到他的另一位教授同事過來催他，他擔心司馬賀會變得不耐煩和疲倦，側身問道：“你準備好離開了嗎？”，司馬賀答道：“不，你走吧，我在這裡會沒事的。”西蒙博士回答。
司馬賀邀請中國學者一起交流
司馬賀教授曾與中科院心理所朱新民先生共同研究了一個自適應學習課題，是他們稱之為“做中學，例中學”，他們的論文在美國發表時，司馬賀教授特別把朱新民教授的名字放在前面。對此，朱新民先生回憶中說到：他把自己的名字寫在最後，不唯我獨尊，他不與人爭論自己的觀點就是對的，他總是為人謙和，我去美國他們夫妻親自去機場迎接，接去家裡吃飯。他不但有著孜孜不倦的老科學家的嚴謹治學的科學態度，並傳承著一種在人類生活中相當寶貴的協作，友愛、寬容和無私以及富有人性光輝的精神。在我的一生中，還從來沒有遇到過司馬賀這樣的良師益友。
1968年，他被邀請加入總統科學諮詢委員會，有機會接觸大量政治權勢，但司馬賀只關心科學事務；1972 年，他拒絕卡耐基梅隆大學的校長職位邀請，理由是他想把更多時間投入研究工作，而不是瑣碎的管理工作。
司馬賀終其一生都是一個鼓勵打破邊界的人。他鼓勵打破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界限、打破技術和科研之間的界限。他承認學科在學術界的作用，用他的話說，“如同國家在整個國際體系中起的作用一樣不可或缺。”但是他也感慨：“學者們通常是在本學科的發展和文化中度過一生的，很少有人能擺脫這種非此即彼的看法造成見識和眼界不夠的問題。”
司馬賀在自傳中這樣評價自己：我誠然是一個科學家，但是是許多學科的科學家。我曾經在科學迷宮中扮演了許多不同角色，角色之間有時難免互相借用。但我對我所扮演的每一種角色都是盡了力的，從而是有貢獻的，這也就足夠了。
參考：
《諾獎得主司馬賀給我的一封回信》，武夷山
《西蒙自傳》，赫伯特·西蒙
www.psychspace.com 心理學空間西蒙專欄
維基百科、卡內基梅隆大學、諾貝爾獎委員會、UBS官方網站
文章來源：以色列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