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的演變，乃是一種每況愈下的變化。
從春秋戰國到秦漢、再歷經魏晉隋唐、兩宋明清，我們可以清楚看見一個趨勢，即構成社會的中堅團體──國人、宗族等等，隨著一次次的社會清洗而逐漸消滅。
進入近代之後，華夏社會已經變成“原子化的個人”組成的鬆散群體， 無力抵抗外來秩序的控制與統合。
作者指出秦始皇的統一有如當代人所說“歷史的終結”，帶來了有別於戰國時代小邦林立的普世統治。
歷史終結不是指事件的終結，而是說世界憲制已經確定，今後不再有原則性爭議，只剩下人事和技術性糾紛。
秦統一瓦解了先秦社會的中堅團體，而秦末反楚的項羽和田橫，便是尚存貴族封建制和愛國主義種子的齊楚二國後人，對秦統一帶來的普世統治的反撲。
暴秦與歷史的終結
早在商鞅變法以前，秦人的組織資源就比東方各邦、尤其是楚國弱得多。 這是變法得以徹底實施，復辟幾乎沒有影響制度的主要原因。
結果，秦國後期的政策幾乎就是國君、外戚和客卿的政策。
國人作為階級已經蕩然無存，宮廷和宦官的重要性反證了貴族的沒落。
嫪毐和趙高如果出現在後世的吏治國家，毫不足奇，發生在戰國群雄之世，就體現了超越時代的先進性。
宮廷奴僕壓倒外朝大臣，就是腐敗從果核蔓延到果皮的徵兆。 依據東方專制主義的歷史時間表，宦官─后妃政治出現與蠻族入侵的時間差不超過三代人。
秦始皇的征服是秦人最後的機會，大概也是華夏世界走向大一統路徑的最後機會。
秦楚戰爭的餘波未定，匈奴的入侵就已經全線展開。
朔方戰爭和長城建設必須依靠賤民和犯人，而非周禮社會的貴族騎士或商鞅體制的耕戰良民。
這是軍國主義已成強弩之末，吏治國家暴露疲軟常態的最初證據。 前者是封建解體的積累釋放，後者是解體產生的散沙社會自然狀態。
下一步就是章邯的囚犯大軍落入項羽的江東子弟之手，彷彿封建主義對其謀殺者的臨終復仇。
《尋秦記》
秦始皇非常清楚，關中良家子弟無力承擔世界帝國的重負。
他也清楚，散沙社會是吏治國家的天然需要。
他天才地預見到：理想社會需要解除良民的武裝，從而造就順民的穩定基礎。
賤民軍隊沒有武德和社會性感情，因此帝國早晚會失去戰鬥力。
拓殖蠻荒的時代將會隨著帝國的鞏固而結束，蠻夷入侵的時代隨之而來。
長城是未雨綢繆的妙算，在自己戰鬥力最強的時期，以最有利的條件劃定永久的邊疆。
不幸的是，他犯下了天才人物最難避免的錯誤。
他們愈善於把握未來的趨勢，就愈容易高估發展的速度，妄想在自己生前畢其功於一役。
“孤秦”設計的美麗新世界需要一千多年的時間，經過多次“進三步退兩步”的波折，才能在“陋宋”（鄙陋的宋朝）手中實現。
那時，順民和良民已經變成同義詞。
他們久已遺忘武器、榮譽和自由的涵義，反而覺得仁政理應保證他們免除軍事負擔，名將的任務跟保姆沒有區別。
秦始皇沒有耐心將他的計劃留給二世和萬世分解執行，結果大大超出了社會演化的允許範圍，一手鑄成了激烈反動不可避免的局勢。
秦始皇的死亡非常及時，差不多就是長平時代的老輩良民─戰士凋零殆盡的同時，只有這些人才會像項羽的賓客忠於楚國一樣，僅僅忠於秦國。
賤民─流犯的普世軍隊除了自己的前途和待遇以外，沒有什麼特定的效忠傾向，普世帝國存在的前提就是秦國的滅亡，這一點他已經做到，他斷定東方各邦同樣已經滅亡，卻是一個無法彌補的錯誤。
燕趙同樣屬於軍國主義模式，國力系於郡縣制開拓的殖民地，楚漢之際，北方各邦的政權都是沒有根基的冒險家建立的，他們的復國主義有名無實，其中必有原因，他們都消滅了自己的公族和貴族，實現了汲取和動員的最大化，因此，封建制度保護的凝結核已經不復存在。
馬基雅維利的卓見應驗了。
這種土耳其式的國家只有一個頭顱，中樞一旦滅亡，就不再有復國的種子。
徐悲鴻《田橫五百士》
然而，齊人和楚人尚未滅亡，他們以略加修飾的形式，儲存了貴族封建制和愛國主義的種子。
這種歐洲式的國家猶如諸峰林立的山地，沒有一個可以斬除的統治中心，項羽是那些射殺吳起的貴族留給祖國的最寶貴遺產，正如田橫是五都卿士留給祖國的最寶貴遺產。
齊楚的種子並不繫於王室或國家，社會仍有自發組織的資源。
惟其如此，才能產生“田橫五百士”和“江東八千子弟”，他們在鉅鹿和濉水踐踏烏合群眾的大軍，應驗了“一頭狼從不在乎對方有多少羊”的諺語。
他們為榮譽和愛國主義而戰，對普世軍隊將領求之不得的“大者王小者侯”不屑一顧，普世主義需要超越地方性歷史記憶的合法性源泉，因此秦朝的憲法原則不同於秦國。
關東豪傑極度憎惡“以吏為師”的暴政，因此不願公正對待始皇帝謀求超越性統治的努力。 秦國的耕戰體制建立在國家與小家庭瓜分大家族遺產的基礎上，根本不想推行儒家的大家族倫理準則。
商君憎惡孝順公婆、兄弟共財和寡婦守節，因為孝悌和婦道不利於分家和立家，妨礙了生產和財富的最大化， 始皇卻將婦德和孝道列為自己的主要政績，刻在石碑上，他之所以能夠焚書坑儒，就是因為此前已經招徠了大批東方儒生和陰陽家的緣故。
他的皇帝神學和水德理論顯然來自想象力豐富的齊人，一味現實的文法吏沒有這方面的能力。
皇帝取代國王，除了皇權的神化以外，也有宇宙超越性的涵義，可以抹去“國王”稱號固有的多國體系和愛國主義記憶。
他重用燕、齊方士，固然有自私和迷信的一面，也有釋放善意的動機，類似忽必烈封孔子後裔。
如果他僅僅是為了迷信和自私的理由，那麼正如《詛楚文》早已證明的那樣，秦地並不缺乏巫師，他努力做世界主義者，這是毋庸置疑的。
秦人順從地接受東方意識形態，消解了共同體的最後殘餘。 齊楚卻憤怒地拒絕野蠻的文法吏，不惜訴諸武力。
普世主義從理論上講，就是後人所謂的歷史終結。
歷史終結當然不是指事件的終結，而是說世界憲制已經確定，今後不再有原則性爭議，只剩下人事和技術性糾紛。
秦始皇設計的萬世一系君統、超越性吏治國家、混合意識形態都是為史後之人的安定生活準備的，在歷史之人看來，這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秩序無異於囚籠，最可怕的暴政不是屠殺和征斂，而是鉅細靡遺的格式化，自由的本質在於盲目和希望，勇氣和德性無不起源於此， 歷史終結的本質在於麻木和絕望，消解了秩序本身的意義。
秦始皇遭到格外嚴厲的譴責，因為他是歷史終結的始作俑者，並非因為他的暴政最為嚴重。 實際情況大概恰好相反，因為暴政的嚴重程度通常跟社會散沙化的嚴重程度成正比，在某種意義上，秦始皇變成了一種象徵，為漢武帝和以後的暴君承擔集體責任，儘管他比漢武帝更溫和;正如後世的曹操變成了篡位者的符號，為司馬懿和劉裕承擔責任，儘管他比後來的篡位者更尊重程式。
秦政激起的暴烈反抗，主要源於東方各邦復辟多國體系的熱忱，隨著共同體的瓦解和愛國主義的沒落，散沙順民對暴政的容忍度不斷上升，反抗的減少給後人造成了暴政減輕的幻覺，其實原因不在朝廷而在社會。
漢法就是秦法的複製，而且文字獄有過之而無不及。 秦代判處苦役的罪名，在漢代一再導致滅族。 揚雄支援新莽的理由，就是以周政反對漢朝延續的秦政，“史後之人”戰勝和替代“歷史之人”以後，歷史終結才能實現。
咸陽朝廷的高瞻遠矚超越了他們的時代，因此不可能不臭名昭著，他們知人有智、自知無明，沒有料到自己和自己刻意消滅的物件都是最後一批歷史之人。
“史後之人”的任務落到東方冒險家集團身上，苦心孤詣的政治神學理論全都為人作嫁，漢室的史後特徵體現於無原則的混融主義，不顧各種體制和理論背後的規範性條件，武斷地剪裁、割裂和拼湊神譜和官制，給妄圖改制的儒生製造了無窮無盡的困難。
混融主義的實際意義就是所有理論和政體原則的死亡和花絮化，因為只有已死的原則才能跟對立原則實現裝飾品的和諧共處。
《尋秦記》
這種剪貼性質的和諧跟內在思路的融會貫通沒有任何類似之處。
蕭曹（蕭何、曹參）以小吏拜相，像南太平洋土著對待美軍留下的飛機場一樣，對他們無法理解的巨大機器充滿敬畏，唯恐任何儀式細節的改變就會導致自己難以收拾的混亂，漢襲秦制，不是因為布衣君相有愛於秦政，更不是因為他們有足夠的深謀遠慮，能夠看清秦政對誰有利，而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另起爐灶的勇氣和能力。
漢初的官制也是混融主義的典範，商君的徹侯、關內侯和楚人的執珪、五大夫同列，完全不顧兩者的政體精神截然不同，秦始皇的世界帝國和楚霸王的國際聯盟都有明確的、彼此水火難容的憲法精神，都有一勞永逸地終結歷史的動機。
惟其如此，他們的設計才會功敗垂成。 這些動機僅僅屬於歷史之人，因此反而履行不了終結歷史的天命。
布衣君相的實質不是平民政權，而是史後之人政權，啟蒙時代的平民野心家無論歸儒、歸墨，都有強烈的政治改革家色彩，暴露了他們的“歷史之人”身份。
“史後之人”已經沒有能力理解任何憲法原則或意識形態，只會覺得這些考慮純屬替古人擔憂，根本不值得為此大動干戈;但既然有人願意為此犧牲，他們並不介意利用狂熱分子的犧牲，為自己牟取現實利益。
漢朝對秦、楚的勝利不是一種原則戰勝了另一種原則，而是無原則的機會主義者佔據了各種原則自相殘殺留下的廢墟，原則是意義的源泉，意義體系是文明的主要力量。
在所有政治策略中，機會主義是最缺乏戰鬥力的一種，機會主義者幾乎不可能在文明早期獲得機會，因為各種原則的生命力體現為信仰的熱忱，只有在各種原則即將窮盡自身可能性之際，撿食者才能收割熱忱的最後一批獵物。
機會主義者的勝利從來不能證明自身的強大，只能證明所在文明的衰老，意義體系的瓦解必將導致文明自身的崩潰，混融主義是機會主義者最後的掙扎，他們敬畏各種古老原則龍爭虎鬥的巨大力量，卻不能理解力量的來源，幻想只要將這些原則的符號標識據為己有，就能繼承或分享古人的力量。
這種投機取巧的手段猶如老人服用的春藥，能延緩、但不能阻止最後的衰亡。 世界帝國是混融主義的自然載體，混融主義是世界帝國的自然原則。
“史後之人”在二者日益萎靡的保護下安享太平盛世，等待洪水滔天。
長城是未雨綢繆的妙算，在自己戰鬥力最強的時期，以最有利的條件劃定永久的邊疆
董仲舒的獨尊儒術論標誌著儒家的符號化、混融化和空心化。
儒家在其熱忱的頂峰，是封建主義和多國體系的維護者（孔子）、鼓吹人道高於王權的啟蒙者（孟子），在其迴光返照的暮年，曾經誅戮暴秦（孔鮒），保衛禮樂（魯二生），反對黃老（轅固生），現在已經由儒學淪為儒術，求為“緣飾”而不可得。
漢儒在混融主義的路上走得如此之遠，已經淪為某種諸子百家的共識協調組織。 他們的周政主義除了絕對安全地攻擊秦始皇這具稻草人以外，只剩下百家共識的政治正確公約數，畢竟，誰會反對更人道、更文明、更大的合法性呢？
如果不涉及具體的人事或政策的話，這些模糊的共識無疑會得到皇帝、民眾和士大夫的衷心贊同，就像蕭乾一類粉紅色知識分子在希特勒死後抽象地談論民主，希望在討好斯大林同志的同時又不致冒犯麥卡錫參議員。
墨子對孟子禮樂觀的攻擊、韓非子對孔門國際主義的嘲諷、談天衍對儒家神話的歪曲，都要避而不談。
漢儒已經開始將禮樂解釋為朝廷制定的儀式，跟刑法和聖旨一樣武斷，他們已經不再堅持封建主義和國際主義，但仍然沒有放棄抱怨大一統的淫威，懷念戰國時代的自由，他們致力於發明神話和歷史，填補殷周以前的巨大空白，推動三皇五帝神話的漢朝化，使燕齊迂怪之士的想象力相形見絀。
國教混融主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為古典華夏文明舉行了體面的葬禮。
金人入漢、胡僧說法的新時代即將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