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澳大利亞水產業的一個“歷史性”年份，因為該國水產養殖業的產值，首次超過捕撈漁業的產值。這對以本國豐富漁業資源自傲的澳大利亞來說，確實是有點不按套路出牌了。

《澳大利亞漁業與水產養殖統計2020》報告顯示，去年全年，澳大利亞水產養殖業產值達到16億澳幣（約合73億人民幣，11.46美元），較上年增長10%，捕撈漁業產值為15.8億澳幣，較上年下降12%，水產養殖業產值超過了捕撈漁業2000萬澳幣。

這背後的原因嘛，在明眼人看來再明顯不過了。澳大利亞野生捕撈水產品幹不過養殖水產品，主要原因肯定是中國買得少了，前文提到的那個12%的降幅，除了疫情關係，大部分都是因為中國。

畢竟，澳大利亞出口的高階海產品中，除了太平洋南方藍鰭金槍魚大部分出口日本外，鮮活的巖龍蝦、鮑魚、石斑魚等高階海產品，近幾年大部分都賣往中國了，兩國關係遇冷，龍蝦鮑魚貿易首當其衝。

去年，龍蝦和鮑魚作為澳大利亞捕撈水產品中的頂樑柱，產值為14億澳幣，差不多貢獻了全澳大利亞捕撈漁業產值的90%，真可謂是“牽一蝦而動全身”。可龍蝦鮑魚雖然價值高，但產量的侷限性卻早已註定了其“配角”的命運。

作為野生水產品，龍蝦和鮑魚無法像養殖魚類那樣，短期內在產量上實現較大突破。因為澳大利亞想要長久做龍蝦和鮑魚的出口生意，那就必須走資源的可持續開發路線，而疫情發生前，龍蝦和鮑魚的產量基本已經到頂了，很難再往上突破，所以，龍蝦和鮑魚只能安安靜靜做個“小而美”，根本無法抵擋增長潛力無限的水產養殖業的崛起。

如果沒有疫情和中澳貿易糾紛，澳大利亞養殖水產品想要超過捕撈海產品也許還得再等個一兩年，但水產養殖業實現反超肯定是必然。

澳大利亞的水產養殖大計

坐擁比國土面積還要大的領海，澳大利亞並沒有像美國那樣”一刀切“，禁止本土沿海自然水域的水產養殖。

2017年，澳政府承諾將致力於制定發展聯邦水域水產養殖業的規劃，由澳政府旗下的非盈利機構藍色經濟合作研究中心（CRC）牽頭，目標是透過發展深遠海養殖業，擬在2030年前實現1,000億澳元（約合4623億人民幣，725億美元）的農業產值增長目標。

澳大利亞牡蠣養殖場

能不能實現另說，反正跟現在的澳大利亞捕撈水產品產值相比，整整高了兩個數量級。

其實，澳大利亞發展水產養殖業一直算是比較剋制的，一直沒有大搞，這幾年開始發力也是主要是得益於塔斯馬尼亞州的三文魚養殖業。而這次政府準備大搞的領域也是傾向於三文魚養殖，而且是以對環境影響相對小很多的深遠海養殖為主。

這裡要稍微岔開去講講澳大利亞漁業發展和水產消費現狀。

澳大利亞遲遲不推進水產業養殖，除了有保護自然環境的因素外，在我們很多人看來，多半是因為國內的漁業資源太過豐富，特別是那些在澳大利亞定居的華人，對此更是有深切的體會。很多旅居華人一邊享受當地豐富的漁業資源，一邊吐槽國內的漁業資源管理。

其實，此處有誤區。

人口太多太少這套這裡就不多說了，沒啥意思，說點其他的。很多發達國家發展到現在其實都有一個通病，那就是為了保護本國的自然資源，就把對環境的壓力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當然，這個操作從很大程度上來說，也是市場規律使然。

為了保護本國漁業資源和自然環境，如今美國國內消費的水產品超過90%依賴進口，在這方面，美國算是典範，而澳大利亞則要遜色不少，國內消費的水產品，超過70%依賴進口。

大家不禁要問，澳大利亞國內的水產品難道無法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能不能滿足咱先不討論，再說也很難討論出個結果來，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大部分澳大利亞人如今都吃不起澳洲本土產的水產品。

拋開龍蝦和鮑魚這樣的稀缺品種不談，同樣品種的海魚，東南亞國家捕撈的和澳大利亞本土漁業捕撈的，前者的價格肯定要比後者低一大截，部分養殖品種就更是如此，有價格差就會有市場。

澳大利亞本土漁業如果靠捕撈常規魚種做主業，雖然資源相對豐富，但是高昂的人工成本會成為拖累，拿本土水產品直接跟進口的廉價水產品競爭，這日子肯定過不下去，因為澳大利亞就算是老牌發達國家，國人也不會跟錢過不去。除了小部分富豪和有能力自己搞魚的人，對大部分平頭百姓來說，吃魚吃的就是價效比，這也是為啥這些年，發展中國家養殖的羅非魚、巴沙魚和白對蝦能夠在歐美市場佔得一席之地。

當然，澳大利亞豐富的自然資源也不是“一無是處”。規模本就不大的澳大利亞漁業，光靠把那些像龍蝦、鮑魚和石斑魚這樣的稀缺的高階水產品賣到亞洲市場，就已經能夠活得非常滋潤，根本無須去打那些常規魚種的主意，正好便宜了澳大利亞的觀光漁業和休閒漁業，所以，大家各取所需，到處是一派歌舞昇平的美好景象。

澳大利亞某漁港

但這樣的和諧景象也有被打破的風險。因為澳大利亞的高階海鮮市場，對亞洲市場，特別是中國市場太過依賴，已經近乎畸形。如果失去中國市場，那些高階海鮮的處境就非常尷尬了。國內吃不起，降價又會讓漁民受傷，尋找新的市場又無法賣出在中國的高價，一時間舉步維艱。這也是為啥，最近一年香港和廣東的澳洲龍蝦的走私一直沒停過。

好了，我們再回到水產養殖上來。

不過可以明確的是，澳大利亞政府大力發展水產養殖業並不主要是為了滿足國內市場的需求，畢竟，靠進口水產品來滿足國內大部分需求在今後很長時間裡仍將是發達國家的水產品消費主流模式。該模式並不存在太大的風險，而且澳大利亞國內的高階水產品消費市場容量也有限。澳大利亞政府推動本土水產養殖業發展，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學習水產大國挪威，靠國內豐富和優質的自然水域資源，養殖像三文魚這樣的高階魚種來出口創匯。

魚是硬道理？

21世紀，什麼最重要？並不是人才，而是資源，特別是人無我有的資源，比如優質的高階水產品。

為啥全球三文魚養殖大國挪威在近岸水域養殖飽和後又開始佈局深遠海三文魚養殖？為啥美國的水產業也開始不斷向立法機構施壓，徹底放開美國本土的近海水產養殖？為啥全球資本從今年開始加大對水產養殖板塊的投資？為啥我國國企開始帶頭打造超級深遠海養殖工船編隊？

原因其實非常簡單。野生水產品因為過度捕撈產量很難再往上增加，而隨著人口不斷增長和經濟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優質水產品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大，價格自然也會越來越高。水產品缺口怎麼補？只能透過水產養殖。而這也將意味著，高階水產養殖業將會是今後幾年，甚至幾十年，農業板塊中最賺錢的板塊之一。

可水產養殖也不是隨便就能搞定的。近岸養殖對環境影響太大，不可持續，從長遠看，要麼走陸基養殖，要麼走深遠海路線，特別是想要搞像三文魚這樣的特種水產養殖，門檻更是隻會更高，也註定只有少數有資源和有實力的玩家才能參與。

就拿我國來說，因為沒有適合養的自然水域，外資只能在我國靠近大都市圈的沿海地區搞陸基養殖，而我國的國企，也只能斥巨資打造像深藍1號這樣的“國之重器”去深遠海探索可行性方案，這兩條路線都是重資產投入模式，而且放眼全球，至今沒有成熟的可借鑑案例，就連養殖技術底子好的挪威養殖巨頭，也只能邊燒錢邊摸索，商業風險無法避免。

雖然像深遠海養殖這樣的新一代養殖模式，投入高風險大，可一旦商業化成功並實現一定的產業規模，全球商業水產養殖的版圖必將會被重新改寫。當下，其實就算把發展深遠海水產養殖比作如今水產養殖界的“軍備競賽”的話也並不為過，這也是澳大利亞選擇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展本國水產養殖的原因所在。

有好資源不利用，確實太過可惜，而且澳大利亞還是全球為數不多有適合養殖三文魚的天然水域。除了優質的自然資源外，澳大利亞的地理位置也非常有優勢——距離新興的東南亞消費市場最近的三文魚產區。

不過話又說回來。澳大利亞政府的水產養殖目標還是定得稍微高了點。2030年，實現從16億到1000億澳元（約合725億美元）的產值增長，感覺還是難度有點大。畢竟挪威搞了這麼多年，水產業也才實現全年超過110億美元的出口產值。還有9年時間，算上通脹和市場增長，澳大利亞想要實現這個既定目標還真得擼起袖子加油幹才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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