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任何一個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王朝都要多多少少接受一定的漢化,如此才能鞏固自己在中原的統治。在歷史上所有的少數民族王朝之中,元朝的漢化程序算是最緩慢、最曲折的一個,因此元朝的統治也僅僅在百年左右。科舉制,是中原最重要的制度之一,科舉制度牽涉到了整個官僚體系的構建,對古代王朝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蒙元入主中原後,科舉制的發展也十分曲折,但是也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蒙古科舉的嘗試
蒙古汗國建立後,其國家的官僚基本來源於以黃金家族為核心的貴族,他們具有世襲特權。這說明,蒙古汗國初期還停留在貴族政治時代,類似於中原的夏商周。隨著蒙古的擴張,帝國統治的範圍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人需要加入統治階層,於是蒙古的選官制度開始發生了改變。
首先,蒙古貴族的世襲特權依然存在,但是他們主要集中於軍事領域。在西域,大量的“色目人”加入了蒙古的官僚體系之中,他們很多原本就是當地的官員;在中原,許多中原漢族士人開始投入蒙古朝廷,也加入其官僚隊伍。
為了培養更多的管理人才,蒙古汗國在耶律楚材的建議下開始設定中央學校,如國子監學、蒙古字學、回回國學、醫學、陰陽學等,這些學校成為了蒙古官僚的主要來源之一。當然,蒙古的官員來源是沒有定製的,有先代的遺留,有蒙古貴族的世襲,有學校的選拔,有地方的推舉,也有各種蔭庇。《元史・選舉志序》說:“元之選舉,仕進有多歧,銓衡無定製”。
這也就是說,蒙古的官僚選舉沒有規範的制度,不成體系,這是落後的表現。隨著蒙古入主中原,蒙古也試圖學習中原的選官制度。1233年,窩闊臺在耶律楚材的建議下進行了一次科舉考試,史稱“戊戌選試”,此次科舉錄取了4030人。此次選中的儒生被列入了“儒戶”,許多走上了仕途,個別的成為了後來忽必烈的幕僚。“戊戌選試”就是元朝科舉制的源頭。
二,蒙古貴族的阻礙
“戊戌選試”只是蒙古科舉的個例,並非常制。1260年,忽必烈稱汗,需要吸納更多的漢族士人到官僚體系之中,於是需要建立一套選拔制度。最初,元朝的選拔制度仿照金國的銓選,類似於魏晉的“九品中正制”,由中央臨時組織選拔。1270年,吏部尚書徐世隆撰成了《選曹八議》,為選拔人才初步確立了原則。在劉秉忠、張文謙、許衡、徐世隆等漢族官僚的籌劃下,元朝的銓選制度確立起來。
此外,元朝初期還推行了察舉制,如1282年下詔諸路歲貢儒、吏各一人。這些被推舉的人基本都是地方的官吏,他們經過考察後就有機會進入中央。而國子監學的培養制度也被繼承了下來。1287年,元朝重建國子監,以耶律有尚為祭酒,設定博士進行教學。國子監中,蒙古人佔據一半,色目人和漢人佔據另一半。國子監學生透過考核後就可以進入仕途。
蒙元初期的這種選拔制度,一部分來源於草原貴族政治的遺留,一部分是學習中原的體制。然而,蒙古初期的選拔制度基本都只對上層貴族、地主有利,平民百姓是沒有機會進入官僚體系的。
忽必烈上臺後,史天澤、王鶚等漢族士人一次次提出恢復科舉制的建議,但是過程卻非常艱辛。1267年,忽必烈令中書省和翰林院商議立科舉制,但是沒有下文。1276年,忽必烈下令推行科舉。第二年,頒佈了貢舉條例。根據太子真金的令旨,科舉分為蒙古進士科與漢人進士科,但最終也沒有得到推行。
1287年,和禮霍孫再次提出有設科舉,但是依然沒有成功。元朝推行科舉制之所以困難重重,主要原因是蒙古貴族和色目官僚的阻礙。蒙古貴族的特權是世襲的,他們在文化上並不佔據優勢,蒙古人擔心推行科舉制後,大量的漢人進入官場會衝擊自己的世襲特權。色目人則和蒙古人有同樣的想法。
與此同時,被重用的北方漢人也不希望南方漢人進入官場威脅自己的地位,因此他們滿足於朝廷推行察舉等制度。在宋金對峙時代,金國的科舉以詞賦取士,而南宋則以經義、策論等。元朝的北方漢人則支援繼續推行金國的傳統,這樣他們就能保持優勢。不過忽必烈本人是一個比較務實的政治家,他對那些舞文龍墨的詞賦之土不太滿足,但是他自己的政權也在蒙古貴族和北方漢人的支援下建立的,自己不可能去動搖這個根據。
三,不公平的錄取考試
科舉制雖然遲遲得不到恢復,但是儒學卻在全國廣泛傳播起來。由於全國大一統,南方的朱子理學傳播到了北方,和北方的理學產生了大融合。在許衡、竇默姚柩、張文謙等人士的提倡下,在各級學校的傳播下,風行草偃,理學逐漸被社會廣泛認可,並逐漸被官方接受,甚至連部分蒙古貴族也傾心於程朱。在程朱理學的影響下,恢復科舉制的時機也逐漸成熟。
1313年,李孟、程鉅夫、許師敬、陳顥、元明善等奏請仁宗,實行科舉。第二年,元朝正式推行科舉制。科舉主要仿照南宋制度建立,分為鄉試、會試和御試三級;考試分為四榜,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各一榜單,各錄取25人。雖然對漢人來說極其不公平,但是畢竟開了一個頭,算是一大進步。同時,將各大民族統一納入科舉制度之下,這是歷史上第一次。許多蒙古、色目人也開始在科舉制的影響下接受漢文化,出現了一大批的少數民族學者,推動了民族和文化的融合。
此次考試的內容主要以《四書章句集註》為主,該書為朱熹所著。這意味著程朱理學正是成為了官方哲學,影響了後來的明清兩代。此外,元朝的科舉制結束了唐宋金的以文章詩詞取詩的傳統,從此以經義取士成為了定製,這就意味著科舉制更加重視經世致用,而不是尋章摘句。因此,後來蒲松齡等人考不上科舉那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自從元仁宗恢復科舉制度後,元朝每三年進行了一次科舉考試,也就是成為了定製。然而,和宋朝相比,元朝的科舉錄取人數嚴重不足。南宋每次錄取都是幾百人甚至上百人,而元朝的漢人和南人加起來不過五十人。因此,大部分漢族士人依然沒有上升的渠道,於是許多漢人被迫從事於民間文學創作,如戲劇、話本、小說等,推動了元曲、元雜劇、長篇小說的興起。
後期的元朝科舉制發展也並不順利。元惠宗時期,丞相伯顏擅權,曾經兩次停辦科舉。從元朝的科舉制發展歷程可以看出,元朝的漢化歷程是曲折的,也是不成功的。元朝的蒙古、色目貴族不可能坐視特權的流失,他們是科舉制復興的最大阻力。而元朝沒有真正復興科舉制,也就難以接納更多的漢族士人到統治階層,最終無法擴大統治基礎,這也成為了元朝較為短命的原因之一。當然,元朝在科舉制上的創新之處影響了明清600餘年,這也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