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形成了強大的財閥集團，日本的重要產業，如鋼鐵、煤炭、水泥、金屬、機械、造船和紡織等也逐漸興起。與此同時，日本早在1878年便模仿德國成立日軍參謀本部，它成立之初的主要工作就是調查中國的地理、人文和軍事狀況，為中日之戰作準備。
與日本類似，大清政府並未自甘墮落，也在開展洋務運動，尋求自強之道。中國“海歸”之父耶魯大學博士容閎1863年向曾國藩的諫言極為高明——“中國今日欲建設機器廠，必以先立普通基礎為主，不宜專以供特別之應用。所謂立普通基礎者，無他，即由此廠可造出種種分廠，更由分廠以專造各種特別之機械。簡言之，即此廠當有製造機器之機器，以立一切製造廠之基礎也。”
以李鴻章、張之洞為核心的滿清官僚與以容閎為技術支援的海歸們以更為解放一些的思想，更快一些的改革步子，大幹快上、多快好省地建設大清近代化工業。1865～1894年，共創辦了19個官辦的兵工廠和造船廠，75個製造業工廠和33個煤礦、金屬礦，其中最大的為上海機器製造總局（亦稱江南機器製造總局）、金陵製造局、漢陽兵工廠、開平煤礦、湖北織布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等。
江南製造總局的大部分機器裝置都是容閎從美國購入的工作母機。在當時，江南製造總局已成為東亞最先進最齊全的機械化工廠。然而，張之洞曾上書朝廷說，全國最大的江南製造總局一個月只生產100支槍，一年只生產1～2門炮。統計資料顯示，江南製造總局在1865～1875年僅造了7艘船，1876～1904年竟然只造了1艘。區區幾艘船還均為仿製，噸位很小。至於金陵製造局，其規模生產裝置非常先進，但產品不盡如人意。英國人貝斯福1898年對金陵製造局的情況評論說：“機器裝置很好，主要購自英國，間或也有德國和瑞士的。機器是現代的、頭等的，但用來製造過時的無用的軍需物品，他們正在大量地製造一種小炮，只能放射一磅重的炮彈。大部分的機器用來製造抬槍。”
在中國實地考察過的日本大阪工廠主作山專吉在雜誌《工業之大日本》1907年第10期上說：“清朝人對待機械是非常粗暴的，他們不僅不重視對機械進行修理，而且，還把機械一直使用到不能使用為止，與其他國家相比，他們使用和儲存機械的週期是非常短的。這是因為，他們操作、對待機械的觀念是極其幼稚的。我在武昌紡織廠考察的時候，對堆積在工廠倉庫裡的據說是不能使用的織布機進行了調查。結果，我意外地發現，這裡有許多稍加修理就能夠使用的織布機，我為他們的粗心和浪費而感到驚訝。”
同樣是官商，明治維新日新月異，形成財閥，而中國卻始終無法跳出窠臼。究其原因，在於經濟缺乏獨立性，尤其是金融主權的獨立性。在工業技術上，秉持“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懶漢思想，大量學成回國的留學生得不到重用。兩江總督寶泉在1896年曾上奏朝廷描述過這種情況——留學西方大學與軍校的海歸們由於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而下崗待業，處於半飢餓的狀態。而工廠中的技術人員與管理人員卻充斥著歐美人，連國家海關總署都被英國人赫德控制。
金融主導權更是喪失不存。鴉片戰爭之後，英、法、德、美各國金融資本大舉進入中國，尤其以匯豐銀行為代表的英資銀行將中國傳統而古老的錢莊、票號打得潰不成軍。從鎮壓太平天國以來，為籌措軍費，清廷就開始向西方金融家大舉借款。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19世紀70年代左宗棠在西北的平叛籌款。清軍先後借款6次，借款總額高達1595萬兩白銀，佔軍費總額的15%。其中4次是向外國金融家借錢，總額為1075萬兩白銀。外國金融家從這次借款中賺取了100%的暴利。此外，創辦企業，修建鐵路，哪一項都需要舉借外債。僅就匯豐銀行來說，從1881年到1895年，就借給清廷2022萬兩白銀。透過國債，歐美列強特別是英國逐步滲透入中國金融主權。
甲午戰爭中的金融風雲
甲午戰爭在日本稱為日清戰爭。戰前日本的軍費預算為2.5億日元，實際支出約2億日元。其中公債達1.17億日元，歐美金融家認購的達到967萬英鎊，相當於8394萬日元。當時，1日元兌換0.71兩白銀，1英鎊兌換6.1兩白銀或8.6日元。而中國以“天朝上國”自居，並未將這場戰爭看得多麼重要，李鴻章向朝廷索要的經費不過300萬兩白銀，只有日本預算的16.9%，而實際投入的戰爭經費才寥寥18萬兩白銀，不過是日本的1.3%。
甲午一戰，中國慘敗，只好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向日本賠償以當時的世界貨幣英鎊支付的價值2.3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並割讓臺灣島和遼東半島。日本的勝利讓歐美各國刮目相看，其國際聲望與地位一躍超過中國，一夜之間躋身列強行列。
1896年4月，俄、德、法三國勸告日本放棄根據條約第二條取得的享有遼東半島的權利，此即“三國還遼”事件。他們的理由是：中國的首都受到威脅；妨礙遠東和平。當時日本傾舉國之力打贏戰爭，自己也元氣大傷，有待恢復。儘管陸軍在作下一步作戰的準備，但海軍卻無力與三國海軍對陣。如果海上聯絡被三國海軍切斷，日本在中國東北和朝鮮的軍隊，便會陷入完全孤立無援、生存受到威脅的境地。日本只好索取3000萬兩的贖遼費，將遼東歸還中國。
1895年10月～1900年5月，日本分5次接受戰爭賠款及賠款利息，加上贖遼費，共獲得約3.64億日元。當時普通人只要花100日元就可以在日本蓋一幢不錯的“一戶建”，也就是中國普通意義上的小別墅，大多日本人基本都是住在這種房子中。用這筆錢可以蓋上364萬幢“一戶建”，以每幢可以住5個人計算，可以容納當時日本3000萬人口中的一大半。
當然，日本政府並未利用這筆資金來改善民眾生活，而是開始了大規模的陸海軍軍備擴張計劃。其中海軍擴建費為1.4億日元，陸軍擴建費為5680萬日元，軍艦、魚雷艇補充經費為3000萬日元，共有3.26億日元投入軍費及軍備擴張上，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道路。
中國的損失卻遠遠不止這麼一些賠款與割地。窮途末路的清廷根本無力籌措鉅額賠款，於是各國金融資本均將對華的條約賠款貸款作為搶奪在華勢力範圍與對華金融控制的大好良機。
1895年7月6日，在俄國財政大臣維德的指使下，由彼得堡國際銀行經理羅特什欽主持，法俄兩國主要是法國的10家銀行組成的財團與中國駐俄公使許景澄簽訂了《中俄四釐借款合同》。借款總額4億法郎，合1億金盧布，合白銀1億兩，年利息率4%，償還期限36年，前15年不能將全數還清，以關稅收入為擔保並均沾中國海關行政管理權。債票以98.8%～99.2%的價格分別在巴黎、日內瓦、布魯塞爾、阿姆斯特丹、彼得堡等地發行。在巴黎金融市場上，此債券市價曾上漲到102%，而且很快就被搶購一空。最後，各地認購額竟達59億多法郎，超過發行額12倍多。清政府從這項借款中只拿到9000餘萬兩交付日本，但實際支付本息高達2.05億兩，法俄金融家攫取了1.15億兩的利潤。俄國金融家利用這筆錢中的一小部分在上海開設華俄道勝銀行分行，在東北創辦中東鐵路公司，成為沙俄侵華的兩大主要經濟據點。
俄法借款後，英德兩國金融家不甘落後，在政府支援下脅迫清政府向其舉借債款，1896年3月23日，大慶總理衙門與匯豐銀行和德華銀行簽訂《英德借款詳細章程》。以海關收入為擔保借款總額1600萬英鎊，合白銀1億兩，由匯豐銀行和德華銀行各承借一半，年利息率5%，佣金5.5%，分36年還清，不得提前一次還清。當時大清總稅務司赫德認為這對“今後三十六年中保持海關現在的行政制度也有極重大價值”，這次借款保證中國海關同過去一樣仍處於英國控制之下。
清政府為償付中日甲午戰爭對日賠款而舉借了第三筆鉅額債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之後，仍不足償付對日賠款。帝國主義再次壓迫清政府舉借外債。英德、俄法兩大集團爭奪激烈。英德集團利用總稅務司赫德的勢力和種種威脅恫嚇手段獲勝。1898年3月1日，總理衙門與匯豐銀行和德華銀行在北京簽訂《英德續借款合同》。借款總額1600萬英鎊，合白銀1億兩；年息4.5%，償還期45年，不得提前一次還清。除了海關收入外，還要以中國國內的稅收作擔保，英國人進一步控制了中國的金融與財政權。
即便不算借款附帶的政治條件，這些對外的鉅額貸款最後總計還款本息高達6億兩白銀，歐美列強與金融家賺得盤滿缽溢。其實，從甲午戰爭中獲取最大好處的並非日本，也不是獲得借款利潤的歐美國家與其金融家，而是有意操縱白銀貶值的國際金融資本。
中日兩國當時都是銀本位國家，但賠款必須以英鎊支付，中國只有拋售白銀來換取英鎊。當時的歐美國家主要採用金本位制，它們有意操縱白銀市場，迫使白銀價格下跌。結果，中國用白銀兌換英鎊的紙幣，損失巨大。1896年白銀貶值到以前的一半，從1英鎊兌換3兩白銀變成了6兩～7兩白銀。
用白銀換英鎊，使得中國白銀流通量急劇下降，造成嚴重的通貨緊縮。實際還款的利息率要遠遠高於紙面上的名義利息率，也就是表面上看到的還款利息。這在對外貿易上表現得尤為明顯。小農經濟的清朝所進口的商品洋貨、鴉片等都是剛性需求，數量變化較小，但由於白銀貶值，進口貿易額迅速增長，造成嚴重貿易逆差。1885～1894年，中國每年平均進口金額為1.26億兩，出口為9960多萬兩。甲午戰爭後的1898～1913年，中國每年平均進口總額為4億兩，出口額僅為2.51億兩，貿易逆差接近2億。而這每年2億多兩的對外債務都必須要由中國國內的實物資源作交換。由於通貨緊縮，白銀在國內的價值反而上升，外國人就可以用更少的錢換取更多的中國國內資源。換言之，列強就可以透過金融手段無償掠奪中國更多的資源。
因此，中國的損失遠遠不止6億兩白銀，即便以每年至少損失2億兩白銀計算，1896～1913年，中國被列強與其金融家至少掠奪了45億兩白銀的財富，接近當時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2倍。
這也反映到了清廷財政收支上。甲午之戰前，政府借款最多的一年即1885年不到總財政收入的18%，支付借款本息最多的一年即1892年也不到關稅收入的20%。甲午戰爭之後，不僅海關收入，連國內的稅收都作為貸款抵押被外國金融資本所控制。1896年，清廷第一次出現高額財政赤字，達到1292萬兩，此後則是年年赤字，入不敷出。後來，一些不甘寄人籬下的有識之士認識到金融主權的重要性，他們克服英、俄等外國資本的阻撓，組建華資銀行。如盛宣懷於1897年創辦的中國通商銀行。中國的第一家中央銀行——戶部銀行也於1905年創辦。但這些舉措都為時已晚，躋身強國之列的最佳時機已經消失無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