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南北朝時期西域沒有失聯？聯絡西域對中原諸國有什麼好處？

十六國時代雖然政局紛紜，但涼州在西晉末年沒有受到戰亂的破壞，成為當時較為安定富饒的地區，其富饒的原因之一便是能在東西交通中得益。立足於涼土的一些小國中間雖互有徵伐，規模卻不大，因此只要稍有安定，便注目西域。如古代的吐魯番地區"漢西域長史及戊已校尉並居於此。晉以其地為高昌郡。張軌、呂光、沮渠蒙遜據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將其作為經略西域的橋頭堡。其中最突出的便是前秦。

前秦平定涼境後，先是經營河西走廊，曾遷江漢民眾萬餘戶於敦煌，加上來自中州等地的徙民，使進入西域有一個強大的中繼站。

在十六國北朝時代有很多理由還能保持中西交通，對西域的通商有利於調劑綠州經濟之不足，這幾乎是諸涼政權共同的態度。作為中西交通主要路段的天山道當時沒有大的動亂，河西走廊雖被割據，但不斷商路。既然貿易有利，當然交通繼續。如北涼的一大收入就是"切稅商胡"，既然如此，那麼當然要讓過境商隊繼續，北魏說它"以斷行旅"未免是欲加之罪，誰會斷自己的生財之道呢？

除此之外，還可以保持政權權威的需要，在所謂西域使臣來貢中體會做皇帝的感覺。即使是後來万俟醜奴這樣曇花一現的政權還因得波斯國送來的獅子而建年號為"神獸"，來提高他這個短命天子的威望。

儘管彼時中原戰亂不斷，諸涼小國實力不濟，但至少在高昌地區（今之新疆吐魯番）還保持著行政組織和一定的軍事實力。至於曾統一北方的前秦，更是"以驍騎呂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呂光後來也確實完成了使命。這些軍政力量的存在，對商旅，尤其是來自中土的商旅提供了一定的安全保障。

在整個兩晉南北朝時期，中土有著大量的少數族人，其中有的還來自西域或與之同種，彼此之間有著同樣的生活習俗和語言。前者形成的生活用品需求為商業提供契機，後者則是為交易進行提供了方便。

自東晉十六國始，隨著漢人出家的解禁和一些國君信奉，佛教在中土的傳播開始進入了高潮，佛教徒人數急增。在傳教需要的帶動下，西來的經像與高僧源源不斷。也有愈來愈多的自東向西取經者，他們的往來、駐錫和沿途所需，當然也促成了這條交通要道的繁忙。河西走廊沿線不少國王都信奉佛教，對傳法取經者給予保護，這也構成了當時中西交通順暢的一個要素。

對中原政權而言，西域的概念只表明它是天下的西部地域，對邊地和邊鄰的劃分並不很清楚。在北魏建立之初，對通西域的認識只侷限於可以在中原以外立威，以及收集奇珍異寶，所以北魏上下覺得經營西域，得不償失。魏太武帝統一北方後，情況起了變化，轉而對西域以軍事征服為主，原因主要有三個。其一是為了徹底消滅北涼的殘餘勢力。其二是為了對付柔然的需要。其三是由於北魏的強大。即使僅就經商而言，直接的軍事存在會帶來更多的好處。

應該說明的是，十六國也好，北朝也好，對西域的用兵是臨時的，只有自身非常強大，如前秦苻堅或魏太武帝時才有可能，因為地處今之新疆的西域諸國都不大，一般都只有一、二千兵員，少的如米國只有"勝兵數百人"，因此中土軍隊要打敗它們也不難。但長期駐守也不可能，因為它們之兵少，是由於它們系綠洲小國，無力承擔大軍的給養，所以實行長期的軍事佔領是不行的。

對於北魏來說，當時它最要緊的事是穩定北方，對抗南朝。因此從太武帝開始，不僅在敦煌、抱涵、部善等地設立軍鎮，而且把軍鎮進設到焉耆。雖然後來焉耆鎮可能由於經營成本太大而被撤，因為以後在文獻上再也找不到有關記載。不過堅守住河西走廊西端卻是始終不移的，因為這樣可以進退自如。北魏曾有人提出撤銷敦煌軍鎮，但遭到反對。這樣做的最大好處，就是降低了交通西域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有著北朝的阻隔，但西域與南朝也保持著一定的政治與經濟的聯絡。如宋元嘉五年（438 年）十二月"天竺國遣使朝貢"。大明三年（459年）"西域獻懈馬"。梁天監二年（503年）七月，"龜茲、中天竺國各遣使朝貢"，中大通五年（533年）和大同元年（535年）四月"波斯國遣使朝貢"，貢物中還包括獅子等等。在《南史·夷貊傳下》裡記載向南朝朝貢的還有高昌、滑國、白題、龜茲、于闐、呵跋檀、波斯等等。

當時，從益州到西域有一條几乎與河西走廊並行的道路。南朝人對這個處於交通要道十分重視。對這種聯絡的重視和堅持，是雙方在貿易上的利益和文化上的自然流通，尤其對南朝在政治上更有意義，其一，因為沒有四方來貢，就成不了天子的氣象，這是自命正統的東晉南朝政權所不能放棄的。其實，這也正是所有中原政權要與西域保持聯絡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二，江左與西域聯絡的加強，多多少少也能對北朝形成一種牽制，所以即使是陸路的貿易成本會比海路大，江左政權也要進行這方面的努力。

不管是北方還是南方，軍事和政治上的措施，最終是要落實到經濟與文化上的。以繪畫而言，東魏北齊時曾流行一種傳出於中亞的繪畫，近似於今天意義上的油畫。因其傳自西域，故稱之為胡畫"。四川地區佛教及其造像有來自江南建康的因素，也有來自西域的因素。

西域與中土的商貿往來，可以說一直沒有停止過。商貿往來是絲綢之路存在的一個基本價值。貿易形式可分朝貢賜賞和一般貿易兩類，前者透過這種特殊名義進行交換，實質上也是一種貿易。這種朝貢賜賞形式貫穿於兩晉南北朝的每一個時期。

諸史《西域傳》在敘述各國的特產時，珍寶、金銀、名馬等往往是被列舉的主項。良馬在軍事上的價值自不待言，十六國北朝那些遊牧族出身的統治者當然明白。而由於古代中土開採金銀的記錄很少，因此也可以說中土是缺乏自產的金銀。而金銀具有作為一般等價物的突出資質，比當時在中原也作為通貨的帛匹具有很大的優越性。於是"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而官不禁"。其他一些商貿物品也主要是為了滿足上層貴族的需要，但他們是國家的執政者，他們的需求也就往往轉化為官方政策。所以這些流入中土的東西正是諸朝朝廷即使遇到困難也要維持中西交往的原因所在。

與西域的通商滿足了達官貴人的生活需要。如北魏的河間王元琛在做秦州刺史時，"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他還有"水晶缽、瑪瑙歪、琉璃碗、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域而來"。一般民眾亦有機會得利，如韓褒為西涼州刺史，"每西域商貨至，又先盡貧者市之。於是貧富漸均，戶口殷實"。看來西域來的貨物中不僅僅是金銀珍寶，能讓貧者參與販賣的，恐怕是胡椒、胡桃、香藥、安石榴等日常之物，且數量當不少，因為貧戶畢竟不少，沒有足夠的貨物，是難以做到"貧富漸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