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介紹了飛機加大炮的歐洲戰場，下面我們要把視線全面轉向小米加步槍的東方抗日戰場了。1939年到來時，這個戰場的根本性變化就是單純的戰略防禦階段結束了，而迎來了關鍵性的戰略相持階段，這是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變化，這是中國人民全面抗戰一年多來堅決與侵略者抗爭取得的最重大戰果。關於戰略相持階段，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作出規劃，已經明確了未來發展的路徑，這是一條前所未有的道路，這是一條完全適合中國人民抗日實際的道路，因其“完全適合”才是“前所未有”。那麼戰略相持階段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階段？這是一個前途是光明的而道路依然曲折的階段，這是一個艱苦卓絕的階段，這是一個敵人實力相對不足，被迫轉入戰略保守，殘酷壓榨佔領區的階段，這是一個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可以大有作為，與敵人做最艱苦長期鬥爭，改變敵我實力對比並最終贏得勝利的關鍵性階段。中國抗戰正面戰場作用下降，而敵後戰場作用上升，這是戰略相持階段的關鍵性特徵，艱苦卓絕的敵後戰場將逐步承擔起抗戰之重任，成為抗戰之重心，而我們正面戰場壓力相對減輕了，最艱苦階段過去了，於是國民黨及其軍隊開始想著幹別的事情了。
第一節 日帝戰略轉變
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首先要“感謝”我們的日帝法西斯被迫做出的戰略轉變。全面侵華一年多過去了，我們的日帝感受到的是什麼呢？感受到的是它的侵略物件“今時不同往日”，昔日任它欺辱，今日卻顯示出強大的抵抗意志和力量，遠超它那狹隘戰略思維下的預想；感受到的是自己這點國力根本不足以支撐取勝這場前所未有的全面戰爭，自己再掠奪，再壓榨，再剝削，也無濟於事；於是它感受到的是必須全面調整自己的侵華戰略了，由戰略進攻轉向戰略保守了。再不能大規模戰略進攻了，再這樣進攻下去，前方佔得多，後方丟得更多，國力損耗更大，這簡直就是“得不償失”。前方有個戰場，後方又出了個戰場，這簡直是“奇哉怪也”，亙古未有之事。
在介紹徐州會戰時，我們曾言日帝內侵華急進強硬派與緩進“溫和”派之間爭鬥激烈，當時以武侵華的強硬派勝出，於是戰略進攻繼續推進，而此時此刻“溫和”派的以“文”侵華贏得侵略諸君們的共識，成為大家不約而同的不二之選。當然以“文”侵華與以武侵華絕不是“對立”的，而是要在新的侵略形勢下更為緊密地結合起來。確切一點說，我們的侵華諸君們絕不會做一個消極的戰略保守者，而從一開始就是一個積極的戰略保守者，徹底征服中國、完全奴役中華民族、全力稱霸世界的目標不變，變的只是方式和手段，只是在以武侵華基礎上加大以“文”侵華的力度，讓自己的方式和手段與自己那點國力更相“適應”，這就是日帝戰略轉變的實質所在。好了，下面我們就來看看日帝侵華戰略轉變究竟是什麼貨色的東西，具體來說，它大致包括如下幾點：
一、放棄速戰速決戰略，準備長期戰爭，這是日帝新時期侵華戰略的根基所在，一個月、三個月或四個月亡華的囈語早已遠去，現在它與其侵略物件的基本戰略觀點不能不“一致”了。當然，從心底裡侵略者想的還是速決，長期這個東西對侵略者來說永遠都是個噩夢，它的戰略基礎、它的思想認識、它的一切的一切原不應有長期的東西。
二、正面戰場全面轉向政略為主、軍事為輔的策略方針，這是由戰略進攻轉向戰略保守的要義之一。正面戰略進攻得不償失了，不能再隨便擴大侵略地盤了，對正面戰場的敵人——國民黨及其軍隊要採取新的戰略了，充分利用中國反動腐朽勢力強大的特點，要從過度消耗國力的以武侵華轉向“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以“文”侵華了。然以武侵華雖費錢費力，但乾脆直接，取得戰果一步到位；以“文”侵華雖省錢省力，但“細工慢活”，能不能取得戰果或取得什麼戰果還不得而知呢。當然我們早已指出，全面侵華之初，日帝本想著“不戰而屈人之兵”，武力打擊一下國民黨政權，它就會乖乖投降，然而它此時已深深地感受到中國不止是國民黨的中國，更是人民革命覺醒之中國。
如何以“文”侵華乎？總體來說，無論從當前的構想還是從後來的行動來看，就是對國民黨政權展開一場全面政治“圍剿”行動，迫使它投降。要利用國際“綏靖”環境，加大力度，外交孤立這個政權；要在佔領區建立偽中央政權，收買人心，打壓還具有抗日性的蔣介石政權；要利用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矛盾，利用其內部抗日派和親日派的矛盾，利用國民黨政權與共產黨人民抗日力量的矛盾，全面瓦解中國抗日統一戰線；要在政治、經濟、思想、輿論等各個方面打擊中國的抗日力量，以更大的力度拉攏和培植漢奸賣國賊勢力；與此同時，必要的軍事行動還要展開，為以“文”侵華提供武力後盾；而在政治“圍剿”的基礎上，在減輕正面壓力的表象下，向這個政權丟擲“橄欖枝”，並最終將其收入囊中。那麼，面對日帝的以“文”侵華，國民黨政權將作何反映？毫無疑問，本就腐朽反動的它當然是不能不動搖，不能不心動了。我們將會看到，響應日帝以“文”侵華，這個政權一改之前還算積極的抗戰路線，全面向腐朽反動本質迴歸，漢奸賣國賊大量湧現，這是全面侵華戰爭在戰略相持階段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三、要把軍事打擊的重心轉向後方的抗日遊擊行動，侵華日軍要把鞏固佔領區作為“當前第一位的基礎性工作”，“固定配備充分的兵力”。看來，侵華行動依然是一項費錢費力的活，只不過換了方向，從正面轉向了後方。是啊，如果再不轉兵後方，它奪得的侵略成果就岌岌可危了。從擴張侵略成果轉向鞏固侵略成果，這是由戰略進攻轉向戰略保守的要義所在。我們之前已經說了，兩個戰場它只能顧一個，擴張於前就不能鞏固於後，鞏固於後就不能擴張於前。而鞏固侵略成果不同於擴張侵略成果，更是一個“細工慢活”，更是一個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全面侵略的“綜合工程”，因為這不止是一場與軍隊為敵的戰爭，更是一場與人民為敵的戰爭。事實上，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它也逐漸認識到相對於那個正面戰場，這個後方戰場才是更讓它饒頭的，是它侵華道路上真正的“難點”，因為中國抗日最硬的骨頭就在這裡。啃這塊硬骨頭是全面侵華戰爭在戰略相持階段最重要的組成部分。
1938年10月武漢會戰時，日軍侵華兵力（不含駐偽滿兵力，下同）為24個師團、4個獨立混成旅、1個騎兵集團（2個旅）、1個支隊。其中華中派遣軍13個師團、1個支隊，華南21軍3個師團，華北方面軍8個師團、4個獨立混成旅和1個騎兵集團。到1939年底侵華日軍基本完成了鞏固侵略成果的新部署，此時其兵力變化主要是獨立混成旅增加到20個，這些軍隊分成了四大戰略集團：華北方面軍再次成了它最大戰略集團，轄9個師團、12個獨立混成旅和1個騎兵集團，其主要任務就是與後方抗日力量打一場“華北治安戰”；其第二大戰略集團就是部署在華中武漢地區的11軍，轄7個師團、2個獨立混成旅，其任務依然是與正面國軍作戰，以攻勢防禦保守佔領區並從軍事上配合其以“文”侵華行動，當然伴隨著後方抗日遊擊力量的出現，也出現了“治安戰”的成分；其第三大戰略集團就是13軍，它部署在以京滬杭為重心的華東地區，轄4個師團和4個獨立混成旅，其越來越重要的任務也是鞏固侵略成果的“治安戰”；其最後一個侵略集團就是華南21軍，轄4個師團和2個獨立混成旅，主要任務是切斷中國的對外輸送通道，同華中佔領區一樣，“治安戰”成分也慢慢出現了。上述兵力再加上侵華海空等部，合計85萬人。另外，1939年9月，日軍大本營正式成立了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統轄侵華一切軍事和政治力量，特別是促進以“文”侵華工作，正如《中國事變陸軍作戰史》所言，“適應將要誕生的汪兆銘新政權，特別是為了促進對重慶的工作”，這個派遣軍司令部的成立是“文”的意義大於武的意義。
四、全面徹底貫徹“以戰養戰”和“以華制華”方針，這是戰略保守階段的必然結果。對正面的以“文”侵華必然會引致出“以華制華”的更大成果，必然會有更多的漢奸賣國賊勢力可供使喚。而鞏固侵略成果——與人民為敵的戰爭——更加需要“以華制華”，更加需要漢奸賣國賊勢力，更加需要腐朽反動勢力協助它鎮壓中國抗日進步力量。這一時期日帝“以華制華”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找到心儀的漢奸首腦人物——汪精衛。眾所周知，武漢會戰以前，日寇在其佔領區設定了兩個偽中央政權，即北平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南京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1939年汪精衛叛國而來後，日帝迅速促進南北兩個偽中央合流，表面上組成了南京汪偽中央政府。至於“以戰養戰”方面，日帝自然是要加大力度掠奪壓榨被侵略者，以維持其長期戰爭。另外，掠奪中有一些“新意”出現，即要求侵華日軍建立所謂的長期自給體系，以減少對本土戰爭資源的依賴，從而減少國力消耗，儘量依靠被侵略者的資源達到鞏固侵略成果的目的。日帝統帥部要求侵華日軍既要搞“治安”，也要搞“建設”，要“開源節流”，“實現長期自給的局面”，這樣才能應對持久不息的鞏固侵略成果之戰。
以上就是日帝戰略轉變諸點，這些東西顯然在告訴我們，日帝雖然停止了戰略進攻，無力擴大佔領區，但它依然是一個積極的侵略者，它要把更深重的災難帶給被侵略者，它將更巧妙、更殘酷地對付被侵略者，被侵略者的日子不會更輕鬆，只會更艱難，並最終達到艱難的高峰。當然，給侵略者製造更深重災難，侵略者自己的日子自然也不好過，同樣只會更艱難，它想著省錢省力，其結果卻是耗盡一切，走向崩潰。
第二節 共產黨的抗戰方略
在抗日戰爭發生戰略轉變之即，中共中央於1938年9月29日－11月6日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作了《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並在此報告的基礎上，全會形成了《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報告和決議案總結了過去，分析了當前，展望了未來，再次給出了中國抗戰的正確方向：迎接並全面部署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黨中央和毛澤東認識到，武漢會戰結束後，日寇的進攻即使尚有餘威，但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是必然的，中國抗日力量要努力加速並主動迎接這一階段的到來。在抗日戰爭即將過去的第一階段，我們與敵人打了一場又一場大會戰，我們丟失了許多國土，我們遭遇了巨大損失，也給敵人造成了很大損失，從而迎來了戰略相持階段。但中國抗戰勝負之關鍵不取決於第一階段的轟轟烈烈，大起大落，而取決於第二階段的持久堅持，抗爭不已。戰略相持階段，中國抗戰之樞紐，是真正符合中國實際的東西，是中國抗日力量面對帝國主義強敵的必然選擇，是一個只要抗日力量不斷追求革命進步，不斷增強信心和力量，就能改變敵我實力對比，最終贏得勝利的階段。
是的，經過前一階段的戰略進攻，敵人佔領了中國大片領土，佔領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線，並利用自己的勝利，依靠被侵略者的腐朽反動勢力，擴大抗日營壘內部的投降妥協氛圍，於是可供它利用、掠奪和壓榨的東西似乎多了，但是它得到的絕不能補償它損失的。因為它無知於此時被侵略者是一個正在追求革命進步並將自己的抗日偉業建立在革命進步基礎上的民族，這個民族正在也能夠克服自己的腐朽反動和投降妥協，正在也終將凝聚起自己一切抗日的意志和力量。它的反抗將是持續不斷、日益增強的，將使侵略者無力鞏固其掠奪成果，將使侵略者野蠻而低效的掠奪和壓榨無力滿足戰爭的慾壑難填。在接下來的戰略相持階段，被侵略者在侵略者的掠奪、壓榨和打擊下將更加艱難，也會更加進步，它的進步必將克服它的艱難，而迎來最終的勝利。
是的，侵略者在它的戰略進攻中贏得了一場又一場軍事勝利，而這又能如何？被侵略者前後兩個戰場正在加大它佔地甚廣和兵力不足的矛盾，加大它實力不濟與侵略野心龐大的矛盾，而被侵略者地廣物博人眾之客觀優勢正在日益顯現。它確乎佔領了被侵略者的大批城市，但是城市不是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經濟重心，落後的被侵略者反而可以揚長避短，依託廣大的農村反擊侵略者的城市。被侵略者確乎跟侵略者打不起正規戰，但卻在游擊戰這個不起眼的地方又找到了自己的一片新天地。在接下來的戰略相持階段，大城市的正規戰將陷入沉寂，廣大農村的游擊戰將更大規模地展開起來，在前者裡，侵略者大約還能得意一時，在後者裡，留給它的只能是無窮的噩夢。
是的，此時的國際環境依然是有利於侵略者不利於被侵略者的，列強們對日帝侵略或“綏靖”縱容，或“中立”觀望，或繼續大發戰爭財，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們和日帝的矛盾消弭了。恰恰相反，法西斯的威脅只會加劇，矛盾只待加強，對抗終將由暗流湧動變為明火執仗。而我們更要看到，中國抗戰從來不是孤立的，有“綏靖”派惡化它的外部環境，更有世界正義力量改善這一環境。法西斯暫時得勢，但這絲毫不能覆滅這樣一個世界人民覺醒和革命進步的時代，恰恰相反，法西斯戰爭得勢只會加速這一覺醒程序，只會激起更大的革命進步。在接下來的戰略相持階段，中國抗戰的國際環境暫時還會不利，但終將會向有利的方向發展，並最終達到極其有利。
抗戰之程序正在按照《論持久戰》指明的方向如火如荼地展開著，前途是光明的，勝利終將屬於正義的被侵略者，但是同時我們更要認識到道路是極端曲折的。這一極端曲折不止是敵人給我們造成的——敵人必然如此，必然千方百計增加我們的艱難困苦，同時也是我們自身不足給自己造成的。國民黨政權雖表現出抗日進步傾向，但仍有腐朽反動之巨大障礙物橫亙在其抗日道路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抗日的重壓下雖在改變，但其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仍不能適應抗日進步之要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已存在，但沒有明確進步之綱領，沒有具體合理之組織形式，因而也就沒有實質性的鞏固和加強；看到日帝佔據我們大片山河，給予我們物質和精神上的巨大打擊和苦難，腐朽反動勢力也蠢蠢欲動，“響應”日帝之以“文”侵華，投降妥協的聲音在抬頭，悲觀失望的情緒在生長；這一切都是中國抗日戰爭歷史性的“難點和重點”。
這些“難點和重點”抗戰以來就存在著，就困擾著抗戰的發展進步，阻擾著抗戰之最終勝利。而戰略相持階段的根本任務就是繼續克服這些“難點和重點”，推動中華民族的革命進步，推動它鞏固和發展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推動它進一步發動起人民群眾之偉大力量，真正增強打敗侵略者的信心和力量，爭取中國抗戰之光明前景。為此，毛澤東向中國抗日力量發出了“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鞏固與擴大統一戰線”的號召；發出了“克服困難，停止敵之進攻，準備力量，實行我之反攻，達到最後驅逐敵人之目的”的號召；發出了“高度的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堅持抗戰到底，克服悲觀情緒，反對妥協企圖”的號召；發出了擁護國民政府之抗日進步，擁護國共合作，擁護抗日統一戰線的號召；發出了抗日各派別間本著“公平合理互助互讓之精神”，減少磨擦，減少意見分歧，警惕敵人和漢奸親日派挑撥離間的號召；發出了必須革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號召，必須實行抗日之民主自由、經濟解放、文化進步的號召，必須舒民困，解民憂，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投身抗日事業積極性的號召；發出了力爭國際援助，爭取國際正義力量同情，建立反侵略國際統一戰線的號召。
而這一系列號召最終歸結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向中國抗日力量提出了這條統一戰線長期堅守的問題。這條統一戰線本質上是中國抗日各派別各階級的合作，而“戰爭的長期性決定合作的長期性”。中國抗日力量要想堅守住這條統一戰線，就必須奉行各派別各階級間的“互助互讓政策”，就必須確立一種各派別各階級共同組織、平等參與的統一戰線組織形式，就必須建立一個給抗日各階級以民主的，“求國際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經濟地位平等”的民主共和國政權。有了這樣的統一戰線組織形式和政權，中國抗日力量就能更好地把上述號召落到實處，克服抗日戰爭之“難點和重點”，渡過戰略相持之難關，增強自身之力量，改變敵我之實力對比，而最終贏得戰爭。
以上就是戰略相持階段到來時，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抗日方略，是抗日之真正革命進步的方略。這一方略也不是此時才有，在抗戰前一階段，共產黨就向國民黨當權者大聲疾呼，要求它在全國範圍內貫徹落實這些主張。國民黨當權者在前一階段抗戰中表現尚可，共產黨和各抗日力量自然期望它能繼續如此，能讓這些革命進步的主張在更加艱難的戰略相持階段得以貫徹，以確保中國抗戰能持久堅守下去並贏得勝利。然而，戰略相持階段到來後，它開始全面迴歸其腐朽反動本質，它非但不貫徹這些主張，還反對共產黨貫徹這些主張，它所掀起的反共逆流、所展開的對抗日進步力量的鎮壓曾一度打破堅持抗戰之底線。當然，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雖遭國民黨反動派的反對和遏制，但卻是戰略相持階段推動中國人民抗戰覺醒和確保中華民族堅守抗戰底線的有力武器，而它全面貫徹於敵後根據地，造就了一塊又一塊中國抗戰之模範區，使之成為中國抗戰之中流砥柱和中國革命之希望所在。在戰略相持的艱難困苦中，共產黨的抗戰方略是敵後戰場得以堅守，得以壯大並最終贏得勝利的根本所在。
在明確抗戰大方略的同時，如何推進敵後抗戰的發展，無疑是中國共產黨的重中之重，是它的真正“主業”。六中全會就戰略相持階段到來時敵後戰場的發展也做出了明確部署，首先，它要求全黨繼續把工作重點放在敵後和戰區，並把鞏固和發展敵後游擊戰爭作為黨的軍事戰略的首要問題。敵人的戰略要轉變了，正面戰場的重要性下降了，敵後戰場的重要性將要上升，它將迎來敵人大規模殘酷的“治安戰”，將出現非常艱苦的局面，共產黨必須做好準備堅決應對這一局面的到來。
迎接戰略相持階段的到來，就下一步敵後游擊戰爭的方向，黨中央和毛澤東最終明確了“鞏固華北，發展華中華南”的基本方針。華北屬於游擊戰爭充分發展起來的地區，當前任務是鞏固這一成果，應對即將來臨的敵人殘酷進攻；而華中華南屬於游擊戰爭尚未充分發展的地區，當前任務是迅速發展擴大，“以免敵人回師時游擊戰爭發展的困難”。
總結上一階段經驗，就今後敵後游擊戰爭的發展，毛澤東提出了一系列具體措施，即必須在敵後一切地區發展游擊戰爭，必須最廣泛地動員人民群眾發展游擊戰爭，必須派出一部正規軍為骨幹發展游擊戰爭，必須實行正規軍與脫產和不脫產的游擊隊相結合的敵後武裝力量組織形式，必須建立遊擊部隊中的政治工作，必須實行正確的軍事政治制度，必須實行後方接濟和自力更生相結合的敵後武裝軍火補給制度，必須重新劃分敵後作戰區域和行政區域，等等。這些措施對戰略相持階段到來時敵後戰場的發展將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戰略相持階段到來之時，如何繼續發揮共產黨先鋒模範作用，以自己的先進性領導這場戰爭，無疑是毛澤東始終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六中全會的一項重要議題。在加強黨的各方面建設的同時，毛澤東著重指出了當前黨內右傾思想有所抬頭的問題。在六中全會上，毛澤東著重論述了堅持統一戰線與堅持黨的獨立性的關係，論述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關係，分析了“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有力地確保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乃至整個抗戰朝正確的方向前進。
中國共產黨在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觀察和解決中國實際問題，防止“左”或右的錯誤上又邁進了一步。事實上，在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六屆六中全會是一次具有重要意義的會議。在接下來的戰略相持階段，中國共產黨正是依靠這條正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克服了一個又一個艱難險阻，化解了一個又一個複雜局面，闖過一道又一道難關，而迎來抗戰之最終勝利，戰略相持階段也成為中國共產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道路上的重要階段。
第三節 國民黨的抗戰策略
下面我們再看看戰略相持階段到來時國民黨抗戰策略的轉變。毫無疑問，武漢會戰結束之時，國民黨諸君也感受到了形勢的變化，也在考慮著自己的未來走向，為此召開一系列會議討論之，其中重要的兩次會議當屬南嶽軍事會議和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
1938年11月25日－28日，國府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南嶽召開會議，著重從軍事上檢討了過去抗戰的得失，判斷了當前形勢，確定了今後方針，並相應地調整了部署。在此次會議上，蔣介石也對抗戰全過程劃分了階段，整個抗戰以武漢會戰為界被分為兩個時期。武漢會戰及其以前的抗戰第一時期已經過去了，蔣介石也給出了國軍這一期抗戰的蓋棺定論，蔣委員長旨在向我們展現這樣一幅國軍抗戰圖景，即國軍之喪師失地，並非是它消極被動作戰的結果，恰恰是它“立於主動”的結果，它“看清”了敵強我弱之現實，它不“與敵人爭一城一地之得失”，它對部隊“作機動的使用，節節抵抗，逐步消耗敵人”，它“以逸待勞，步步致敵，而不為敵人所致”，最終把敵人引到了長江流域這個“有利於我軍決戰的地域”，“而完成我們最後勝利的佈置”，“今後我們就可以乘此勢力來達成第二期抗戰的任務”。總之，蔣委員長旨在告訴我們，第一期抗戰國軍雖敗猶勝，而敵軍雖勝猶敗。看來，蔣委員長和他的國軍絲毫不想作痛徹心扉的改變，於是就有了這樣一個“馬後炮”東西來自我安慰。
蔣委員長斷言，經過第一期抗戰，敵人兵力已經到了最大限度，今後再不能有更多的兵力使用到中國來，現有部隊則隨戰區擴大而力量分散，疲敝不堪，因此，“無論他在形式上是如何獲得勝利，他這種勝利，亦已到了最高限度，不能再有增加……所以敵人侵略戰爭，今後只有一天一天的隨兵力之消耗減損而趨於失敗”。而國軍過去雖然遭受了挫失，但“客觀上也只是到此限度為止”。“從今以後，由於作戰經驗的增加，戰略佈置的完成，以及軍實的增強和敵我實力消長，士氣盛衰的對比，我們勝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來。”於是，國軍第二期抗戰就是一個“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的時期”。
蔣委員長的這些說法不無正確之處，但是我們感覺好像缺點什麼，缺了一種積極主動認識事物之理，缺了一種對戰略相持敵我之勢全面深入的判斷，缺了一種對中國抗戰艱苦困難的深刻認識，只是作了一種輕描淡寫的、浮於表面的判斷，並且這些說法有一種大災大難已過，可以坐等勝利的意味。
基於蔣介石的一系列判斷和論述，軍事委員會策定的第二期作戰指導方針是將國軍大致分為三個部分，即一部兵力在正面戰場“連續發動有限度之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遊擊戰”；一部兵力深入敵後，“加強敵後方之控制與襲擾，化敵後方為前方，迫敵侷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制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最後一部兵力就是到後方修養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
應該說，儘管蔣委員長的判斷和論述有不正確之處，軍委會的這個方針卻是符合戰略相持階段要求的，兼顧了當前和長遠，突出了攻勢防禦的思想，並吸收了共產黨的一些正確主張，強調游擊戰的重要性。但是好的方針還要獲得好的貫徹，軍委會出臺了不好方針，而真正獲得好的貫徹的迄今沒有。於是，在接下來的戰略相持階段貫徹這一抗日方針過程中，我們會看到，派往敵後本應對日遊擊作戰的國軍部隊很快成為與共產黨人民抗日武裝搞磨擦的主力；而連續發動有限攻勢的規定在1939年搞一下後也很快被消極應付所取代；整訓部隊日後則成了儲存實力，消極避戰的代名詞。
另外此次會議還調整了部署，重劃了戰區，我們按正面戰線從西北向東南依次對這些戰區介紹如下：第八戰區防禦包頭前線，轄區為甘寧青綏四省，兵力為10個師，13個旅；第二戰區轄區為山西敵佔區和陝北（含陝甘寧邊區），兵力為37個師，17個步兵旅；第一戰區轄區主要為黃泛區以西的河南，兵力為13個師，2個旅；第五戰區轄區為鄂北、皖西、豫南，兵力為35個師，1個旅；第九戰區轄區為贛西北、鄂南及湖南，兵力為52個師，這樣武漢外圍的五、九兩戰區合計兵力為87個師，1個旅；第三戰區轄區為蘇南、皖南及浙閩兩省，兵力為22個師，2個旅。
除了上述沿正面戰線的戰區外，還有防禦廣州前線的第四戰區，轄區為兩廣，兵力為18個師，2個旅；位於陝西南部的第十戰區，兵力為10個師，2個旅。此外，在敵後新設立兩個戰區：魯蘇戰區兵力為7個步兵師，冀察戰區兵力為6個師。還有23個師歸軍事委員會直轄；9個師和1個旅擔任大後方川康滇地區的警備。此時國軍總兵力為242個師，40個旅。
如果說南嶽會議表面上還是倡言抗日的，那麼五屆五中全會的心思就不純了。此次會議召開於1939年1月21-31日，內容較南嶽會議廣泛，不但有軍事，還涉及第二期抗戰的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等各個方面，其議題最終可以歸結為抗戰和黨務兩個方面。在抗戰方面上，此次會議再次表達了抗戰到底，不屈服於日寇的決心，蔣介石還發表了《以事實證明敵國必敗我國必勝》的開幕詞，這些主張和觀點算是對當時日帝以“文”侵華行動的回擊，儘管會議還是出現了“妄想妥協”“希求僥倖的和平”“講和的條件”之類的東西。
心思不純就出現在黨務問題上。此次會議討論的黨務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全面抗戰以來國民黨威信下降、統治根基不穩的問題，造成這個問題的原因顯然不言自明的，全面抗戰一起，人民更大更深覺醒，要求國民黨改變其反動之根的聲音自然高漲起來，而它拒絕這樣做。於是它看到了革命進步力量的迅速壯大，看到了共產黨和人民抗日武裝的“坐大”，看到“近來抗戰形勢日趨有利，國家危險已經過去，本黨的使命將日益艱鉅”，它擔心抗日勝利之時就是“黨國”消亡之日。它要“樹立黨基，鞏固黨基”，它要把“重整黨務，恢復黨譽，以鞏固本黨的基礎”作為“本屆大會最大的任務。”
於是問題就來了：它重振“黨國”靠的不是革新自己，改變自己，贏得民心，而是限制人民覺醒，打壓革命進步力量，“限共、防共、溶共”。於是，不好苗頭就這樣產生了，並在1939-1940年戰略相持的最初階段就不斷壯大，並發展為“黨國”為了“樹立黨基，鞏固黨基”而向共產黨人民抗日力量大打出手，而最終確定了“黨國”在戰略相持階段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這個主題。這個不好苗頭，這個黨與國的矛盾不是什麼新東西，它無非反映的是腐朽反動勢力的利益與中華民族抗戰的革命進步利益是相背離的，反映的是中國抗戰終將是在複雜尖銳的階級對立下進行的一場戰爭，頑固透頂的腐朽反動勢力有讓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沆瀣一氣的傾向，這就考驗抗戰革命進步力量是否有智慧和能力處理好兩者的關係。
戰爭各方的設想和意圖，我們就介紹到這裡，下面我們就要全面展開這一時期各方的具體行動。既然日帝將其行動分為“文”武兩個方面，我們接下來的介紹也不能不如此，也要按照“文”武兩條路線展開，正面戰場以“文”為主，敵後戰場以武為主，當然“文”中也少不了武，武中也需要“文”，“文”武雙全從來是真正的侵華圖景。
至於戰略相持階段到來時的國際環境，整體來說，繼續或者說更加不利於被侵略者，不管是“綏靖”縱容，還是“中立”觀望，抑或繼續大發戰爭財，一度都呈現出力度加大的態勢，至於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既有帝國主義不為弱者主持公道之本質，也有日帝加大力度外交上孤立被侵略者以及歐戰爆發造成的影響。對於國際環境，我們接下來將作為以“文”侵華的一部分予以具體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