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7月10日，凌晨3點。
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被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吵醒，要知道，除危機情況外，這個點很少有來電。
來電人是時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他當時正在北京。
接起電話的卡特有些緊張，他警惕地問道：“是有什麼壞訊息嗎？”
對方答：“不是，是鄧小平問了我一個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5000名中國學生來到美國留學。”
卡特長舒一口氣，並欣喜地回：“告訴他，我們可以接受10萬名中國學生。”
1978年，屆時的中國剛剛復甦，鄧小平決定向發達國家輸送第一批公派留學生出國，這是他振興教育和科技事業的第三步棋。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這是五年內快速見成效、提高我國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
之所以這麼堅定，是因為鄧小平也是留學的受益者。
赴法留學，使鄧小平第一次見到了大海，認識了周恩來，在那裡決心改變中國。
當時的中美還未建交，美方也沒料到，中國竟然會主動推開這扇留學之門。
畢竟，1978年的中國與世界，彼此是如此的陌生和遙遠。
當美國家庭電視普及率已經超過70%的時候，《人民日報》才第一次出現與電視機相關的漫畫。
這種縮小差距的追趕，需要莫大的勇氣。
一窮二白，百廢待興的中國，不可能一下子就派出5000人。
因為各種原因，那一年的名額只有52個。
1978年11月14日，教育部告中國駐美國聯絡處首批人員赴美日期的函件
經過英語考試、業務考試和政治考核的層層選拔後，最終的出國名單終於定了下來。
柳百成就是名單中的一員，他從清華大學畢業後，即便在動亂中也沒有放棄學習，白天搬生鐵、熔鐵水、澆鑄件，到了晚上，就捧起一本英文版的《美國鑄造學會會刊》啃了起來。
柳百成當年有一尺厚的英文筆記
厚厚的英文筆記，成了他之後留美的通行證，可激盪了10年，更多的是英文一塌糊塗的中國人。
美國前駐華外交官唐佔晞回憶那一批留學生面試簽證官的場景——
“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到哪個學校去)？”
“Chemistry(化學)。”
“Oh，what subject will you study in America(打算到美國研究什麼)？”
“Born in 1933(生於1933年)。”
“OK，very good(好了，很好)。”
1978年12月26日抵達美國的通關表格
1978年12月26日晚，北京下起了雪。
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學的訪問學者在夜幕中乘飛機離開了北京。
他們年齡最小的32歲，最大的49歲。
52名留學生對美國既嚮往又陌生，他們還在飛機上討論過，美國用不用糧票。
1978年12月26日，方毅副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首批赴美訪問學者併合影
國家給這52名學者準備了總共50美元的“零花錢”，平均每人1美元都不到，足以見得，當時中國的經濟有多“拮据”。
這些錢一直被領隊柳百成小心翼翼地揣在兜裡，大傢伙到了機場的中轉大廳，連廁所都不敢上，“怕要給小費。”
當時的中美還沒有通航，經歷了近20個小時的飛行，52名留學生終於平安抵達美國。
1978年12月27日，抵達美國紐約機場的中國赴美訪問學者
柳百成兜裡的50美元一分未動，本來這筆錢準備上交給大使館，但被謝絕了，大傢伙就商量著買幾卷膠捲，在華盛頓拍照留念。
多虧這幾個膠捲，留下了他們初到美國首都，在國會大廈、白宮附近的身影。這些身影從此永遠留在中美兩國交往史中，留在中國留學史上。
1979年1月1日，來自清華大學的9位學者在華盛頓國會大廈前留影
52名留學生在美利堅大學和喬治城大學進行了三個月的強化英語學習後，就分赴各大學，進行為期兩年的緊張學習。
柳百成去了威斯康星大學，他也是中國大陸第一位到威斯康星大學學習的人士。
柳百成在威斯康星大學電子顯微探針實驗室
在那裡學習了一年半後，他在最後一個學期轉入麻省理工學院材料與工程學系學習。
1979年初喬治敦大學校報刊登了中國學者接受採訪的情景。照片中的人物是柳百成（中）和張育曼（右）
住在房東家時，柳百成看到房東八九歲的兒子在玩蘋果電腦，雖然當時的他連電腦是什麼都不知道，但他還是敏銳地察覺到，電腦可能會改變人類社會。
就這樣，年近50的柳百成跟20多歲的大學生在一起學習計算機高階語言，最開始很吃力，但柳百成一心想著將先進技術帶回中國，他就幾乎在每晚8點都帶一杯咖啡到機房，程式設計序到夜裡兩三點。
1980年，柳百成在MIT與導師M.Flemings教授合影
柳百成回國後，開闢了計算機技術和傳統鑄造行業相結合的新領域，他的團隊發明了國內第一個有自主智慧財產權的三維模擬模擬軟體“鑄造之星”，把傳統的鑄造行業提升到了高階技術的科技水平！
事實上，這52名留學生日後都成了各領域的佼佼者——
其中有7人成為中國科學院或中國工程院院士。
趙南明當選為歐亞科學院院士。數學家應隆安、密碼學專家裴定一、地球物理學家吳如山3人獲得中國科學院院士提名。這批歸國學者獲得了為數眾多的中國科技進步一等獎、二等獎和三等獎。
凡在大學任教和在科研單位從事研究者，全部成為了各自領域的教授、知名專家或學術領軍人物。
改革開放後首批留學生赴美學習30年紀念會上，當年的學者再聚首
這52名留學生是射向遙遠天際的一道晨曦，由此天將破曉，燦爛的朝霞就要升起，輝煌的旭日隨之噴薄而出。
在他們身後，留學潮漲潮了，一浪接一浪濤聲不竭，浪浪相逐，聲勢愈加高漲，蔚成中國留學史上前所未有的壯觀景象。
在這個留學大潮中捲起的浪花，最先湧向美國，隨後湧向日本，然後是西歐，再向澳大利亞、紐西蘭擴充套件，接著向俄羅斯、印度、韓國……向世界上一個又一個國家湧去。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國湧動著一股出國熱。
《北京人在紐約》劇照
當時出國有公費和自費兩種選擇。
雖然自費留學制度逐漸放寬，國人對留學的渴望被徹底點燃，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籌備出國留學這件事，但由於資訊不對稱、手續繁瑣、經濟實力等方面因素，能自費出國的人可謂鳳毛麟角。
最好的結果，當然是爭取數量有限的公費名額。
198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舒爾茨到訪北大，“相中”了一個叫林毅夫的學生，將其推薦到了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就讀。
同年，北京大學的大三學生易綱被公費派往美國大學學習經濟和管理，易綱到美國時，兜裡只揣著2美元，為了賺取生活費，他每週都要去校食堂刷盤子。
睡在易綱“上鋪的兄弟”海聞也想出國，但沒有拿到公費名額，不過這並不能阻擋他去國外深造的決心。
既然公費不行，那就自費留學。
易綱（左）與海聞（右）
海聞大三就開始為出國做準備，北大圖書館沒有國外學校的資料，他就騎著腳踏車去到北京圖書館查詢，雖然查到的都是美國各大學多年前的招生簡章，但海聞還是會按照上邊的地址，一封封寄信。
最後，海聞收到了美國加州長灘州立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成為恢復高考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
易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林毅夫是三人中最早回國的，他是中國第一位“海歸”經濟學家。
易綱和海聞都分別獲得了美國大學的終身教職，但他們還是毅然選擇回國。
1994年，林毅夫、易綱和海聞等人一同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現在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後來，這三人也分別有了新身份——
易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
林毅夫：世界銀行原高階副行長
海聞：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
那些年，見過發達國家模樣的中國人，總琢磨著如何讓自己的祖國也變得越來越好。
1980年的12月底，在北京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倉庫門口，46歲的陳春先站在寒風中，與一個個騎著腳踏車前來的人熱情地打招呼，來的人共有14個，他們都是中科院物理所、電子所和力學所的研究人員。
老陳準備攛掇著大家一起搞件“大事情”。
陳春先是中科院出名的科學才子，中國最頂尖的核聚變專家，早年留學過蘇聯，曾跟陳景潤一同被破格提拔為正研究員。
在老陳去了三次矽谷和波士頓128號公路之後，他決心要讓中國也擁有自己的矽谷。
他圈定的“中國矽谷”的地點，就是中關村。
陳春先是中關村第一個創業者，可以說，中關村的春天，是從陳春先開始的。
1984年，“中關村電子一條街”景象
2017年，中關村已經取代矽谷成為全球最大的科技中心！
到了1985年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已經從最初的52人增長到了3.8萬人。
之後中國十餘年的輝煌，屬於他們。
這一年，浙江農家子弟吳鷹揣著30美元來到美國，飛機上花了1美元買啤酒，在機場還給難民獻了2美元愛心。
最後兜裡只剩下27美元的吳鷹在美國新澤西州開始了他的留學、打工生活。
在著名的貝爾實驗室任高階研究員期間，吳鷹的美國經理問他，將來想幹什麼？他不假思索地答道：“想在中國建立一個有一萬人的高科技通訊公司。”
10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
熟悉吳鷹的人都知道，在所有的成就和榮耀之中，吳鷹更看重的是他的中國人身份。所以，才有他的企業在2001年向中國政府納了1.5億美元的稅，在所有富豪中位列第一。
那幾年，有很多人陸續選擇了走出國門。
1987年，徐小平來到加拿大，當時為了出國，他還拍賣了最心愛的格洛弗音樂詞典。
徐小平一路刷盤子，才把自己“刷”到畢業。畢業後，什麼工作都嘗試過：外賣員、翻譯、卡車司機，甚至是全職奶爸。
直到40歲，徐小平才被俞敏洪給叫回了中國，之後也就有了新東方與“三駕馬車”的故事
“我知道，中國才是能讓我枝繁葉茂的土壤，只有在中國，我才能找回我自己。”
清華大學物理系的學霸張朝陽比徐小平早一年出國。
1986年，他在與全國各高校700個尖子生的廝殺中突圍，靠著李政道獎學金赴美留學。
在張朝陽來到美國的一年後，李彥宏才以高考狀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學，但他在大三就明確了自己要出國的志向。
從美國布法羅紐約州立大學畢業戶的他，明明可以靠臉吃飯，卻從華爾街離開，加入矽谷著名搜尋引擎公司Infoseek，成為建立 EPS 技術的第一人。
當時的李彥宏，年薪已經10萬美元，同時還坐擁華爾街道瓊斯子公司70餘萬股期權。
但他最後還是選擇和徐勇揣著120萬美元回國，創辦了百度。
沈南鵬和梁建章都在1989年來到美國，沈南鵬先是去了哥倫比亞大學數學系，之後又退學報考了耶魯大學商學院，復旦天才少年梁建章則去了斯坦福拿了個經濟學博士。
10年後，沈南鵬、梁建章等人攜手創立了攜程。
梁建章與沈南鵬早年合影
儘管上蒼令中國這頭雄獅沉睡了許久，但一些人正在用國外最先進的理念和技術，慢慢喚醒她。
1993年，中國進一步放寬了自費出國留學政策，正式確定：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
雖然只有十二個字，但“來去自由”卻是一個巨大的政策轉變，表明出國人員進出國門不再受到約束，這等於給方興未艾的出國熱加了一把火，許多人在海外親友的擔保下開始自費出國。
與此同時，90年代，也是一個充滿起點感的時期。
尤其是Internet的到來。
1993年，網際網路在美國尚且都是一個非常新潮的玩意兒，更何況是在那會兒壓根還沒接入Internet的中國。
但在這一年，卻有一個留學生寫了一篇長文《美國資訊高速公路計劃對中國現代化的意義》，發表在了《光明日報》上，這也是中國最早介紹這方面的文章。
文章作者，就是中國網際網路資訊高速公路的重要奠基者，田溯寧。
田溯寧
像一個先知一樣，田溯寧預感到或許這是一個縮短中美差距的絕佳機遇，他已經做好了將Internet帶回國的充足準備。
田溯寧在美國大學校園BBS加了一個討論區，專門討論中國資訊科技業界的前途。這個討論區，第一個登入的人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學生丁健。
丁健
很快，田溯寧和丁健兩人就合手創辦了以Internet技術為核心的亞信公司。
1995年1月，郵電部開始向社會公眾提供網際網路接入服務，開通了北京、上海兩個接入Internet的節點，這個工作，就是亞信完成的。
這件事成了中國網際網路諸多事件的開端，也打開了那無比神秘的黑匣子。
很快，狂歡開始了。
長期客居他鄉，雖然拿著高薪，但始終找不到自我，這種感覺常常將張朝陽折磨得疲軟無力。
1995年，張朝陽在31歲生日後的一天回到北京，走下飛機舷梯，沒想到11月的北京這麼冷的張朝陽搓了搓手。
其實張朝陽也不知道要回來做什麼，但他只知道，必須要回到中國來。
後來，他仿照楊致遠的雅虎網站創辦了中國第一家入口網站搜狐。
1998年的某一天下午，清華大學9號樓男生宿舍走道上，3名穿著打扮明顯不是學生的年輕人攔住了一個計算機專業男生問：“你們系計算機技術最好的人在哪裡？”
被問的學生一愣，他想起了科技協會主席周楓，便指著最邊上的一個宿舍門說，“在那裡，叫周楓。”
周楓聽說這三個年輕人在創業，於是也開始了自己在這家創業公司的兼職生涯。
而這家公司，就是在1999年創立的ChinaRen，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
那三名年輕人分別是陳一舟、周雲帆、楊寧，都畢業於斯坦福大學。創業時，楊寧最小，只有22歲，陳一舟最大，28歲。
在清華宿舍樓裡，被拉進ChinaRen成為打工人的周楓，後來也以GRE滿分的成績，去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在計算機系攻讀博士研究生。
回國後，周楓成為了網易有道CEO.
1999年，是神奇的一年。
李彥宏、陳一舟、周雲帆、楊寧、黃沁、張永青、唐海松、邵亦波、沈南鵬這些在美國混得得風生水起的留學生都紛紛在1999年捲入中國的網際網路江湖。
梁宇也從加拿大興致勃勃地回到國內，他與在廣州的Fishman會合，一起創辦了天夏，在2000年7月推出圖文MUD《天下》，他們不曾想到的是，他們撬動了中國網際網路最賺錢的一塊蛋糕——網路遊戲。
除了網際網路，科技界也因為一名留學生的歸來大變天。
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鄧中翰，是建校130年來第一位橫跨理、工、商三學科的學者。
1999年回國後，鄧中翰馬不停蹄地在中關村建立了中星微電子有限公司，並成功開發出中國第一個打入國際市場的星光中國芯，徹底結束了“中國無芯”的歷史。
鄒勝龍回國的腳步要比上述留學生晚上幾年。
雖然鄒勝龍的爸爸鄒德駿是個傳奇人物，從一名普通工人成為擁有多項發明的發明家，但當時為了給鄒勝龍湊出國的生活費和學費，也掏光了家裡所有的積蓄。
1997年從杜克大學拿到計算機科學碩士後，他去了矽谷面試。
當時鄒勝龍選了兩家有適合自己崗位的公司，到了地方才發現，這兩家公司就開在一起，右邊的一家佔據了兩層樓，而左邊那家只開在地下車庫，鄒勝龍想當然地選擇了右邊的大公司。
最後才知道，地下車庫那家公司，就是Google.
其實鄒勝龍本來只想當個普通的打工人的，就在他準備開始申請綠卡、買房，一步步融入美國生活的時候，他身邊的留學生朋友李彥宏、徐勇、楊寧都回國創業了。
百度和ChinaRen獲得了巨大成功，被捲到的鄒勝龍決定回國，和杜克大學的同學程浩一起創業。
於是，也就有了迅雷。
程浩（左）和鄒勝龍（右）
無論是留學市場，還是國內的創業環境，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千禧年悄然來臨，在世界洪流中激流勇進的中國，已經成為了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
從2002年開始，我國每年都有超過10萬人出國留學，其中自費出國留學人數佔到了總人數的90％以上。
與此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留學生加入了浩浩蕩蕩的“歸國潮”。
中華民族的復興與崛起，讓他們不想再做鉅變的旁觀者，而是投入其中，做鉅變的創造者。
這其中，也不乏確實拽動著中國往前走了不少的海歸精英。
1982年，黃大年在畢業贈言冊上簡短有力地寫下：“振興中華，乃我輩之責！”
1993年初冬，黃大年踏上了去英國利茲大學深造的路途，他朝著給他送行的同學使勁揮手，用盡全身力氣大聲喊出：“等著我，我一定會把國外的先進技術帶回來。”
在英國的那幾年，黃大年已經摸到了他所在領域的國際天花板——
作為英國劍橋ARKeX地球物理公司的研發部主任，他帶領一支包括外國院士在內的300人“高配”團隊，實現了在海洋和陸地複雜環境下透過快速移動方式實施對地穿透式精確探測的技術突破。這項技術是當今世界各國科技競爭乃至戰略部署的制高點。
事業驕人的黃大年，最終還是選擇了回到祖國。
“在這裡，我就是個花匠，過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國家在召喚，我應該回去！”
黃大年（右）與其父母、女兒在英國的合影
2009年的一個冬日，黃大年頂著紛飛的雪花，從英國歸來，他的決然，震動海外。有外國媒體報道說：“他的回國，讓某國當年的航母演習整個艦隊後退100海里。”
“中國要由大國變成強國，需要有一批‘科研瘋子’，這其中能有我，餘願足矣！”
在生命中的最後七年，黃大年帶領400多名科學家創造了多項“中國第一”，為我國“巡天探地潛海”填補多項技術空白。中國“深部探測技術與實驗研究”專案5年的成績超過了過去50年，深部探測能力已達到國際一流水平，區域性處於國際領先地位…
在這之後，越來越多的海歸大佬，投入了祖國的懷抱——
迄今為止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計算機界的諾貝爾獎）得主中唯一一位華人學者姚期智“歸心似箭”。
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與楊振寧一同放棄美國國籍，在清華大學先後創辦“姚班”“智班”“清華量子資訊中心” “交叉資訊研究院”。
姚期智親自授課，指導論文，十餘年間，將一批又一批的拔尖創新人才輸送到世界學術舞臺。
國際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施一公，也回來了。
在美國，普林斯頓給了施一公做研究最好的環境，還出資送了他500平米的獨棟別墅、1英畝的花園，但施一公選擇了通通放棄，他要回到母校清華，育人。
2009年至2017年，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國人才帶領下，已在《自然》《科學》等世界頂級期刊上發文70多篇，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而施一公的老師，正是1978年公派出國留學的1/52的現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趙南明。
是育人，也是傳承。
除此之外，學成歸來的還有各界的領軍人物——
單分子酶學的奠基人謝曉亮、高能物理王貽芳、人工智慧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他們的迴歸使中國在各自領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謝曉亮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率高徒陳宇翱、陸朝陽先後回國，三人三奪世界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最高榮譽——菲涅爾獎。他們在回國後組建了一支中國物理界的“夢之隊”。
潘建偉主持研製的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圓滿完成了包括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在內的三大既定科學目標…
英國《自然》雜誌評價：量子通訊領域，中國用不到十年時間，由一個不起眼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勁旅。
潘建偉與墨子號模型
43年，能幹什麼？
43年，中國能從一窮二白，百廢待興，成為世界上最大經濟體之一。
43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能從52人，累計達到700萬人。
43年，我們能從僅有幾十人回國，到2009年回國人數突破10萬，再到突破40萬，甚至可能迎來100萬。
潮湧東方，勢不可擋。
圖源：國家資訊中心
無數留學生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中國下一個40年的輝煌由誰人繼續書寫？
正是螢幕前的百萬歸國的學子！
盼望你們學成歸來，期待你們的光明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