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9月16日，在今天的北京東單王府井一帶，新落成的北京協和醫院舉行了隆重的開幕典禮。秋日暖陽下，中西合璧的宮殿式建築群間，來自世界各國的上百名學界精英與各界名流共同見證了一家植根中國土壤、“志在世界一流”的現代醫院的誕生。
這家醫院後來成為中國最有名的醫院之一。100年後，鬧市之中，它的碧瓦飛簷依舊，而每塊青磚的紋理內，都被刻入一段關乎生死進退、宏大細微、科學與人文的動人印記。
“一部協和史，就是半部中國醫學史。”新中國現代醫學的“凌煙閣”中，掛著一幅幅協和醫者的畫像——中國消化病學奠基人張孝騫，中國婦產科奠基人林巧稚，中國兒科奠基人諸福棠，中國普通外科奠基人、危重病醫學開創者曾憲九，中國胸心外科奠基人黃家駟、吳英愷，中國泌尿外科奠基人吳階平，中國內分泌學奠基人劉士豪，中國臨床癲癇及腦電圖學奠基人馮應琨，中國風溼病學奠基人張乃崢……
一個世紀以來，這裡坐鎮著一代代醫學名家，接診過許多中國首例乃至世界首例的疑難重症患者，儲存了從1921年至今的400餘萬冊病案——無論是孫中山、梁啟超、林徽因等歷史名人，還是無數前來就醫的百姓，幾乎所有患者的醫療檔案都被盡數保留，共同構成了一家獨一無二的人類醫學檔案館。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也是北京協和醫院建院100週年。回首百年，北京協和醫院親歷、參與並見證了中國現代醫學的發展提升以及新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的滄桑鉅變。
用掛在協和學術堂院史陳列館前廳的《協和賦》裡的句子來概括，它“與黨同齡，與國共運，與民長在，與時俱進”，“坐擁京師繁華地，長奏救死扶傷歌”。
到人民中去
1921年北京協和醫院開業之際，中國社會正處於思潮勃興的年代。
“東亞病夫”的帽子，從鴉片戰爭以來，就被屈辱地戴在中國人頭上。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說》中痛呼：“其人皆為病夫，其國安得不為病國也！”
為甩掉“病夫”的帽子，幾代中國人投身於為兩件事奮鬥：一是“醫國”，把積貧積弱的舊中國建設成現代化強國；二是“醫人”，讓中國人擁有健康強健的體魄。
五四運動後，伴隨科學精神的弘揚，現代醫學逐漸在中國落地生根。協和的誕生，適逢其時。
協和開幕典禮期間，時任長沙湘雅醫院院長鬍美，在發言中用數字直指中國當時觸目驚心的醫療現狀：1921年，美國每720人有一位醫生，而中國則是每12萬人才有一位受過現代醫學訓練的醫生。
一道巨大的難題擺在“醫國”“醫人”者眼前：怎麼才能讓億萬中國人民病有所醫？
事實上，直到新中國成立之初，人民群眾仍難以獲得基本的醫療衛生保障。1949年，全國僅有3670個醫療機構、8.5萬張醫療床位，每千人口醫療床位數量0.15張，每千人口衛生技術人員數量0.93人。
如今的人們已很難想象，1949年，中國人均預期壽命只有35歲，是世界上人均預期壽命最低的國家之一；當時中國每5個新生嬰兒就有1個會夭折；各種傳染病肆虐，藥品供應不足，醫療器械依靠進口……共和國的醫療衛生事業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起步的。
1951年1月20日，協和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衛生部接管，協和人也投入了黨領導下的新中國醫療衛生建設事業。
“過去三十多年，我從‘協和’窗內看祖國，炮聲愈響，我把窗戶關得愈緊。這一回，什麼動力叫我自覺自願地開啟‘協和’的窗戶，看見了我們可愛的祖國呢？……我覺悟到共產黨與人民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以人民的利益作為衡量的標準。就是這個真理感動了我，喚醒了我，使我打開了三十多年關緊的窗戶。”1952年9月，時任協和婦產科主任、後被譽為“萬嬰之母”的林巧稚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開啟“協和”窗戶看祖國》，引起知識界的強烈反響。
同月，全國各地的援藏醫療隊共同組建了西藏地區有史以來第一所現代化醫院——拉薩市人民醫院，這是今天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的前身。協和胸心外科專家徐樂天作為新中國的首位進藏醫師，參與了組建工作。
1965年6月，毛澤東主席提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由黃家駟、張孝騫、林巧稚、曾憲九、吳英愷、劉士豪、周華康、馮應琨等協和各科頂尖專家組成的農村巡迴醫療隊奔赴湖南湘陰。張孝騫當時已68歲，仍主動要求下鄉。
這支“協和夢之隊”在將近4個月時間裡，救治了3萬多人。治病之餘，他們還開辦醫學班，培訓農村醫生，一起編寫農村衛生員培訓教材《農村醫學》《農村衛生員課本》和衛生科普讀物《農村婦幼衛生常識問答》。
對於這段經歷，林巧稚說：“16年來，我從一個40多歲的壯年到60出外頭髮斑白的老年，從在協和醫院的玻璃窗裡淡然地看著人群，到開啟協和醫院的玻璃窗，走到了農村廣闊的天地，為廣大農民送醫送藥……從農民兄弟的渴望與感激的眼神裡，我看出他們是多麼迫切地需要我們……”
到人民中去。此後幾十年，作為醫療衛生體系的“國家隊”，協和人的腳印遍佈國家和人民需要的地方：抗震救災的一線醫療隊，對口支援的基層醫療隊，新時期援疆、援藏等國家醫療隊……他們的身影是中國千千萬萬醫務人員的縮影。
可以清晰地看到接力棒的交遞。2015年，北京協和醫院受命牽頭完成中組部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任務，至今已派出7批66名骨幹入藏工作，無間斷地為當地醫院提供“造血”式援助。
參加首批“組團式”援藏醫療隊的協和檢驗科副主任邱玲，今年入選了由中宣部、國家衛健委聯合釋出的2021年“最美醫生”。
在協和人參與建立的西藏自治區人民醫院，邱玲帶隊用3年時間，讓醫院檢驗科通過了ISO14189評審，讓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藏區從此有了符合國家標準的臨床實驗室。結束援藏前，邱玲來到獻血點，她在朋友圈裡寫道：“在我們即將離開時，也許還可以為我們的親人獻上我們的熱血。”
把患者裝在心裡
在百年協和，流傳最久、最動人的故事，都是有溫度的。
“在這個‘醫學殿堂’，備受尊敬的‘大’醫生，不僅醫術精湛，更時刻把患者裝在心裡。”北京協和醫院院長張抒揚在慶祝醫院建院百年的致辭中這樣說道。
走進院史陳列館，人們能看到幾個協和人最熟知的故事——
協和內科老主任張孝騫，座右銘是 “戒、慎、恐、懼”。他的名言是：“患者以生命相托，我們如何不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院史館裡展示著他那些早已成為協和傳奇的“小本本”。儘管學術地位崇高，張孝騫生前卻沒出版過獨立著作，只留下這樣幾十本巴掌大小，寫滿病人姓名、年齡、病情等資訊的小本子。與他共事過的醫生們說，二三十年前經手的病人，張孝騫也能說出姓名，對其病史如數家珍，彷彿從未離開病人身旁。
“當病人終於康復時，我就會有一種愛情爆發般的幸福感，會覺得天是藍的，樹是綠的，迎面吹來的風都是甜的。”直到85歲高齡，張孝騫仍然堅持一週兩次門診、4次查房。耳朵不好使了，他把聽診器的管子剪短，弓下腰聽。腿腳不靈便了，他拄著柺棍去病房。
婦產科老主任林巧稚的床頭櫃和電話也陳列在展廳中。她說自己是“一輩子的值班醫生”，她床頭的電話永遠連線著病房。“醫生面對的是活生生的人”“看病人不是修理機器”是她經常對後輩們說的話。
20世紀70年代，林巧稚時隔多年重訪美國。回國後，她對醫務人員們說，“那裡的醫療技術很發達，但我擔心這些儀器裝置可能成為醫生和病人的障礙。醫生要永遠走到病人的床邊去。”
一生未婚的林巧稚，親手接生過5萬多嬰兒，每個孩子的出生證上都寫著：“LinQiaozhi’s Baby”。其中，有個姓名欄填著“袁小孩”的孩子，後來取名叫“袁隆平”。
外科老主任曾憲九1984年寫給病人的信也被收藏在這裡。“張貴純同志，您於9月14日診視後已將近一個月，應該返院隨診，希望您不要延誤。”病人張貴純因胰腺增大被懷疑為胰頭癌，放棄了希望，沒去複查，曾憲九比她自己還著急。
30多年後，已經恢復健康的張貴純仍記得自己收信後前去複診時的情景：“他抬頭看見我敲門，樂了，說你終於來了，你自己對生命怎麼不珍惜啊，這小同志。”而那時的曾憲九已是肺癌晚期，連從家裡走到醫院200米的路，都要歇上幾歇。
“老百姓選擇醫院的理由非常樸實，就是看醫院能不能幫他解決問題，能不能站在他的角度上為他著想，能不能把他放在心上。”北京協和醫院副院長韓丁說。
早些年，協和開展過“做一天患者”體驗活動，醫院科主任們親身體驗了患者就醫的幾個重要環節。其中，體驗掛號的科主任凌晨5點趕到掛號處排隊，兩個多小時後排到，卻已經沒號了。
以這次活動為契機，協和陸續優化了全院上百個流程，且至今仍在改進。
2015年以來，協和推出了自主研發的手機App，全國各地的患者在家就能預約掛號；新自助機被啟用，人們可以少排幾次隊，在一臺裝置上集中完成掛號、繳費、列印化驗單；醫生們科學排班，增加號源，加大週末門診量；2018年底，協和率先在大型公立醫院中實行用身份證取代就診卡。如今，以身份證、醫保卡取代就診卡的做法已被廣泛推廣。去一家醫院，就要辦一張卡，最後攢了一把卡，易丟、易亂，還容易忘帶的現象逐漸成為歷史；協和還推出了門診轉診系統，儘量解決患者連續診療需要多科掛號的問題；推進網際網路醫院建設，2020年5月網際網路診療上線後，已有1200餘名醫生開通許可權，累計服務6萬人次，節省了患者的就醫成本；開通線上申請病歷影印，足不出戶，病歷就能郵寄到家……
在服務患者方面，100年前，協和建院之初就設定了中國第一個社會服務部，培養了中國第一批醫院社工，他們幫助病人與醫生溝通，協助病人解決種種難題。
現在，協和擁有10支志願服務團隊，500餘名志願者。有人在門診引領病人就診，教老人使用醫院App；有人工作休息間隙，拿起樂器為患者演奏樂曲……
“是什麼在支撐著協和人不以經濟效益為目的，而一切從病人利益出發呢？”在醫院為獻禮建院百年編寫的書中，協和人說，“是確保公立醫院公益性這一制度建設理念引導的結果。”
隨著中國醫療衛生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醫療健康需求也從病有所醫，逐步轉向良好的就醫環境和高質量的醫療服務。
2015年起，國家衛健委在全國醫療系統持續開展“進一步改善醫療服務行動計劃”，致力於改善人民群眾的就醫感受。
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看病就醫問題，遠非一家或幾家三甲醫院能夠承受的。“十三五”期間，北京協和醫院累計收治門急診病人1700多萬人次，其中近六成來自外地，平均日門診量達到1.3萬人次，醫院每天都在“超負荷”高速運轉。
除了不斷改進流程、提升服務，盡力滿足病人需求，要根本解決問題，需要加快優質醫療資源擴容和區域均衡佈局，完善分級診療體系，讓人們能夠就近享有公平、持續的醫療健康服務。
“看大病在本省解決，一般的病在市縣解決，日常的頭疼腦熱在鄉村解決。這個工作要在‘十四五’期間起步。研究改革的堵點在哪裡，結合本地實際繼續探索。”談到下一步的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習近平總書記已提出明確要求。
看別人看不了的病
協和內部有句話，叫“看別人看不了的病，出別人出不了的成果”。作為國家衛健委指定的全國疑難重症診治指導中心，協和的醫療水平、科研水準，一定程度上標記著中國醫學的高度。
從1921年帶著“世界一流”的目標建院至今，協和創下過許多“第一”，在世界上發出了中國聲音，提供了中國方案。
例如：1942年，劉士豪、朱憲彝關於“腎性骨營養不良”的論文發表在著名學術期刊Science上，這是國際上首個由中國人命名的疾病；上世紀50年代，以宋鴻釗為首的研究者們將一度被稱為“癌王”的絨癌從死亡率90%轉變為根治率90%。宋鴻釗提出的絨癌臨床分期法，被接受為國際統一分期標準；1959年，吳階平設計了利用回盲腸進行膀胱擴大術，十餘年後，被歐美書籍和雜誌作為最新手術方法介紹到西方；上世紀80年代，由史軼蘩牽頭，協和9個科室合作，在國際上首次提出垂體卒中後有完全和部分破壞兩種結果的概念及治療原則，將垂體瘤診治提高到國際前沿水平……
近些年，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在協和不斷湧現，這些成果和技術創新，給患者帶來了希望，減輕了病痛，有的還大大降低了醫療費用。
在北京協和醫院，有個傳承了百年的傳統，影響了整個醫院的臨床診療體系和對疑難病、罕見病的高效診治——“內科大查房”。
每次“大查房”，內科各個專科大大小小的醫生幾乎全部到場，還會邀請放射科、病理科、檢驗科、外科等科室參加，參加人數多在百人以上。針對預先挑選出的單一專科難以完全把握的疑難罕見重症病例，多科專家圍著一個病人各顯其能，共同分析病情，提出治療方案。
這一方法被進一步發展，協和目前已設立27個疑難病會診專家組，“大查房”文化孕育出覆蓋全院的疑難疾病多學科會診，為疑難重症和罕見病患者分憂解難。
例如，一位20歲的患者，記憶減退、定向力障礙、睡眠障礙、癲癇發作，還有嚴重的內分泌紊亂、貧血、皮疹等症狀。協和用3天時間完成了在常規門診需要用一個多月的系列檢查，召集了3次10餘個部門參與的多學科會診，組織急診手術，為患者完整切除了一個約15×20釐米的巨大腫瘤。這一罕見的腫瘤，比當時國際文獻報道的最大腫瘤還要大1/3多。
新冠疫情暴發後，北京協和醫院派出的國家援鄂抗疫醫療隊最早到達、最晚撤離，救治了眾多危重症患者。他們將協和多學科會診、疑難病例討論、三級查房等經驗和制度帶到了武漢，大大降低了極危重症患者的死亡率。
協和人還總結了一線抗疫救治經驗，形成新冠肺炎診療建議方案，被國家新冠肺炎診療指南引用，其英文版給世界各國醫護人員提供了重要參考；協和護理團隊總結重型、危重型患者護理規範，成為國家規範的基礎藍本；協和青年骨幹同4大洲20多個國家進行了國際遠端連線，全球累計收看人數超過1億人次，為世界貢獻了抗疫的中國經驗……
有些東西，的的確確穿越了時空，像不朽的老樹，屹立至今又抽出了新芽。
遙想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全國每年因黑熱病喪生的人數高達幾十萬，協和醫生鍾惠瀾為研究黑熱病，深入病區，自己也不慎染病，邊忍受病痛邊記錄體驗，為診斷提供臨床參考；全面抗戰爆發後，協和醫學院生理學系主任林可勝赴武漢組建中國紅十字會救護總隊，得到眾多協和醫生及醫學生響應；抗美援朝期間，219名協和醫護人員報名參加志願軍手術隊，吳英愷等17人前往戰爭前線……
他們比任何人都瞭解疾病痛楚，也比任何人都明白醫者擔當。
100年過去，許多事變了。一個民族從“東亞病夫”成為“東方巨人”；中國人從缺醫少藥、病無所醫，到有了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有了建設健康中國的國家戰略，有了抗擊疫情的中國力量、健康扶貧的中國模式、醫療領域的中國方案和中國製造……
2019年，我國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已提高到77.3歲。2020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總數達102萬餘個，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床位數910餘萬張，孕產婦死亡率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1500/10萬下降至16.9/10萬，嬰兒死亡率由200‰下降至5.4‰。
如今的北京協和醫院也變大、變新了，逐漸形成有4個院區、總建築面積61萬餘平方米的協和醫學城。
但在變化的另一面，也有些事沒有變、不會變，一如星空永恆。（王京雪）
參考資料：
常青《協和醫事》
北京協和醫院《碧瓦丹心百年間》
來源：新華每日電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