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美國擁有毋庸置疑的國際話語權主導地位，在各國文化界、知識分子群體中，都有著數目巨大的精英群體深深融入了源自美國的話語框架中。這一情形源自美國在冷戰開始的50年代初就確立的文化霸權戰略，他的文化攻略物件也遠不僅僅是一昧的蘇東鐵幕，而是更廣泛的中間群體（吃瓜群眾和理性精英們）。
在地理上，冷戰時期的美國以西歐為主要爭取物件，兼顧亞洲和拉丁美洲。在政治譜系上，則重點拉攏中間派相信美國給出的文化與概念標準，從而將共產主義的概念體系徹底隔絕在廣泛中間群體的認知範疇以外，再把左傾或反對斯大林主義的精英群體拉入民主與自由的左翼中，建立新的政治生態。
從今日的目光看，美國的話語體系維護手段已經非常成熟，在新技術行，美國資本控制的網際網路平臺為首的資訊壟斷者可以確保美國選擇哪些聲音被保留或傳播。在現實中，所有國家的大眾文化、娛樂文化、市場文化和教育體系無一不有美國話語體系的影響和培育。
中國經歷了100多年的文明轉型過程和80年代後的思想變革，在文化領域和意識形態方面逐漸喪失了競爭能力，如果想要打破美國話語體系的壟斷，還需要研究他們自冷戰時期就開啟的精密而有組織的宣傳戰和文化戰。
“真理運動”的公共宣傳戰略
美國冷戰時期的文化宣傳工作起始於杜魯門主義的“真理運動”。開始於喬治·坎南起草、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指令批准的NSC-68（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指令,以蘇聯陣營的共產主義為假想敵進行針對性的心理戰攻勢，是“冷戰的最高指導檔案的象徵”。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68號檔案
用杜魯門政府的國務卿愛德華·巴雷特的話說，“在爭取人的思想的競賽中，真理是美國特殊的武器……技巧高明又有實質內容的真理宣傳戰如同一支空軍，是不可缺少的。”真理運動的目標是在思想層面全面對抗共產主義，它的目的是遏制當時在歐洲、日本、印度、拉丁美洲風起雲湧的左翼思潮，並攻擊蘇聯的外圍地區—東歐、東亞國家，削弱他們對蘇聯的共產主義的認可程度。
美國最先進行的是名為“環形計劃”(Radio Ring Plan)的廣播宣傳。以美國之音為首，英國國家廣播公司、歐洲自由電臺這類CIA建立或合作的他國外圍媒體為輔，進行不間斷長期的“真理”輸出工作，透過發展廣播、訊號干擾和抗干擾技術（蘇聯也在做同樣的事情），突破情報的“鐵幕”，傳遞利於美國而尤其不利於蘇聯統治的資訊，動搖東歐、東亞地區的精英知識分子和普通聽眾。
這與2000年代美國網際網路平臺建立全球壟斷地位，要為所有國家的受眾提供資訊渠道，中國則建立“防火長城”抵禦資訊的情形頗為相似。差別只在於當時蘇聯支援共產主義的宣傳同樣激進，而中國只勉強擋住大部分普通國民的資訊渠道，精英和中高層收入群體深受“外國”資訊薰陶。這種吃力防禦下，2000年代中國的公共知識分子往往都有著鮮明的親外立場。
美國還組織了大量的學術討論會議，探討繞過蘇東“鐵幕”的方法。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特洛伊計劃”（Project TROY 取自特洛伊木馬的神話），這一計劃明確指出，僅針對蘇聯陣營的心理戰術並不足夠，需要“統一的激進的心理戰爭規劃”：鞏固聯盟國家和中立國家的支援；挖掘蘇聯的內部問題以削弱其政權公信力……這是美國在21世紀仍然想保持的宗旨。
特洛伊計劃重點是歐洲知識分子，取自特洛伊木馬，含義就是離間、動員敵人內部的群體
具體的文化滲透案例有：美國的科學家們研發出便攜小巧廉價的收音機，透過自由貿易送到世界各地，爭取讓家家戶戶都能用到。資助利於美國的電影、雜誌、學術期刊、商業出版物在全世界發行，資助並組織和蘇東、第三世界國家知識分子進行學術交流和學生交換。
到了1951年，美國選擇了15本書翻譯成28種語言到世界各地，影印了6本書66900份散播到印度和中國（兩個人口最大的國家），用32種語言製作了145部記錄電影。美國在全球印刷發行了六百萬份雜誌、四千萬份海報，美國之音每天用45種語言播報61個小時的節目。
這些文化產品當然都是經過當地私人組織的資金渠道和人員管理，不會打上“美國製造”的標籤。
國際組織處的政治規範戰略
儘管美國儘量不以官方的名目進行宣傳，“真理運動”的激進動作使得歐洲和中立地區的許多人圈內人都能感受到美國人的努力。
例如美國CIA在幕後資助的英國文化自由學會（名義上是巴黎的私人性質組織—文化自由代表大會的英國分支）的管理人員曾說：“我們當時常開玩笑。我們請朋友出去用午餐，當他們付賬時，我們就說：‘不，別操心，這頓飯是美國納稅人買單。’”事實上，大部分人願意待在美國幕後資助的文化、學術機構，正是為了這些“糖衣”。
為了建立文化話語權，美國建立了國際組織處（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Division）和心理戰略局（PSB）來統籌規劃佈局。國際組織處的宗旨是支援並指導左派團體，與他們保持“親近的關係”，為人民“提供一個發牢騷的出氣孔”。
根據該組織的策劃人湯姆·布里頓的指示，這個組織的任務是：透過塑造“斯大林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共性（“極權主義”概念），在這些左派團體中逐漸培育“反斯大林主義”的思想；不要阻礙他們的工作和創造，不要求他們在方方面面都支援美國的政策，除非變得過於激進。
右為國際組織處策劃者湯姆·布雷頓，左為該組織在2005年前使用的名稱，如今的名稱屬於機密
在這種政策指導下，CIA透過私人基金會、信託公司、機構，在國際上資助的大量的文化團體，形成了一種名義上“中立主義”、“理性獨立”的壓力氛圍，督促、引誘一些中立的精英人士（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為代表）參與其中。
左傾者則受到鼓勵，脫離共產主義，成為“非黨左派”，標榜自己的獨立立場，這些人反過來影響政策的制定和大學的教育。這種模式在歐洲得以有效地推動，形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左傾思想流派的學術基礎，並在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後產生驚人的效果。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直接把中立左傾、親共產主義的許多知識分子推向反斯大林主義、反蘇聯的一邊。
一個例子是，今日的各個學院、私人機構中（大學中尤為盛行）都有要求知識分子獨立自主理性思考問題、脫離政治立場談問題的話語規範，在邏輯上可謂無懈可擊，已經成為多數人的“真理”。即使像中國大學有必須參與的政治思想課，也無法改變這一氛圍，甚至反向幫助強化了許多人對“本國政治干預個人思想”這一命題的認可。
但實際上這些規範的開闢和維護工作就是基於政治和金錢的支援，它的目的也正是讓各國的知識分子習慣性地背離本國需要的政治思想（當然也有內圈的共同利益者）。
心理戰略委員會（PSB）的話語權戰略
PSB是在杜魯門政府時期建立，由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心理戰特別顧問（相當宣傳部一把手）C.D.傑克遜（C.D. Jackson）統籌、規劃和佈置戰略任務。這個機構的建立是旨在統合美國當時各個機構五花八門的計劃方案，將中情局、國務院、馬歇爾計劃的經濟合作管理局、新聞署等機構的心理戰工作統合在PSB的戰略下，“集中力量辦大事”。
美國贏得了冷戰，而PSB的戰略目標也可以在當今世界一一印證。PSB的宗旨最早在一份代號PSBD-33/2的戰略檔案中提出，具有鮮明的一神教特點和極權主義色彩，因此筆者將之稱為霸權戰略並不為過。
PSBD-33號檔案
以下對其戰略的描述來自該委員會的一名官員查爾斯·伯頓·馬歇爾：
首先，檔案企圖提出一種體系來證明‘某種型別的社會信仰和社會結構’是正確的，其中提出了‘一整套有關人類願望的準則’，設計人類思想的所有領域，從人類學和藝術創造直到社會學和科學方法論。
其次，檔案預期能在協調機制下‘生產學說’，檔案鼓勵‘從速採取行動來激勵思想的創造與傳播’……它的語言，透過這種努力，會帶來一個‘長期的思想運動’，其目的不僅是反對共產主義，而且還要在全世界的範圍內打破另一種學說體系，因為這種思想體系為‘敵視美國的目標’提供了思想基礎。
以經濟學體系為例。現在大多數大學的西方經濟學的基礎課程都來自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這個派系的核心就是提出一個名為市場經濟的經濟效率最大化的“願望的準則”，其目標“市場效率”是一個現實永遠無法達到、無法證偽的“社會信仰”。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已經是“主流經濟學”，並以芝加哥學派的頭牌—計量經濟學為其護法，仿照培養金融學的方法，用資料、統計、計算和公式方法論擠佔其它經濟學說體系的生態位，將它們斥為“異端經濟學”。
此外，各國許多大學的社會科學、經濟學、農學、商學、法學等等學科的科學方法（研究方法、理論方法等）都學習了美國的學術體系。各種藝術標準的制定權力，如對東亞人審美觀的塑造、藝術界的時尚標準等；社會信仰的塑造，例如民主自由、個人主義、消費主義、經濟人理性、種族主義、現代女權主義等概念體系中均有美國的話語體系的“正確產物”。
美國的話語權戰略，還有著典型的精英主義特點，試圖以非理性的社會理論來強調精英階層的作用，推崇精英統治論。
“個人的作用被降到第三等。據稱精英階層是唯一發揮作用的社會群體。精英階層被界定為一個‘人數不多的群體，但是他們有能力有興趣來左右有關教義的事情’。”這個“教義的事情”內容複雜，有平臺搭建工作、政治的決策、教育的材料、品牌的建立等等。戰略目標達成的標誌就是蘇聯的解體—被美國人稱為“上層的革命”。
這個精英統治戰略的踐行方法，根據馬歇爾所說，是在世界各地區對精英分子開展工作，希望精英階層接受“策劃人的哲學”，利用當地精英分子掩蓋此種努力源於美國的事實，使之看起來像是自發於當地。
C.D.傑克遜，被譽為美國民主和全球化主義的宣傳大師，可能是美國冷戰勝利的最主要貢獻者之一
說到此處，相信讀者已經可以聯想到中國許多精英群體的現狀，想到我們社會中許多自我且自信的精英分子們相信的種種概念、理論、路線和自身的立場之間的關係。
正如心理戰略委員會的主席雷蒙德·艾倫所宣告的：“獨立宣言和美國憲法中體現的原則和理想是要輸出的……全世界的人都應予繼承。我們應當喚醒所有的人對自身基本需求的認識。”在1980年後的四十年裡，美國的真理是世界的燈塔，是所有認識到“自我”的人所向往的規則制度和生存方式。
直到新冠疫情爆發之後，那些在第三世界追求“自我”的人才突然警覺美國模式的虛假性。當然，這仍然不妨礙他們踐行追求“自我”的道路，因為他們的目標是脫離任何國家的束縛，是取自於土地和土地上的人，而用之於自身的道路。美國如今的情況，也說明了她並不能避開這種精英統治戰略的反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