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她對我們不好,我們馬上離開!”一位二十歲出頭的姑娘對身邊17歲的小夥子小聲嘀咕著。
此時,他們正坐在一輛牛車上,一路顛簸著朝山西陽城趕路。兩人已經離開家三個多月了。
此前,他們從上海出發,先是坐著新四軍的木沙船,在海上顛簸了五六天。在蘇北上岸後,又一路坐著牛車、馬車奔波了三個月。
1946年11月,在經過了漫漫長路奔波後,他們終於來到了駐紮在陽城的太嶽第四軍分割槽。當他們走到一處低矮的民房外時,一個留著短髮、穿著軍裝的女同志,滿臉笑意地出門迎接。
這個女同志正是他們在路上談論的“她”——傅涯,陳賡的妻子。而千里迢迢趕來的二人,女孩叫做王璇梅,男孩叫做陳知非。
他們來這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訴傅涯:這個17歲男孩是陳賡的兒子。
傅涯、陳賡兩人婚姻美滿,怎麼會憑空出來個兒子?其中又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
要回答這些問題,還要從陳賡與前妻的愛情故事講起。
一、在革命戰火中相遇相知
1923年,陳賡和王根英在當時遠東最繁華的城市——上海相識。當時,20歲的陳賡在一個紡織廠附近的平民夜校裡擔任臨時老師。
而王根英時年17歲,正是這個紡織廠的女工。她從小愛好學習,但是家境貧寒沒有機會讀書。為了彌補這個遺憾,渴望知識的她經常在下工後,去附近這個由先進知識分子舉辦的夜校聽課。
陳賡生性幽默又思維敏捷,在課堂上常常是妙語連珠,惹得講臺下的學生捧腹大笑。他成了這所夜校最受歡迎的老師,有很多學生慕名前來聽他的課。王根英也是其中一位。
陳賡生動的講解經常讓臺下的她聽得如痴如醉。因為年齡相仿,所以陳賡經常在課下和前來上課的學生閒聊。風趣幽默的他總是被很多人圍在中間。
漸漸地,王根英對這位老師產生了好感,而陳賡也早已注意到了這個長相甜美、落落大方的小姑娘。
之後,陳賡曾多次跟王根英表達自己的愛意,併到她家去拜訪她的父母。雖然陳賡不是上海人,但是他極具語言天賦,在來到上海短短几個月後就學會了上海話。
到了王根英家後,他可以用流利的上海方言跟其父母拉家常,讓二老十分喜歡他。
但是,當陳賡提出要和她約會時,王根英卻一口回絕了。她說自己年紀尚小,而且國家還不太平,不想考慮感情問題。
陳賡深知王根英的想法,所以沒有一味地死纏爛打。1923年末,他還沒來得及跟心愛的姑娘道別,就匆匆離開了上海,在組織的派遣下進入廣東陸軍講武堂學習。
翌年,陳賡作為一期學員,進入剛剛成立的黃埔軍校學習。不久之後,周恩來受廖仲愷的邀請,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一職。周恩來到任後,立即成立了中共黃埔支部。
陳賡是其中主要負責人,畢業後留校擔任連長。1925年,在蔣介石領導的征討叛將陳炯明的第二次東征中,陳賡憑藉赫赫戰功而聲名遠揚。
“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藉機將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員排擠出去,陳賡也在列。
中共中央1926年派顧順章、陳賡等人前往蘇聯,學習情報安全保衛工作。透過學習,陳賡精通了情報收集技能。翌年年初,陳賡學成歸來,到武漢擔任特務營長並指揮工人糾察隊。
其實,王根英此前上的夜校,是中國共產黨借教會的名義舉辦的,自此她對共產黨產生了好感。在陳賡離開後,她積極加入到工人運動中。
上海第三次武裝起義是周恩來領導的,在起義前,她受周恩來的委託,將一些槍支帶回自己家中藏了起來。
後來王根英作為代表,參加了在武漢舉行的中共五大,而陳賡恰巧也隨周恩來出席了這次會議。互有好感的兩人時隔四年後再次相見,陳賡決定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向她表白。
在一次聽報告的過程中,陳賡悄悄遞給王根英一張紙條。上面的話讓王根英頓時臉紅心跳:“王根英同志,我愛你!我向你鄭重求婚,希望你嫁給我!”
此時的王根英雖然十分心動,但卻只是默不作聲地將紙條貼在了身邊的牆上。動了真情的陳賡見對方沒做回應,心裡很是著急,便又寫了一張紙條:“根英,我愛你!我請求你做我的妻子!”
而王根英依舊將紙條貼到了牆上,繼續聽報告。陳賡則緊追不捨:“根英,我發誓娶你為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王根英仍舊置之不理。
休息間隙,代表們都圍了上來。有人打趣道:“王根英,你這樣處理情書,到底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呢?”王根英紅著臉低下了頭,陳賡則搶著回答:“我看總不是反對吧!她正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陳賡正在向她求婚呢!”
王根英被陳賡的話氣到了,“你別太自信!我為什麼要嫁給你?”
此時的陳賡依舊不改幽默的本性,笑嘻嘻地說:“你為什麼要嫁給我?這還不好回答?因為我愛你嘛!再說,我們郎才女貌兼女才郎貌,志同道合且有感情基礎呀!”
陳賡在“五大”期間的求愛舉動在代表們中引起了小小的轟動,後來這件事傳到了周恩來耳朵裡,作為領導的周恩來將陳賡找來,嚴肅地批評了他,說他不懂戀愛的藝術,求愛的方式也欠妥。
最後,周恩來決定親自出馬,和鄧穎超一起出面找王根英談話。在他們的努力撮合下,王根英羞澀地答應了。
中共“五大”結束後,經黨組織批准,陳賡和王根英在武漢結婚,成為一對革命夫妻。
二、在暗潮湧動中生離死別
婚後不久,陳賡便不得不和新婚妻子分別。他隨周恩來去了江西,為南昌起義相關事宜奔走,後來在起義中擔任保衛任務。而王根英則則留在上海當交通員。
起義失敗後,起義部隊被迫撤出南昌城,揮師向南部的廣東進軍。在撤退途中,與國民黨軍錢大鈞部進行了著名的“會昌戰役”。
陳賡身先士卒,在戰鬥中不幸左腿中了三顆子彈,脛骨腓骨全被打斷,傷勢非常嚴重。
他不得不脫離部隊,後輾轉汕頭香港等地回到了上海。看到身負重傷的丈夫站在自己面前,王根英既驚喜又心疼。
次年4月,腿傷未愈的陳賡化名“王庸”,進入剛剛成立不久的中央特科,主要負責情報蒐集工作。
這段時間裡,王根英的主要任務就是協助陳賡開展情報工作。為了掩人耳目,王根英還將自己的妹妹王璇梅和弟弟王鑫昌接來與他們同住,組成了一個完整的“四口”之家。
此後,在白區的生活雖然危機四伏,但卻是二人自結婚以來難得的相處時光。
在妹妹王璇梅的記憶裡,姐夫每天都很忙,幾乎沒有在家休息過。那時候他每天穿著一襲長衫,一副當時“白領”的打扮。要是有人問起來,姐姐就說:“我家先生在洋行裡工作。”
陳賡與王根英的第一個孩子在1929年出生,是個男孩。陳賡給兒子取名叫“知非”。
對於那段無比兇險的時光,還是個孩子的王璇梅其實並無察覺,只對頻繁搬家一事印象深刻。他們經常是在一個地方才住了半年甚至幾個月就又搬家。
在王璇梅的記憶裡,每次搬家前,陳賡和王根英就將她和小知非送回父母家中,等一切安頓妥當後再把他們接回來。
後來,他們搬到了法租界內的辣斐德路居住。有一次,只有9歲的王璇梅帶著2歲多的小知非去大街上玩耍,迎面碰上了正在巡邏的印度巡捕。
小知非指著他們的槍說:“你的槍沒有我爸爸的好。”“你爸爸有槍?”印度巡捕十分警覺地問道,小知非馬上得意地點點頭。
隨後,這些印度巡捕就一路跟著他們兩個,來到了位於辣斐德路的家中。他一進門,便詢問槍的事。
此時,王根英急中生智,回答說:“有,有槍,是他爸爸在永安公司給他買的玩具槍。”
她一邊說一邊在櫃子裡翻找著,最後取出了一把木製的玩具長槍。印度巡捕見沒有任何收穫,便悻悻地離開了。
其實,陳賡本確實有一把手槍,平日裡就藏在臥室的枕頭底下。小知非一定是趁爸爸不在拿出來玩過,所以才說出了爸爸的槍好這種話。
在如此兇險異常的環境中,王根英一直追隨著丈夫陳賡奮戰在隱秘戰線上。她始終全力協助陳賡開展情報工作,為黨中央提供了很多價值連城的情報,還涉險營救了大批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的同志。
1931年春,中央特科重要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在此危機時刻,陳賡立即協助周恩來設法疏散中央機關。
由於平日裡,顧順章和陳賡工作來往密切,所以為了安全起見,周恩來要求他立即離開上海。
陳賡便帶著全家去了天津。幾個月後,他喬裝成一個病人,攜全家從天津借道青島回到了上海。
年底,奉組織之命,陳賡去往鄂豫皖蘇區開展工作。自此,他脫離了隱秘戰線,以公開的身份帶領紅軍官兵進行武裝鬥爭。
而王根英則繼續留在上海,領導工人運動。在隨後的淞滬會戰中,她積極組織滬東工人趕赴前線,參與到運送傷員、籌備藥品的工作中,全力支援國民黨軍抵禦來勢洶洶的日本侵略者。
淞滬會戰結束後,王根英時隔多年再次回到工廠做工。在此期間,她積極參與領導了多次上海工人運動。
後來,陳賡在領導胡山寨戰鬥中不幸再次腿部中彈,不得不離開了鄂豫皖蘇區,回到上海養傷。
此時,陳賡的名頭在全國都很響亮,有很多人認識他,也想盡一切辦法要抓到他。1933年3月24日晚上,陳賡來到上海大戲院看電影。雖然在隱秘戰線工作多年的他十分謹慎,但還是被叛徒認了出來,不幸被捕。
王根英等到很晚,一直不見丈夫回家,心裡十分著急。她有一種不祥的預感,陳賡很可能遇險了。她到處託關係,試圖探聽陳賡的訊息,但是始終一無所獲。陳賡就像人間蒸發了一般。
由於過度緊張和焦慮,王根英的情緒非常不穩定,甚至還多次出現幻覺。她經常在幫母親提水時,對著水中自己的倒影說:“有人頭”。
其實,雖然陳賡被特務抓了,但是卻沒有遇到生命危險。在周恩來和宋慶齡的奮力營救下,陳賡在南京“逃脫”幾經輾轉,於1933年3月到達中央蘇區。
對這些事情,身在上海的王根英一無所知。組織本來計劃的裡,等陳賡山好後,讓陳賡夫婦一同去往中央蘇區的。但是年底,王根英也因為叛徒出賣而被捕入獄了。
隨後,她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作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王根英在監獄中並沒有向反動派屈服。他與同被關押的帥孟奇等人商議後,組織了數次絕食鬥爭。最終,她們獲得了和外界通訊的權利。
在民族危亡時刻,在多方努力之下,國共第二次合作在1937年8月正式形成。隨後,周恩來到南京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國防會議時,提出要求國民政府立即釋放被關押的王根英等3人。
隨後,在周恩來的安排下,王根英被送往雲陽八路軍總政治部,得以和陳賡團聚。
陳賡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是晚彼此互訴離情,直達深夜,尚無疲意,其快樂有勝於1927年武漢新婚之夕。根英在獄達4年,艱苦備嚐,在敵威迫利誘下,始終堅持共產黨員的立場,不為動搖,使我對她更加敬佩。”
王根英隨軍,1939年3月8日駐紮在南宮縣境內。這天,日軍對我軍展開了瘋狂圍攻。在突圍過程中,王根英將自己的馬讓給傷員騎,自己則徒步隨大部隊。
一番激戰後,王根英成功突圍。但此時,她卻發現由於匆忙而將自己的挎包落在了駐地,而挎包裡面裝有檔案和公款。
隨後,她不顧眾人勸阻毅然返回去取。但是卻在途中,不幸與敵人遭遇,壯烈犧牲。
此時,陳賡正率部越過平漢線向西挺進。在得知這個噩耗後,眼淚不禁流了下來。在當天的日記中,陳賡寫下了這樣的話:“三·八,是我不可忘記的一天,也是我最慘痛的一天。”
隨後,他宣佈為王根英守節三年。他果真沒有食言,直到王根英犧牲三年後,他才與傅涯再婚。
三、在浴血奮戰中骨肉相離
在陳賡被捕後,王根英曾帶著小知非去閘北的一個秘密聯絡點打探訊息,但是卻一無所獲。在返回時她又出現了幻覺,感覺有特務要來抓她。情急之下,她立即將知非從二樓的窗戶扔了出去,緊接著自己也跳了下去。
幸虧那個樓不高,外面又是土地,但知非的腦袋仍被磕破了,鮮血直流,去醫院縫了好幾針。
這段記憶一直留在陳知非的腦海中,即使在他77歲高齡時,仍然沒有忘卻當天的情景。而腦袋上的那道疤痕,則成了母親留給她的紀念。
王根英被捕時,王璇梅已經11歲了。她一直清楚地記得當時的情景:1933年12月的一天,家裡突然闖入四五個身穿長衫的特務,說要將姐姐帶走問話。
家裡人見情況不妙,於是由哥哥出頭將特務頭子請進了裡屋,拿出家裡僅有的幾十塊錢,想讓對方通融通融。但是磨了一個多小時,仍然無濟於事。就這樣,全家人眼睜睜地看著姐姐被帶走了。
這是陳知非與母親的最後一面,此時他年僅四歲,
王根英被捕後,透過多次絕食鬥爭,獄方終於答應了他們與外界通訊的條件。在監獄的三年多時間裡,王根英學會了刺繡,給兒子繡了一個老虎書包並寄給了他。
在陳知非的童年記憶裡,幾乎沒有留下任何關於“父母”的印象。他很長時間裡,不知道自己確切的出生年月。直到後來回老家,查了家譜,才確認自己生於1929年。有關母親的形象,他都是在後來一點點建立起來的。
王根英被捕後,陳知非就跟著外婆和小姨生活在上海。後來,他斷斷續續地上過幾年學。但是因為家貧,不得不出去給人擦鞋、賣報、跑腿。
其實,陳賡曾多次託人打聽家人的訊息。但是因為1937年王家的老宅被日軍炸成了廢墟,王家人被迫在附近重新搭了一間房,陳賡所託之人按他給的地址沒能找到他們。
直到1946年,陳知非才得知自己的父親還活著。此時他已經17歲了,而與父親分離有13年了。
當年10月,陳賡委託我黨地下工作者,帶陳知非到他所在的山西陽城。此時24歲的王璇梅也要求一同前往。
他們先從上海坐船,在東海上顛簸了五六天後,到達蘇北,上岸後就到了解放區。他們換上了解放軍軍裝後,一路上都有人跟他們打招呼,喊他們同志。
走到山東境內時,王璇梅才知道姐姐已經犧牲了。她頓時傷心地哭泣起來。
三個月後,他們終於到達了位於山西陽城的太嶽第四軍分割槽。
出來迎接他們的,是陳賡現在的妻子傅涯。
在路上時,兩人還嘀咕:如果她對我們不好,我們馬上離開。但是,見面之後,這種念頭就打消了。傅涯知道他們要來,提前安排炊事員燉了只雞,還親自幫知非抓衣服上的跳蚤。
當時,陳賡正帶領部隊在前線打仗,傅涯馬上寫信通知了他這件事。後來,陳賡帶領部隊在沁源休整。傅涯得知訊息後,立即帶著王璇梅和知非前去見面。
陳知非一直對與父親相見的場景記憶猶新:“到了郭道已是傍晚,父親和一大堆人已經到門口接我們了。在上海時,我很羨慕日本武士山田一彥的武士道精神,怕父親瞧不起我,所以也學著山田的樣子,兩腿叉開站著,故作很神氣的樣子。”
陳賡能看出來知非有些不自然,也能看出兒子的小心思。第一句話就誇獎他“有點神氣”。
隨後,陳賡不禁有感而發:“看你長得多像根英啊,頭髮也一樣,你媽媽要在該有多高興……”
當時,戰士們站在街道兩旁,高興地看著他們一家人團聚。剛開始,陳知非有些不好意思喊傅涯。細心的陳賡也覺察到了這一點,他對兒子說:“你還是要喊她‘媽媽’,以後我們是一家人……”
陳賡要求和兒子睡在一個炕上。躺下後,陳賡把知非從頭到腳摸了一遍又一遍,這是十幾年來,陳知非第一次感受到父愛。
第二天一大早起床時,陳賡見兒子腰間只繫著一根布繩子,便好奇地問“你在上海,為什麼不買條玻璃皮帶?”
聽到父親居然知道玻璃皮帶,他感到特別奇怪:父親在偏僻的窮山溝裡怎麼還會知道大上海的事情?
後來,在在陳賡建議下,知非進入山西長治北方大學就讀,1950年畢業後被分配到了長春第一汽車廠工作。
1960年,年近花甲的陳賡終於當上了爺爺。他給孫女取名叫“懷申”。
大家都明白其中的含義,他一直懷念王根英,也懷念在上海的那段短暫而幸福的時光。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會為我掉眼淚嗎?”陳賡曾在與兒子見面的當天晚上,半開玩笑地問他。
雖然父子之間相處的時光只有不到二十年,但是陳知非一直深愛著自己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