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曆2022年的新年剛過。眼下,中國大多數人從出生開始,日常生活中主要接觸的是公曆紀年,一部分人還經常接觸自古流傳下來的農曆紀元。“公曆+農曆”給人的感覺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這種穩定常見的紀年方式選擇,並不是天然就有的。它依託的是自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來社會的穩定發展和持續進步。
在百年之前或更早一點,當中國處於時代變遷帶來的動盪與迷茫中時,曾經有人提出過五花八門的“紀年方式”。其中,武漢曾經成為推行“黃帝紀元”的重要支點。
五花八門的紀年設想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中國通行的紀年方式,是“傳統農曆+年號紀年”,類似“光緒二十年,甲午”,這種形式。其中年號後面有數字,農曆沒有數字,因為本來就是60年一迴圈。
當時,中國曾經出現過五花八門的“紀年設想”。這一方面源於當時中國在積貧積弱之下對封建統治的不滿,希望求新求變;同時也和當時全球民族主義思潮興起密切相關。
這些“紀年設想”,如“黃帝紀年”、“孔子紀年”、“西周共和元年紀年”、“帝堯紀年”、“秦始皇紀年”等等,一望可知,都是參照了當時在中國已初具影響的“公元紀年”的基本思路,在歷史上找一個足夠奢遮的人物,用來作為紀年起點,取代帝制年號。
這麼多設想裡,比較有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孔子紀年”和“黃帝紀年”。
孔子紀年的提法,出現於1895年,指的是用孔子出生的年份為元年。因為孔子出生的時間有明確記載(公元前551年),所以這個紀年法至少在年份上比較準確。倡導這種紀年法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等推崇君主立憲的晚清改革派。他們這個路數後來煙熄火熄,到了20世紀,孔子紀年就沒啥人搭理了。
黃帝紀年,又稱“軒轅紀年”,其提法首先出現於1903年,提出者是劉師培。到了1905年,宋教仁提出一個更為大多數人信服的年份,成為後來黃帝紀年的主流說法。
黃帝和孔子不同,生活年代距今太久,其具體年份,哪怕有了現代考古學“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加持,依然難以定論。在20世紀初,宋教仁對黃帝出生年份的推定,主要依靠的是對宋代《皇極經世》這本書中資料的相關演算。
《皇極經世》一書,極為深奧博大,天文、曆法在其中佔的比例很重。筆者厚著臉皮也只敢說“看懂十之一二”,難以跟各位讀者細論。讀者只需知道,黃帝紀年是靠著古代曆法的演算方式推論出來,並無考古上的實際證明。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武昌革命軍政府向全國各省發去通電,使用的就是宋教仁版本的“黃帝紀年”,將1911年稱為“黃帝紀年四千六百零九年”。這種紀年方法迅速被全國各地的起義軍所採用,以示這場革命不是傳統的改朝換代,而是要徹底顛覆封建帝制。
不過,或許因為黃帝紀年的計算過於麻煩,而且歷史考證也不夠過硬,所以實際上只使用了幾個月,就被廢止了。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通電海內,“中華民國改用陽曆(公曆),以黃帝紀年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公曆1912年1月1日)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
這個通電,一方面正式終止了黃帝紀年的使用,確立了公曆成為中華民國的正式立法;另一方面,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將原本屬於農曆正月初一的“元旦”這個稱號,挪到了公曆1月1日。
現代中國人熟悉的“元旦”就此誕生。
老百姓長期不買賬
從1912年正式使用公曆紀年開始,元旦在節日氣氛上,一直都比不過農曆春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20世紀初期,政府曾想了很多辦法大力宣傳元旦,收效甚微。
從1912年底開始,中國部分城市的公務員,在元旦前後開始有3-4天的帶薪休假。
1914年1月,北洋政府將原來的農曆新年改稱為“春節”,公曆新年稱為“元旦”,頒行天下,把1912年的通電號召變成了正式立法,元旦成為法定節日。
自此,1月1日至3日,一般政府機關均停止辦公,“以示休息”。不過,當時的各大銀行和信託公司等金融服務機構則一般“循例休假兩天”,也有少數銀行元旦僅休業1天。而文教機關放假天數相對較長,出現過4-5天左右的假期。
民國初期的元旦慶典,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動,商界、學界及社會團體反應較為積極,常舉行各種展覽、遊藝、宣教、慈善活動,而廣大普通市民則將元旦視為“洋節”,長期處於漠不關心或“看熱鬧”的狀態。到了農村,很多人更是連聽都沒有聽過這個節日。
民眾對元旦的長期漠視,讓政府多少感到有點丟臉。上世紀20年代末,廣州地方政府曾發出公報,大力呼籲讓老百姓來參與元旦活動,言辭上綱上線,“……實行國曆之後,可以絕滅帝王思想,破除迷信惡習,促進革新事業,真是有百利而無一弊。”四川某些軍閥更是一度禁止過農曆春節,老百姓只好在元旦掛起國旗裝裝樣子,到了春節繼續偷偷過年。
上世紀20年代,過元旦最為積極的,是上海、漢口、寧波、杭州、青島這些開放較早,社會風氣開明的城市,一些新型知識分子如公務員、大學教師和大學生等群體均以過“新新年”(元旦)為時尚,以過“舊新年”(春節)為保守。
此外,從上世紀20年代初開始,上海、漢口等地的商家普遍在元旦期間積極做活動、做促銷,與今日並無二致。這個最實際、最誘人的因素,成為了元旦在這些大城市中得到積極響應的關鍵。
抗戰助長元旦影響力
除了元旦商家“做活動”之外,另一個讓元旦影響力提升的重要因素,是抗日戰爭。
自上世紀30年代初開始,隨著國民黨政權的基本穩固,元旦假期也初步有了個像樣的框架:元旦放假三到四天,春節放假則由各地各單位視具體情形自己安排。民眾可以在元旦期間拜年、貼春聯、放鞭炮、發壓歲錢,也可以在春節期間拜年貼春聯放鞭炮發壓歲錢。總的來講,公務機關放假以元旦為主,民間則仍以春節為主,元旦就這麼繼續不溫不火地慢慢擴大影響。
到了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中國多地淪陷,國民政府西遷重慶,元旦成為了抗戰主題宣傳的重要節日。
1938年12月底,重慶市政府便開始指示警察局、工務局、社會局、衛生局等單位於1939年元旦午後3時開始,在夫子池公共體育場,舉行抗戰建國宣傳大會。
1939年元旦當晚,數萬名重慶市民參與提燈遊行,人們高呼“迎接勝利年”等口號。街頭擠滿了人,爭著看龍燈、獅子、車燈這些農曆春節才會出現的東西。火炬齊明,鑼鼓喧天,歌聲和口號響徹雲霄。
首次“元旦抗日宣傳日”的大獲成功,奠定了接下來幾年間各地元旦的宣傳基調:抗日演講,街頭歌詠、燈會、遊行。這些源自“保衛大武漢”期間的宣傳方式,成為抗戰期間元旦慶典的常態。
自此,元旦真正成了一個廣受重視的節慶,而且帶上了濃厚的“心繫國事”色彩,直至今日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