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前文： 大明的朝堂（一） 朱元璋可能沒有弄明白丞相到底是什麼
宣德十年（1435年），明宣宗駕崩，遺詔皇太子朱祁鎮即位，改元正統，尊奉皇太后張氏為太皇太后，皇后孫氏尊為皇太后。
這個張氏並不簡單，她是明仁宗的嫡妻，在明仁宗駕崩時她就利用自己的身份改變了太祖朱元璋的殉葬制度，讓自己成為了大明首任皇太后（也是第一位太皇太后）並獲取了時任中軍都督府都督的張輔的支援。
說明：張氏給殉葬加了不少豁免的規則，例如貴妃以上、生有子女等等，並以“勳臣後”為由免了張輔的女兒敬妃為仁宗殉葬的義務。
雖然朱祁鎮只有八歲，少不經事，但是有對朝堂擁有非凡影響力的孫氏的支援，所以皇權的更迭沒有任何障礙。只是有個問題，明英宗只有八歲，無法處理政務。太皇太后張氏即不願意直接出面垂簾聽政，也不想過於倚重掌握軍隊的勳臣們。
於是張氏決定提升朝廷裡文官們的作用：“毋壞祖宗法。第悉罷一切不急務，時時勖帝向學，委任股肱”。股肱是誰，就是內閣的大學士們。張氏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讓文官全面參與朝政處理（職業官僚處理政務的效率實際比皇帝高得多），並與掌握軍隊的勳臣相互鉗制。
三楊畫像
此時的大學士們既沒有日後諸內閣大佬捨我其誰的霸氣，手頭也沒有任何權利，洪武、永樂的血洗反而記憶猶新。內閣楊士奇、楊榮、楊溥並不能如丞相一般統御朝廷群臣，於是三楊鼓搗出了一個全新的制度 -- 票擬、批紅制度。大致就是（除下文所述還有一套複雜的檔案記錄制度）：
各地的所有公文先送到通政司，通政司依據公文內容分類整理、記錄，然後這些公文會送到內閣（後改為先上呈皇帝，再由皇帝轉給內閣，皇帝會把不想處理、公開的奏疏直接截留），內閣會在公文後另附紙條加上處理意見，這就是票擬。
說明：明朝的內閣大學士從制度上來說一直沒有權力去直接管理文官，這也是明朝中後期朝堂混亂並且黨爭日益激烈的根源。
票擬後的公文會交給司禮監，太監們協助皇帝披紅確認（用硃筆把內閣的票擬抄寫一遍），最後由司禮監掌印太監蓋章生效。如果不同意，則退回內閣重新商議。
說明：披紅確認的目的是表明旨意是皇帝發出的，皇帝照抄一遍是為了表示對臣下的信任。後期這套流程演變成了皇帝旨意必須附有內閣的票擬意見，否則接旨執行的官員很有可能不認賬（理由就是無內閣票擬的旨意是內臣矯詔）。
規則雖然不復雜但是讓明朝的權力格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太祖的制度被打破，太監被公開允許參政了！
說明：太祖不允許太監干政實際上更像一個文字遊戲，太祖本人就直接命令太監執行過政務。可能太祖將參政和干政分的很清楚，但是這兩者之間的界限並不是什麼時候都可以涇渭分明的。
長久以來很多人都認為明朝太監干政，是因為大太監王振仗著英宗寵信，強力而為開的壞頭。他還囂張到毀了太祖立的“內臣不得干政”的鐵牌，示威於朝廷。
實際上這是後來的文臣為了顏面強行把鍋扣在王振頭上。三楊請太皇太后垂簾聽政，意味著八歲的英宗無法行使其皇帝的權力。這種情況下王振憑什麼依仗皇帝的寵信，把自己強行插入政務處理流程中去？文官們只需要喊一嗓子，依祖制，王振就可以斬首棄市了。
前文提到此時的內閣大學士們無權無勢，根本沒有能力去指揮六部三司。所以三楊讓司禮監參與到政務處理流程中，是為了方便一個人參與到政務處理中來以獲取支援。這個人就是不願意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后張氏。
誠孝昭皇后張氏，明仁宗朱高熾元配，明宣宗朱瞻基之母
我們可以說司禮監的作用是在內閣和太皇太后之間跑腿、傳遞訊息。甚至有理由相信這個票擬、批紅制度是在張氏的授意下制定出來的。
本系列前面的圖文中已經說明了，現在的明朝政務處理已經離不開職業官僚們的決策。皇帝沒有時間和精力去一一核驗文官們的決策，所以必須給皇帝找幫手。最佳的幫手就是依附於皇帝的宦官。
宣宗御宇時很多重要政務都會和皇太后張氏商議，所以設定內書堂讓宦官來幫助皇帝參與政務處理，張氏早就首肯了。現在無非是將其制度化，以免日後被勢力膨脹的外朝給取消了。
至於宦官們會不會藉機作亂或者擅權，張氏應該是考慮過的。畢竟他們的先輩，唐朝的權閹們是可以弒君另立的。但是唐朝宦官的權力來自禁軍的軍權，而且朝廷又沒有別的軍權與之抗衡（軍隊被不受朝廷節制的藩鎮控制），所以唐朝的宦官可以壓制皇帝和朝廷。
明朝卻沒有這個問題，當時軍權在勳貴們手中，而勳貴們透過聯姻和皇族保持著緊密的聯絡（雖然後來軍權從勳貴們手中轉移到文官集團手中，但是一樣不利於宦官們）。明朝宦官的權力全部來源於皇帝（實際上宦官的權力是皇帝借於他們的），無論聲勢多大的權閹，皇帝一旦收回權力，那他就什麼也不是了。
其後的權閹汪直、劉瑾、馮保、魏忠賢，一一證明了這一點。憲宗點了個頭，汪直就倒臺了；處理劉瑾，武宗只用了一個紙條；神宗一聲令下，馮保就去了南京；崇禎處理魏忠賢稍微麻煩了點，但是也是他自己嚇唬自己的原因。
所以說張氏是意識到皇帝行使權力離不開文官集團的協助，但是朝廷又沒有丞相來幫助皇帝控制文官，她才讓宦官上位。從而從制度上為大明的朝堂確定了全新的格局，也就是皇帝、文官集團、太監三角格局。
太祖朱元璋生前特別反感後宮、外戚干政，為此設立了諸多制度和規定（最殘忍的就是強迫後宮嬪妃殉葬）。但是他親手挑選出來的孫媳婦，卻直接變更了他對朝堂的規劃（不少學者也認為此舉事實上讓明朝變得更加穩定），如同一記響亮的耳光，歷史就是這般充滿轉折和嘲諷。
我們再說回票擬製度。這種政務處理方式，雖然可以在降低皇帝負擔的同時高效的處理政務，但對皇帝來說有個挺被動的地方，就是會形成皇帝一般不駁回內閣票擬的潛規則。這個潛規則進而會成為朝廷公認的準則。
古代中國的傳統（實際上現在也是）不是非常嚴重的事情一般不會直接反對，所以皇帝為了表示對閣臣的信任，一般來說不會駁回內閣的票擬，實在是不同意也會選擇留中（就是不批覆）或者是找閣臣過來談判。如果談不攏，大多數情況下還是留中或者依照內閣的意見。
說明：中國古代所謂“非常嚴重的事情”是真的非常嚴重，基本就是要拔刀相向的事情。
比方說萬曆被《酒色財氣疏》氣得快要吐血，叫申時行過來談判，最終還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思處理雒於仁。
真的正式駁回，那就相當於當眾打臉，相關閣臣只有下課一條路（這對朝堂來說就是地震）。嘉靖皇帝就是這麼對付張璁的，張璁因此顏面喪盡被迫辭職。這也是嘉靖皇帝為什麼那麼喜歡用字謎暗示閣臣，除了便於操控閣臣外，也是因為閣臣一旦形成票擬，他也不好直接反對。
這種潛規則一旦成型，內閣閣臣也會利用這點壓迫皇帝，逼迫其接受內閣的意見（萬曆爭國本時就是這樣）。不過這種規矩最終的受益方也不是內閣，而是朝廷文官。
首先內閣成員同樣也無法駁回朝廷文官的奏疏（內閣制度本身也不允許內閣駁回奏疏，他們只能對奏疏給出處理意見），朝廷官員就用會推、公議、聯名、倒閣等方式逼迫內閣按照他們的意思票擬，進而逼迫皇帝。
皇帝應對的方法也就兩個，一個是和內閣大臣合作，透過他們控制官員（嘉靖皇帝的做法），一個就是透過宦官來對抗文官集團（憲宗、武宗、熹宗的做法）。而且內閣一旦倒向文官集團，皇帝就只能依靠宦官了。
而明朝大多數時候，內閣是偏向文官集團的，這也是明朝權閹多的根本原因。為什麼內閣大多數時候偏向文官集團呢？主要是因為“會推”。
英宗即位時三楊的年齡都很大了，很快就死的死，退休的退休，楊榮在正統五年就死了，此時英宗還沒有親政。所以皇帝也不能直接選定繼任者，怎麼辦呢？
朝廷商議了一個辦法 -- 會推。簡單點說就是朝廷的重要職位，由官員們不記名投票，然後將得票最多的幾人，上奏天子，由皇帝圈選。具體流程我們就不說了，只聊聊這個制度對明朝內閣的影響。
影響很大，理論上內閣成員的選擇權就在朝廷文官集團這邊。首先礙於傳統，皇帝不太會直接反對群臣的公議，會從名單中挑選內閣成員。其次就算是皇帝不同意，那也是群臣重新公議、會推（世宗為了讓自己人入閣費盡心機，這個後文細說）。
文官集團獲得這項權利後就相當於控制了內閣，因為他們能夠逼迫內閣成員辭職（透過公議強逼內閣與皇帝對立，透過彈劾讓閣臣下臺），又可以控制內閣成員的人選，內閣被迫開始倒向文官集團，皇帝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而且內閣大學士們之所以敢透過票擬和皇帝硬槓，不就是背後有文官集團的支援麼？
這些是三楊的陰謀，故意而為之，還是歷史無形的捉弄，筆者無法斷言。但是大明皇朝的內閣票擬製度卻是透過三楊之手並經太皇太后張氏首肯後正式誕生了。
最後說明一點就是內閣的“封駁權”，明朝的內閣在制度上沒有唐代門下省那種“封駁權”。因為內閣怎麼說也只是一個秘書機構，是協助天子理政，而不是一個辦公機構。所以內閣沒有獨立處理政務的權力，就更別提封駁了。
說明：明朝內閣大學士和前朝丞相們顯著的區別就是他們沒有奏事權（用現代的說法就是他們沒有發起工單的權力）。明朝最強勢的內閣大學士張居正，還必須透過私人信件去暗示朝臣或封疆大吏們該上奏什麼政務了。
但是強勢的內閣大臣可以在“票擬”上做文章，以實現“封”的目的。內閣處理的政務有兩種，一種是各部門、地方官員的上疏（以下達上），一種是皇帝透過內臣傳來的命令（以上達下）。
這時可能有人要疑惑了，皇帝做什麼事情直接詔告天下不就行了，還要透過內閣做什麼？因為內閣票擬製度讓朝廷官員們預設只有經過內閣確認票擬的旨意才是合法的。（這裡還需要再提一遍，一些複雜政務，皇帝也沒有能力直接下旨或者下詔。例如賑災，皇帝怎麼說得清楚具體什麼地方運糧、運多少？）
明面上的理由是，內閣沒有票擬可能是內臣蠱惑皇帝后矯詔。真實的理由是內閣沒有票擬就意味著文官集團不能接受。整個明代很多官員公開的拒奉無內閣票擬的聖旨。
所以皇帝們在下旨的時候也不得不盡量要求內閣票擬附署，這個時候內閣大學士如果不同意皇帝的旨意，他可以委婉勸說皇帝收回成命，實在不行還可以不票擬，不讓聖旨經內閣發出。
大多數情況下皇帝會考慮官員的對立情緒而被迫收回旨意（聖旨發出後不被認可，更損皇帝威權），這就部分實現了“封還”的目的，但是公開反對的“駁”是極少發生的。
為什麼說是部分實現了“封還”呢，因為皇帝們也可以選擇越過內閣直接傳旨（這類聖旨叫中旨）。不過這些大多是封賞類的旨意，無內閣附署也不會激起激烈的對抗（後期甚至形成了潛規則，封賞類的都是中旨，內閣特意不附署以顯示自身的高潔，不利用手中權利去拉攏他人）。
重大的政策命令無內閣附署基本就無法執行，比方說萬曆皇帝立太子的事兒，內閣就是死活不附署，結果萬曆就是沒辦法按照自己的意思立太子。
不過內閣大臣們也不會肆無忌憚的封還皇帝的旨意，因為這等同於與皇帝公開決裂。敢這麼幹的，不是早就準備下崗、下獄不幹了，就是實力強橫的極少數人（比如楊廷和）。所以明代真正封還的案例並不多，大多是發生在皇帝與整個文官集團尖銳對立的情況下，像嘉靖的大禮議、萬曆的爭國本。
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面臨重大問題時，內閣是站在文官集團那一邊，而皇帝們是真正的孤家寡人。這也是內閣和丞相最大的不同之處，這也是明朝皇帝們普遍倚重宦官的真實原因。
這樣說吧，文官集團異常厭惡的宦官集團實際是被他們自己逼出來的。
上圖文淵閣，內閣的辦公地點。在故宮東華門側，現故宮文淵閣為清朝仿寧波範氏天一閣重建。文淵閣距離午門內的大內不到一千米，這一千米被黃仁宇稱為世上最長的一千米。皇帝與內閣大臣的互動更多的是透過紙頭片語的暗示，而皇帝親臨文淵閣在正統以後就再未發生過。也暗示著皇帝與外朝的隔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