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二十二年（648），為征討高句麗，唐太宗李世民命令劍南道造船。因部分官員措施失當，引發劍南道地區出現騷亂。這一事件，歷來被當作是李世民晚年的一次重大失誤，被很多人拿來攻擊李世民。那麼，這一事件的始末究竟如何？本文就進行詳細分析。
一、貞觀二十二年（648）劍南造船
貞觀十九年（645）親征高句麗之後，李世民一直沒有放棄消滅高句麗的計劃，一面不斷派出偏師對高句麗進行襲擾，一面在國內各地建造艦船，為大規模出兵做準備。
貞觀二十二年（648），李世民計劃在次年（貞觀二十三年，649）派出三十萬大軍一舉攻滅高句麗。此時，有人提出建議，認為大軍東征，需要準備一年的糧食，而牲畜不能運載那麼多糧食，因此應該準備舟艦進行水運；關於造船的地點，建議選在劍南道，因為劍南道在隋末沒有巨寇，近年征討高句麗的戰役也沒有波及劍南道，整體而言，劍南道百姓比較富庶，因此由劍南道造船比較合適。
“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眾，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資治通鑑》）。
李世民同意了這一建議，貞觀二十二年（648）七月，派出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到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船有的長一百尺，寬五十尺。同時，另派使者帶著這些舟艦走水路，從巫峽抵達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帶）、揚州（今江蘇揚州一帶），再走海路到達萊州（今山東萊州一帶）集結。“上從之。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揚，趣萊州”（《資治通鑑》）。
二、劍南造船數量推測
李世民計劃在劍南道造多少船呢？
史書對此沒有明確記載，因此，我也只能大致做個推測。
當時唐軍征討高句麗，不外乎水陸兩路，水路自萊州出發，直接進攻高句麗都城平壤一帶，陸路自遼水一帶出發，進攻被高句麗控制的遼東地區。
劍南道造的船，是到萊州集結，因此，顯然不是給陸路唐軍的，而是給水路的唐軍使用。
那麼，李世民計劃派遣30萬大軍進攻高句麗，其中水路和陸路各有多少兵力呢？由於這次征討行動後來因為李世民去世而停止了，因此，我們不得而知，只能大致推測。
我們結合貞觀二十二年（648）李世民的相關安排情況來看，李世民專門命令萊州刺史李道裕在山東半島與遼東半島之間的烏胡島、三山浦貯存糧草器械，“太宗又命江南造大船，遣陝州刺史孫伏伽召募勇敢之士，萊州刺史李道裕運糧及器械，貯於烏胡島，將欲大舉以伐高麗”（《舊唐書》東夷傳，《新唐書》記為“萊州刺史李道裕儲糧械於三山浦、烏胡島”，有分析指出，三山浦，後來改名青泥浦）。
萊州、烏胡島、三山浦（青泥浦）
當時，陸路唐軍的糧草器械一般集中在營州，萊州以北的烏胡島、三山浦的糧草器械，是供應水路唐軍的，可見按照李世民的計劃，水路是這次進攻的主要方向。
穩妥起見，我們就假設李世民計劃的貞觀二十三年（649）征討高句麗的三十萬唐軍全部走水路。
那麼，這30萬人需要多少船呢？
根據《資治通鑑》記載，貞觀十九年（645）征討高句麗時水路唐軍的情況是，“帥江、淮、嶺、硤兵四萬，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也就是說，4.3萬唐軍，走水路需要戰艦500艘。我們據此按比例推測，30萬唐軍大約需要戰艦3500艘。
乍一看，這個數字不小。但是，總共需要3500艘舟艦，不等於要劍南道現造3500艘，因為自貞觀十八年（644）開始，唐朝為征討高句麗已經陸續建造了至少1850艘舟艦了，其中：
貞觀十九年（645）征討高句麗時出動500艘；
貞觀二十一年（647）在揚州造船1000艘，據《唐遜墓誌》記載，“廿一年，遷授虞部員外郎，……乃命君為楊州道造船大使，由是水路二軌，舳艫千計”，另據《強偉墓誌》記載，“（二）十一年，副虞部員外郎唐遜造海舷一千艘”，二者互相印證，可見當時在揚州造船1000艘；
貞觀二十一年（647）九月在江南十二州造船350艘，據《冊府元龜》卷985記載，“（貞觀二十一年）九月，遣宋州刺史王波利、中郎將丘孝忠發江南十二州造入海大船及艓船三百五十艘，將徵高麗”。
以上三項合計，即為1850艘舟艦。當然，由於這期間，唐軍多次從水路對高句麗發動進攻，因此，舟艦必然有所消耗，但是由於戰爭中唐軍損失並不大，因此，舟艦的消耗應該也不多。
如果據此推算，則貞觀二十二年（648）劍南道需要建造的舟艦大約是1650艘左右。
這個數字多不多呢？結合當時情況看，建造1650艘舟艦，對於劍南道來說，負擔並不大。上面已經提到，貞觀二十一年（647）淮南道揚州地區就建造舟艦1000艘，沒見揚州出現騷亂，後來的貞觀二十二年（648）八月江南道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又造舟艦1100艘，也沒見這些地方出現騷亂。劍南道當時人口眾多（以《舊唐書》地理志記載的貞觀十三年戶口數字為例，整個淮南道9.1萬戶，整個江南道38.9萬戶，而整個劍南道達到62.7萬戶），而且富庶，造1650艘舟艦，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也就是說，從決策層面來說，讓劍南道造船是沒有任何問題的，但沒想到，在實際執行層面卻出了大問題。
貞觀十三年人口資料
三、劍南騷亂的開始
貞觀二十二年（648）七月，李世民派出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到劍南造船。
結果很快就出了事，劍南道百姓因為造船而苦不堪言，“蜀人苦造船之役”（《資治通鑑》）；同時，由於強偉等人在徵發百姓造船時，還役使了山獠，結果雅、邛、眉三州的山獠還造反了，“強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獠，雅、邛、眉三州獠反”（《資治通鑑》），“初，帝遣劍南造船，犭巢獠之人鹹令減役，雅、邛、眉三州編獠，或不祗承呼召，相率而反”（《冊府元龜》卷985）。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上面已經分析了，此次劍南道造船的數量並不是很多，以劍南道的實力完全可以承擔。既然總體工作量並不是很大，那麼，問題應該出現在具體執行層面。
對此，後來到劍南道進行調查的長孫知人說“蜀人脆弱，不耐勞劇”（《資治通鑑》），這顯然不是主要原因。各地百姓在身體素質方面固然有差異，但不可能天差地別，淮南道、江南道百姓能夠完成造船任務，劍南道百姓怎麼就完不成呢？
我認為主要問題應該出在具體執行人——強偉的身上。
從強偉的經歷來看，他此前雖然多次參與造船，但都是輔助角色，貞觀十八年（644）輔助閻立德造船，貞觀二十一年（647）先後輔助唐遜、王波利造船。強偉此前從來沒有獨立主持過造船任務，貞觀二十二年（648）劍南道造船，是強偉第一次獨立主持造船，缺乏經驗。
此外，強偉的性格相對強硬，根據《強偉墓誌》記載，“君才識明敏，沉毅好斷，解紛理劇，機決如流。神情雅整，方嚴清峻，貞固足以幹事，明察足以質疑，糾謬繩愆，剛腸疾惡”。
據此看，強偉既缺乏經驗，又性格強勢，這樣的人辦事，往往失之嚴急，這一點，我們從他役使山獠就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
獠人，是當時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這些人本來就是藏身山林，時不時跑出來騷擾百姓，李世民在武德九年（626）十二月就曾說，“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資治通鑑》），當然，細分起來，獠人有生獠和編獠之分，生獠就是完全沒有歸化的獠人，編獠則是初步歸化的獠人。但是，即便是編獠，也只能算是初步歸化，仍然不好管理，叛服無常，翻翻唐朝初年的歷史，獠人反叛時有發生。
在這種情況下，強偉居然還去主動役使編獠，這不是沒事找事嗎？
據此推斷，強偉在主持劍南造船的過程中，顯然沒有平衡好各方關係，推進太急，整個劍南道百姓（包括編獠在內）普遍感到壓力太大。
四、朝廷調整政策
對於劍南造船出現的情況，李世民很快就知道了。綜合史書記載判斷，李世民針對劍南出現的問題至少採取了以下兩項措施：
（一）把一部分造船任務調整至江南道
貞觀二十二年（648）八月二十九日，李世民又下令讓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1100艘，“（八月）丁丑（二十九日），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雙舫千一百艘”（《資治通鑑》）。
越州、婺州、洪州，全都位於江南道。
越州、婺州
洪州
請注意，李世民七月剛剛下令在劍南道造船，短短一個月後，就又在江南道造船，我認為，這應該是李世民接到劍南道出現騷亂的訊息後做出的政策調整。
根據之前的測算，劍南道原計劃造船數量約為1650艘，減去這次改由江南道造的1100艘，則劍南道剩餘的造船數量只有550艘了。
（二）同意劍南道僱傭潭州人造船的建議
與此同時，劍南道有人提出，不再直接造船，而是出錢僱傭潭州人造船，李世民對此表示同意，“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僱潭州人造船；上許之”（《資治通鑑》）。
潭州也位於江南道，是個中都督府，貞觀年間下轄7個州，“督潭、衡、郴、連、永、邵、道等七州”（《舊唐書》地理志），根據《舊唐書》地理志記載的戶數，貞觀十三年（639）潭州都督府下轄7州的戶數合計為4.6萬戶。
潭州
潭州人口
這也進一步證實了，在江南道承擔了一大部分造船任務後，劍南道自己的造船任務已經不重了，透過僱傭潭州一箇中都督府的人就可以完成了。
上述兩項措施，其目的都是減輕劍南道壓力，平息騷亂。然而，實施的結果卻出人意料，劍南騷亂不但未能平息，反而愈演愈烈起來。
五、劍南道騷亂加劇
根據《資治通鑑》記載，“州縣督迫嚴急，民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價踴貴，劍外騷然”（《資治通鑑》）。
可見，由於劍南道州縣官員督促過急，百姓賣田地宅院、甚至賣兒賣女都無法提供“船庸”（僱傭造船的費用），而且糧價飛漲，劍南道地區騷亂加劇。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下面我們詳細分析。
（一）劍南道百姓無法供應“船庸”
我們回頭再看已採取的兩項措施，其中第一項措施（減輕造船任務）顯然是完全有利於劍南道的，問題必然出現在第二項措施，即僱傭潭州人造船。
請注意，劍南道僱傭潭州人造船，其實質仍然是劍南道造船，朝廷的任務仍然是算在劍南道頭上的，只不過具體實現的方式有所改變，不是劍南道自己造，而是僱傭潭州人造。
這就出現了問題。任務既然是劍南道的，一旦完不成，朝廷追責自然主要追責劍南道；而劍南道僱傭潭州人是一種商業行為，劍南道任何官員、不論官職有多高，都管不了江南道的潭州，劍南道僱傭潭州人，只能是雙方平等協商，不能強制。
那作為潭州來說，你劍南道的造船任務，我潭州憑什麼完成呢？要我做可以，價錢得好好談談。因此，潭州必然要坐地起價。從後來朝廷使者長孫知人調查的情況看，一艘大船的僱傭費用居然高達2236匹絹，“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資治通鑑》）。
這是個什麼概念呢？我們都知道唐初實行“租庸調”制度，“租”是徵收糧食，“庸”是勞役的替代（百姓有服勞役的義務，如果沒服滿，折算徵收布匹，是為“庸”），“調”是徵收布匹。
我們假設在百姓勞役服滿的情況下，朝廷在資金方面的收入主要就是“調”。那麼，當時朝廷一年徵收多少調絹呢？我們做個大致的測算。
貞觀十六年（642）房玄齡提到當時全國在籍人口是1600萬口，“天下戶口千六百萬”（《冊府元龜》卷150），我們姑且就把這個數字算作是貞觀末的人口數。
房玄齡
這裡面，能夠承擔賦役的人口（課口）有多少呢？史書沒有直接記載，但我們可以進行推算。
查《舊唐書》玄宗本紀記載，天寶十三年（754），全國人口為52,880,488人，其中，課口為7,662,800人，課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4.5%。
查《通典》食貨典記載，天寶十四年（755），全國人口為52,919,309人，其中，課口為8,208,321人，課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5.5%。乾元三年（760），全國人口為16,990,386人其中，其中，課口為2,370,799人，課口占總人口的比例為14.0%。
透過上述三個資料，可以大致看出唐朝前期課口占總人口的比例情況。
我們就拿最高比例15.5%來推算，貞觀末，全國人口1600餘萬人，據此推算課口為248萬。也就是說當時全國能夠承擔賦稅的只有大約248萬人。
每人每年交納的調絹為二丈（半匹），“調則隨鄉土所產，綾、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舊唐書》食貨志）。
據此推算，貞觀末年，朝廷從全國徵收的調絹為每年124萬匹。
如果一艘大船的僱傭費用是2236匹絹，則唐朝全年的調絹收入只能支付555艘大船的僱傭費用。請注意，這僅僅是僱傭費用，而不是造船的全部生產成本。我們知道，生產成本包括三部分：原材料、人工成本和製造費用，而上面算的僱傭費用，只是人工成本、最多再包含製造費用，原材料並不在內。從後來的使者長孫知人的調查情況看，“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船庸，二事並集，民不能堪”（《資治通鑑》），可見，劍南道百姓當時仍在繼續運輸造船用的木材，這與徵收船庸是同時推進的。
朝廷的財政收入就能幹這麼點事情？請注意，劍南道船庸，後來可是由朝廷直接承擔了的，上面也已經推算了，在轉移大部分造船任務給江南道以後，劍南道自己的造船任務大約是550艘左右，照這個價格，朝廷當時全年的調絹收入剛剛夠支付潭州的僱傭費用呢？從中可以明顯的看出，潭州是在利用自己在交易中的有利地位，刻意抬高價格。
有人可能會問，面對潭州的坐地起價，劍南道為何接受呢？原因很簡單，僱傭潭州人造船這個主意，是劍南道自己想出來的，在朝廷已經給你減免了大部分造船任務的情況下、在朝廷批准了你自己提出的解決方案的情況下，你劍南道如果還無法執行你自己提出的方案，朝廷會怎麼看你？
可以說，這時的劍南道官員處於一種特別尷尬和被動的地位，他們沒有其他辦法，只能是咬牙堅持完成自己提出的方案，其結果也只能是倒逼劍南道百姓，向百姓徵收“船庸”。
（二）劍南道糧價飛漲
這個問題史書沒有詳細記載原因，簡單推測，可能是因為造船的事情耽誤了劍南道的秋收。
劍南道造船，從貞觀二十二年（648）七月開始，並引發騷亂，一直拖到九月以後才逐漸解決，正好是秋季，由於劍南道百姓忙於應付造船和徵收船庸的事情，可能影響了秋收。
至此，貞觀二十二年（648）的劍南騷亂，達到了最高峰，這次騷亂，出現了以下三個突出問題：
一是“船庸”太高，劍南道百姓即便賣地賣房、甚至賣兒賣女都無法承擔。
二是劍南道糧食供應緊張，糧價飛漲。
三是雅、邛、眉三州獠人反叛。
以上情況很快上報給了李世民，那麼，面對這種情況，李世民又採取了哪些措施呢？我會在下一篇文章進行詳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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