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同，塞北明珠。它有兩張耀眼的名片，一是優質煤炭，二是雲岡石窟。

相對於百里礦山、萬里煤海，世人更看重的，是大同古城“三代京華、兩朝重鎮”這樣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尤其是雲岡石窟，更是雁北人民的精神高地。

雲岡石窟“露天大佛”

雲岡石窟，位於山西大同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東西綿延一公里，是我國早期石窟藝術的傑出代表，體現出十分濃烈的中國皇家政治色彩和民族特色，不僅具有無與倫比的科學、歷史和藝術價值，也是研究中國古代，尤其是北魏年間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的珍貴資料。

雲岡石窟，我曾經去過幾次。在參觀過程中，我發現好幾座大佛身上都有很多鑿孔，給人一種異常突兀的感覺。這些孔洞，或大或小、或疏或密地在大佛身上排列著，與整體環境極不和諧。

雲岡石窟石佛上佈滿了鑿孔

一開始我很疑惑，不明白石佛身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孔洞。後來慢慢了解到，這些孔洞其實是雲岡石窟一千五百多年間，屢建屢毀，屢毀屢建，經歷的無數次血與火考驗的真實記錄，也是中華民族千百年來的苦難史和奮鬥史的一個縮影。

震撼心靈的曇曜五窟

說起雲岡石窟，必須得先說曇曜五窟。

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雲岡石窟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作出這樣的評價：“位於山西省大同市的雲岡石窟，有窟龕252個，造像51000餘尊，代表了公元5世紀至6世紀時中國傑出的佛教石窟藝術。其中的曇曜五窟，佈局設計嚴謹統一，是中國佛教藝術第一個巔峰時期的經典傑作。”

我在雲岡石窟“露天大佛”前的留影，那一年我18歲

上面這張照片，是我第一次去雲岡石窟時，在曇曜五窟最著名的“露天大佛”前拍攝的。那一年我18歲，剛唸完大學一年級。

那個時候的我，眼裡看到的雲岡石窟，不過就是一個旅遊景點，或者一尊尊大大小小的石頭佛像。

後來，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社會閱歷的不斷加深，再次邂逅雲岡石窟，佛的概念一點一點淡化，而內心的驚歎卻與日俱增。

參觀雲岡石窟

直到今天，我仍然無法把這座鬼斧神工般的雲岡石窟，與曾經居於“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無城郭，逐水草”的鮮卑遊牧民族聯絡起來。

我一直在想，如此精美絕倫、雕飾奇偉工的摩天大佛，如此規模宏大、價值豐富的浩瀚工程，該是一些怎樣的能人異士，用怎樣的思想、怎樣的信念才能完成呢？

主持建造雲岡石窟的人，據《魏書·釋老志》記載，叫曇曜。

曇曜，是北魏時期一位得道的高僧，學識淵博、操行端正，恰逢一個對佛十分用心的文成皇帝拓跋濬。

雲岡石窟曇曜雕像

文成帝即位第二年（即興安二年，453年），便把曇曜從中山（今河北定州）召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奉以師禮，並任命他為沙門統，掌管全國佛教事務。

《魏書·釋老志》中這樣記載：和平元年（460年），曇曜對文成帝說，他要“於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得到了文成帝的大力支援。

自此，在曇曜主持下，來自山東、河北，特別是來自西域、北涼的能工巧匠雲集武州山上，開始用他們的智慧和血汗來建造這座不朽的人類藝術之宮。

曇曜五窟

這就是著名的曇曜五窟，即現在雲岡石窟群中第16、17、18、19、20窟。經多方考證，學界普遍認為系雲岡第一期工程，

這五尊佛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特別是第20窟的“露天大佛”，更是雲岡石窟最具代表性的曠世佳作，將拓跋鮮卑的剽悍與強大、粗獷與豪放、寬宏與睿智的民族精神表現得淋漓盡致、出神入化，給人以心靈的震撼。

為什麼要修建雲岡石窟

公元1世紀，佛教開始傳入中國。

據東漢《四十二章經》，漢明帝劉莊聽說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陀，感覺茲事體大，便派遣大臣去西域求經，並於永平十一年（68年）在洛陽建立了第一座寺廟——白馬寺。

洛陽白馬寺

佛教剛傳入之時，並不被國人所接受，既無人信奉，更無人出家當和尚，寺院只是作為外國人朝拜，或是歇腳的地方。

到了魏晉時期，由於社會動亂，民不聊生，佛教宣揚的“苦的根源”“善惡因果”“輪迴轉世”等教義，被深處苦難中的人民慢慢接受，成為精神寄託。

更重要的是，統治者也認識到，佛教是對儒家思想的一個很好的補充，可以更有效地教化民眾，更有利於鞏固政權。南朝宋文帝就說過：“若率土之濱，皆純此化，則吾坐致太平，夫復何事！”

雲岡石窟：東方佛教藝術的曠世絕唱

所以，這個時期佛教得到大規模發展。唐朝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蓋極言南北朝時期，帝王提倡佛教而造寺塔者頗多，以至寺院林立，佛法興盛。

早在公元261年，鮮卑族即開始接受佛教，是歷史上第一個大規模重視佛教的少數民族。鮮卑族建立北魏政權後，便在其都城平城修建了雄偉壯觀的雲岡石窟。

鮮卑族之所以如此興師動眾，大規模開鑿雲岡石窟，根本原因就是利用佛教統一民眾思想，來達到其實現統治的目的。

雲岡石窟

建立北魏政權的拓跋部，原是鮮卑族的一支，《通典·邊防典》說它是“別部鮮卑”。

據《魏書·序紀》，這個部落原居於“幽部之北，廣漠之野”，即今內蒙古自治區鄂倫春自治旗一帶，以“畜牧遷徙，射獵為業”，後來逐漸南遷，“居匈奴之故地”。

一直到魏晉時期，它才和早已進入封建社會的漢族發生聯絡，這時它還處在原始部落聯盟階段，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還相當落後。

但是，自拓跋珪建立北魏、移都平城，實行“計口授田”以後，鮮卑拓跋部的部落組織開始解體，走上了以定居的農耕生活為主的道路，並很快全面漢化，由奴隸制度一躍而進入封建社會。

雲岡石窟

在拓跋燾時期，北魏相繼滅掉了北方殘餘的割據政權，結束了西晉末年以來北方出現的十六國混亂局面，完成了統一黃河流域的大業。

北魏遷都平城以後，統治者親自倡導，信奉者痴迷追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使得佛教一時炙手可熱，崇佛之風席捲朝野。

當時佛教也在尋找政治上的依靠，他們把皇帝稱作是佛祖在人間的代表，皇帝即如來佛祖，北魏統治者很欣然就接受了這一稱謂，這樣民眾就把對佛祖的崇敬很自然地就轉移到了皇帝的身上，鞏固了其的統治。

雲岡石窟

所以，統治者非常重視佛教的發展，大力修建石窟、寺院。當時僅京城僧尼就2000人，寺院100多所。而武周山石窟寺又為皇家佛教活動場所，僧尼眾多，寺院相連，聞名遐邇的雲岡石窟就在這樣的氛圍中得以相繼開鑿。

北魏酈道元在《水經注·漯水》條中曾描述，北魏皇室在雲岡“鑿石開山，因崖結構，真容巨壯，世法所締，山堂水殿，煙寺相望。”

雲岡石窟

唐道宣《續高僧傳·曇曜傳》亦記載：“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鐫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

明朝對雲岡石窟的“建設性破壞”

在1500多年的歷史程序中，雲岡石窟經歷了風雨的侵襲和地震的損壞，但是這種自然損毀，遠遠不及種種人為破壞帶來的損失嚴重。

自北魏以來，中國社會經常處於週期性的動盪不安之中，狼煙四起，征戰頻仍，石窟寺院屢遭兵火，損失極其嚴重。

大同古城

特別是在明清時期，“朱修圐圙，清修廟”，無論是朱明王朝對雲岡石窟的“建設性破壞”，還是滿清一朝對雲岡石窟的“破壞性建設”，都對這座千年寶窟造成無可估量的損失。

有明一代對雲岡石窟的破壞，主要有三：建軍堡對石窟的破壞，燒荒對石窟寺樹木、環境的破壞，張天琳火燒雲岡十寺。

據《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年（1369），明朝政府在大同建制，設府並“領州四、縣七”，至此開始，大同作為明朝北疆之極邊，成為拱衛京師的軍事堡壘與重要屏障。

大同古城

為抵禦蒙古等外敵，明軍在長城邊牆內大量修建軍堡、墩臺。據《三雲籌俎考·大同總鎮圖說》，大同鎮先後築大邊、二邊516.3裡，建有內五堡、外五堡、塞外五堡、雲岡六堡，計主要城堡72座（其中城20座，堡52座），邊墩776座、火路墩883座。

雲岡堡的主要建築，就在雲岡石窟群中。先下堡，後上堡，再後又建兩道連牆，將雲岡石窟一分為三，肢解分割得支離破碎。為了安置士兵，還在石窟上下蓋了數百間房舍、暖窯，洞窟也成為飼養戰馬的馬廄、存放糧草的倉庫，石窟因此受到極大破壞。

明朝政府在大量修建軍堡的同時，為有效抵禦蒙古鐵騎衝擊，還在防線周圍執行“燒荒”政策。

雲岡石窟

據清朝雍正《朔平府志》載，雲岡石窟“由隋唐歷宋元，樓閣層凌，樹木蓊鬱”，到明代，特別是嘉靖年間，每年深秋，草木枯槁後，為防蒙古，便於嘹望，實行燒荒，這已成為明代的一項“國策”。

焚燒荒草便於明軍瞭望敵情，同時敵方戰馬失去賴以生存的水草，不利進攻。但經年累月的“燒荒”，致使林木蒼翠的大同變成一片焦土，水土流失，風沙遍地，大量的煙塵、風沙對石窟造成極大的破壞。

至於張天琳火燒雲岡十寺，對石窟帶來的損害更是無法估量。

雲岡石窟自北魏以來，歷經了隋唐遼金元明清，且代有修建。資料表明，雲岡石窟最大規模的修整工程是在遼代。

雲岡石窟

《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記載，“遼重熙十八年（1049），母后重修”“清寧六年（1060）又委劉轉運監修”。

遼對雲岡石窟的修繕，主要是為防止石窟被風雨侵蝕，而在原石窟外面構建木構窟簷，是為“雲岡十寺”。

據順治三年（1646）《重修雲岡石窟寺碑記》載，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攻入大同，其部屬張天琳縱火將遼代修建的“雲岡十寺”木構窟簷，全部燒燬，使昔日“色楣連延” “層簷竦峙”的十寺成為灰燼。

我們現今所見的雲岡石窟，是木製建築被焚燬後的露天佛龕。而在遼代時期，石窟前都曾修有木結構的寺廟，即後面是原有的石質窟室，前面是後建的木結構窟室，這種前木後石的特殊建築結構，就稱之為佛寺。

第20窟崖面上端，遺有容納木結構的梁孔、椽眼

直到今天，在第1窟到第20窟崖面上端，我們仍能看到一些排列有序的孔洞，這就是曾經容納木結構的梁孔、椽眼等的痕跡。

至於部分佛像身上那些密集的鑿孔，則是清朝在修繕保護石窟時，由於修繕技術不夠科學，無形中對石窟造成的間接損害。

清朝對雲岡石窟的“破壞性建設”

清朝順治六年（1649），清軍攻入大同城，對大同進行了最野蠻的屠城。

據《清世宗實錄》，除600餘名投降官兵外，“其餘從逆之官吏兵民盡行誅之，將大同城垣自剁徹去五尺”，並將大同廢棄，變成不設官城市，將“大同府移至陽和（今陽高），稱陽和府，大同縣移至西安堡（今懷仁西安堡）”。

普度眾生的佛陀

時參與協徵大同的山西巡撫佟養量親眼目睹了屠城慘狀，為了轉移百姓對清廷野蠻屠城的不滿和仇恨情緒，便用宗教來麻痺人民，捐資重修雲岡石窟就是最好的手段。

據清朝順治《雲中郡志》記載：“總督佟於順治八年率眾捐資，大為修葺。俾殿閣樓臺、香積禪林金碧瑩煌。”

順治八年（1651），佟養量完成了雲岡石窟以及觀音堂大殿的維修工程，石窟維修主要是重修今第5、6 窟前的木質窟簷。

清朝修葺的木質窟簷

此次修繕窟簷工程完工後，佟養量聯名官員共同上疏，請求清政府歸還大同府建制，終於在順治九年（1652）大同府縣之治獲得恢復。

有清一朝，在對雲岡石窟的修繕上，除了重建被李自成大順軍焚燬的木質窟簷外，還對佛像進行了“金裝彩繪”。

金裝彩繪的佛像

彩繪，是一種結合了油漆技法和書畫藝術的民族工藝，不僅可以保護木構建築不受風雨侵蝕和蟲蛀，還可使古建築美輪美奐、古香古色，極具觀賞性實用價值。

雲岡石窟自北魏建立，經久累年的風吹雨打，產生許多病害，造像色彩的褪色就是其中之一，遼代修葺工程中，一個重要工作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今天，我們在雲岡石窟五華洞還可以看到大型、細緻的遼代泥塑修補工程遺蹟，其中最明顯的重修例項是第八窟中心塔柱南壁下龕，主佛被包泥彩繪，真正的容貌已經難以看見，但兩側的侍從菩薩補刻，可以斷定為遼代風貌的塑像。

雲岡石窟七立佛

“人靠衣裝，佛要金裝”，清代歷朝修葺寺院時，都有金裝彩繪佛像之舉。

據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重修雲岡石佛寺碑記》：“金裝佛像、移素諸佛、金身重整、御題匾額、丹青兩壁、彩畫棟樑，其工程詳備，更難以列舉。”

另據光緒二年（1876）所立《蒙文碑記》：“重修雲岡堡大佛寺前殿遺址，更建左右禪室，次第仍修補層樓，土木陶繪……迄今佛像通身披金。”

民國九年（1920）所立《重修雲岡石佛寺碑》，記載“光緒十七年，購買民院地點，裝彩五佛洞 並修飾東西兩樓，金裝大佛全身。”

雲岡石窟

清代對雲岡石窟的維修可說是用工頗多，花銀頗豐，使雲岡石窟呈現出金光燦爛的景象，“莊嚴法相” “雲中偉觀”。

這種金裝彩繪，也叫包泥彩繪，簡單來說，就是把石頭雕刻的佛像依輪廓用泥進行塗抹，成型後在上面彩繪。

但是，直接在石佛上面塗泥，時間久了，不容易掛住，所以就得先在石佛上打孔，再嵌入木栓，纏麻、塗泥、彩繪。

圖為日本人拍攝的雲岡舊照

清代對雲岡石窟金裝彩繪的修繕，本是為了防止風化，也是一個挽救文化遺產的重要舉措，但這種“野蠻的施工方法”，對原來的精美雕塑造成極大的破壞，使原造像遍體鱗傷，泥皮一掉，滿目瘡痍，實在讓人慘不忍睹。

即便包泥彩繪儲存完好，原來石雕佛像的儀表、神態、衣紋、神韻等通通淹沒在塗泥彩繪的五顏六色之中，人們再也無法看到原來那種精美絕倫的石佛雕刻藝術。

石佛身上密集的鑿孔

近代歷史學家週一良在《雲岡石佛小記》中指出：以“積極的儲存修補方法，既如彼之拙劣，而消極地復施破壞”。

很顯然，清朝這種包泥彩繪的“保護措施”是違背科學的，屬於“破壞性的建設”。如今石雕佛像上無數的鑿孔，就是這種消極保護留下的創傷和惡果。

世界文化遺產 雲岡石窟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至今日，雲岡石窟得到了國家全面而系統的修繕與保護，在基本安全問題上是穩定的。但隨著時間的流逝，石窟還是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

正如以“馥郁酒鬼 守護世遺”為主題的、由酒鬼酒獨家冠名的中國首檔世遺揭秘互動紀實節目《萬里走單騎-遺產裡的中國》中指出的那樣，如何守護凝固的世遺文明，如何讓世遺“活起來”，如何喚醒文化情懷，從而將歷史、當下與未來連線在一起，還需要我們繼續努力，繼續提高。（張文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