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正經歷著深刻變化。印太地區作為一個地緣政治概念正隨著美國印太聯盟體系的演變而逐漸凸顯成型。二戰後，美國透過精心打造的一個“輻輳式”的雙邊同盟體系，在亞太地緣安全戰略架構中居於主導地位。2017年，特朗普政府對美國的亞太戰略進行了系統性的調整，“印太戰略”出爐，其主要內容就是要擴充套件與盟國和夥伴國的“聯合行動能力”，推動構建以“四國安全機制”為重點，多組小多邊機制為補充的網路化和整合性更強的地區安全架構。隨著近年來不斷的實質化與充實，美國的印太聯盟體系逐漸呈現出以下三個新特點。
首先，對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聯盟體系進行全方位的整合。一是聯盟體系的目標逐步統合為抗衡中國的崛起。原來亞太同盟體系的主要架構是以美國為中心的雙邊同盟體系。在這樣“輻輳式”的同盟體系中，其結構相對鬆散，也缺乏一個統一的戰略目標。但隨著中國崛起並逐漸在地區展現影響，美國將中國定位為 “戰略競爭對手”和“修正主義大國”，透過鼓吹“中國威脅”製造戰略焦慮，引導地區國家對中國形成共同的戰略威脅認知，逐步將印太同盟體系實質化並構建成一個針對中國、制衡中國崛起的排他性的地區戰略聯盟體系。二是將相對鬆散的雙邊同盟結構體系整合為多組穩定的三邊（小多邊）機制，並推動形成一個以“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為核心的關係網路化更緊密、整合性更強的地區安全架構。例如，積極推動美日韓、美日印、美日澳、日印澳等三邊形式的合作與溝通。三邊形式的合作相交多邊同盟合作的難度低，在雙邊同盟關係的基礎上進行三邊合作的整合，雙邊與三邊合作相互補充和促進，在整合地區安全架構的同時，也實現了美國地區同盟國家間內部的整合和管理。三是對加強和整合其盟友間的關係以夯實印太同盟體系的雙邊關係基礎。美推動日本與菲律賓等國不斷加強軍事安全領域的合作；印尼、菲律賓和馬來西亞也增強了在蘇祿海的聯合行動計劃等。
其次，在以四國機制為核心載體的基礎上進行了多層次的擴大。一是在地區同盟體系的基礎上，發展了一系列夥伴國和“準盟國”。2019年6月，美國防部發布的《印太戰略報告》提到，除了本地區傳統盟友外，把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國定位為東南亞地區的“關鍵國家”。二是積極拉攏域外盟國介入地區事務。美國試圖將英、法等域外盟國拉入其印太同盟體系中，例如加強在南海的巡航行動；提出“藍點網路”就按和“重建更美好世界”（B3W）倡議，著力聚焦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的援助與合作；“印太經濟框架”也呼之欲出。美正逐步拉攏域外盟國和夥伴國深度介入地區事務。三是四邊機制為核心，在特定議題領域內透過“四邊+”形式的擴大進行合作。2019年在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美國主辦了“四邊+印尼”的會議，討論了透過透明的融資進行可持續的基礎設施建設議題並提出了新的基礎設施融資計劃。2020年3月，四國邀請韓國和紐西蘭，就應對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問題舉行了專題電話會議。
最後，演變發展與問題並存，美在印太聯盟體系中聯盟管理的問題與挑戰也逐步凸顯。一是隨著小多邊機制的建立和發展，盟國間問題逐漸顯現，影響了印太聯盟體系整合的效果。美國對小多邊機制的推動，使得原本以美國為中心的雙邊同盟體系中掩蓋的盟國間的矛盾與分歧逐漸顯現。例如日韓之間因歷史和地理等因素，關係並不緊密，還在獨島（竹島）的領土主權歸屬上存在爭議，進而阻礙了美日韓三邊機制的深化，影響美印太戰略體系整合的效果。二是美國對盟國和夥伴國關係的遠近關係更加明顯，一定程度上增大了盟友和夥伴國對美國的離心力。在美國推動的印太同盟體系中，根據各國與美關係的親疏遠近，形成了有四個層次巢狀的同心圓體系。核心為美國，向外依次為：第一層級重要的戰略同盟國日本；第二層級為澳大利亞、韓國和菲律賓；第三層級為泰國、紐西蘭；第四層級為夥伴國和準同盟關係的印度、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等。遠近親疏關係的突顯，引起盟國和夥伴國心理上的不平衡，造成聯盟體系內成員的“安全焦慮”增加，進而影響與美國的雙邊戰略互信基礎。三是美國將其盟友和夥伴國推到在中美間“選邊站”的困境之中削弱“盟主”的領導力。由於印太同盟體系目標錯誤的整合為制衡中國崛起和在限制其在地區施展影響，因此將其盟友和夥伴國被迫推到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困境之中，使盟友和夥伴國在中美之間如履薄冰，也削弱了美國作為“盟主”的領導力和權威。
美國的印太聯盟體系仍在不斷的演變和發展過程中，緊密跟蹤其演變的特點為我做出戰略預判和應對至關重要。我們仍然要堅定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持續在地區內發揮作用和影響力，塑造負責任大國的積極形象，為本地區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增加美印太同盟體系成員在中美之間“選邊站”的安全成本，逐步消解美印太聯盟體系的戰略價值。
胡鑫 中國南海研究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