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又見面了！”
12月23日，在中國科學院分子植物科學卓越創新中心舉行的媒體見面會上，中科院院士、中心主任韓斌說出了這句在一年裡重複多次的開場白。
《細胞》（Cell）、《科學》（Science）、《自然》（Nature）是國際三大頂尖學術期刊，其刊發的論文統稱為CNS論文。2021年，中國科學院分子植物科學卓越創新中心發表了7篇CNS論文，超過該中心整個“十三五”期間的總和，更誕生了“解析出植物細胞的第四個CPU構造”這樣重大的基礎研究成果。
一個只有70多個研究組的“小所”，如何厚積薄發，在基礎研究領域深耕且收穫——且看大江東工作室深入解析。
我們做得怎麼樣，讓國際權威來評價
時間回撥到2018年12月，由美國杜克大學王小凡教授領銜的國際“評審團”來到分子植物中心，開展五年一次的國際評估。中心各研究組組長（簡稱PI）逐一在十幾位國際學術權威面前講述自己的科研工作，“評審團”對中心學科發展、PI學術成長和科研能力提升給出意見。評估結果與各位PI的職稱晉升、工資待遇等直接掛鉤。
這是繼2009年、2013年後分子植物中心組織的第三次國際評估。
“為什麼這麼重視國際同行評估？因為這樣的長週期評價，好比一次全面體檢和精準把脈，更加科學、客觀、準確地考核科研人員科研水平，不是依靠簡單數論文數量。”韓斌說，這套國際評估機制已固化下來，中科院其他研究所也在運用。
考核機制的改革，帶來科研導向的變化，PI們把精力放在基礎研究，放在挑戰科學難題上，讓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在國際化道路上越走越順暢。2016年9月，依託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的中國科學院-約翰英納斯植物和微生物科學聯合研究中心（CEPAMS）上海中心成立，開啟了植物科學研究國際化的一個重要通道，多位優秀海外人才從中加盟中國科研單位。
時任英國科技大臣喬·約翰遜表示，加強國際合作是解決世界性難題、共同面對挑戰的重要手段。CEPAMS是英國與中國建立頂級科學合作伙伴關係的見證。
傑睿在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實驗室工作
2017年，加拿大科學家傑睿（Jeremy Murray）應聘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的PI。按國內高校院所引才慣例，47歲的他可能因為年齡連面試機會都沒有。但分子植物中心採納CEPAMS的評估意見，錄用了傑睿，為他配了專職科研助理，便於他融入中文環境。傑睿說，在上海做科研，他只需要考慮科研，不用擔心其他問題。
分子植物卓越中心面向國際學術界敞開大門，希臘、韓國、西班牙的科學家，透過國際評估應聘程式，也成為中心研究組組長。他們發表的論文數量和影響因子，不再是考核科研人員的硬槓槓。
“如果只看發表文章的數量，對需要長時間潛心鑽研的基礎研究肯定不利，有些PI為了儘快拿到經費，就在別人科研成果上簡單疊加，而有些學生為了儘快畢業，找一些簡單、容易的課題，不願意去探索‘從0到1’的基礎研究難題。”分子植物卓越中心PI辛季芳說。
傾盡所有，為年輕科學家搭橋鋪路
2017年，在CEPAMS組織的招聘面試中，獲得第一名的辛季芳，毅然選擇到上海工作，這在深思熟慮的決定，“在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年輕科研人員心無旁騖做科研，氣場很合”。
如何拿到課題經費，是很多年輕人進入科研領域遇到的第一道坎。在年輕PI進入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的前5年，中心給予穩定的課題經費保障，還不設定任何科研考核指標。
“目的很明確，扶持年輕科學家成長起來，他們不必花時間申請課題經費，一門心思做課題。”韓斌說。
30多歲的張餘進入分子植物卓越中心擔任PI後發現，自己分配到的實驗室面積、實驗裝置配置，都與幾位院士相差無幾。“不是引入後放任不管、到了時間點就來考核科研成果，而是想方設法幫助我們做成想做的課題。”除了來自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經費支援外，張餘還獲得中科院前沿局的前沿科學重點研究計劃，上海市科委和中科院上海分院的“基礎研究特區計劃”等多方經費資助。
張餘做博士後時，一直想解析出植物細胞第四個CPU（中央處理器）構造。研究表明，植物細胞有5個CPU，自植物細胞第二個CPU，2000年被美國科學家解析出來，第一個、第三個CPU陸續被德國科學家解析出來，然而，第四個、第五個CPU構造仍是未解之謎。
張餘研究員（左）和王佳偉研究員在討論課題
張餘的解析工作卡在了蛋白樣品製備上。他的研究組利用現有方法始終獲得不了想要的樣品。“何不試試植物懸浮細胞？”一次午餐時，分子植物卓越中心副主任王佳偉，向張餘提出建議。王佳偉提出開發基於植物懸浮細胞的植物超大蛋白複合物的分離純化方案，與張餘的研究組合作，用半年手把手教會了張餘的學生黃坤，從植物培養液裡“搖”出純度更高的蛋白樣品，還拿出自己的課題經費支援張餘的研究。
“在這裡，有植物遺傳學、結構生物學等多學科科研人員，各個研究組通力合作、交叉融合，幫助我們這些年輕的PI快速成長。”張餘說。
要追，就追那些高冷艱深的科學難題
12月24日，解析出植物細胞第四個CPU構造的科研成果發表在《科學》上，黃坤作為第一作者，格外激動。她沒想到，一年多前還在手頭唯一一個課題一籌莫展的她，現在能夠獲得重大進展。當時，眼看就要進入博士生第三年，但她沒在任何期刊上發表論文，蛋白樣品分離純化舉步維艱，她為此忐忑不安，甚至對自己的課題產生了懷疑。
張餘和王佳偉及時送上定心丸：“我們中心的博士學位授予，並不要求一定要發多少篇影響因子多高的論文，而看你在科研中具體做了什麼，只要是創新的、是有意義的，就能夠說明你的學術水平配得上這個學位。”
每逢研究生面試，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的PI何祖華都會和考生說：“做水稻研究很辛苦，要下大田幹農活，風吹日曬，而且研究成果不是兩三年就可以出來，你們要先掂量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歡。”
何祖華研究員在稻田裡做實驗
何祖華讓學生們先跟著他到農場水稻地裡做具體的水稻栽培合和田間性狀考察等工作，再決定是否留在研究組。播種、插秧、接種病原菌、給稻子看病，貓著腰到田裡，拿著注射器把菌液注射到一株株水稻裡，有時候一貓就是一整天，腰都直不起來。一、兩趟下來，有些研究生就轉投了其他研究組。
“如果功利地把科研看作短平快發論文、混文憑，那還是別做科研了！”2010年至2015年間，何祖華的團隊沒有在國際頂尖科學期刊上發表成果。他坦言，壓力前所未有，但是他更堅信“科研有其自身的規律，從來不存在彎道超車，而是需要沉心靜氣。”他帶領團隊一項課題做了近15年，一個目標追了30年，終於有突破。
何祖華的學生王二濤2012年從英國留學回來後，在何祖華的鼓勵下，從事相對冷門的植物共生菌根研究。今年10月，王二濤團隊6年多的研究成果作為封面文章發表在《細胞》上。
“水稻還有一些常見病害，如稻曲病，對人、對家禽家畜有很強的毒性，卻是鮮少有人涉足的研究領域；如白葉枯病等維管束疾病，就像人的心血管疾病一樣，，還有大量的抗病基因和抗病機理有待追尋、破解。”何祖華經常鼓勵學生們帶著已獲得的科研成果，去探索未知，解決農業生產中的實際難題。
“我們希望透過體制機制改革，讓科研人員充滿信心，放心大膽去啃硬骨頭、去闖無人區，而不是簡單、重複、沒有價值的學術跟風。”韓斌說，學生的信心來自導師，如果導師都沒有信心能完成自己的課題，學生又何來信心。多年來，分子植物卓越中心的革新，讓潛心基礎研究的科研人員獲益，也讓大家看到了向新、向上、向難的科研新風氣。
（圖片均由中國科學院分子植物科學卓越創新中心提供）
(責編：沐一帆、軒召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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