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辦是近代以來，隨著中國進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而產生的一個特殊階級，本來是幫助西方與中國進行雙邊貿易的中國商人，隨著勢力的壯大，逐漸成了西方殖民主義者壓迫剝削和統治中國人民的工具和幫兇。
毛主席對“買辦”這個階級的產生、性質以及基本特徵有過比較精確的概括和說明，例如他在1925年12月1日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文中對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做了如下分析：
“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後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
1935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指出：
“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不論什麼革命）總比帝國主義壞。他們組成了一個賣國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麼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線，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他們的總頭子就是蔣介石。這一賣國賊營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假如沒有這一群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1939年10月4日，毛主席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講到不同革命階段的發展規律時指出：
“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直接為帝國主義服務併為它們所豢養的階級。因此，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歷來都是革命的物件。但是，由於中國的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的各個集團是以不同的帝國主義為背景的，在各個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尖銳化的時候，在革命的鋒芒主要地是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屬於別的帝國主義系統的大資產階級集團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參加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鬥爭。在這種一定的時期內，中國無產階級為了削弱敵人和加強自己的後備力量，可以同這樣的大資產階級集團建立可能的統一戰線，並在有利於革命的一定條件下儘可能地保持之。”
1939年12月，毛主席在參與編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課本中，講述了帝國主義把中國一步一步變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歷史，指出“帝國主義列強從中國的通商都市直至窮鄉僻壤，造成了一個買辦的和商業高利貸的剝削網，造成了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買辦階級和商業高利貸階級，以便利其剝削廣大的中國農民和其他人民大眾。”對這個買辦階級，他進而分析說：
“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直接為帝國主義國家的資本家服務併為他們所豢養的階級，他們和農村中的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因此，在中國革命史上，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歷來不是中國革命的動力，而是中國革命的物件。但是，因為中國帶買辦性的大資產階級是分屬於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在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尖銳地對立著的時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對某一個帝國主義的時候，屬於別的帝國主義系統之下的買辦階級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間內參加當前的反帝國主義戰線。但是一到他們的主子起來反對中國革命時，他們也就立即反對革命了。”
從毛主席這些對於買辦的分析，大抵可以對買辦這一階級有個整體的認識，它是投靠帝國主義的，它是壓迫和剝削中國人民的，它是反對中國革命的，它是反動的，它是革命的物件而不是革命的動力。
由此，毛主席對買辦的態度也就一目瞭然了。
1919年12月，湖南政府與美商秘密簽約合資辦理水口山鉛煉廠，美商佔大股，勢必造成礦權旁落，“水口山鉛礦，為湖南財政惟一命源，白鉛煉廠，為湖南礦業惟一生路。一旦斷送外人之手，不惟湘省人民永無救濟之望，即湖南財政亦永無整理之資。”當時毛主席任湖南赴京驅張請願公民代表團團長，正在著力進行驅逐湘都張敬堯的活動，聞聽秘約之事，義憤填膺，起草“湘人力爭礦廠抵押呈總統府、國務院及外、財、農商三部文”，要求嚴懲貪吏私約賣礦，維護湖南礦權，呈文寫道：
“以張督治湘二年之暴政，敲骨吸髓，無微不至。張榮楣為虎作倀，惟利是嗜，又焉有絲毫計公益，恤民隱之心？以此欺人，夫誰信之！湘民百萬，皆歷劫餘生，對於此種貽禍無窮之契約，認為與其他之短期劫奪，其關係有本身與子孫，個人與全體之別，群情洶懼，誓死不承。”
湘都出賣礦權之事，終因毛主席領導的“驅張運動”勝利、張敬堯退出湖南而作罷。
1925年10月20日，國民黨廣東省代表大會召開，毛主席為大會日刊撰寫“發刊詞”，詞中說：
“我們的已故領袖孫中山先生看清楚我們主要的敵人是帝國主義，於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義。又看清楚帝國主義藉以剝削中國人民的重要工具，是軍閥、大商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革命的民族主義叫我們反抗帝國主義，使中國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權主義叫我們反抗軍閥，使中國人民自立於統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義叫我們反抗大商買辦階級，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動勢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階級，使中國大多數窮苦人民得享有經濟幸福。”
毛主席認為廣東是與英國帝國主義緊鄰的地方，是大商買辦階級集中的地方，而且是地主階級勾結帝國主義、軍閥嚴重剝削壓迫農民的地方。他指出廣東全省代表大會的責任是發展各界人民組織，尤其是農民大群眾組織，以實現國民革命，他還提出了“打倒危害廣東的買辦階級”的革命口號。
1920年1月，毛主席參加由李大釗等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這個學會成員複雜，有共產主義者，有無政府主義者，有國家主義者。1925年學會作出改組決議，向會員發出關於學會宗旨及改進會務的調查意見表，毛主席在回答“對於目前內憂外患交迫的中國究抱何種主義”問題時寫道：
“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 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即與帝國主義、軍閥有密切關係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右翼），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
1925年12月1日，毛主席在《革命》半月刊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後由《中國農民》、《中國青年》等刊物轉載，他經過分析得出結論：
“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1925年12月5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辦的《政治週報》創刊，作為宣傳部代部長的毛主席任主編，他在發刊理由中寫道：
“為什麼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我們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敵人— — 全世界帝國主義，全國大小軍閥，各地買辦階級、土豪劣紳，安福系、研究系、聯治派、國家主義派等一切反動政派。這些敵人，跟著我們革命勢力的發展而增強對於我們的壓迫，調動他們所有的力量企圖消滅我們。 他們有外國及本國的海軍、 陸軍和警察，有國際的廣大宣傳機關（ 路透社等），有全國的報紙和學校。他們之間雖因利害不同時起衝突，說到對於我們，卻無一懷著好意。”
孫中山先生逝世以後，國民黨右派分離，另立中央，在人們對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國民革命悲觀之際，毛主席在其主編的國民黨中央級機關報《政治週報》發表“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一文，他經過分析認為，帝國主義的工具官僚、 軍閥、 買辦、 地主階級的人數只有一百萬，代表中產階級的國民黨右派的人數只有四百萬，而“為了救苦為了自求解放的革命民眾有多少呢？有三萬萬九千五百萬，佔百分之九八點七五。” 因此右派的分離“不足以妨礙國民黨的發展，並不足以阻撓中國的國民革命。”
1926年5月至9月，毛主席在廣州舉辦農民運動講習所期間主編《農民問題叢刊》，總結推廣農民運動經驗，在“叢刊”序中，他指出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參加和擁所國民革命，國民革命則不會成功，他寫道：
“政治上全國大小軍閥都是地主階級（破產的小地主不在內）挑選出來的首領，這班封建地主首領即封建軍閥利用城市買辦階級以拉攏帝國主義，名義上實際上都是軍閥做主體，而買辦階級為其從屬。財政上軍閥政府每年幾萬萬元的消耗，百分之九十都是直接間接從地主階級馴制下之農民身上括得來，買辦階級如銀行公會等對北京政府有條件的借債，究竟比較甚少。故我總覺得都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應該起來猛擊買辦階級，並直接對付帝國主義，進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然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 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
中國共產黨人第一次參與的大革命，由於自身政治經驗不足，不努力擴大自己的隊伍，奉行機會主義路線，過於依仗同盟者國民黨，結果吃了慘痛的教訓，毛主席總結說：
“帝國主義命令它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伸出千百隻手來，首先把蔣介石拉去，然後又把汪精衛拉去，使革命陷於失敗。”
1928年10月5日，毛主席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中分析了國內的政治狀況以及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的問題，對於國內的政治狀況，他指出“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從廣東出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買辦豪紳階級篡奪了領導權，立即轉向反革命路上，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而對於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他分析說：
“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援著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著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徵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沒有一國有這種現象，就是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也沒有一處有這種現象，僅僅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中國這樣的國家才有這種現象。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
在毛主席看來，買辦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雖然也住在中國的土地上，可是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的利益是同多數人的利益相沖突的。”但毛主席最偉大的能力之一是能夠發現矛盾，充分利用矛盾，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以對抗最大的敵人。他認識到：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間，也不是鐵板一塊，由於許多帝國主義互相競爭的結果，在中國產生了為各國帝國主義所利用的買辦集團，他們存在著利益上的矛盾與衝突，雖然“這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點特別有趣的爭鬥”，但也可以把這些缺口、矛盾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毛主席的這一思想靈活地運用於他的革命實踐中，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根據主要矛盾的異同，他採取了聯合、建立民族統一戰線等戰略戰策，終將代表各帝國主義的買辦階級分化瓦解，各個擊破。
1944年8月31日，毛主席給解放日報社長寫信，討論關於新民主主義與家庭問題的社論，他說：
“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大”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在分析國民黨實行消極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國內政策問題時，他說：
“這個集團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國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這些極少數人所形成的反動階層，壟斷著國民黨政府管轄之下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切重要的機構。他們將保全自己少數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抗日放在第二位。他們也說什麼“民族至上”，但是他們的行為卻不符合於民族中大多數人民的要求。他們也說什麼“國家至上”，但是他們所指的國家，就是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封建法西斯的獨裁國家，並不是人民大眾的民主國家。因此，他們懼怕人民起來，懼怕民主運動，懼怕認真地動員全民的抗日戰爭。這就是他們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對內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動政策的總根源。”
在“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毛主席指出“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是以國民黨反動集團為代表的，他們是國內抗日戰線中的反動派。”他們要把中國變成黑暗的中國，因此他們是我們長期鬥爭的物件。他還指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對中國人個性和精神的摧殘，他說：
“半殖民地的國家是窮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飽受壓迫，於是有那麼一些人就變成了洋人的奴隸，即買辦。上海有所謂‘外國火腿’，就是外國人踢了一腳，算作給一個‘火腿’。到過上海的人，還看見過有的公園有‘華人與狗不準入內’的牌子。民族戰爭就反對這些東西， 外國民族壓迫中國民族是不行的，我們要獨立。”
1947年5月30日，毛主席為新華社撰寫評論“蔣介石政府已處在全民的包圍中”，指出“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汪精衛的地位”後中國人民惟有鬥爭求出路，他說：
“美國的獨佔資本和蔣介石的官僚買辦資本緊緊地結合在一起，控制著全國的經濟生活。其結果，就是極端的通貨膨脹，空前的物價高漲，民族工商業日益破產，勞動群眾和公教人員的生活日益惡化。這種情形，迫使各階層人民不得不團結起來為救死而鬥爭。”
1947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陝北米脂楊家溝召集的中共中內會議上分析目前形勢和任務，提出“沒收封建階級的土地歸農民所有，沒收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為首的壟斷資本歸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所有，保護民族工商業”的三大經濟綱領，他指出壟斷資本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它同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地主階級和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著，成為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構成了蔣介石反動政權的經濟基礎。他指出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任務是：
“除了取消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以外，在國內，就是要消滅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的剝削和壓迫，改變買辦的封建的生產關係，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
1948年2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關於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中指出封建的、買辦階級所建立的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反動的腐朽的國家和政府，他說：
“這個反動政府，對外出賣民族利益， 和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國帝國主義訂立各種不利於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反動條約，使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國帝國主義在中國取得政治的和經濟的特權， 因此這個政府就變成了帝國主義尤其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
1949年8月14日，毛主席為新華社撰寫對於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評論“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他在評論中指出：
“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買辦制度，造成了官僚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刺激了中國的社會經濟，使它發生了變化，造成了帝國主義的對立物——造成了中國的民族工業，造成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而特別是造成了在帝國主義直接經營的企業中、在官僚資本的企業中、在民族資產階級的企業中做工的中國的無產階級。”
1949年9月16日，在毛主席寫的另一篇評論“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他駁斥了艾奇遜所謂給中國帶來的新觀念無非是西方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他說：
“在這個影響或改造過程中，西方資產階級需要買辦和熟習西方習慣的奴才，不得不允許中國這一類國家開辦學校和派遣留學生，給中國‘介紹了許多新思想進來’。隨著也就產生了中國這類國家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時並使農民破產，造成了廣大的半無產階級。這樣，西方資產階級就在東方造成了兩類人，一類是少數人，這就是為帝國主義服務的洋奴；一類是多數人，這就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從這些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所有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
毛主席帶領中國人民經過了長期不屈撓的奮鬥，埋葬了長期為害中國的買辦階級，由過去的作為買辦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集中代表的國民黨蔣介石，讓位於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領導。1956年9月25日，毛主席在向前來參加中共八大的一些拉丁美洲的黨的代表介紹中國的一些歷史經驗時，比較重點地講到了中國共產黨對買辦集團的鬥爭，他說：
“買辦資產階級始終是帝國主義的走狗，革命的物件。買辦資產階級又分屬於美國、英國、 法國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集團。對買辦集團的鬥爭，要利用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首先對付其中的一個，打擊當前最主要的敵人。例如，過去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有親英、親美的和親日的。我們在抗日戰爭的時候，就利用英、美和日本的矛盾，首先打倒日本侵略者和依附於它的買辦集團。然後，再去反對美、英侵略勢力，打倒親美、親英的買辦集團。”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與學習小組成員一起集中學習了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讀“結束語”的時候，他談到了利用帝國主義矛盾的問題，他說：
“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相互鬥爭，列寧看成一件大事，斯大林也看成一件大事，說這是革命的間接後備軍。中國革命也吃這一碗飯。我國過去存在著地主買辦階級各派的矛盾，這個矛盾同時反映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正因為他們內部有這樣的矛盾，我們善於利用這種矛盾，所以直接同我們作戰的，在一個時期中只是一部分敵人，不是全體敵人，而我們常常因此得到了迴旋的餘地和休整的時間。”
買辦階級作為一個階級已經不復存在了，但毛主席時時告誡人們：買辦階級的殘餘還存在，未來的鬥爭是長期的，曲折的，還要進行世界觀的改造。他一直在倡導獨立自主的發展路線，打倒奴隸思想，意在挖掉買辦滋生的土壤，打掉買辦產生的根子，清除買辦產生的病灶，培植國人的民族自信心，讓買辦這一毒瘤不再在中國的大地上生根發芽。1958年6月17日，毛主席閱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提要，直言“大開眼界”，他說：
“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一一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經濟戰線上如此，軍事戰線上也完全應當如此。反對這條路線的人們如果不能說服我們，他們就應當接受這條路線。‘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走進死衚衕，請問有什麼出路呢？”
歷史上，買辦階級是民族之敵，是遭人痛恨的，因為他們雖然住在中國的土地上，可是他們的利益不在民族這一邊，為了一己之私，他們會不顧民族利益。毛主席對買辦階級從來就沒有什麼好臉色，除了痛斥，就是痛打，讓買辦人人喊打，讓買辦無處藏身，讓買辦在中華大地上銷聲匿跡，也是毛主席對中華民族的一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