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範 勃
內容摘要：本文以我國隋唐時期出現的陶瓷新器型“鳳首壺”為例，探討跨文化語境下的涵化現象。一般認為，鳳首壺的出現與西亞、中亞地區流行的金銀器“胡瓶”的傳入緊密相關，是因藉絲綢之路而發生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果。本文對本土使用語境下，鳳首壺的風格型別和走向進行一定程度的梳理，重點討論了中國的陶瓷器創作在接納外來文化因素後持續本土化的創新過程。
關鍵詞：鳳首壺 鳳首瓶 胡瓶 粟特 薩珊
如何看待不同文明之間的關係，是當今世介面臨的一個日新又新的話題，亦是當代藝術需要面對和回答的重要議題。人類學在探討兩種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時，有一個經常被使用的語彙——涵化（acculturation），它指的是不同文化在互相接觸時所發生的內化性變化，即一種文化攝入的過程，這個過程包含接受、綜攝、創造等諸多階段。文化涵化，既區別於文化對抗，又區別於文化同化，它是一個潛移默化地對外來文化、異質文化系統吸收、改造和重建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它還是一個對本土文化重新評估、反思和改鑄的過程。
本文的討論物件是隋唐時期陶瓷器中出現的一種口蓋或口沿處以鳳首形象裝飾或形似鳳首的新器型，考古學界將其稱為“鳳首壺”。有關鳳首壺，早期學者的研究主要針對個案展開，如1980年李輝柄對故宮博物院所藏河南汲縣出土的青釉鳳首壺的研究〔1〕；1986年賀利對李靜訓（599—608）墓和李鳳（622—675）墓出土的白瓷鳳首壺的探討〔2〕。近年來，一些學者試圖對傳世及考古發現的鳳首壺分類，例如李知宴針對三綵鳳首壺，將其分了八種類型〔3〕；彭善國則依據鳳首所在位置及流是否與頸腹相通，將鳳首壺分為兩大類〔4〕。儘管學者們研究的角度和著眼點有諸多不同，但都談及鳳首壺這一器型的出現與西亞、中亞地區流行的金銀器器型“胡瓶”的傳入緊密相關，是因藉絲綢之路而發生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結果。
外域文化因素，固然是研究鳳首壺不可繞過的部分，但鳳首壺在借鑑了胡瓶的器型之後，其造型因藉不同的使用語境而不斷本土化的演進過程，可能更值得考量。本文擬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對鳳首壺的風格型別和風格走向進行一定程度的梳理，並在此過程中著意鳳首壺功能的變化，從而呈現跨文化語境下，中國陶瓷史中一個經典的藝術涵化案例。
一
作為鳳首壺祖形的“胡瓶”，早在羅馬帝國時代即已在西亞、中亞地區作為生活用具廣泛使用。“胡瓶”這一語彙是其傳入中國和日本後，中國和日本的古代文獻中對它的稱呼。胡瓶多以貴价的金屬，如金銀，為質地。其長頸，有鴨嘴狀流，上腹細長，下腹圓鼓，單把，高圈足座。在裝飾上，有的素面無紋，也有的周身遍佈紋飾，例如壺身有錘鍱的突起的人物或動物圖案，圖案往往還具有故事性和連續性；壺的圈足座底部常見凸起的聯珠紋裝飾，壺把的頂部還會有人頭狀或其他形態的圓鈕，這個構件既是一種裝飾，也可以作為傾倒液體時手指的借力點。
記載胡瓶傳入中國較早的文獻有：《西域記》載“疏勒王致魏文帝金胡瓶二枚，銀胡瓶二枚……”〔5〕；《前涼錄》說“張軌時，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菻作，奇狀，並人高，二枚”〔6〕。說明可能早在魏晉時期，胡瓶已經作為貢物進入到中國。而北朝時，居住於中國境內一定程度上漢化的粟特人的墓葬中頻繁發現有胡瓶的形象，例如：2000年西安市北郊發現的北周安伽墓中出土的石榻和圍屏上，共有5處胡瓶的形象；2003年安伽墓東北部發現的北周史君墓中出土的石槨的浮雕上，共有4處胡瓶形象。這說明粟特人應在胡瓶的傳入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至於隋唐時期，北方以長安、洛陽兩京地區為中心的貴族墓葬中，發現的胡瓶形象更不勝列舉，胡瓶形象頻繁出現在墓室壁畫〔7〕、石槨、屏風式石棺床，以及陪葬俑上〔8〕。並且隋唐時期的詩文中，也常能讀到胡瓶的意象，例如王昌齡（698—757）《從軍行》“胡瓶落膊紫薄汗”句〔9〕；盧綸（739—799）《送張郎中還蜀歌》“錦帳胡瓶爭送君”句〔10〕；顧況（725—814）《李供奉彈箜篌歌》“銀器胡瓶馬上馱”句〔11〕。可見隋唐時期，胡瓶已經常見於王朝上層社會人們的生活中。不過胡瓶舶來及金銀器的屬性決定它到底還是一種貴价的奢侈品。隋唐時期的文獻中常有皇帝以胡瓶賞賜功臣的記載，如隋文帝（541—604，581—604在位）賜楊素（生卒年不詳）銀胡瓶：“拜素子玄獎為儀同，賜黃金四十斤，加銀瓶……”〔12〕；唐憲宗（778—820，805—820在位）賜李光顏（762—826）銀胡瓶：“帝又御麟德殿宴光顏及想李愬，各賜錦睬五百匹，銀瓶、盤等五事。”〔13〕亦有臣下向皇帝敬獻胡瓶的記錄，如安祿山（703—757）就多次向唐玄宗（685—762，712—756在位）敬獻胡瓶：“金窯細胡瓶二。”〔14〕
圖1 [北周] 鎏金銀壺 通高37.5釐米 寧夏固原南郊深溝村李賢夫婦合葬墓出土 寧夏固原博物館藏
儘管胡瓶的形象常見於北朝至隋唐時代的影象和文獻中，但目前為止中國境內出土的胡瓶實物並不多，著名的有寧夏固原縣南郊鄉深溝村北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李賢夫婦合藏墓出土的鎏金銀壺（圖1）以及內蒙古翁牛特旗李家營子1號墓出土的銀壺瓶（圖2）。根據齊東方的研究，這兩件器物均是由外域傳入，寧夏固原出土的鎏金銀壺瓶足座較細高且有節狀裝飾，壺把上部連至壺頸，是典型的薩珊式胡瓶；內蒙古翁牛特旗出土的銀壺瓶足座較短粗，沒有節狀裝飾，壺把上部連至壺口處，則是典型的粟特式胡瓶。薩珊式和粟特式是北朝至隋唐時期，傳入中國的胡瓶的典型樣式。〔15〕
圖2 [唐] 銀胡瓶 高28釐米 內蒙古敖漢旗李家營子1號墓出土 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藏
目前發現的鳳首壺中，最接近胡瓶面貌的是一種嚴格說來應稱“瓣口壺”的器型。這類器物無蓋，口流部分與胡瓶的形制基本一致，只是呈現出一定似波浪或花瓣的弧度，並沒有顯著的鳳首形象。但過往一些考古報告和學術文獻中，也將它們中的一些定名為“鳳首壺”，所以它們也在本文討論範圍中。
山西省博物館藏1956年太原市石莊頭村出土的白釉人頭柄壺，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British Museum）藏白釉鳳首壺，這兩件器物，均無蓋，口流處均呈瓣狀，細頸，溜肩，豐腹，喇叭形矮圈足，流下飾一貼花長莖葉至壺腹中央，流的另一側為曲把，上置一人頭，面視流口，壺把的上部連線至口沿處。這兩件器物的形態，顯然與前述內蒙古翁牛特旗出土的銀胡瓶高度相似，可見它們均是模仿粟特胡瓶而製作的陶瓷器。
與前述兩件器物幾乎完全復刻胡瓶不同，一些器物開始在口流和壺把上做文章，進行本土化的加工。例如，美國西雅圖亞洲藝術博物館（Seattle Asian Art Museum）藏白釉龍首飾把壺，器型上雖然與前述兩件器物相似，明顯來自粟特式胡瓶，但其口流處的瓣狀弧度更大，且瓣口形長流下器腹部裝飾的是與佛教相關的寶相花，曲把上的人頭裝飾也變成了中國文化所喜的龍首。
這樣融入華夏風格的改造，還可見許多案例，在一些案例中華夏風格愈發顯著。例如，河南鞏縣窯的一件黑釉扁口龍柄壺，其口流部瓣狀弧度更為誇張，而流下器腹處也貼塑寶相花裝飾，曲柄上呈現的龍首裝飾也更具有動勢。英國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藏三彩人頭柄壺、日本東京富士美術館（Tokyo Fuji Art Museum）藏的三彩貼花龍柄壺，它們的口流部也有著誇張弧度的瓣狀，壺腹飾有幾組寶相花，曲柄上的人頭也簡化為圓珠，再配以三彩器物獨有的斑斕設色，整個器物顯現出一種華夏特色的華麗風格。另外，美國波士頓美術館（Museum of Fine Arts，Boston）藏三彩瓣口壺，整體造型與前述兩件三彩器相似，只是變寶相花裝飾為弦紋裝飾，亦別具中國特色。
據高啟安研究，金屬質地的胡瓶在中西亞地區可廣泛用於盛放和傾倒水、乳品、茶以及酒。中西亞地區日常飲用乳品及乳製茶品的飲食習慣，使得胡瓶用於盛放和傾倒乳品的場景可能更多。但傳入中國以後，胡瓶以及受到胡瓶影響而產生的瓣口壺、鳳首壺等中的許多，應是作為酒器使用的〔16〕。杜甫《少年行》中“不通姓氏粗豪點，指點銀瓶索酒嘗”句〔17〕，就佐證胡瓶作為酒器使用的事實。而隋唐時期一些墓葬中的石槨、石館床、屏風及壁畫上的宴飲圖裡，胡瓶及瓣口壺、鳳首壺等常與羽殤、叵羅等酒器配合使用〔18〕。
二
在目前已發現的眾多鳳首壺中，現藏於故宮博物院傳出於河南汲縣的青釉鳳首龍柄壺（圖3），應是最著名的一件。前文提到，1980年李輝柄曾專文對其進行研究〔19〕，認為是隋代的器物。這件鳳首壺胎體厚重，釉色青綠勻淨，其造型較為挺拔，壺口、頸部和高圈足上各飾有一圈聯珠紋，壺腹上部裝飾一圈薩珊徽章式紋樣。裝飾手法主要用貼塑法，明顯模仿金銀器以錘鍱方式形成的突起效果。整件器物總體上看有薩珊式胡瓶的風貌。雖然這件器物明顯受到薩珊式胡瓶的影響，但它帶蓋，蓋及口流共同組成了非常具象的鳳首的造型，壺柄則為龍形，龍首銜於口部後側，龍爪搭於壺身上部，龍尾則延續至於器足，且壺身還有忍冬、蓮瓣、卷葉、寶相花、力士等隋唐時期中國常見的裝飾紋樣，這些都體現這件器物已經是一件融入華夏審美特徵的作品。1980年河北滄州滄南監獄附近的磚廠出土一件青釉堆花龍柄壺，除沒有鳳首外，其他部分的造型和裝飾與這件青釉鳳首龍柄壺均十分相似，說明這種具有薩珊風格模仿金銀器裝飾紋樣又融入一定華夏審美的器物，並非孤例。
圖3 [唐] 青釉鳳首龍柄壺 高41.3釐米 河南汲縣出土 故宮博物院藏
像故宮博物院藏青釉鳳首龍柄壺這樣，有具象的鳳首，且鳳首由口和蓋兩部分組成，鳳鳥的上喙位於壺蓋上，下喙則位於口流處的鳳首壺樣式，在唐代還可見許多，且一直流行至唐末。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Tokyo National Museum）藏有一件白釉鳳首壺，雖然其整體造型較青釉鳳首龍柄壺敦厚，裝飾特點也顯得簡單而稚拙，更像粟特式胡瓶。但其鳳首部分也如青釉鳳首龍柄壺一樣，由口和蓋兩個部分共同構成，鳳嘴的上喙為蓋的前部，鳳嘴的下喙為口的流部。河北省文物保護中心藏有一件晚唐時期的定窯白瓷鳳首壺，造型較為挺拔，足座部分較高且有節狀裝飾，更接近薩珊式胡瓶。它也如青釉鳳首龍柄壺一樣，以龍為柄，其鳳首部分也由蓋和口兩部分共同構成，只是素面無紋，通體施白釉，光澤亮麗。另外，在印尼勿裡洞海域打撈的阿拉伯商船“黑石號”（Batu Hitam）上亦出土一件高達1米的綠釉鳳首壺（圖4），該器物應為晚唐時期器物，有學者推測這件鳳首壺和船上其他白釉綠彩器可能也來自河北地區的窯場〔20〕。它通體施白釉綠彩，長頸，溜肩，鼓腹，喇叭形細高圈足，儘管這件器物造型的高挑挺拔在唐代器物中並不多見，且其出土地也確認其為外銷瓷品種，但它的鳳首部分明顯也如故宮博物院藏青釉鳳首龍柄壺一樣，由蓋和口兩部分組成。
圖4 [唐] 綠釉鳳首壺 高104釐米 印度尼西亞勿裡洞 海域“黑石號”出水 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藏
唐代的另一些鳳首壺，其鳳首部分也如故宮博物院藏青釉鳳首龍柄壺一樣華麗而顯著，但它們的鳳首已經演變為壺頸部的純粹性裝飾物，鳳嘴已經沒有流和壺頸腹相通，一般鳳嘴緊閉或口中含寶珠，壺口為圓口或花口，裝飾紋樣主要集中在壺的左右兩面。例如，陝西曆史博物館和甘肅省博物館藏的兩件三綵鳳首壺，雖然三彩配色不盡相同，但它們突出而鮮明的鳳首均不是由器物的蓋子和口流合併組成，器口位於鳳首的頭冠部位，器物不具備功能性的流。當然，在裝飾上這兩件器物均極盡華麗，鳳目圓睜，鳳嘴處含一顆寶珠，壺腹兩側均飾有貼塑的團花裝飾，喇叭形圈足上則飾有蓮瓣紋和細密的平行線紋。相似的器物還有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藏三綵鳳首壺，該件三綵鳳首壺，鳳首部分一如前述兩件器物，只是鳳口中未含有寶珠。它的器腹部形成兩面開光體，採用塑貼裝飾技法，一面為人物騎馬射箭圖，一面為飛翔的鳳鳥圖。
還有一些鳳首壺與前述三件鳳首壺相似，鳳首並非由器物的蓋子和口流共同構成，但其鳳首造型不像這兩件器物這樣華麗，存在一定程度的簡化。例如在日本白鶴美術館（Hakutsuru Fine Art Museum）藏有一件盛唐時期的三彩貼塑鳳首壺，它周身遍佈華麗的刻劃花及貼塑裝飾，在一定程度上有薩珊式胡瓶的部分特點。但它通過幾組弦紋將壺身分為多個裝飾帶，裝飾紋樣有寶相花、蓮瓣等，且壺柄呈現為龍形，很明顯是經華夏審美改造後的壺瓶的風格。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它的鳳首部分位於器頸頂端，器口開於鳳首頂部，鳳首上眼和喙的形態清晰可見，比較具象，但鳳首的頭骨部分則有球形化的趨向。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一件三綵鳳首壺，造型與白鶴美術館那件相似，壺身裝飾以寶相花、花葉等紋飾，喇叭形矮圈足，不過其鳳頭部分已經完全簡化為一個球形，甚至鳳眼等細節也被捨棄，僅可見明顯的喙部。還有，河南鞏縣窯的一件黑釉鳳首壺也呈現出這種簡化風格。儘管有一些鳳首壺，其鳳首部分的造型有概括化的傾向，但從突出的喙部還是能很清楚地辨認出這類器物刻意塑造的鳳鳥的形象。
本章中談到的兩類鳳首壺，不論鳳首由器蓋與口流共同組成，還是鳳首僅在頂部開口不再有功能性的流，均非常明確的塑造了鳳首的形象。按照彭善國的說法，這是唐代鳳首壺的兩種經典樣式〔21〕。由於文獻的缺失，僅依據考古發掘，目前尚且不能判斷這兩類鳳首壺器型出現的具體時間和先後。但從型別學的角度，我們或可做些分析。
鳳首由器蓋和口流共同組成的鳳首壺，如果去掉器蓋的部分，其形態非常接近胡瓶以及前文提及的形態上接近壺瓶的瓣口壺，甚至一些此型別的鳳首壺，因為器蓋丟失而被誤定為瓣口壺。事實上，胡瓶中很大一部分也是有蓋的，只是其器蓋僅是與口流平齊的一塊金屬片，並不是器物裝飾的著意之處，造型上也沒有什麼存在感。所以，從這一角度來看，這種由蓋和口流共同組成鳳首的鳳首壺，其與胡瓶可能有著更近的淵源關係，至少它還保留了功能性的流，能夠作為酒器，傾倒酒水。
而另一類鳳首壺，鳳鳥的喙部已經退化為存粹的裝飾，不再具有流的功能，且手柄上人頭形或其他形狀作為倒酒時手指著力點的凸起結構也消失了，如果手執此類鳳首壺的壺柄，會發現很難透過頂部的口向外傾倒液體，這說明這類器物已非實用器。目前所見這一型別的鳳首壺，絕大多數為三彩器。雖然三彩器是否一定作為明器目前尚無定論，但三彩因為燒造溫度較低較容易脫釉磨損，多作為明器確是事實。且根據徐胭胭的研究，三彩器在唐代墓葬中廣泛承擔了代替貴价的金銀器的陪葬功能〔22〕，這或也解釋為什麼隋唐時期的文獻和影象中金銀胡瓶數量很多，而墓葬中則較少實物出土。所以，鳳首僅在頂部開口不再有功能性的流的鳳首壺，很可能是作為明器使用的，雖然作為祖型的胡瓶的影響依然存在，但無疑在中國本土工匠的改良下，成為本土化審美程度更高的型別。
三
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失去了對於河西和西域的控制，絲綢之路中斷，加之安祿山、史思明“雜種胡”的身份以及後來回鶻人禍亂京城，當時社會各階層對胡人日漸不滿，此前在長安、洛陽兩京地區活躍的來自西亞、中亞地區的胡人漸少，上層社會則普遍開始排斥“胡風”。在這種情況下，一些原本居住在北方及兩京地區的粟特人透過改變姓氏、郡望的方法極力淡化自己的胡人特徵，還有一些粟特人則遷徙到不太排斥胡人的河北三鎮。有的粟特人，如史憲誠（？—829）、何進滔（？—840），在進入河北後得以發展，最後甚至成為節度使。中晚唐時，關中地區已經看不到祆教祭祀活動，但河北地區卻依然有新的祆祠被建立起來〔23〕。除此以外，從洛陽經衛州（今河南汲縣）、相州（今河南安陽）、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刑州（今河北邢臺）、定州（今河北定縣）、幽州（今北京）到營州（今遼寧朝陽）一線，是粟特商胡的傳統商路，自北朝起到隋唐，這條線路上的主要城鎮幾乎都留下了粟特人的足跡，有的甚至形成了聚落〔24〕。這些聚落在安史之亂之後，依然存在，甚至有更多的發展。同時，由於陸路交通的中斷，使得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在沿海港口城市揚州、廣州、泉州等地，胡商雲集、貿易繁盛，往來東西的各國商旅除了粟特人之外，還有來自阿拉伯帝國的商人。總體而言，安史之亂之後，崇胡之風雖然在兩京地區有所減弱，但胡風也向其他更廣闊的地區傳播，並交融於唐人的生活。
根據易立的研究，晚唐至五代，河北、山西、內蒙等地的墓葬中出土有陶瓷質地的鳳首壺十數件，大多數為綠釉，也有黃釉、白釉及泥質灰陶等質地。這一時期這些地區出土的鳳首壺，有的有把，有的無把，多數帶有可以與器身分離的喇叭形底座，且底座的形制有粗矮和細高帶結狀凸起兩種〔25〕。這其中比較典型的有河北省張家口市蔚縣黃梅鄉出土的一件綠釉鳳首壺（圖5），這件器物連同底座高達74釐米。值得注意的是，出土這一類帶有底座的鳳首壺的墓葬，還往往出土有塔式罐，若將二者肩部以上剔除，則呈現出的造型幾乎完全一致，因此，易立認為這些鳳首壺有較大可能是“胡瓶”與當地塔式罐相結合後形成的產物。塔式罐是晚唐以後部分北方地區具有佛教特徵的一種特殊器物〔26〕，多作為明器使用〔27〕。因此和它們一併出土，器型上有所相似，很可能配套使用的這些鳳首壺，應也是專門的明器，還可能與佛教信仰有一定的關係。
圖5 [唐] 綠釉鳳首壺 高74釐米 河北省張家口市 蔚縣黃梅鄉出土 蔚縣博物館藏
唐晚期以後，注子和偏提作為一種新的金屬器和瓷器器型，廣泛流行起來，成為主流的茶器和酒器〔28〕。“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蓋，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曰‘偏提’，論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仄，今見行用。”〔29〕注子和偏提的特點在於，流不再位於器口，而位於器腹，且呈現管狀。比如長沙窯就生產有大量的注壺。〔30〕在這種風潮下，誕生了一種新的鳳首壺型別。譬如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西村窯青白釉刻花鳳首壺，它的鳳首位於壺頸上部，鳳冠為壺口，且與此前基於胡瓶器型的鳳首壺不同，器腹有獨立的管狀流。西村窯位於今廣東省廣州市境內，創燒於晚唐，延續至北宋，它是一個以外銷瓷為主要產品的窯口，其產品經海上絲綢之路，遠達中、西亞的阿拉伯地區。同出西村窯，器型與這件幾乎一模一樣的鳳首壺，中國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和廣州博物館亦有收藏，可見西村窯的這類鳳首壺產量不小。在這一型別的鳳首壺上，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文化的大迴圈，流行於中西亞地區的胡瓶經陸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中國的陶瓷器中產生了鳳首壺這種新器形，幾經演變，中國的一些鳳首壺又可能經由海上絲綢之路，到達它的祖型的故鄉。
我們注意到，西村窯青白釉刻花鳳首壺比此前的鳳首壺，器形要小很多，這主要是與晚唐、五代至宋桌椅的普及有關，當人們不再席地而坐，器物都置於桌面上時，較為小巧的器型顯然更為實用。鳳首壺中還有一類變體，一般認為它們是唐晚期至宋代的產品，它們器型小巧，無蓋，鳳首形象與其他型別的鳳首壺不同，鳳喙為流但較短，鳳目圓睜，龍形壺柄的存在感較強。例如，河南省三門峽廟底溝唐宋墓葬M222、M223分別出土有醬黃釉鳳首壺各一件，兩件器物造型基本一致，M222出土的壺把殘毀，M223出土的壺把完好。“它們侈口，圓唇，束頸，溜肩，鼓腹，平底。口前部為鳳的下喙，中部捏在一起，上加鳳的眼、上喙、冠，冠向後越過口的後部達於腹部成為鋬，鋬飾象形羽紋，口沿至下腹部施醬黃釉”，這兩件器物在考古報告中被定為“茶注”〔31〕，晚唐墓葬多陪葬有成套的茶具，這兩件形制別具特色的鳳首壺是晚唐茶文化興盛的見證。另外，山東省濟寧市軍分割槽工地出土的茶葉末釉鳳首壺，與上述兩件器物在形制上頗有相似，但年代略晚，或也是一件茶器。
晚唐五代開始出現無把的鳳首壺，除前述易立提到過的河北、山西、內蒙等地墓葬中出土的帶有底座的鳳首壺中有部分無把外，英國大英博物館所藏一件晚唐至五代時期的吉州窯白瓷鳳首壺，其壺身也無把。這件器物鳳首位於細長頸部上端，刻畫相當精細，花瓣形口即為鳳冠，鳳首下部壺頸上飾有五圈凸弦紋，壺身上則飾有卷草紋、蓮瓣紋等紋飾，在壺肩部原有一流，現已經殘缺。在一定程度上，這件器物呈現了鳳首壺的一種過渡狀態。海南省博物館藏有一件宋代景德鎮窯青白釉鳳首壺，該件器物是2002年國家文物局利用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徵集專用經費特意從日本購藏的，2008年撥付給海南省博物館。該器物不僅沒有壺柄，甚至沒有流。其瓷質緻密，釉色瑩潤細膩，鳳首的塑造更精緻非常。美國明尼阿波利斯美術館（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藏有一件白瓷鳳首壺，與此件器物非常相似。宋代景德鎮窯這些鳳首壺，顯然已經不具備傾倒和酤注的功能，從其優雅的造型和細膩的質感來看，應是用於欣賞的陳設器。
此外，遼代流行一種被學界稱為“鳳首瓶”的陶瓷器型，其形態上的突出特點在於：沒有壺柄和流，鳳首位於壺頸上端，鳳冠為壺口。與宋代景德鎮窯出品的青白釉鳳首瓶相比，遼代的鳳首瓶更修長挺拔，器肩較高，器腹向下愈窄，鳳冠誇張，多施以黃釉、綠釉。一般認為它們通常作陳設器使用，也作為明器陪葬。遼代鳳首瓶的代表作有：故宮博物院藏黃釉鳳首瓶、內蒙古博物館藏綠釉刻牡丹花鳳首瓶等。
可以說，鳳首壺在晚唐已經擺脫了薩珊、粟特等外來風格；五代兩宋時，器物形態因藉實際需要和生活習慣發生了更多本土化的改良和變異；至於遼代，有裝乘和傾注功能的鳳首壺早已不再流行，而具有陳設功能的鳳首瓶則成為一種時代特色的器物。
結語
一直以來，陶瓷作為一種藝術形式雖然從未受到質疑，但學界已有研究中，有關陶瓷工藝（矽酸鹽技術）的研究一直佔據著絕對的優勢。相比之下，著重觀念、思想等精神層面的研究則顯得匱乏。陶瓷的造型演變包含著難以想象的豐富資訊，既涉及我們的生活方式，又承載著我們的文化傳統。其發展過程本身，即是一個文化演進的縮影。所以，陶瓷的造型問題，可以也應當放置到更大的文化史、藝術史的背景下來考察。
本文對鳳首壺的風格和形態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和分類。曾經流行於西亞、中亞地區的金銀器，經絲綢之路傳入我國後，對陶瓷器的生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鳳首壺的出現即與胡瓶的傳入有關。但我國的陶瓷器並沒有簡單地全面復刻外來的金銀器，而是呈現出一個不斷融合和創新的本土化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型別的鳳首壺與胡瓶在造型上的親緣關係更近，而另一些則相對較遠；一些鳳首壺可能延續了胡瓶作為酒器、奶器、水器的傳統功能，而另一些則或依中土的喪葬習俗和生活習慣，承擔起明器乃至陳設器的功用。哲學上一般認為，文化的本質，是人對自然的秩序化，使萬物有其位置，並能通達，於是人在其中獲得自由。外來文化及其事物，對於在地文化而言，在帶來新鮮血液的同時，必然有其不可理解、不可通達之處，此時便往往會有一個複雜而有機的文化涵化過程。藝術也是如此，涵化後的藝術及其產品，是在更高的層面兼顧了本土與外來，從而實現新的通達。
在全球化的程序中，當代的中國藝術也面臨著外來文化與民族文化間的碰撞，如何處理其中的關係，已經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莊嚴且迫切的問題。藉助這項有關陶瓷造型及其風格演變的研究，我們或可以詳細地觀察古代陶瓷匠師在藝術創作實踐中，如何處理“功用與審美”“民族與外來”“傳統與創新”等問題，並以之思考當代情景下藝術的走向和出路。
註釋：
〔1〕李輝柄《青釉鳳頭龍柄壺年代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
〔2〕賀利《談談鳳凰及陶瓷器上的鳳紋》，《故宮博物院院刊》1986年第4期。
〔3〕李知宴《中國釉陶藝術》，香港兩木出版社1989年版，第152頁。
〔4〕彭善國《唐代陶瓷鳳首壺的型別、淵源與流向》，《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
〔5〕[宋] 李昉等《太平御覽》，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卷第七百五十八器物部三。
〔6〕[宋] 李昉等《太平御覽》，四部叢刊三編景宋本，卷第七百五十八器物部三。
〔7〕楊瑾《說唐墓壁畫中的胡瓶》，陝西曆史博物館編《唐墓壁畫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0頁。
〔8〕趙晶《唐代胡瓶的考古發現與綜合研究》，2008年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第6—14頁。
〔9〕[清]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百四十三。
〔10〕[清]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百七十七。
〔11〕[清]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百六十五。
〔12〕[唐] 魏徵等編《隋書》，清乾隆武英殿刻本，卷四十八列傳第十三。
〔13〕[宋] 王欽若等《冊府元龜》，明刻初印本，卷一百二十八帝王部。
〔14〕[唐] 姚汝能《安祿山事蹟》，清宣統三年葉氏刻本，捲上。
〔15〕齊東方《唐代金銀器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06—308頁。
〔16〕高啟安《胡瓶傳入與唐人注酒方式的改變》，《絲綢之路研究集刊》2017年。
〔17〕[唐] 杜甫《杜工部集》，續古逸叢書景宋本配毛氏汲古閣本，卷十一近體詩一百一十五首。
〔18〕趙晶《唐代胡瓶的考古發現與綜合研究》，2008年西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第6—14頁。
〔19〕李輝柄《青釉鳳頭龍柄壺年代考》，《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1期。
〔20〕謝明良《記黑石號（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國陶瓷器》，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編輯委員會《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3期》，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2002年。
〔21〕彭善國《唐代陶瓷鳳首壺的型別、淵源與流向》，《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
〔22〕徐胭胭《媒介的競爭：唐三彩與唐代的墓葬制度》，巫鴻等《古代墓葬美術研究 第四輯》，湖南美術出版社2017年版，第229—240頁。
〔23〕榮新江《安史之亂後粟特胡人的動向》，《暨南史學·第2輯》，暨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02—123頁。
〔24〕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37—110頁。
〔25〕易立《唐代鳳首壺雜識》，《文物春秋》2006年第5期。
〔26〕李小琴《西安地區唐墓中的佛教內容研究現狀》，《遺產與保護研究》2019年第2期。
〔27〕王利民《大同地區出土的塔形罐研究》，《文物天地》2020年第9期。
〔28〕孫機《唐宋時代的茶具與酒具》，《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2年第1期。
〔29〕[唐] 李匡乂《資暇集》，明顧氏文房小說本，卷下。
〔30〕李輝柄《長沙窯》，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年版。
〔3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門峽廟底溝唐宋墓葬》，大象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1頁。
範勃 廣州美術學院教授、副校長
（本文原載《美術觀察》202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