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信
露易絲·格麗克：詩人的教育
日前，露易絲·格麗克新作《合作農場的冬季食譜》（Winter Recipes from the Collective）出版，這本詩集僅15頁，封面是八大山人的《稚雞圖》。在同名詩作中，格麗克寫道，“每年冬季來臨，老人們走進樹林/採集苔蘚，它們生長在/某些杜松子樹的北邊。/這是個慢活，要花很多天，儘管/因為光照減少，日子很短，/當他們的包裝滿後，就吃力地/回家去，苔蘚太重了，很難搬。/妻子們讓這些苔蘚發酵，一個耗時的工程，/尤其是對這麼老的人來說，/他們出生在另一個世紀。/……在廚房裡，三明治被包好待市。/我的朋友過去常做這份工作。/胡麗松麗，我們的老師這樣叫她，/給予照顧。我記得/看著她：在門內，/照章在卡片上寫漢字，/按順序翻譯為相同的東西，/以及在下面：我們從起源處剝奪了它們，/如今它們開始需要我們了。”
露易絲·格麗克
《冬季食譜》是其第13本詩集，前12本詩集中主要有《阿喀琉斯的勝利》（The Triumph of Achilles）、《野鳶尾》（The Wild Iris）、《草場》（Meadowlands）、《阿弗爾諾》（Averno）、《村居生活》（A Village Life）、《忠誠與善良之夜》（Faithful and Virtuous Night）。除了詩歌之外，格麗克還有兩本散文集行世，《證明與理論：詩歌札記》（Proofs and Theories：Essays on Poetry）、《美國原創性：詩歌札記》（American Originality：Essays on Poetry）。今年年中，格麗克還出版了《詩選集：1962–2020》（Poems：1962–2020），此前她已經出版了一本詩選集，《詩選集：1962–2012》（Poems：1962–2012）。
格麗克以自然的語言和深邃的視域而著稱。方商羊認為，格麗克以天賦的能力，以深遠的視界，將宏大的主題帶到了我們的面前。“在格麗克中後期的作品中，她的音色中有一種威嚴的絕望，絕望而非沮喪，前者是在周遭黑暗的重負下獲得智識上的啟示，而後者則是仍存留於肉體或物質深處的負荷。這種絕望的後果是對現實世界的分離，從某個方面來說，即精神的短暫自由。”格麗克不關心美，只在乎真理，在《反對真誠》（Against Sincerit）中，格麗克寫道，“一個藝術家的責任是把真實轉化為真理。”而與此相連的，格麗克視詩歌為書面的，而不是口語的。詩歌不是真實的口和耳的交流，它是傳送資訊的頭腦和接收資訊的頭腦的交流，格麗克對《美國詩人》（American Poet）說。
格麗克想用“調性”來替換“事實”，格麗克對《詩人與作家》（Poets & Writers）說，“對我而言，最要緊的是調性——心靈在進行冥想時的執行方式。那是你追隨的目標。它引導你，但也讓你迷惑，因為你不能將它轉變為有意識的原則，或者確切地說出它的屬性。你一旦將調性轉變為有意識的原則，它就死了。它必須在你看來一直是神秘的。[……]詩歌的意趣在於調性，做出重大宣告的調性，而不一定在於宣告本身。人們常常從調性來細察作品裡的宣告，調性有時會顯露出作者對一些言說內容的反對態度。”但格麗克無疑坦誠了一種特別的難度，它或許僅屬於文學範疇，但也越來越與其他範疇聯絡在了一起。調性是否真實的，它的真實性是否帶有一種特別的拒絕和阻抗，而它的瀰漫又在多大程度上創造了一個沒有廣闊性的狀況，在這個狀況裡，文學既是唯一者，又是沒有者。
《合作農場的冬季食譜》
只有在沉默中，格麗克才感覺到，自己是專家。她對《華盛頓廣場評論》坦承了這一點。而這樣的沉默絕不是普普通通的沉默，而應當說是從不孕育生機和活力的沉默。她一生中都在忍受這種令人痛苦的沉默。這些沉默的時光，通常開始於一段欣喜若狂的尾聲，繼之以新的沮喪、挫敗。她當然會嘗試所有自己能夠觸及的方法，但她很少真正成功過。其中的恐怖與解放，百般折磨著她，但她也無法從這個局面中完全掙脫掉。第一次出現這種狀況大概是在《初生》（Firstborn）出版後不久，大概有幾年時間，格麗克棲身在空白的紙張中間，最後她不得不接受了一個事實：藝術不是她的專利。類似的掙扎和困擾，最後似乎都以釋然和接受收場。
除了單純的寫作之外，格麗克用了大半生時間從事教學和編輯的工作，而這些工作對其文學的幫助或許尤其大。她最早任職於新英格蘭烹飪學院，該學院為前夫約翰·德拉諾與其同仁籌建，後來又任職於威廉姆斯學院、耶魯大學。從2004年到2010年，格麗克主持“耶魯青年詩人獎”，先後遴選出七位青年詩人，依次是理查德·西肯（Richard Siken）、傑伊·霍普勒（Jay Hopler）、傑西卡·費舍爾（Jessica Fisher）、費迪·茹達（Fady Joudah）、阿爾達·科林斯 （Arda Collins）、陳懇（Ken Chen）、凱瑟琳·拉森 （Katherine Larson）。格麗克與上述詩人進行了大量的交流，某種意義上，格麗克幫助他們抵達了詩的完成。在其盛年，格麗克又經常去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愛荷華大學、波士頓大學等名校駐留或者授課。
在回應《美國詩人》（American Poet），格麗克坦誠了這一點。年輕作家的信仰、文學、激情，是格麗克極其重要的燃料。她甚至說，她在喝他們的血。格麗克熱切地感受到，她作為作家的活力和變化，很大程度要歸功於，沉浸在年輕人的作品中，甚至是那些極度陌生的作品。彼得·斯特雷茨福斯（Peter Streckfus），就是一位令格麗克沉浸的詩人，有一段時間，格麗克陷溺其中，彷彿戴了魔咒。有一次，格麗克還發現了，自己從彼得·斯特雷茨福斯那裡偷了一首詩。
回到最初，格麗克在80年代的一次演講中曾說，“從一開始，我就偏愛最簡單的詞。讓我著迷的是上下文的多種可能性。我所回應的，在書頁上，是一首詩如何藉助一個詞的安排，透過時間設定和節奏的微妙變化，接放這個詞的豐富而令人驚訝的意義分佈區。對我來說，似乎簡單的語言最適合這種創新事業。”而在《證明與理論：詩歌札記》中，格麗克稱寫作是對語境或背景的尋找，詩歌會將與其強相關的被感動的局面帶到作者面前，當然它不一定帶到讀者面前。而隨著這些語境的衍生，格麗克被帶到了一個新的境遇：她必須完整地面對世界，她必須創造完整的詩歌，組詩、詩集，她創造了“組詩體”（Book·length Poetic Sequence）。“我把這本集子（《阿勒山》（Ararat））整合出來的時候，我震驚於其內部的經緯。我不是有意識地嵌入那些重複或者呼應的表意動作和小插曲，而是它們就在那兒——這裡有火車，那裡又有火車，火車就成了一個角色。”格麗克對《詩人與作家》（Poets & Writers）說。
格麗克於1943年生於美國紐約長島。祖父是匈牙利猶太人，父親是有文學抱負的成功商人，母親是家務總管式的道德領袖、政策制訂者。父母自小鼓勵她發展自己的天賦和想象。也就是說，從小時候開始，格麗克就浸泡在融合的英語文化中。對於古希臘羅馬文化、天主教文化、猶太人文化，格麗克可以說是信手拈來，如數家珍。“一個兒童就能意識到那偉大的人類主題：時間，它哺育了失落、慾望、世界的美，”她說。作為一個讀者，格麗克偏好私密的竊聽。她選擇成為偉大詩歌的竊聽者，而非“知心好友”。她裝扮成布萊克的小黑孩、濟慈的活著的手、艾略特的普魯弗洛克。遙遠的巴別塔、神秘的青銅器，在她的腦袋裡胡亂地奏明。她當時就迫不及待想成為真正的詩人。
少女時代的格麗克患上了厭食症，體重慢慢地往下掉，像現在的我們在青少年時期所經歷的那樣。後來的格麗克懂得這是通往確定的自我的方式。“厭食症證明的不是靈魂優越於肉體，而是靈魂依賴於肉體。”詩人自述。在父母的幫助下，格麗克接受了長達七年的精神治療。他時斷時續的參加學校。在這之前，她寫的詩歌是狹窄的、中規守矩的、靜止的，也是不染世俗的、神秘的。在接受治療之後，她中斷了詩歌的寫作。“心理分析教會我思考。教會我用我的思想傾向去反對我的想法中清晰表達出來的部分，教我使用懷疑去檢查我自己的話，發現（自己表達中自我下意識地）躲避和刪除（的部分）。它給我一項智力任務，能夠將癱瘓——這是自我懷疑的極端形式——轉化為洞察力。”她以同樣地方式學會了詩歌的寫作。她不再把自我簡單地投射到詩歌之中，這是很妨礙心靈的光芒的。正確的方法是，區分出淺層的東西與深層的東西，將淺層的東西過濾掉，留下深層的東西。說得容易，做到難。
1968年，格麗克的第一本詩集《初生》出版。她迅速受到了認可。在這之前，她先後在莎拉·勞倫斯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研修課程。在哥倫比亞大學，格麗克遇見了斯坦利·庫尼茨（2000－2001年美國桂冠詩人），至此，她一生的詩歌都受其影響。這時的詩歌還有些稚嫩，人們在詩歌裡看到了羅伯特·洛威爾、T.S.艾略特的影子。格麗克的特質還是顯露了出來，高度的敏感的疏離。這種質感，正是我們閱讀時感受到另一個自己存在的原因。當我們感知到這一點，情況通常會變得很有趣，而不是反諷和苦澀。從《下降的形象》（Descending Figure）開始，格麗克開始將自傳性材料寫入她淒涼的口語抒情詩裡。這些自傳材料來自於童年故事、家庭關係、失去，以及青春、性愛、婚戀，等等。據柳向陽分析，“這些自傳材料逐漸變得抽象，作為碎片，作為元素，作為體驗，在詩作中存在。”其實，詩歌本身就是自傳。每一行詩歌都象徵著每一寸肉。格麗克曾說：“把我的詩作當成自傳來讀，我為此受到無盡的煩擾。我利用我的生活給予我的素材，但讓我感興趣的並不是它們發生在我身上，讓我感興趣的，是它們似乎是……正規化。”像很多女性詩人一樣，格麗克常常會練習一種反常：反駁一種思想、製造一種不可調和。因為她熟知這一條古老的經驗：藝術夢想不是主張已經知道的東西，而是要闡明已經被隱藏的東西。
後來的作品中，格麗克不再直接顯現出爆發感，她變得更為濃縮、沉默。詩人茂盛的樹體，變得蒼老和寡言。尤其是在詩人經受過重大的變故之後，諸如父親的逝世、婚變。當然還有，一首詩歌的失敗，反反覆覆的練習、修訂。有時候，為了讓一首詩歌復活，格麗克常常會花很大力氣。像艾德麗安·裡奇（Adrienne Rich）所說的：“您寫作，折騰，寫作，折騰，寫作，折騰。”格麗克的詩歌最重要主題是死亡。死亡遍佈於詩句之中。《阿勒山》（Ararat）便是詩人在父親逝世後的作品，被德懷特·迦納稱作是在過去25年美國詩歌的最殘酷的書。在對死亡的緬懷中，在對創傷的超越中，我們見證了詩人對於生命的獻禮。“我為一種使命而生，/去見證/那些偉大的秘密。/如今我已看過/生與死，我知道/對於黑暗的本性/這些是證據，/不是秘密——”
據熊輝介紹，格麗克最早進入中國是在80年代。1989年7月，由彭予翻譯的《在瘋狂的邊緣：美國新詩選》出版，其中就有格麗克（路易斯·格拉克）的四首詩歌，《都是聖徒》《詩》《蘋果樹》《哀歌》。彭予認為，格麗克“深受自白派傳統的薰沐，注重披露作為一個婦女的心情感受。她的詩使用的是一種朦朧，甚至支離破碎的風格，冷峭、幽密、筆調細膩，具有內在的凝聚力和藝術原生美。”
（部分譯文參考：《合作農場的冬季食譜》（Winter Recipes from the Collective），姜巫譯；《與露易絲·格麗克的問答》，許詩焱譯，《世界文學》2021年第2期；《詩人之教育》，柳向陽譯，《四川文學》2017年第1期。）
文學塞內加爾：從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到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戈爾
日前，本年度龔古爾文學獎（Le Prix Goncourt）揭曉。塞內加爾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Mohamed Mbougar Sarr）憑藉《神隱的記憶》（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摘得了本屆桂冠。薩爾的榮膺可謂實至名歸。在本屆評審過程中，薩爾在第一輪就贏得了全部評審團10票中的6票。龔古爾學院秘書長菲利普·克洛岱爾稱其符合龔古爾文學獎的訴求和標準。龔古爾文學獎評審團成員保拉·康斯坦特（Paule Constant）盛讚了薩爾的新作，稱其風格華麗，幾乎是一部對文學的讚美詩。
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
在龔古爾大約120年的歷史中，這是第一次出現撒哈拉以南非洲作家獲獎的情況。2021年也被戲稱為非洲文學年，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布克獎、卡蒙斯獎、龔古爾文學獎、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國際布克獎、德國圖書貿易和平獎（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都花落非洲作家或非洲裔作家。這其中，塞內加爾和塞內加爾裔作家又最為閃耀，除薩爾外還有獲國際布克獎的塞內加爾裔法國作家達維德·迪奧普（David Diop）、獲得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的塞內加爾作家保巴卡·鮑里斯·迪奧普（Boubacar Boris Diop）。此前獲得龔古爾文學獎的瑪麗·恩迪亞耶（Marie NDiaye）也是塞內加爾裔法國作家。
在巴黎索邦大學教授非洲文學的澤維爾·加尼爾 （Xavier Garnier） 說，“歐洲文學界正在重新喚起對非洲的興趣。”歷屆非洲裔獲獎作家有勒內·馬蘭（René Maran）、瑪麗·恩迪亞耶（Marie NDiaye）、萊拉·斯利馬尼（Leïla Slimani）。此前，非洲國籍獲獎者還有摩洛哥作家塔哈爾·本·傑隆（Tahar Ben Jelloun）、黎巴嫩作家阿敏·馬盧夫 （Amin Maalouf）。除非洲外的非法國國籍的獲獎者還有，比利時作家查爾斯·普利斯涅爾 （Charles Plisnier）、比利時作家弗朗西斯·瓦爾德（Francis Walder）、羅馬尼亞作家溫蒂勒·霍里亞（Vintilă Horia）、瑞士作家雅克·謝塞克斯（Jacques Chessex）、加拿大作家安東尼·梅耶（Antonine Maillet）、比利時作家法蘭斯瓦·維耶爾岡（François Weyergans）。
前塞內加爾文化部長阿卜杜拉耶·伊萊曼·凱恩回應說，薩爾和他的作品是塞內加爾和整個非洲的驕傲。龔古爾公佈後，薩爾在塞內加爾名聲大振，此前他在塞內加爾就有足夠的影響力。不久後，薩爾被授予塞內加爾國家勳章，此舉似乎將其抬升到塞內加爾首任總統、詩人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的地位。目前，薩爾的作品在塞內加爾處於熱銷狀態。
《神隱的記憶》
龔古爾文學獎揭曉後的11月7日，一年一度的非洲作家國際日（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African Writer）開幕，本年度活動在塞內加爾作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of Senegal）總部召開。非洲作家國際日，由泛非作家協會（Pan African Writers' Association）發起，至今已經舉辦到了29屆。塞內加爾作家協會成立於1973年，歷屆主席是比拉戈·迪奧普（Birago Diop）、阿密娜達·索·法勒（Amanita Sow Fall）、阿馬杜·拉明·薩爾（Amadou Lamine Sall）、阿利烏內·巴達拉·貝耶（Alioune Badara Bèye）。貝耶稱，薩爾是可以輕鬆應對權力、宗教、同性戀等話題的人。
薩爾出生於達喀爾，他是家中長子，成長於塞內加爾中西部城市迪烏爾貝爾。後來薩爾入讀了塞內加爾最好的中學，聖路易斯軍事學校，塞內加爾很多政要都出身於此。畢業後，薩爾抵達法國，他一心想做文學，他先進入Lycée Pierre d'Ailly，而後考取巴黎的社會科學高階研究學院，在這裡，薩爾研究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不過其論文始終未完成。如今薩爾仍然希望回到校園中，他正在積極準備博士申請。現在，薩爾居住在博韋。從聖路易斯軍事學校開始，薩爾就是痴迷文學，到了大學更是愈演愈烈，忘乎所以地投入文學創作之中。歷數世界文學，薩爾喜歡的作家有烏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ène）、費爾溫·薩爾（Felwine Sarr）、馬利克·法爾（Malick Fall）、阿爾貝·加繆、讓-保羅·薩特、桑戈爾。
迄今為止，薩爾已經出版了四部作品，其前三部分別為《聖城》（Terre ceinte）、《沉默的唱詩班》（Silence du Choeur）、《純粹的人》（De purs hommes）。第四部作品《神隱的記憶》由於菲利普·雷伊出版社（Philippe Rey）與姬姆薩恩出版社（Éditions Jimsaan）合作出版，後者由布巴卡爾·鮑里斯·迪奧普（Boubacar Boris Diop）、納菲薩圖·迪亞（Nafissatou Dia）和費爾文·薩爾（Felwine Sarr）等作家在達喀爾創辦。在摘得龔古爾文學獎之前，《神隱的記憶》已經銷售了多達3萬冊，未來它的銷量將超過50萬冊，這大概是龔古爾文學獎獲獎作品的銷量。本書的版權已經被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出版社獲取，有義大利的Edizioni E/O、沙烏地阿拉伯的Dar Athar、西班牙的阿納格拉瑪出版社（Anagrama）、德國的卡爾·翰澤爾出版社（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Wien）、希臘的Patakis、以色列的Modan、瑞典的Bonniers。
《神隱的記憶》講述的是迪加內·拉蒂爾·費伊（Diégane Latyr Faye）的文學生涯，他在讀過T.C.伊萊曼（T.C. Elimane）的《非人的迷宮》（Labyrinthe de l'inhumain）後，開始了一個追尋和探索之旅，混雜著殖民主義、流亡文學、性愛、永恆言論。借鑑自波拉尼奧的作品，薩爾將偵探小說的元素擴大至極限，它收容了啟蒙小說、情色敘事、哲學散文、新聞報道、詩歌、傳記、諷刺詩、政治小冊子……薩爾坦誠自己接受了波拉尼奧的影響，它以波拉尼奧的方式承接著令人不安的現實、斑斕的夢想、野蠻的大陸。
“T.C.伊萊曼是誰？”薩爾寫道，他是殖民主義最成功也最悲慘的造物。伊萊曼想變成白人，他幾乎要成功了，但他永遠不是。伊萊曼比歐洲人更瞭解歐洲，但他被擦除了，被藏匿在紛爭和歷史的塵埃裡。或者說，薩爾試圖表明，在歐洲那個真理的場所，伊萊曼沒有被准許有他的落座。伊萊曼的原型是馬裡作家揚博·烏洛格（Yambo Ouologuem），巴黎高等師範學校學子，勒諾多文學獎（Prix Renaudot）獲獎者，他在獲獎後不久陷入一場抄襲風波，他被控訴抄襲格雷厄姆·格林和安德烈·施瓦茨-巴特（André Schwarz-Bart） 。遁入非洲大地後，揚博·烏洛格變得籍籍無名，現實中的他一直活到2017年。在書中，薩爾感嘆道，“像所有作家一樣，我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什麼也得不到、什麼也留不下的痛苦，說到底，我們批評的只是我們自己，我們表達的是對自己不入流的恐懼，我們感覺正置身於一個沒有出路的洞窟，我們擔心像老鼠一樣死在那裡。”
“反思歷史、探討當下與過去的關係是非洲法語小說的年度熱點。通常，歷史被視為對過去的客觀重建，記憶則被認為從情感、愛與怨恨中孕育生成。文學虛構總是與歷史保持著或遠或近的距離，使歷史與記憶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從阿爾及利亞到馬達加斯加，從著名的歷史事件到“沉默的歷史”，非洲法語小說以虛構的方式重建歷史，同時對當下與殖民時代之間的關係進行了主觀探察，體現出文學特有的認知能力。”李徵在《“以虛構挑戰真實”——2020年非洲法語文學綜論》一文中表示。李徵梳理了非洲法語文學的三個新動向：關注文學形式上的實驗與探索，如法屬留尼汪等地的“斷片之書”或“散書”；關注作品內容傳遞的聲音；關注文學的跨文化性，如蓋勒·貝雷姆（Gaëlle Bélem）的《門後有妖怪》（Un monstre est là，derrière la porte）對法語、克里奧爾語、拉丁語、阿拉伯語、馬約特語的混雜。
塞內加爾位於薩赫勒地區的最西端，薩赫勒地區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邊緣地帶，自古以來，塞內加爾就是非洲對外聯絡的主要通道。歷史上，塞內加爾曾被法國殖民，至今，塞內加爾仍保留法國殖民時期的痕跡，比如語言、教育、傳媒等等，比如法國主要的報紙和雜誌都會在塞內加爾發行。1958年，塞內加爾實現自治，1960年，塞內加爾獨立，桑戈爾任首任總統。塞內加爾最好的大學是謝赫·安塔·迪奧普大學（Université Cheikh-Anta-Diop），部分時期稱作達喀爾大學，它的前身是法國黑非洲學院（Institut Français d'Afrique Noire）和法屬西非醫學院（École de médecine de l'AOF）。謝赫·安塔·迪奧普是非洲中心主義的代言人，其主要著作是《黑人民族與文化：從埃及古代黑人到今天黑非洲的文化問題》《黑非洲的文化統一性》。謝赫·安塔·迪奧普大學內設立有黑非洲基礎研究院（Institut Fondamental d'Afrique Noire）。
目前看來，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現代文學以塞內加爾最為繁榮。多重歷史和因素促成了塞內加爾文學的繁榮，這其中，首任總統桑戈爾功不可沒。1948年，桑戈爾領導塞內加爾從法國殖分裂出去，組建了塞內加爾民主陣線（BDS）。此後，他帶領塞內加爾人民實踐了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驅和社會主義。除此之外，桑戈爾還是第一位當選法蘭西學院院士的非洲人。桑戈爾的主要論著有五卷本《自由》（Liberté），以及《黑人和馬達加斯加法語新詩選》（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nègre et malgache de langue française）、《衣索比亞詩集》（Éthiopiques）、《紅獅》（Le Lion rouge）等。
1934年，桑戈爾和法屬蓋亞那作家萊昂·達馬、馬提尼克作家艾梅·塞澤爾創辦了《黑人大學生》（L'Étudiant noir），後續《黑人大學生》還吸納了烏斯曼·塞姆班、比拉戈·狄奧普兩位塞內加爾作家加入。三位詩人相繼出版了自己的代表詩集，達馬斯的《色素》（Pigments）、塞澤爾的《返鄉筆記》（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桑戈爾的《影之歌》（Chants d'ombre）。其中，由《返鄉筆記》引申出了黑人性（négritude）概念，後來成為三位詩人、作家的代名詞，黑人性也是二十世紀非洲文學的重要節點。
黑人性受造於人類學研究，但歸於文學卻有幾分曖昧不明，桑戈爾將其粗淺地定義為，黑人世界的文化價值的總和。黑人性鼓勵作家迴歸和珍視非洲傳統，以及非洲文學的古老源泉，如桑戈爾所言，“當今最優秀的黑人藝術家與作家，有意無意，都受到黑非洲文明之精神的激勵，無論他們來自非洲還是美洲”。同時，黑人性也揭示出了非洲文學的風格與特質，比如注重意象與節奏的表現。亨利·路易斯·蓋茨（Henry Louis Gates Jr.）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他的喻指理論，喻指即土語，喻指理論突出非洲文學和黑人語言的即興、幽默、尖刻、顛覆性。
1948年，《黑人和馬達加斯加法語新詩選》發表，薩特旋即撰寫了書評，《黑面板的俄爾甫斯》（Orphée noir）。薩特對外宣告，“從前手握神聖權利的歐洲人，也已經在美國和蘇聯的注視之下感覺到了某種失勢；現今歐洲不過是一個地理意義上的意外罷了：一個被亞洲推到大西洋去的半島。歐洲人曾寄希望於自己的偉大———至少還能在非洲那些馴獸的眼裡被折射出來。但如今這樣的馴獸之眼已經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狂野而且自由的面孔———正在重新審視這個世界。”
薩特充分肯定了黑人性的價值，但他也認為黑人性有“反種族的種族主義”（racisme antiraciste）的嫌疑，正如沃萊·索因卡所批判的那樣。“一個黑人不能否認他是一個黑人，也不可以宣稱他是某個抽象的無色人種的一部分：因為他的面板是黑色的。也由此，他有了那些被侮辱、被奴役的史實作為後盾：他揹負起如投擲向他的石塊一般揹負起“黑鬼”的稱號，再次昂首挺立，面對白膚之人而驕傲稱自己為黑膚之人。聯合最終會來到，把在這一斗爭中所有被壓迫的人民團結在一起，我稱之為分離和否定的時刻將最早出現在殖民地之上：這個反種族的種族主義將會是通往廢除種族差異的唯一道路，別的道路則全無此可能。[……]他開始流放，一個雙重的流放：肉體的流放給他心靈的流放提供了一個宏偉的圖景；他絕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歐洲，在那寒冷和烏雲籠罩之中；他夢想海地的太子港，但當他身處太子港之時卻已身為一個被流放之人；奴隸商人把他們的父輩從非洲帶出來，繼而販賣到各個地方。這本書裡所有的詩，除去那些在非洲被寫下來的，都向我們展示了同一種神秘的地貌。一個半球；在其最顯著的位置中形成三個同心圓。最外圈是擴充套件了的流放之地，無色的歐洲；中間是令人眼花繚亂的群島和幼年時代這一圈，它們圍繞非洲跳旋風舞；最後一圈是非洲[……]黑人性是自戀的勝利和水仙的自殺，是那超越了文化、語言和所有心理事實的靈魂的張力，是未知的明亮的夜、是對於不可能有意識的選擇，是巴塔耶所稱的酷刑，對世界直觀的接受和以心之律的名義對於世界的拒絕；有著雙假設矛盾（double postulation contradictoire），要求甚嚴的撤回（rétraction revendicante）以及慷慨的擴張（expansion de générosité）的黑人性在其本質上原是詩歌。終於有一次——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設想和最純淨的詩歌發自同一源泉。”
接續桑戈爾的是阿里烏納·狄奧普（Alioune Diop）和他主辦的《非洲存在》（Présence africaine），透過這本雜誌，黑人性的概念傳播到了非洲大陸的深處。《非洲存在》依託巴黎和達喀爾兩地，其受眾主要是兩地的黑人精英群體，《非洲存在》還發展出了一個叫做非洲存在的出版社，《南方小說》（Nouvelles du Sud）、《黑人-非洲人》（Peuples Noirs-Peules Africains）則是《非洲存在》的後繼者。《非洲存在》的輝煌和成果幾乎是不可複製的，它可以說是現代黑人運動的最早的圓頭之一，同時，它也是50、60年代的黑人文學的民族主義先遣隊、世界主義中轉站。理查德·賴特（Ricahrd Wright）等一批卓越的黑人作家和知識分子都曾是《非洲存在》的撰稿人。
除上述重點提及的作家之外，塞內加爾重要的作家還有，詩人大衛·迪奧普（David Diop）、“兔子傳統”民間文學弘揚者比拉戈·迪奧普（Birago Diop）、作家兼導演烏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ène，舊譯桑貝內·烏斯曼）、作家兼女權主義者瑪利亞瑪·芭（Mariama Bâ），以及上述簡略提及的作家兼政論者保巴卡·鮑里斯·迪奧普（Boubacar Boris Diop）。他們的代表作分別是《搗蛋人士》（Coups de pilon）、《聽阿瑪杜·庫姆巴講故事》（Les Contes d'Amadou Koumba）、《哈拉》（Xala）、《一封如此長的信》（Une si longue lettre）、《穆蘭比：枯骨之書》（Murambi, le livre des ossements）。保巴卡·鮑里斯·迪奧普的Doomi Golo是目前僅有的沃洛夫語小說之一。
（部分譯文參考：《黑面板的俄爾甫斯》，蔣思潔譯，《西部》2017年第6期。）
責任編輯：臧繼賢
校對：張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