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全國各地掀起了“鎮反”高潮。一些反革命分子潛伏在人民群眾當中,伺機對新生的人民政權進行迫害。
為了更好地掃除反革命殘餘勢力和反動組織,鞏固新生政權,我國很多地方都發出了佈告,要求曾經在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任過職的所有人員,一律到公安機關進行登記。
此時南京城西住著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他不是本地人,說話帶著濃郁的廣東腔。這位老人平日裡靠著擺攤賣些茶水、香菸、火柴等為生,日子過得窮困潦倒。
雖然鄰居們和老人接觸不多,但每次碰面的時候,老人總是會回以微笑。有人私下裡議論,這個老人八成是個知識分子,說話、走路的氣派不像一般人。也有人說,這個老人背景可能不簡單,平日裡深居簡出,十分神秘。
就在大家猜測老人的真實身份時,公安機關的到來,打破了南京城平靜的生活。
大家閒言碎語的議論,城西那位面容和藹,擺攤為生的老人竟然被公安機關帶走了!還有人說,那人是個特務頭子!
這個訊息很快如同炸了鍋一樣,四下竄開。人們紛紛猜測,這位老人以前到底是幹什麼的?真的是個特務嗎?
就在大家七嘴八舌議論的時候,老人又被公安人員送了回來。不過這一回稍有不同,幾個公安幹部說話十分客氣,跟在老人身後,嘰裡咕嚕的不知道說些什麼。
這下,鄰居們更加百思不得其解了。這老人到底是什麼身份啊?為什麼會被公安機關盯上?稍後又親自送了回來?如果真的大有來頭,老人的生活又為什麼這麼窮困潦倒呢?
潛伏在敵人內部的我黨“雙面特工”
這位被帶走後又被送回來的老人名叫楊登瀛[yíng],如果你不熟悉這個名字,那麼提到他的別名,你可能會突然之間驚呼,原來是他!
楊登瀛[yíng],廣東香山縣人,1893年出生,後就讀於日本早稻田大學。他還有一個別名,叫做鮑君甫。
楊登瀛從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後便回國工作,隨後參加了五四運動,1924年加入國民黨,次年參加了“五卅”反帝鬥爭。
這次的鬥爭經歷,讓楊登瀛認識了不少國民黨左派以及我黨朋友。善於交際的楊登瀛,很快在上海灘擁有了自己的人脈,非常“兜得轉”。
由於多年在日本生活,楊登瀛不僅精通日語,而且對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習俗等方方面面都非常瞭解,是一位名副其實的“日本通”。
1925年,我黨黨員陳養山經人介紹,向楊登瀛學習日文。
在交往的過程中,陳養山發覺楊登瀛是位追求進步的積極青年,隨即便將《中國青年》、《語絲》、《嚮導》等進步書籍送給楊登瀛。
楊登瀛早在日本求學的時候,就已經接觸過馬列主義的書籍,所以並不排斥共產主義思想。當陳養山送給他進步書籍時,楊登瀛十分喜悅,還把自己收藏的日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送給了陳養山,幫助陳養山學習日文。
有了陳養山的牽線搭橋,楊登瀛結識了在上海活動的沈雁冰、趙子昂、陳望道等共產黨人,思想也開始更加追求積極進步。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悍然發動“412反革命政變”,楊登瀛對此事非常不滿,偶有微詞。因為此次“討蔣運動”,楊登瀛被捕入獄。
幸而後來蔡元培對其保釋,楊登瀛才得以出獄,後來就蟄居上海。在此期間,楊登瀛又認識了自己的同鄉楊劍虹。
楊劍虹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國民黨駐上海的特派員,聽起來不過是個芝麻小官,實際上,權力非常大,是國民黨特務機構在上海的主要負責人。在上海要抓什麼人、殺什麼人,楊劍虹都可以拍板決定。
此時中統急需人手,而楊劍虹又一下子身居高位,需要一個幫手,同鄉的楊登瀛一下子成為了楊劍虹的首選。
楊登瀛頭腦十分活絡,腦筋十分好用,而且在上海租界內朋友非常多,人脈非常廣,給自己當副手實在是再合適不過。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楊登瀛就這樣開啟了自己的中統特工之路。
大概是上天想要扶持一把楊登瀛,在一次青幫內部爭鬥中,楊劍虹意外身亡。
考慮到楊登瀛在上海有著非常廣泛的人脈基礎,所以徐恩曾特別任命楊登瀛為——調查科駐上海特派員,並且由陳立夫親自將蔣介石的委任狀交給了楊登瀛。
自此,楊登瀛在中統內的身份和地位有了再一次提升。
那麼楊登瀛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呢?從他和陳養山等我黨同志的交往來看,楊登瀛是一位追求進步的青年,認同共產主義思想。
但他如果真的是位共產主義者,又為什麼接受中統的委任,並且混得如日中天呢?
其實,在最開始楊劍虹找到楊登瀛的時候,楊登瀛的內心十分糾結。躊躇之際,楊登瀛把自己的矛盾告訴了我黨黨員陳養山。
陳養山覺得事關重大,於是將這一情報彙報給了陳賡。在詳細瞭解了楊登瀛的基本情況後,陳賡又將這一情況彙報給了周公。
此時我黨正缺少一個打入敵人內部的內線,周公和長於情報工作的陳賡都覺得,楊登瀛是非常合適的人選。為了安全起見,周公安排陳賡和楊登瀛單線聯絡。
從此之後,楊登瀛成為了我黨歷史上第一位潛伏在敵人內部的“雙面特工”。
圖-陳賡-中國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國家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優秀領導者
屢立奇功,剷除我黨內叛徒
為了掩護楊登瀛,根據周公的批准,陳賡給楊登瀛購買了一輛汽車,同時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對面給他設立了一個辦事處。
為了讓楊登瀛進一步取得敵人的信任,中央特科給他送去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檔案,向敵人透露一些已經轉移過的活動據點。
楊登瀛本身就是一個頭腦靈活的人,在我黨中央特科的幫助下,他很快取得了特務頭子陳立夫的信任,並且很快和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淞滬警備司令部、租界巡捕房的上層人士成為了朋友。
在外人看來楊登瀛“平步青雲”,只有真正瞭解他的人才知道,楊登瀛自從掌握國民黨特務機關在上海的大權後,為我黨中央做了很多事。
1929年8月24日下午4點,上海新閘路經遠裡12號正在召開一次秘密的黨內會議。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江蘇省委軍委書記的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軍事部長楊殷、中央軍委委員顏昌頤、及江蘇省委軍委幹部邢士貞、張際春等人均出席了本次會議。
本來這次行動十分隱秘,但會議開到一半的時候,大批的租界巡捕和警察局包探破門而入。沒等大家反應過來,包括彭湃在內的開會人員全部被捕。
我黨中央得知此事後非常震驚,經過再三分析,中央斷定我黨內部一定出現了叛徒!不然的話,敵人行動的時候怎麼彷彿提前知道一樣?
但是,這個叛徒到底是誰呢?
經過楊登瀛的一番調查,這個叛徒原來是一個叫白鑫的中央軍委秘書,早在一個月前就已經秘密叛變。
之前白鑫的一個親屬因為背叛革命,被發現後由彭湃批准槍斃,所以白鑫懷恨在心。
既然找到了叛徒,怎麼才能剷除叛徒,並且解救出被捕同志呢?
楊登瀛從特務口中得知,包括彭湃在內的我黨內多名人士被關押在了上海的龍華監獄。楊登瀛一邊將我黨內同志的相關資訊傳頌給我黨中央,一邊又將我黨中央的營救計劃告訴被捕同志,從而相互配合。
然而,令人沒想到的是,本來計劃好的營救行動,因為敵人的提前出發而功敗垂成,營救行動惜敗。
但在此次行動中,楊登瀛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狡猾的敵人臨時更改了出發時間,營救計劃將有極大可能成功。
而眼下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為這些被捕的同志報仇,剷除這名叛徒。但白鑫似乎“藏”了起來,怎麼也找不到蹤跡,他到底去哪兒了?
楊登瀛靠著自己的人脈打聽到,白鑫躲在了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範爭波的家裡,身邊有一圈保鏢。
於是楊登瀛借自己要去送行之名來到了范家,在和白鑫的閒談中知道了白鑫的出行路線和時間,並且透過劉鼎傳遞給了陳賡,陳賡迅速率領我中央特科立即展開行動。
當天下午,範爭波家的後門停了兩輛車,隨後就有傭人開始往車上搬東西,顯然這是接白鑫出國的車。過了一會兒,只見一群保鏢簇擁著白鑫走了出來。
我特科的隊員們如同神兵天降一般,突然出現在了距離白鑫僅僅數米的地方,嚇得白鑫落荒而逃。
期間白鑫也曾拔出手槍反抗,但很快就被我特科隊員逼入了死角,隨後被打死在了合坊71號門前。
白鑫這個叛徒能夠被剷除,楊登瀛的情報工作可謂功不可沒。
1928年秋天,我黨地下機關的七名同志正在開會議事,結果因為叛徒告密,被敵人知道了相關情報,最終這七名同志全部被捕。
當時楊登瀛恰好在巡捕房辦事,隨後就一同前往,親眼目睹了七名同志被捕。後來楊登瀛打聽到叛徒是戴冰石,隨後反饋給了我黨中央,叛徒一舉被剷除。
像這樣幫助我黨剷除叛徒的行動,楊登瀛還參與了很多次,為我黨的發展和掃除障礙,立下了汗馬功勞。
通知周公防範,救下多名我黨內人士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員任弼時不幸遭到了上海國民黨特務的逮捕。
危急之際,楊登瀛挺身而出,靠著自己那三寸不爛金舌,跟巡捕房說任弼時其實是自己的手下。
後來又透過自己的人脈關係,僅僅一個月的時間,就將任弼時救了出來。從一定程度上說,楊登瀛是任弼時的救命恩人。
除此之外,楊登瀛還救過周公(周恩來)的命。
1930年4月,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黃第洪從蘇聯回國。黃第洪本是我黨成員,回國後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到江西蘇區參與工作,並且由周公代表我黨中央和他聯絡。
令人沒想到的是,黃第洪早就已經對革命悲觀失望,喪失革命理想。竟然秘密聯絡蔣介石,還說出了他和周公約定的見面地址。可對於這一切,周公並不知情。
造化弄人,蔣介石把這件事交給了特務頭子徐恩曾負責,徐恩曾又安排楊登瀛前去和黃第洪街頭,商議埋伏的相關事宜。
楊登瀛得知此人已經叛變革命,還要出賣周公,不覺得心裡一驚。
不動聲色地穩住敵人後,楊登瀛迅速聯絡劉鼎,將黃第洪叛變的訊息傳遞了出去,我黨中央因此及時進行了防範,不然一場危局將給革命帶來極大的損失。
1931年春天,上海工聯機關被公共租界巡捕房查封時,楊登瀛又救了關嚮應一命。
當時,租界巡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嚮應的家中搜到了一大箱的絕密檔案,由於是中文,對方看不懂,所以暫時沒有處理。
後來國民黨就主動提出,由他們的特派員前來清理檔案,考慮到和楊登瀛關係不錯,租界頭目就答應了。
楊登瀛將情況反映給了陳賡,隨後便帶著由劉鼎假扮的“中共檔案專家”到巡捕房進行檔案鑑定,後又提出需要把檔案帶回去仔細研究。
幾天後,楊登瀛和劉鼎合力上演了一出偷龍換鳳,將精心仿製的假檔案冒充巡捕搜查出來的絕密檔案。
楊登瀛還十分“熱血腸”地翻譯,稱這些檔案其實都是“學術研究資料”,被捕的人是一位“激進學者”。
由於和楊登瀛關係不錯,聽到楊登瀛這樣說,巡捕也就信了楊登瀛的話,認為自己抓的人不是政治要犯,隨後就交到了龍華警備司令部監獄進行關押。
楊登瀛再次利用自己的人脈關係,和敵人進行多方斡旋,八個月後,關嚮應以“誤捕”為由終於被保釋出獄。
如果這一次不是楊登瀛提供幫助,及時傳遞情報,並且和敵人多方周旋,關嚮應極有可能丟掉性命,我黨內諸多絕密檔案也可能會被敵人發現。
既然楊登瀛為我黨做出了這麼多的突出貢獻,為何建國後他的生活這麼窮困潦倒?
這就要提一提顧順章被捕的事。
圖-關嚮應(1902年~1946年7月21日)中國共產黨早期軍事領導人,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
叛徒出賣告別特工生涯,默默無聞直至離世
1931年4月,顧順章在武漢被敵人抓捕,隨後就叛變了革命。
顧順章在我黨內部關係特殊,熟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絕大部分機密,楊登瀛的身份自然也在他的掌握之中。
我黨中央得知顧順章叛變的訊息後,第一時間對黨中央及所屬各級機關進行轉移,只有極少數的機關遭到了破壞。
當時陳賡找到了楊登瀛,告知對方雖然不是共產黨人,但考慮到安全問題,建議楊登瀛最好還是能到外地暫避一段時間。
楊登瀛說:“我哪兒也不去,就呆在家裡!”
陳賡實在擔心楊登瀛,但又感動於楊登瀛為我黨做出的貢獻,千叮嚀萬囑咐:
“實在不想離開上海,那就要有一個思想準備——萬一顧順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別的一句話也不要多說,今後共產黨一定會解救全中國,我們是不會忘記你的。”
隨後不久,楊登瀛就被抓走了。陳賡也不幸被敵人抓住,兩個人都被關押在了南京的憲兵司令部。
當時楊登瀛自己已經身陷囹圄,仍然靠著自己的人脈關係,對陳賡予以照顧,這讓陳賡十分感動。
半年後,楊登瀛獲得了寬釋,但也已經脫離了特工組織,與我黨失去了聯絡,生活漸漸平淡了下去。
全面抗戰爆發後,特工總部西遷,楊登瀛繼續留在了南京,終於“重獲自由”。
1949年南京迎來解放時,楊登瀛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每天靠著擺攤賣煙為生。日子雖然過得苦,可看到共產黨得了天下,楊登瀛打心眼裡高興。
1951年,全國掀起了鎮反高潮,南京政府也要求所有曾經在國民黨黨、政、軍、警、憲、特機關任過職的,都必須到公安機關進行登記。
楊登瀛被捕,就和這件事有關。
雖然楊登瀛的對外身份一直都是中統情報組織人員,但實際上他卻認為自己是為共產黨工作的人員,所以並未到公安機關進行登記,這才引來了警察上門。
隨後,經過陳賡和陳養山的相關證明,南京市人民法院對楊登瀛進行了從寬處理,並且每個月給楊登瀛發放100元的生活補助費。
但因為種種原因,楊登瀛的身份始終沒有被公開承認。
1969年12月19日,楊登瀛病重,彌留之際他再三告訴自己的孩子:
“我不是特務,不是叛徒,也不是什麼內奸,我到底算一個什麼人,自己也說不清,但周總理是知道我的。”
關於對楊登瀛的爭論,一直都沒有停止過。但他為了營救中共領導人所做的付出,也同樣有目共睹。究竟如何評價他,就交給世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