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被元首終結的奧地利陶爾斐斯—許士尼格政權通常被認為是一個法西斯政權，但是究竟什麼法西斯政權，又什麼是納粹政權，或者什麼是納粹主義，什麼是法西斯主義？
恐怕很少有人說的清楚。在20世紀30到40年代，德國、義大利、西班牙、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奧地利到波羅的海三國，這一大票政權到底有哪些共性，和哪些不同，這一篇將簡單的談一談納粹和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和社會根源。
第一源頭——工聯運動（或者叫工團運動）
納粹黨全稱“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它創建於1919年的小黨派，他的創始人是一個曾經當過鎖匠的鐵路機務段的鉗工，通常這個小型的組織被認為是當時德國進行的工聯運動——“工人路線”的一部分。從這個線索裡你就可以找到產生納粹思想的第一個源頭——工聯運動。
那麼什麼是工聯運動呢？
在19世紀，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基本都是被把持在一些精英階級的叛逆者和上層中產階級手中，也就是說工人階級並不是自己領導自己，當然也有一些例外，比如印刷工人工會，就從來不接受外來的領導人，印刷工人和其他工人最大的區別，那就是印刷工人必須能識文斷字，都是受過一定教育的。
到了19世紀晚期，隨著工業的持續進步，向很多學者和觀察家看到的那樣，現代工業需要受過更好教育的勞動力，產業工人階級的教育水平越來越好，這種發展的後果就是，產生了工會和工人運動領導權的競爭，受到更好的教育的工人階級希望趕走精英階級和上層中產階級。
這種對立尖銳——左翼政黨的領導人認為工人缺乏理論知識，反對工人階級出身的人加入領導層。於是工聯運動提出少談些理論，多幹實際工作。在相當一部分工人階級眼裡看來，這些精英階級和上層中產階級出身的領導人物中，一小部分是理想主義的傻瓜，絕大部分是在利用工會和工人運動牟利和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這些人迷戀代議制度，和形形色色的政客和金融家交往密切，並且各個越來越富裕，他們組織的工會組織是一個龐大臃腫的官僚機構，已經不能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相反正在成為上層社會用來控制工人階級的新工具。
當工人運動內部發生分裂時，工業家和企業主們就看到了機會，工聯運動僅僅要求提高工資、減少工時，改善工作環境，而不要求成為企業董事，分享企業主權力。尤其是向克虜伯、法本、蒂森等大型現代化工業企業，它們都屬於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工人工資只是企業成本中的小頭，所以對工人讓步能力更強，這些大型現代化財閥都成為了工聯運動的贊助人。
這也是為什麼“無產階級革命”只能在俄國那種國家成功的原因，因為在俄國工業水平發展還有限，產業工人整體受教育的水平不高（所以列寧能在1907年成功的開展反工聯運動），而且現代化工業企業大多數都是外國資本建立的，他們的企業主都是德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和瑞典人，不瞭解俄國，也沒法和當地的工聯運動達成同盟。而在發達工業國家，由現代化工業和工聯運動形成的同盟可以有效對沖馬克思主義。
在德國同時其他勢力也向工會滲透，控制大部分工會的社會民主黨和金融家和食利精英關係密切——這些人為什麼要這麼做，打個比方，當有一輛發瘋的馬車勢不可擋的向你衝過來的時候，你有三個選擇：
第一，站在那裡等死；
第二，逃跑。
第三，想辦法跳到馬車背上，看肯能不能控制馬車衝向自己的對手——但是這需要對實際情況精確的瞭解，和敏捷的身手。
在俄國，這些人也都是外國人，所以當列寧提出反對“帝國主義”時，他們找不到辦法自救，只能傻看著自己的投資被國有化。
第二源頭 民族主義
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中的“國家”實際上是一種翻譯上的歧義，這個詞National主要是強調代表國籍和人群，所以它也代表民族主義，實際上納粹黨應該叫做——民族的社會主義的工人黨。在希特勒思想中，National往往和Volks（人民大眾）和race（種族、種族競爭）很隨意的替換使用。
在近代現代史上，民族主義的產生都工商業對市場的競爭有直接關係，19世紀前半期主要體現為為反抗英國貨而進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在後半期主要工業國如德國和法國則進一步要求爭奪殖民地和世界市場（這也是為什麼民族主義在英國難以興盛的原因，當你滿世界的開著炮艦推廣自由貿易的時候，自然不需要民族主義助陣了）。
這種由工商業提出的經濟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收到普通民眾的贊同，因為一個國家如果總是貿易逆差的話必然導致產業萎縮，就業崗位消失。但兩者在保護民族工商業這一共同利益之外，也有不同利益糾葛。其中一個尖銳問題是移民或者外來務工人員上，如果你是僱主的話，自然希望能有更便宜的勞動力供應，但是作為受僱傭者，你則希望競爭越少越好。
納粹黨章第七條，“我們要求國家應供給公民工作及生活為其首要任務。如果國家不能養育其全部人口，則應驅逐外國人（非德意志公民）出德國國境。”則是這種平民的經濟民族主義思想的體現（對位元朗普的執政理念，發現歷史是一件多麼有趣的事情）。
所以對於工商業勢力來說，經濟民族主義有利有弊，它可以幫助保護市場，但是也會推高工資水平，而且也有可能導致其他國家採取貿易報復措施。如果一個國家工資水平過高的話，一些勞動密集度比較高的產業就會失去競爭力，所以願意贊助經濟民族主義的必然是一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在這一點上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又和大型現代化工業企業達成一致。
當工聯主義拋棄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國際主義之後，匯出經濟民族主義就是必然的結果，而當工聯主義衍生出經濟民族主義時，它的受眾也得到擴大，變得更加勢不可擋，這在希特勒加盟納粹黨之前就已經完成。早期的納粹黨只有一半是工人，其中大部分來自鐵路，其餘包括個體戶、工程師、銀行和零售的僱員、一些退伍兵和失業人員、還有意識到畢業就等於失業大學生、一兩個作家、記者和中下層知識分子。
在希特勒加盟後，非工人階級的成分發展的似乎更快一些，這並不是刻意推動的結果，左翼政黨汙衊納粹黨是小資產階級和流氓無產者的政黨，完全是一種鞏固自己在工人階級影響力的政治策略，在1929年經濟危機之後，就不攻自破了，因為事實在那擺著，真正阻擋納粹黨的是舊工會組織的存在，一旦出現大量失業工會組織無法維持，那麼納粹黨很快就在產業工人內蔓延開來。（奧地利也可以佐證這一點，一旦解散社民黨工會組織，那麼取代他位置的就是納粹黨）。
如果按照邏輯來推理的話，那麼經濟民族主義的繼續發展，那麼就是民族國家之間的國際競爭的加劇，然後必然結果就是民族（或者稱為種族的競爭），這種競爭的最後結果就是“國際新秩序”，要產生一個處於統治地位的民族，因為當時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世界上的很多問題不是國家可以解決的了，需要很多國家協調一致，如果不存在納粹黨所憎恨的“國際主義”，那麼怎麼組織國際秩序——所以給出的必然的答案就是，需要產生一個比其他民族國家更強大的民族國家，所有國家都害怕它，服從他，聽從他的指揮。
第三源頭 反猶主義
納粹主義為什麼要反對猶太人？
這裡牽扯到很多宿怨。
首先，工聯主義的首要對手就是社會民主黨等左翼政黨控制的工會組織，而贊助這些政黨的往往來自於商貿業、銀行業、文化出版業，這些行業都是猶太人大量聚集的地方，而贊助工聯主義的來自於現代化大工業，這些地方几乎是猶太人從來不出現的地方，所以工聯主義認為猶太人是社會民主黨的盟友（這一點甚至大部分社民黨人自己都不否認），敵人的朋友自然是敵人。
當工聯主義又夾雜了經濟民族主義之後，兩者的矛盾就更加激烈。因為猶太人往往是國際主義者，希特勒認為猶太民族和其他民族都不一樣，因為猶太人沒有自己的國家，以後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國家，所以註定猶太人是國際主義者，而國際主義者註定是民族主義的敵人，納粹主義的世界觀是這世界是一些列互相競爭的民族國家，競爭的結果是產生一個統治民族，而猶太的目的是建造一個由國際精英聯合統治種族大雜燴——一旦這個目的達成，那麼人類的歷史就會終結，所有的中下階層都要被以國際猶太人為受國際精英們統治，永無出頭之日。
不過元首沒有預測到的是後來有了猶太國以色列，不過這恰恰最經典的詮釋了納粹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的正確性——那就是民族國家和國際精英統治是不相容的——在經歷的半個世紀的蜜月期之後，作為一個成熟的民族國家，以色列也和國際猶太人分道揚鑣，連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也指責以索羅斯為首的國際猶太人在資助的很多運動和組織都是在反對和醜化以色列。
希特勒認為存在兩個國際精英組織，一個叫紅色國際，是以莫斯科為後臺的各國左翼政黨；一個叫藍色國際，是一個倫敦金融街為後臺的商人和金融家，兩者都是由猶太人領導的。
納粹反猶主義，實際上包含了政治糾紛、民族主義與國際精英的對立，以及草根階級對富裕的猶太群體的嫉妒。不過在當時德國很多中高階知識分子都支援納粹的反猶主義。因為在知識和文化領域，存在大量的猶太人，這些猶太人之所以成功，一部分原因是由於種族對教育和進取心的重視，另一部分原因是猶太人的團結一致，每個猶太人都儘可能幫助自己的同胞，而且金融業、商業、政界、知識和文化界猶太人都抱成一團，互相支援，並且互相流動，所以猶太人不僅比德國知識分子升職更快，社會關係更廣，更容易出名，生活也更富裕，一旦納粹提出把猶太人從政府、大學和文化領域趕出去的口號，很難不讓這些知識分子心動。
而且德國知識分子和英美知識分子不一樣，英美建立大學是為了培養精英子弟成為優秀的統治階級，普魯士的腓特烈大王建立大學培養知識分子是為了滿足國家在智力和技術上的需要，所以德國知識分子是專業的，終生從事同樣的行業。而在二戰之前英美幾乎不存在專業知識分子，科學要麼是紳士們的業餘愛好（比如牛頓和達爾文），要麼是中產階級用來智力取悅上流社會充當門客的手段（比如洛克和凱恩斯），後者如果足夠出色，那麼上流社會就會提供給他各種發財的機會，讓他富裕起來，並且逐漸接納為精英階級的一員（這種寬容的流動性是英美精英社會統治可以長期的核心秘密）。
英美知識分子是非專業性的，他們也許今天在搞學術，每天就下海經商，後天在某財團當董事，兒子可能當律師並且從政，他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包括一個龐大的階級關係網中，知識精英完美的巢狀在精英階級內部；高階知識分子完美的巢狀在上層中產階級內部。而在德國，一個知識分子一輩子都在從事學術，並且很大機率他兒子也是這麼幹的（所以猶太知識分子在英美的生活方式並不引人注目，因為所有知識精英都這樣生活，而在德國則非常扎眼）。這些專業知識分子，雖然社會地位很高，但是生活未必十分富裕，看著同一階層的商業精英紙醉金迷的生活，自然心懷嫉妒。從整個近代史上來看，專業知識分子階層普遍對自由資本主義不報好感，因為這樣的社會鼓勵貪婪、冒險，並讓擁有更大關係網和更多財富的子弟比有更高智力的人更有優勢，而知識分子習慣於審慎和節制，而且普遍沒有一個有錢的老爸。
第四源頭 社會主義
一種觀點認為，世界上不存在國家、社會、集體這種東西，所有的一切都是由個體的人構成的一種虛幻的假象，人類社會的基礎是個人和個人主義，個人的幸福高於一切。這樣就推出了兩個結論，第一關於什麼愛國、榮譽、民族等概念都騙傻瓜的玩意。第二結論就是，富人沒有必要對養育他的國家以及這個國家的窮人有任何責任和義務，因為人與人之間不相關的個體，國家也無非是承載個人的容器。
另一種觀點認為，必須以一個整體的方式看待社會，強調人類社會有共同的利益，並且相互依存，社會可以透過干預和規劃而執行的更公平合理，我們稱之為社會主義，它和個人主義正好是一個對立的觀念。為了達到社會主義主要透過兩種手段，一個是生產資料的社會化，和人的社會化。
納粹黨章——
第十一條，取締不勞而獲的收入，廢除利息奴隸制。
第十三條，我們要求將一切托拉斯收歸國有。
第十四條，我們要求分配大企業的利潤。
第十六條，我們要求建立並維持一個健全的中產階級。我們要求立即將大百貨商店收歸國有，廉價租賃給小工商業者，要求國家或各邦在收購貨物時特別要照顧一切小工商業者。
第十七條，我們要求一種適合民族需要的土地改革制度，要求制定一項為了公益而無代價的沒收土地的法令，要求廢除地租，要求制止一切土地投機活動。
都是關於生產資料的社會化的體現，但是這個《納粹25條》是當年希特勒和幾個上了年紀的憤青們在慕尼黑一個啤酒館裡搗鼓出來的，這個時候他們正在準備暴力革命。當1925年希特勒決定從事選舉之後，就很大變化，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是窮人，沒什麼錢，而選舉需要大筆的金錢打廣告、造勢和供養一批領薪水的黨務人員，希特勒光靠講演的收入不夠供養這麼大的組織，所以必須有贊助人。吃人嘴短拿人手短，納粹黨必須重視他們的贊助人們的意見，這些人都是大型企業主，所以納粹不能把生產資料社會化的主張實際化。
1930年納粹黨在選舉中實現大突破之後，德國工業協會的巨頭們和希特勒進行了一系列的絕密會議，會後工業巨頭們決定全力支援希特勒。在這之前他們只是零零碎碎的給了他一點小錢，因為當時在還有很多其他的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政黨，比如民族人民黨之類，他們比納粹黨的成分類似，但是態度要溫和，而且大多都由紳士們領導，但是最後實踐證明只有這個由草根憤青們領導的極端黨派才最有幹勁，而且最能抓住底層百姓的心理。
雙方達成了什麼協議，我們不得而知，因為這些會議都沒有留下任何紀要，但是從後來的德國體制上能看出一些端倪。工業巨頭放棄的權利是承認國家的宏觀調控，不得解僱工人；納粹黨放棄的主張是把25條裡所有有關生產資料國有化或者社會化的主張全部束之高閣。然後工業巨頭的資金源源不斷的流入納粹黨，希特勒不僅用這些資金供養了一個龐大的競選機器，而且還有一支領津貼的衝鋒隊，後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在1930年和1932年之間，德國政府和總統興登堡一直在討論對納粹黨進行軍事鎮壓，但最後都被否決了，因為10國防軍未必對付的了50萬衝鋒隊和他們的政治盟友鋼盔團。
如果不能實現生產資料的社會化，那麼納粹只能在人的社會化上做文章，用希特勒的話來說，“建立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一個民族共同體。”在納粹統治下，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前所未有的提高了，工人階級第一次可以像富人一樣在阿爾卑斯山滑雪和波羅的海度假，普通國民的健康水平大幅度的提高（這一點很多當時的記者都能清楚的看到，前線德國士兵各個高大挺拔，和英法士兵則一副營養不良的樣子），比如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提高義務教育水平。
另一方面社會階級的牆壁被推到了，納粹的國家體制努力為所有有才能的人打開向上攀升通道，這一點從德國軍隊的將領名字就能看出，最早的一批元帥和大將們都是的名字帶有“馮”來自“另一個德國”的貴族，後期的除了曼施坦因之外，都是平民出身。
不過最有創造力的是經濟利潤的管制方式，這一點的靈感很可能來源希特勒所崇拜的古斯巴達社會的模式——雖然沒有平均財富，但是卻削弱了富人享受自己財富的能力。
在納粹德國的經濟體系中，對企業紅利和出售企業的行為徵收重稅，而對企業盈利的再投資徵收的稅率則要低的多。這樣的話，食利階層就變得無利可圖，因為如果你把企業盈利作為分紅拿回家，那麼絕大部分就被政府徵收了，如果你想賣掉企業換錢去賣跑車和別墅，找個超模去加勒比海度假，那麼抱歉，你的9成的錢會被政府拿走。
這樣企業主只好老老實實，親力親為的經營企業（因為分紅很少，或者乾脆沒有，所以企業主親自經營可以給自己開工資），並把絕大部分盈利用於技術研發或者投資擴大生產，這樣德國的技術就會不斷髮展，就業崗位不斷增多。
這就完美的實現了25條綱領中的第十條，“每個德意志公民的首要職責是從事體力勞動或腦力勞動，個人的活動不許損害全體的利益，而應受全體的制約並對所有人有利。”第十一條，“取締不勞而獲的收入，廢除利息奴隸制。”工人的工作是勞動，技術人員的工作是搞技術，企業主的工作是經營好企業，靠股息利潤過活或者搞投機經營的資本家讓他們餓死——這就是元首所要看到的德國社會，一個為了民族共同繁榮，每個人都必須從事工作，沒有人可以不勞而獲。
到今天，這套當年制定的辦法依然在延續，只是沒有當年那麼極端，有國人高度推崇德國人的企業家精神，說什麼一個家族連續好幾十年兢兢業業的經營家族企業，製造出世界最好的產品，——狗屁，那是德國稅收制度限制他們只能用這種方式才能利益最大化，中國如果這麼改革的話，也會培養出一大批企業家。
兢兢業業的企業家家族、受到良好培訓和教育的產業工人，對技術研發的大比例投入，這些讓德國經濟長期繁榮的關鍵事物實際上都是上個世紀30年代的十年中，由一個“波西米亞下士”所留下的遺產。
二戰之後，以阿登納為首的天主教中央黨（今天默克爾的基民盟的前身）把德國繁榮的所有果實都當做自己頭頂上的光環，實際就目前來看，如果刨除對猶太人財富的有計劃掠奪外，德國的成功之處大多數都是來自於那個人的創造。
我們不妨舉一個反例——美國的通用電氣公司，這家當年由愛迪生建立的公司曾經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公司，但是現在他頭上的光環都已經一一掉落，上世紀70年代時，通用電氣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集團之一，但是80年代一個叫韋爾奇的人當政，他把大刀闊斧的裁員和賣企業，砍掉大部分研發專案，只留下一小部分高利潤的業務，並把錢投入一些可以賺取塊錢的行業，什麼銀行、金融、保險、房地產、開辦對沖基金，還收購了美國最大的廣播電網NBC，在他執掌通用電氣期間，企業幾乎所有的製造業業務，除了軍工之外都萎縮了，其中包括通用電氣引以為傲的電氣裝置。
但是他給股東帶來每年超過20%的股息回報，所以當年他被美國資產階級捧上了天。現在GE又提出了一個迴歸工業製造，實現迴歸工業製造的方式就是收購韓國企業——曾經世界上最強大的製造商在用收購二流企業方式來回歸製造業，多可笑的事情——說白了，通用電氣所謂的迴歸製造業無非是個噱頭，和當年的韋爾奇一樣，今天的CEO也無非是秉承股東們的聖旨辦事，當年股東說製造業不賺錢，韋爾奇就賣掉工廠開辦金融，進軍傳媒業。
2009年金融業大虧損，股東又說現在還是製造業保險，於是又開始賣金融資產買企業，不過手法更加拙劣，當年韋爾奇收購的是第一流的金融企業，現在的通用電氣在收購第二流的製造業企業。這家公司的命運已經被決定了，在未來十年內，它肯定會徹底衰敗，然後反覆重組，最後被分割出售，它又是一家被貪婪的股東們害死的大公司。這樣的過程在過去幾十年中已經讓美國製造業全面衰敗下去，讓美國的產業工人成片成片的失業。
第四源頭 保守主義
什麼是保守主義？
它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各種意識形態的聚集體，大體上說，保守主義反對激進的社會變革，謳歌傳統的社會執行模式。保守主義對立面是自由主義，它往往和私有財產觀念、經驗主義、傳統精神、等級觀念有聯絡，他的倡導者大多數都是社會上的既得利益集團。
如果這麼說，你可能要問，保守主義和等級觀念有直接聯絡，那麼是不是和國家社會主義中的“民族共同體”“無階級社會”相矛盾？
確實如此，但是保守主義雖然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有聯絡，但是保守主義往往和精英主義有很大不同，而自由主義者卻更加堅信精英主義的正確性，這一點在今天的和18世紀晚期都一樣。自由主義往往代表新興的精英階級，而保守主義往往代表舊的精英階級。
在18世紀自由主義者往往是新興工業化的代表，而保守主義往往以舊的地主和教會為代表，後者和社會中下層經過長期的共生，往往關係更加融洽，他們畏懼貧民暴動，重視個人的聲譽，這樣這些舊紳士們看起來更溫和和好說話，也願意對平民做出更多經濟上的實質讓步。而新精英的暴發戶們則相信一種庸俗社會達爾文主義，認為自己在生物學上具有優勢，口頭高喊自由，卻認為平民是應該淘汰的失敗者。
在18世紀到19世紀初，英國由於工業革命造成的大失業過程中，舊紳士在地方政府自動沿用中世紀的“斯平漢姆蘭”制度進行濟貧，而新精英們反對一切濟貧，認為違反經濟學原理，不符合自然規律，建議給窮人節育，防止劣等人過度繁殖。
後來英國政府根據自由主義者的建議，在倫敦伯明翰等城市的濟貧所進行強制勞役，並且嚴格禁止男女來往，以防止貧民繁殖）。兩者對比，你就明白，為什麼今天的美國為什麼，民粹主義和保守主義變成了同盟，而自由主義和精英主義融為一體。
平民階層畏懼變革，熱愛傳統，因為他們擁有的資源太少，經不起折騰。
比爾蓋茨和扎克伯格可以大學輟學去創業，因為他們知道他們的人生是沒有風險這種東西的，如果生意失敗，家裡給他們寫幾封推薦信，他們又可以開啟一段新的事業。這樣在大多數時候，平民階級除了一些不諳世事的小青年之外，絕大多數人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競爭中，都站在保守主義一邊，就像1848年歐洲大革命時，農民們成功的幫助政府鎮壓了聲勢浩大的資產階級革命。
我這麼說，你也就理解了，為什麼保守主義會纏繞在民族主義、工團主義、社會主義這些東西上，因為他們主體都是社會中下層，因為他們是天生的保守主義者。平民政治天生就和保守主義有一種天然的聯絡，而保守主義最後再這裡面會佔有什麼樣的分量，和社會的經濟結構有關係，確切的說和贊助商有聯絡。
在西班牙現代化大工業很少，民族主義、工團主義、社會主義最終都要靠保守的地主和教會去贊助，所以比如要容忍保守主義的訴求，西班牙法西斯主義等級森嚴，把維護社會等級作為一項系統工程來抓。而在德國，絕大多數贊助者都是工業巨頭，他們才不管你是不是要建立無階級社會，只要你不把生產資料國有化，那麼他們財富就是最大的堡壘，即便社會的階級拉平了，也是從十個階級變成兩個階級，他們不在意聘用的經理們是出身貴族還是出身農民。以德國的為一個極端，他的社會主義佔上風，要求拉平社會等級，而以西班牙為一個極端，他們最後選出的領導人是一個大地主出身的舊軍官弗朗哥，其餘的匈牙利、羅馬尼亞、波蘭、義大利逐漸保守主義的影響遞減，最後是德國。
最後它還和運動的領導人個人有關係——這個領導人是否是一個“不可腐蝕”的人。每個人都知道過花天酒地的生活很快樂，有一大堆拍馬屁的人員很得意，最後隨著時間的推移，運動的領導階層都會面臨腐化，這一點無論從義大利的法西斯黨還是德國的納粹黨都可以看到這一點。他們之間的速度有很多不同，如果最高領導人是希特勒那樣的不可腐蝕的人，那麼他就對整個組織有一種約束作用，如果他是墨索里尼的那樣的享樂主義者——羅馬花花世界裡的的快樂王子——那麼這個組織墮落的速度就要多快有多快，很快就被保守主義拉下水了。
奧地利的陶爾斐斯—許士尼格政權之所以如此脆弱，就是因為奧地利是一個先進的工業國，他們的保守主義等級化的法西斯政權不受歡迎，所以隨便一推就倒臺了。
關於這種制度也不是沒有缺陷，而且缺陷非常明顯，實際上戰後德國和日本經濟騰飛是都是採取這種制度，只不過沒有當年元首的那麼極端而已。
它最大的問題是在一些固有的產業裡深耕非常有優勢，比如德國的汽車、化工、機械、電氣都是獨步全球。但是從舊產業向新興產業轉移資本則非常緩慢，所以德國在半導體行業幾乎翻了船，後來德國政府在上世紀末緊急透過一系列的半導體產業政策才有了今天的英飛凌。
但是即便今天，德國半導體行業比照主要對手美國明顯落後，甚至比韓國，臺灣也沒什麼優勢。而在美國則非常容易，因為資本已經從舊產業裡作為股東利潤抽出來了，可以自由的投資新興產業，所以矽谷的IT業能夠崛起，因為一大批有錢人拿著錢等著做天使投資和風險投資。
所以這種制度必須依靠政府產業政策的前瞻性指導工作，日本戰後產業政策一度非常成功，但是到70年代後期就不行了，因為過去是在追趕階段，有別人的發展經驗做參考，該怎麼做，該注意什麼都有數，但是現在處於領先階段，下一步怎麼走，需要很高的智慧，還需要一些運氣。所以這種制度開始容易，但是越往後走越艱難。
第二個問題是，這種制度抑制了消費，最後為了平衡經濟，政府必須充當最終消費者的角色，也就是政府需要決定怎麼花錢。當年德國的方式是國防、基礎設施、國民教育和健康，供給民眾休閒和運動的各種公共建築。這些錢都花的很好，很有價值，普惠整個社會大眾。
這種制度要想持續執行下去對領導人的智力和意志力都有極高的要求。所以這種政府的領導集團不可能是透過代議制度選舉上來的，因為代議制度本身就是合法的尋租場所。
也不可能是透過官僚體系爬上了，因為他們肯定把錢都花在自己周圍的人身上。他們必須來自人民大眾，透過某種特殊的機遇突然間越上權力的頂峰。但是又和普通民眾有所不同，他們必須擁有前所未的遠大抱負。
最後，即便產生了這樣的人，最終他們也沒法逃避人性本身的弱點，那就經不起享樂主義和時間的侵蝕，他們可以維持自己的智力和意志力多久，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