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實說，依文獻紀實。
長征前擔任中央組織局長並負責和參加紅軍長征編隊工作的李維漢回憶說：“按照中央指示，將中央軍委機關編成兩個縱隊。第一縱隊，又名‘紅星縱隊’是首腦機關也是總指揮部。博古、洛甫、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李德還有其負責同志都編在這個縱隊，鄧穎超、康克清及電臺、幹部團也在這個縱隊。”
“第二縱隊，又名‘紅章縱隊’，由黨中央機關、政府機關、後勤部隊、衛生部門、總工會、青年團，擔架隊等組成，約一萬多人。行軍時，中央軍委兩個縱隊在隊伍中間，一縱隊在前，二縱隊在後。”
長征擔任共產國際軍事顧問翻譯的伍修權回憶說： “過了湘江以後，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在中央第二縱隊，李德、博古、周恩來、朱德在中央第一縱隊，進入通道也是這樣。”
長征時擔任張聞天秘書、原武漢軍區空軍司令員黃經深回憶說：
“過湘江至黎平這段時間，毛主席、張聞天、王稼祥是一夥單位，在一起行軍。”
中央一、二縱隊是12月11日分別從廣西龍勝的龍坪、廣南城進入湖南，在湖南行軍三天時間和宿營三個地點，十日二十三時署名“朱”發出的關於各軍團縱隊十一日西進部署的電令，指示 “軍委一縱隊進至流源，二縱隊進至辰口。”
十一日十八時半署名“朱”發出的令一、九軍團十二日集結通道的電令，指示 “軍委一、二縱隊及五、八軍團則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之線繼續西移。”
長征時在中央軍委和政府機關工作的陸定一、伍雲甫、張南生十二日的長征大事記和長征日記為我們提供了佐證。陸定一（長征上時任軍委宣傳部長）長征大事記： “十二日，晴，軍委二縱隊到芙蓉附近，野戰司令部到芙蓉。”
伍雲甫（長征時任中央軍委三局政委，掌握電臺、負責軍委與軍團縱隊的通訊聯絡，隨一縱隊行軍），長征日記： “十二月十二日，晴，大隊伍六出發，餘守候一分隊發 “5363”、“5413”、“5458” 等電臺報，下午到達芙蓉宿營。”
張南生（長征時任國家政治保衛團政委，隨二縱隊行軍）長征日記：“十二月十二日到金殿。”（此地在芙蓉附近，兩地相距約兩華里，筆者注）
無獨有偶，這三位跟隨中央一、二縱隊行軍的歷史見證人，所記載的十二日一、二縱隊的宿營地點完全是一致的，這不僅他們互相之間作了印證，而且完全證實了十二月十二日中央軍委一、二縱隊繼續西進的宿營地是芙蓉金殿。
中央領導人進入通道的行軍位置是：李德、博古、周恩來、朱德在中央第一縱隊，毛主席、張聞天、王稼祥在中央第二縱隊，而中央一、 二縱隊從通道路過時，共宿營三個晚上，其中有兩個晚上在一起，即十二月十二日在芙蓉，十二月十三日的播陽。應該說在兩個地方都具備了中央領導人在一起開會的基本條件，但比較起來，在芙蓉開會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主要依據有：
1、十二月十二日十九時半，中革軍委在芙蓉發出了西進貴州的“萬萬火急”轉兵電令。電令指出因為“湘敵與陶廣一路軍主力向通道進逼，其他各路仍繼續向洪江靖縣前進，企圖阻我北進，並準備入黔”，為此，“我軍明十三日繼續西進”，“一軍團二師與九軍團前進至新廠、崖鷹坡和容洞地域”，“一軍團一師如今日已抵洪州司，則應相機進佔黎平，三軍團以迅速脫離桂敵為目的。應以主力進到牙屯堡、團頭所地域。”這份電令是到目前為止直接反映通道會議精神的歷史文獻，實質上是通道會議的決議。我們目前所稱並以定論的黎平政治局會議決議，即《中央政治局關於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就是依據原標題為《戰略方針決定你們傳達至師及梯隊首長為止》這份電文的內容而確定的。上述軍委十二月十二日十九時半“萬萬火急”的電令有理由定為通道會議決議，這是因為：
一是電令明確了戰略方針的改變，如文中所述：“……敵人企圖阻止我北進”。這裡昭示，紅軍原是準備北進去和紅二、六軍團會師這一歷史事實。現在為敵所阻，只好進入貴州。這就是戰略方針的改變，而且明文規定：“相機佔領黎平”，這就再清楚不過了是進軍貴州。
二是這份電令署名軍委，根據我們徵集到紅軍進軍進出通道前後的36份電令，除十二月十二日十九時半這份電令是署名軍委外，其餘35份電令均署名“朱”或“朱周”。因此，從這份電令的內容和署名這兩個因素分析判斷。這份電令是經中央主要領導集體研究決定的，也就是說在通道會議上集體研究決定以軍委的名義下發的。對於轉兵電令在芙蓉發出的根據主要有兩條：
一、是中央一、二縱隊在宿營為中央領導人在一起開會和行軍電令提供了基本條件；
二、是芙蓉住過有電臺的通訊部隊，長征時擔任過中央軍委三局（該局裝備有電臺，擔任軍委司令部同紅第一、三、五、八、九軍團及主力師之間的通訊聯絡，同時負責同紅二、六方面軍的聯絡）。
中央軍委三局政委伍雲甫長征日記寫到：“十二月十一日，晴，隊伍七時自平等出發，餘隨一分隊十一時出發，十七時左右到流源宿營。十二月十二日，大隊伍六時出發，大隊伍六時出發，餘守候一分隊發 “5363”、5413、“5458” 等電臺，下午到達芙蓉宿營。”(原始文獻不容改動)
1、1978年縣長調辦深入芙蓉實地調查，證明芙蓉當年確實駐過有電臺的通訊部隊，其中有一部電臺被當地不明真相的群眾吳才念偷走，當紅軍發現後，才把被盜電臺找了回來。從上述伍雲甫的長征日記和實地調查都清楚地表明，當年備有電臺並和中央縱隊一起行軍的紅軍通訊部隊，十二月十二日在芙蓉宿營，因此可以肯定，十二月十二日十九時半的轉兵電報是從芙蓉開會後發出的。
2、1997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戰史部二處李紹群處長在回答通道縣長征調查辦同志的有關詢問時說：“中央縱隊是從通道以南路過的，有一警衛部隊，從平等、芙蓉、播陽、洪州司過，十一日到平等，十二日到芙蓉，十三日到播陽，十四日到洪州，十五日到地青，十六日到中朝，十七日到黎平。”他還說：“這一警衛部隊十二日從平等趕到到芙蓉（兩地相距九十華里），是否為到芙蓉執行與會議有關的特別警衛任務呢？”他在介紹情況時，曾幾次問到芙蓉的情況。
3、解放後，在芙蓉金殿發現有落款紅政寫的八條標語，這說明中央縱隊確實路過這裡。另外，芙蓉地域由緊密相連的三村八寨組成，有四百多戶人家，在離村不遠處有一“獨立”房子，叫木林庵，可容納二百人，說明這裡有開會的場所。根據實地調查，有幾位上了年紀的老人回憶說，當年紅軍從芙蓉路過時，各村都住了紅軍，木林庵也住了紅軍，在庵堂處還拴有馬，這說明了在這裡有開會的跡象和可能性。【中央軍委三局政委伍雲甫長征日記寫到：十三日晴、自芙蓉出發，經蘆[爐]溪進入播陽所 (關鍵在這裡，證明中央軍委司令部電臺沒有去其它地方停留，直接從芙蓉去了播陽) 】。
以上三條為會議在芙蓉召開會議的依據，但必須說明的一個問題是，當年芙蓉歸屬綏寧縣，並非通道所轄，這與“通道會議”的稱謂和相符。那麼，怎麼認識這一問題呢？筆者認為 "通道會議" 是後人命名的，正如長征路上召開黎平、猴場、遵義等會議，當時的決議記載並非以地名命名一樣，通道會議是由通道轉兵而相應提出來的，其發端於劉帥的文章，劉帥在發表於1959年八一雜誌《回顧長征》一文，中講了紅軍在十二月佔領湖南邊境的通道城後，立即改向貴州前進的通道轉兵，面沒講會議，但是主席的提議，得到了大多數同志的贊同，必然有個會議討論研究，這樣就提出了通道會議，也就是說：1959年以後才出現 “通道會議” 的說法。
而這時的芙蓉，已早在1951年年就劃管了通道，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版圖上，就標明瞭芙蓉在通道縣的區劃圖內，在人們形成的概念中，自然認為芙蓉就是通道了，但確切說來，會議名稱最好稱“通道轉兵會議”為好，或因地名而稱就是 “芙蓉會議”。
1986年10月懷化地區黨委和通道縣黨委政府已聯合出版《紅軍長征過通道》的黨史書，公開確定芙蓉木林庵是通道轉兵會議會址。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的黨史著作《湖南人民革命史》和《中共湖南地方史》採用了通道會議的會址在通道芙蓉木林庵的說法。
劉伯承元帥《回顧長征》一文為依據的，劉帥回憶文章的原文是這樣的：“正是在這危急關頭，毛主席挽救了紅軍，他力主放棄會合二、六軍團的企圖，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他的主張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贊同。於是，部隊在十二月佔領湖南邊境之通道城後，立即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克了黎平”。很清楚，劉帥說的通道轉兵，並沒有說通道會議。而由於有的作者，把“通道會議”和“通道轉兵”錯誤當成一回事，所以就把通道會議會址也錯說成是通道舊縣城縣溪鎮。實際上，當時中共中央毛主席和軍委一、二縱隊根本沒有到過通道舊縣城。
1977年10月，湖南省、懷化地區、通道縣長征調查辦的同志在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調查時，該院戰史部二處李紹群處長曾兩次拿著卡片介紹說：
“過湘江後，中央紅軍分左、右、中三路行軍，兩側掩護中央，右側進通道城的先是二師，十一日到達，十二日仍在通道，九軍團在二師後跟進，十二日也在通道，十五師也到通道城，晚一點可能是十三日下午湘軍佔領通道城。三軍團是左側，五、八軍團後衛，中央縱隊是從通道以南地區過（的），所以說，通道會議沒看到原始資料，這個會議可能是在通道以前或以後通道地區召開，在通道縣城召開會議不可能，因為中央軍委縱隊沒有進通道城，會址不要在城裡找”。
長征時擔任毛主席警衛員的陳昌奉同志回憶說：“毛主席長征沒有進通道城，離城還有四五十里路。”
長征時擔任紅一軍團十五師政委，並從縣溪路過的肖華將軍，1976年2月26日，在關於中央紅軍進軍貴州及黎平會議等問題給中共黎平縣委宣傳部的回信中說：
“據我所知，中央紅軍先後到達通道縣城的只第一軍團的第二師、第十五師和九軍團主力，其它部隊都沒有進通道城。中央軍委縱隊和紅軍第三、第五、第八軍團大部分 (從芙蓉、金殿) 經播陽、洪州、中朝等地至黎平的。”
實事求是，理性傳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