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說宋朝十八帝 之 宋神宗：心比天高卻抱憾而終的改革者
宋神宗
2.與王安石的愛恨合離
其二，分歧
宋神宗與王安石的分歧，也因對新法“副作用”的認識不同而產生。
熙寧二年九月，制定、實施新法的核心部門“制置三司條例司”向宋神宗請求：“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斛鬥，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糴。其可以計會轉運司用苗錢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民情願豫給，令隨稅納斛鬥。內有願請本色，或納市價貴願納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以次科收熟日納。若此行之，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于田作之時不患闕食”。
三年正月二十二，宋神宗下詔：“諸路常平廣惠倉給散青苗錢，本為惠恤貧乏，並取民情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擾。其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願請者，案罰亦如之。”
宋神宗之所以下發這道制止官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搔擾”，破壞青苗法實施的詔書，是因為此前，翰林學士範鎮向宋神宗上言：“常平倉始於漢之盛時，賤則貴而斂之，恐傷農也。貴則賤而散之，恐傷民也。最為近古。雖唐虞之政，無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亂之世所為。苗青在田，賤估其直；收斂未畢，而必其償，是盜蹠之法也。今以盜蹠之法而變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乃者天雨毛，地生毛，天鳴地裂，皆民勞之象也。惟陛下觀天地之變，罷青苗之舉。”
而“初，敕旨放青苗錢，並聽從便，毋得抑勒，而提舉官務以多散為功。又民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分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廉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間喧然不以為便，而廣廉入奏，稱民間歡呼鼓舞，歌頌聖德。”
右正言李常、孫覺因之上言：“王廣廉近至京師，唱言取三分之息，又開制置司，欲行其法於天下。乞明詔有司，勿以強民，仍且試之河北、陝西數路。”
“言者既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
二十九，“提點開封府界縣事”呂景向宋神宗上言：“府界人戶見倚閣貸糧二十餘萬石，今又散青苗錢十五萬貫，恐民力不能堪。”宋神宗下詔將呂景的奏章“送條例司，召提舉官戒諭之”。此前，被宋神宗委任為“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倉”的侯叔獻“屢督景散青苗錢”，但呂景認為“畿甸諸縣各有屯兵，每歲課利錢僅能借諸軍請給，無有贏餘”，“條例司又別以買陝西鹽鈔錢五十萬為青苗錢”，而呂景依然認為不應向百姓放貸“青苗錢”，於是又給宋神宗上了這篇奏章。
宋神宗接到呂景的奏章後，“初欲令中書戒諭提舉官”，起初本想指示中書省召集到各地監督實施新法的“提舉官”，告誡、曉諭他們不要強行放貸“青苗錢”，但王安石說：“若召提舉官至中書，諸路聞此，必顧望不敢推行新法，只令條例司指揮可也。”宋神宗“從之”。
二月初一，韓琦向宋神宗上言：“準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青苗錢，須十戶以上為一保，三等以上人為甲頭。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餘錢委本縣量度增給，三等以上戶更許增數。坊郭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五家為一保，依青苗例支借，諸縣不得避出內之煩，致諸人扇搖人戶，卻稱不願請領。如不願請領，即具結罪狀，人馬遞申，以憑選官曉諭。如卻願請本縣干係人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價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
臣竊以國之頒號令，立法制，不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觀聽，孰不欣服？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憂民，不使兼併，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為民，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戶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三等並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併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併、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有物力人為甲頭，雖雲不得抑勒，而上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吏防保內人。下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陪？復峻責諸縣，人不願請。即令結罪申報，選官曉諭。卻有願請者，則干係人別作施行，或具申奏。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捃拾，須行散配。且下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從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綢絹、積年倚閣、借貸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納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一路官吏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固保人等均陪之患。
大凡兼併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事，往往舊債未賞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併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夏、秋隋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寢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本歲河朔豐熟，常平糴米，斛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斂，遇貴出糶，不惟合於古制，而免有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以收其羨贏。今諸倉方有糴入，而提舉司亟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為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為便，此乃轉運因軍循儲有闕失，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為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具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遍差提舉官，以至四川、廣南亦皆置使。恭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厲精求治，況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惟知寬恤，未賞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言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
慾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
初二，宋神宗“親袖出琦奏示執政”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乎？”
但王安石“勃然”進言：“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
接著論難韓琦的觀點說：“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
宰相曾公亮、陳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
王安石說：“坊郊所以俵錢者，以常平本錢多。農田所須已定而有餘，則因以振市人乏絕，又以廣常平儲蓄。”
陳昇之說：“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耳。”
王安石說：“抑配誠恐有之，然俟其行此，嚴行黜責一二人，則此弊自絕。”
此前，御史程顥曾向宋神宗上言：“成都不可置常平，民多米少故也。”
王安石說：“民多米少，則尤不可以無常平。米少則易以踴貴，以常平之兼併，乃不能使米踴貴。”
宋神宗說：“顥以為蜀人豐年乃得米食，平時但食豆芋等。今豐年乃奪而糴之，是貧人終身不得米食也。”
王安石說：“今常平不奪而糴之，則兼併亦奪而糴之。至於急時，取息必倍。”
宋神宗說：“俵青苗錢而奈米方貴，如何令納？”
王安石說：“貴則民自納錢。”
宋神宗說：“納錢則倉但有錢，凶年何以振貸？”
王安石說：“常平米既出盡，則常平但有錢。非但今法如此，雖舊法亦不免如此。”
但宋神宗“終以韓琦所說為疑”。
王安石說：“臣以為此事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所陪止三貫錢。因以廣常平儲蓄，以待百姓凶荒，則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為義倉，亦未為不善。況又不令抑配，有何所害，而上煩聖心過慮？臣論此事已及十數萬言，然陛下尚不能無疑。如此事尚為異論所惑，則天下何事可為？”
宋神宗說：“須要盡人言。料文彥博、呂公弼亦以此為不可，但腹誹耳。韓琦獨肯來說，真忠臣也！”又說：“常平取自奸雄，或可指以為說動百姓。”
王安石說：“今榷鹽酒，皆用重刑，以禁民買綢絹。或強支配，以監奸雄。不以此為說動百姓。常平新法，乃賑貧乏、抑兼併、廣儲蓄，以備百姓凶荒，不知於民有何所苦？民別而言之則愚，合而言之則聖，不至如此易動。大抵民害加其身自當知，且又無情，其言必應事實。惟士大夫或有情，則其言必不應事實也。”
王安石認為宋神宗支援韓琦，非常不滿，“翌日，安石遂稱疾不出”。“又明日，安石乃入見，固請罷，上固留之，獎慰良久。安石退，又具奏乞罷。”
二十一，王安石才“始出視事”。而“安石之在告也”，宋神宗曾“諭執政罷青苗法”。但“曾公亮、陳昇之慾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宋神宗“更以為疑”。當王安石重新上班，“入謝”，入宮拜見宋神宗，宋神宗一邊安慰王安石，一邊問道：“青苗法，朕誠為眾論所惑。寒食假中靜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少錢物爾，何足恤？”
王安石說：“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壞法，必無失陷錢物之理。豫置綢絹，行之已久，亦何嘗失陷錢物？”
“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
王安石
三月初五，右正言孫覺向宋神宗上言：“竊見制置三司條例司畫一文字頒行天下，曉諭官吏，其凡有七。至於論斂散出入之弊，將來陷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論，乃援引經義，以傅會先王之法，與防微杜漸、將以召怨賈禍者，臣得極陳之，其條有三。”
右正言李常上言：“王安石以文學名世，行義得君，乃不本仁以出號令，考義以理財賦，而乃佐陛下為此病民斂怨之術。曾公亮、陳昇之、趙抃皆位冠百僚，身輔大政，首鼠厥議，曾無執守。諫官或以執事隔絕，或陰竊符同，四海萬里，蒙毒莫訴。臣於安石，雖有故舊之義，苟懷私而不言，誰復為朝廷言者?中丞呂公著極論其不可，乞檢會臣累奏施行。”
張戩上言：“天下之論，難掩至公，在於聖明，動必循理。無適無莫，義之與比者，建議謂便而試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罷之，是順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務也。昔非今是，何憚改為？”
監察御史裡行程頤上言：“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急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為害已多。近日條例司疏駁大臣之舉，奏劾不奉行之官盡沮公議，先失眾心。權其重輕，未見其可。乞檢會臣前所言，早賜施行。”
有關部門將孫覺的上書進呈宋神宗，王安石在朝堂之上為宋神宗進讀，但王安石認為孫覺所言“無禮”，“讀不及終而止”。
宋神宗說：“人言何止如此？”
王安石說：“自大臣以至臺諫臣有異，則人言紛紛如此，何足怪？”
參知政事趙抃說：“苟人情不允，即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是也。”
王安石說：“先帝詔書，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稱濮安懿王為考，此是何理？”
宋神宗說：“宗室事何以不紛紛？”
王安石說：“以兩府大臣共議，故大臣無搖動者。又陛下不疑，故異論無從起。”
宋神宗說：“均輸事何以無人言？”
王安石說：“人言豈少？呂公著因江西事遂攻薛向，而言薛向體量江西文字乃先至，其言不效，故其意沮折，而不復敢為誣妄常平事。大臣固不悅，但陛下初即位，以為善政，不敢異論。然自初施行，陰欲沮壞，至於百端。其後陛下海見提舉官上殿，輒問新法便否，人人知陛下意疑，所以內外交結，共為誣妄也。”
宰相陳昇之說：“豈可使上不訪問群臣？此皆提舉官所在張大妄作，故致人言耳。”
王安石說：“提舉官到任不過數處，若妄作，即須有事實。全無事實可說，即其言豈可聽信？”
宋神宗“又語及程顥疏”，王安石說：“顥至中書，略諭以方鎮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駁大臣章奏。”
程顥當即說：“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為害理。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說誣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貼息？”
幾天後，王安石與韓絳“請上更曉諭臺諫，無使紛紛”。宋神宗說：“安得如許口頰與說？”“又諭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眾論”。
王安石說：“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無異。今少自卻，即坐為流俗所勝矣！”
其後，呂公著“累奏乞罷提舉官”，王安石為宋神宗進讀呂公著奏章，當王安石讀至其中一句“取大臣章奏疏駁巧為辨說，敷告天下”。宋神宗說：“如此，則韓琦安得不動心乎。”
王安石說：“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鎮逐條疏駁，而執法乃不以為非；方鎮作無理章奏，朝廷諄諄曉諭，而執法乃為之巧為辨說，即非理之正。言事官當逐條辨論其非，以開悟陛下之聰明可也。今但言巧為辨說，而不見辨說之不當，則其情可見矣。”
宋神宗“怪問”，奇怪地問：“上下紛紛，何至此？”
王安石說：“陛下作法，宰相搖之於上，御史中丞搖之於下，方鎮搖之於外，而初無人與陛下為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則人情何為而不至此耶？”
又讀至“止令提點刑獄或轉運使管勾”，王安石說：“比曾公亮亦有此奏。陛下試思：府界若無提舉官，止有呂景，則此法已不得行。京西無提舉官，上有提點刑獄，則已言人皆不願。請以此驗之，則不設提舉官，付之它司，事必不舉矣。”
宋神宗“患官吏慢法而不奉行”，擔心官吏不尊重新法而不奉行，王安石說：“提舉官雖卑，然以朝廷之命出使，尚未敢按舉州縣不法，即已紛紛然以為陵轢州縣。言事官本當為朝廷守法，乃更朋比流俗。如此豈是正理？”宋神宗“以為然”。
五月十四，宋神宗下詔，“罷制置三司條例司”，撤銷了制定、實施新法的核心部門“制置三司條例司”，將其職能轉移到管理農業的部門“司農寺”。
七年二月，宋神宗“患俵常平官吏多違法”，王安石說：“若俵常平稍多，縣分專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給納役錢及常平，度不過置五百員，五百員不過十萬貫。今歲收息至三百萬貫，但費三十萬貫置官，不為冗費也。”宋神宗“以為然”。
然而，“安石執政六年，會久旱，百姓流離，上憂見顏色，每輔臣進對，嗟嘆懇惻，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遂求去”，且舉薦好友、時號王安石的“傳法沙門”的韓絳替代自己，以王安石最賞識、重用、時號“護法善神”的呂惠卿“佐之”，以便“於安石所為遵守不變”。
四月十九，“王安石罷相，韓絳代之，呂惠卿參知政事”。
然而，雖然同為王安石的支援、擁護者，且同受王安石的舉薦，出任宰相、參知政事之職，韓絳、呂惠卿卻不能合作，更未能使青苗法是實施中出現的副作用得到糾正。十一月初三，“上批”，宋神宗批示：“聞河北、河東上等戶至今流移不絕，或緣與下戶同保請常平錢穀，保內人近睏乏食，多已逃散，懼將來獨於戶下催理，故一例遷避。宜令所在體量以聞。”
其後，韓絳請求宋神宗召王安石回朝，復任宰相。“八年二月，王安石再入相。”
王安石復任宰相後，“以諸路體量狀進呈，惟磁、相州言有上戶流移，多因災傷闕食，或為分房減口，初不緣下戶欠常平錢穀。餘皆曰無之”，稟告宋神宗：“磁、相言上戶有逃移，亦恐未實，緣其奏稱，或為分戶減口，豈得謂之逃移？不知當時誰為陛下言此，何不明著姓名，令彼分析，是何處有此事？”
宋神宗說：“忘記是誰言此。”
王安石說：“彼既言之，必有事實。若有事實，是州縣監司合根究欺弊；若無事實，如此誣陷之人，存之何利？陛下欲明目達聰，乃容長此輩，適足自蔽耳。”
宋神宗說：“如吳中復即已施行。”
王安石說：“兩制奪一官，何足以懲奸？天下事如煮羹，下一把火，又隨下一杓水，即羹何由熟也？”
“神宗憂民至矣。而王安石所言乃如此”。
九年十月十三，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王安石罷為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第二次罷相，從此徹底離開政治舞臺。
王安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