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學者莫里斯·羅賓曾言不由衷地嘆道：“在古代歐洲和啟蒙運動時代的西方，中國簡直是無所不在”，近代歐洲一度颳起了“中國神話”之風。華夏文明延伸的觸鬚無疑已遠遠地到達了歐洲。
華夏文明在歐洲延伸的歷史軌跡
華夏文明對歐洲的影響以及華夏文明在歐洲的延伸當溯至遠古及殷商時代。商代青銅文化是透過中國西北草原遊牧部落輸入歐洲的，這直接影響了歐洲早期文明——塞伊瑪文化的誕生。到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絲綢已成為希臘貴族的華美衣裝，因而，古希臘人稱中國為塞里斯（Seres),即絲之國。最早提到賽里斯這個“絲之國”的是在公元前416年到前398年間擔任波斯宮廷醫生的泰西阿斯。當時，許多希臘人還認為，賽里斯人都是碧眼紅髮的怪物，是一個披著神秘外衣的民族。這大概是他們見過的中亞人形象。
經漢武帝的文武夾擊，中歐陸上交通漸漸變得暢通無阻，西域地區形成了南北兩線的“絲綢之路”，漢代絲綢從此得以源源不斷地運往歐洲，掀起了古代歐洲的第一股“中國熱”。大秦（羅馬帝國）的名字也漸漸為中國人所熟知，其得名是由於“其人民皆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實際上，在漢語中，秦指西方之國，西海也稱秦海，“大”與“秦”本相通轉，大秦代表了極西的國家。公元初的幾個世紀中，華夏與羅馬的商貿往來空前繁榮，中國的絲品、鐵器、銅器、漆器、香料大批地運往羅馬。中國帆船經過海路到達羅馬帝國的港口厄利垂亞的阿杜利，直接促進了該地的商業繁榮。到公元2世紀時，中國的絲綢已風行羅馬帝國，為一代時尚。公元4世紀時，羅馬史學家馬賽裡努斯宣稱：“過去我國僅貴族才能穿著絲服，現在則各階層人民都普遍穿用，連搬運夫和公差也不例外”。
作為羅馬帝國繼承人的拜占庭王朝也與華夏文明有著不解之緣。643年首次派使者到長安，謁見唐太宗李世民，請求加強雙方合作，希望得到唐王朝的支援以平息其境內四起的反叛之聲。以後又多次派基督教徒前往華夏。唐王朝與中亞阿拉伯諸國的較量反映了唐拜的聯合關係。這一交往雖有極大的政治因素，但是生產技術也因此而直接輸入拜占庭境內。養蠶、漆器成為拜占庭生產領域中的重要環節。
值得一提的是，華夏古代煉丹術也早在公元初年傳入了歐洲，並引發了後來的歐洲化學革命。公元4世紀埃及使者來華，獲得了煉丹之術，由埃及又傳往歐洲。但對歐洲影響至深的還是由阿拉伯人作中介傳入的煉丹術。歐洲中世紀封建貴族們嗜於煉丹術並非求長生之道，而是志在求富，希望術士能點石成金，近代化學由此演化而出。1940年，《西巴論集》正式確認了中國煉丹術的西傳歷史：
“中國煉丹術的基本思想，經印度、波斯、阿拉伯和伊斯蘭教向西班牙推進的結果，傳遍了歐洲。葛洪的理論和方法，甚至他所用的術語，在他以後的幾個世紀中，普遍地被這些國家的煉丹家所採用。······如果我們承認煉丹術是近代化學的前驅，那麼，中國煉丹術原有的理論，便可看作製藥化學最早的規範。”
元帝國的建立及馬可·波羅的論述使更多的歐洲人對中國的富庶和昌盛產生了狂熱的嚮往，激起了歐洲的又一輪“中國熱”。中國的許多產品進一步傳入歐洲：茶葉、雕版印刷、典籍、建築、醫學成為華夏文明西傳新浪潮的先鋒。
然而，古代華夏文明在歐洲延伸的最主要成果以及對歐洲歷史影響最深的當屬四大發明的西傳。
約在公元9世紀，中國造紙術經阿拉伯之手傳入歐洲，西班牙成為歐洲最早的造紙源地，後依次傳人法國、義大利等地。1109年，西西里國王羅吉爾一世用阿拉伯文和拉丁文頒佈的一道寫在紙上的法令，成了目前歐洲最早的紙本檔案。
由造紙術傳入而形成的文化盛世是西班牙科爾多瓦王朝。該王朝擁有70所圖書館，發展為西方的文明中心，變成西方吸收東方文化的樞紐。以此為契機，西班牙掀起了一個規模宏大的翻譯浪潮，大量東方著作轉譯成拉丁文及西歐各國文字，到14世紀末，造紙業已成長為歐洲重要產業之一。義大利、法蘭西、西班牙和德國南部都生產紙張。除了供富人使用外，紙張已基本取代羊皮成為廣泛通用的書寫材料了。從15世紀起，造紙業以德國為中心向四周延伸，波蘭、奧地利、英國、俄國、丹麥、挪威紛紛建廠造紙。直到18世紀，歐洲人為提高造紙技術仍須求援於中國，尚造不出宋代已能抄造的三丈長的匹紙。一位叫杜爾哥的法國財務大臣曾於1754年要求到法國留學的北京青年高類思、楊德望回國後掌握中國造紙工藝流程。
印刷術的西傳推動了紙的應用，印刷與造紙的一體化威力給歐洲歷史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東方衝擊波。大約在8-10世紀，雕版印刷傳入中東，再由中東傳入歐洲，促使義大利、德國、荷蘭先後成為歐洲雕版印刷的最早基地。中國的活字印刷也在元代傳入歐洲，德國、荷蘭、法國相繼進行活字印刷試驗。1454年，德國的谷登堡用活字印刷技術成功地印製出了歷史上第一部拉丁字母的《聖經》，開闢了人類資訊傳播史的新紀元，一舉打破了以往只有上層人士才可讀書受教育的技術侷限，賦予廣大平民讀書受教育的機會，推動落後、愚昧的中世紀歐洲向活潑、強勁的近代歐洲轉化。
12世紀，羅盤傳入地中海。首先使用羅盤的歐洲人是義大利商船隊，引發了一場歐洲航海業的大革命。羅盤用於航海導致了了針路和航海地圖的出現，這既可以確保船隻沿著一定的航向安全行駛，又可計算船隻的航行日期，從而開闊了歐洲人的眼界，強化了歐洲人的全球意識和世界觀念，推動了歐洲人向海外的拓展。
13世紀，歐洲人知道了火藥的功用，並將伊斯蘭國家的一種火攻書《制敵燃燒火攻書》譯成拉丁文。然而，火藥給歐洲人留下深深印象的還是13-14世紀歐洲人與穆斯林的三次戰爭：
1290年，阿卡城，東征的法蘭克十字軍團遭到穆斯林馬木魯克人的圍攻。馬木魯克人使用92座拋石機晝夜轟擊，久攻不下，改為發射火球、火瓶、火罐，法蘭克人死傷慘重，被迫從這座亞洲大陸的最後堡壘撤退。
1325年，西班牙巴沙城，阿拉伯人在鎮壓西班牙人的反抗時利用拋石機發射用火藥製成的火球進行打擊，幾乎使該城全民覆沒。
1342年，摩洛哥阿耳黑西拉斯城，葡萄牙人企圖佔領該城，進而入侵摩全境。摩洛哥人奮起抵抗，並利用其它穆斯林兄弟送來的大炮襲擊對手，致使葡萄牙遭受重大打擊，傷亡無數。
飽嘗了火藥苦頭的歐洲人終於知曉了這種新式武器的威力，立即著手引進製藥、造炮技術。1326年，義大利人終於掌握了製造火器的技術機密，造出了歐洲最早的金屬管形火器。隨後，英國、德國、俄國、葡萄牙相繼成為擁有火器的國家。
火藥與火器不僅成為歐洲封建統治者手中劫掠和暴政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還成了歐洲平民階層反抗封建貴族的銳利武器。恩格斯說，歐洲對於火器的採用不僅對作戰方法本身，而且對統治和奴役的政治關係也起了變革的作用。火器一開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政體反對封建貴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貴族城堡的石牆，抵擋不住市民的火炮，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統治跟身穿鎧甲的貴族騎兵同歸於盡了。
四大發明的西傳，推動了歐洲政治、經濟的歷史劇變，對人類社會產生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兩位歷史偉人的評論足以讓我們對此有一個全景式的理解。應當注意的是，他們常常將造紙與印刷視為一體並更注重印刷術的作用。
馬克思：“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開啟世界市場並建立殖民地，而印刷術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說來，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
培根：“印刷術、火藥和磁鐵······這三大發明首先在文學方面，其次在戰爭方面，第三在航海方面，改變了整個世界許多事物的面貌和狀態，並由此產生無數變化，以致似乎沒有任何帝國、任何派別、任何星球，能比這些技術發明對人類事務產生更大的動力和影響。”
歐洲的“中國神話”及華夏文明對近代歐洲的衝擊
伴隨著中歐交通的日漸發達，伴隨著華夏文明對歐洲衝擊力的加強，中世紀之末近代之初的歐洲萌生了一種持續的“中國神話”，中國被視為“唯一的文明國家”。這種神話的始作俑者為馬可·波羅。
馬可·波羅是威尼斯商人之子，據說，他隨父及叔一同遠行來到中國，於1275年見到了元帝忽必烈，併為元廷服務17年之久，遊歷大半中國，對中華豐富、昌盛之情形印象甚深，1295年回到了闊別25年的家鄉威尼斯，寫成《馬可·波羅遊記》一書，從財富、人口、生活、政治、物產、工商、交通、紙幣、礦產、建築等方面全景式的介紹了華夏文明。書的開頭寫道：
“皇帝、國王、公爵、侯爵、伯爵、騎士和市民們，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們，無論是誰，如果你們希望瞭解人類各種族的不同，瞭解世界各地區的差異，請讀一讀或聽人念這本書吧！你們將發現，在這本書中，正如梅塞·馬可·波羅所敘述的那樣，我們條理分明地記下了東方各大地區的所有偉大而又奇特的事物。馬可·波羅是威尼斯市民，聰明而又高貴，被稱為“百萬先生”。他親眼目睹了這些事情。所有讀或聽人念這本書的人，都應置信不疑，因為這裡所記敘的一切都是真實的。的確，自上帝用他的手創造了我們的祖先亞當以來，直到今天，從未有任何人，基督教徒或異教徒，韃靼人或印度人，以及其他種族的人，像這位梅塞·馬可那樣，知道並考察過世界各地如此眾多、如此偉大的奇聞軼事。”
馬可·波羅敘述的故事對於當時的歐洲人來說顯得無比奇特而神秘：無論是帶有花園和人造湖的華麗宮廷，還是縱橫有序的平坦大道；無論是璀璨光華的珠寶，還是炫麗多采的物產，都是歐洲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正因如此，馬可·波羅贏得了一個“百萬先生”的稱號，因為他開口閉口總是說”百這個、百萬那個”。
正是這個“百萬先生”揭開了“中國神話”的序幕。
誠如斯諾夫裡阿諸斯先生所言，“正是他所描寫的有關中國和香料群島的迷人景象，召喚著偉大的探險者們，在穆斯林封鎖陸上道路後，直接尋找一條海上航線，繼續前進。”然而，使“中國神話”擴大，使歐洲人更全面、更深入瞭解華夏文明的還是歐洲東來的傳教士。
16世紀以後，帶著對東方文化的憧憬，懷著對遠方華夏的夢幻，西方傳教士千里迢迢踏上中國大地。最早於1552年來華尋夢的傳教士弗朗索瓦·扎維埃未曾如願便病亡中途。1560年，首批教士到達澳門，從此便開始了對華夏的傳教活動和對東方文化的系統瞭解過程。
儘管這些傳教士對華夏文明的瞭解是非常有限的，但卻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了中國社會與文化的深層，為歐洲本土真實地描繪了華夏文明的概貌。在語言文學方面，傳教士金尼閣於1626年編撰了第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漢語字彙書－－《西儒耳目資》，為歐洲人瞭解漢語、學習漢語開闢了道路。1728年，馬若瑟著《中文概覽》，系統介紹了漢字的結構和性質，成為西方人研究中國文字的先驅經典。在中國概況方面，1585年，西班牙門多薩出版了《大中華帝國史》，該書甫一問世，即被譯成歐洲各國文字。1615年，金尼閣出版了《基督教在中國傳教史》，全面介紹了中國的風俗、道德、宗教等，是當時西方人介紹華夏文明最有權威的著作之一。在中國傳統科學方面，宋君榮於1732年先後編撰了《中國天文學簡史》、《中國天文學論文集》，後又寫成大部頭的《中國天文學史》。與此同時，中國的醫藥學、植物學等也被介紹到了歐洲。在儒學經典方面，許多主要的儒家經典都被譯成歐洲各國文字，如《大學》（西文名《中國之智慧》）、《中庸》、《論語》、《禮》、《詩經》、《易經》、《孝經》，等等。而且還出現了研究中國儒學的專門著作，如劉應的《易經概說》、巴多明的《六經註釋》、馬若瑟的《經傳議論》、錢德明的《孔子傳》和《孔門弟子傳略》等。
與此並行不悖的是，中國的工藝品以驚人的規模流往歐洲，以致引起了歐洲蒐集和仿製中國工藝品的狂熱，這一狂熱竟持續了兩個世紀之久，其代表便是歐洲歷史上的“羅柯柯”運動。“羅柯柯”一詞源於法文“Rocaill”，意指一種假山石或貝殼的裝飾品，在18世紀的歐洲主要指以追求和仿製中國藝術風格的“崇拜中國熱”。從建築、服飾、風俗到物品無不以“中國趣味”為目標，甚至中國的戲劇也盛極一時，伏爾泰根據元曲《趙氏孤兒》改編的《中國孤兒》於1755年在巴黎公演，引起整個歐洲的轟動。這一運動的高峰是泛及整個歐洲的仿造中國園林狂潮，英、法、德、荷、瑞士等國都出現了中國式的園林建築。一位法國傳教士稱北京的圓明園為“人間的天堂”，一位德國學者斷言：“中國的園林藝術是一切園林藝術的典範”。
華夏文明成為當時歐洲人議論的焦點，是歐洲文學藝術創作的靈感之泉。法國學者莫里斯·羅賓說：“中國模式激起了歐洲人的熱情：對中國友好的人，崇拜中國的人，乃至崇拜成癖的人，猶如破堤之水，大量湧現。”
“中國趣味”、“中國風格”一時成為歐洲人的時尚，以至於中國的一切都被美化了，中國的君主專制政體被視為最學被視為世界上最富理性的哲學。“中國神話”漫及西歐社會各領域，體現了華夏文明對歐洲社會的輻射力。
由於此，華夏傳統文化對於歐洲啟蒙運動及文藝復興起了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
17-18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是封建專制主義消亡而資本主義走向成熟的標誌。這一時期的歐洲思想界擔負著雙重任務：一是從根本上摧毀封建專制主義的思想壁壘，一是建立象徵資本主義的新型思想體系。而此刻的歐洲卻是以宗教文化為核心的封建主義意識佔據統治地位。這種意識強調神本位和非理性本位，因而，必須以理性的哲學文化為武器衝擊頑固的中世紀思想，以理性權威替代上帝權威，建立自由、平等、博愛的新型資本主義精神體系。
於是，華夏文明中不崇神權的思辨哲學與強調理性的思想體系及倫理本位的道德意識便成為歐洲啟蒙運動先哲極力推崇的精神體系。他們積極而狂熱地運用華夏文化素材，守護了歐洲近代啟蒙思想的搖籃，爾後以此為據形成了西方近代文化基礎。他們從16世紀便已把尋求擺脫神學狂迷的目光轉向中國。當時，葡萄牙著名學者喬安·巴羅勞斯在其著作《每十年史》的《第三十年史》中，第一次以文藝復興的人文主義立場評論華夏文明。他說：“中國人已經注意到他們文化的優越性，他們本身是用兩隻眼睛來理解所有事物的。歐洲人卻只是單眼為主，他們除自己之外，根本看不見世界上還有其他的民族。”他的話既抨擊了歐洲民族的狹隘性，又批了歐洲神學主義的保守性。18世紀法國傑出的啟蒙思想家狄德羅講得更白：“我們是大詩人，大暫學家，大辯士，大建築家，大天文學家，大地理學家，勝過（中國）這善良的百姓。但是他們比我們得善意與道德的科學。如果有一天發現，這種科學是居於切科學的第一位的，那麼，他們可以確定地說，他們有兩隻眼睛，而我們只有一隻眼。”
上述“複眼”與“單眼”之分，是當時歐洲啟蒙思想界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神學文化的一種比較評判，這一評判在圍繞西班牙教士門多薩《大中華帝國史》書的評價中表現得也十分強烈。該書盛讚中華民族是“一個沉靜而有才智的民族”。義大利人文主義者斯卡里熱讀到這本書後，立即寫信給法國作家戴·蒙太皇，說：“和中國令人讚賞的王國比較起來，我們法國人太渺小了。法國人之間非但不能和睦相處，而且互相廝殺。中國人都安逸地生活，在法律上井井有條。單憑這一點，中國人就會指責我們，就會使基督羞愧難容”。戴·蒙太皇則在該書的法文版上加了批語說：“中華帝國的政體和藝術，在許多傑出方面都超過了我們。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世界該是多麼遼闊而變化無窮。”
看，華夏文明為受宗教束縛日久、廝殺日深的歐洲吹進了“遼闊而變化無窮”的希望之風，華夏文明中那超越神學權威的精神美德成了歐洲啟蒙思想家進行抗爭、宣揚自由的意識之根。
歸納言之，華夏文明的思想體系對於歐洲啟蒙運動主要有以下幾個層面的影響：第一個層面是中國哲學的道或理觀念對啟蒙運動之尚理性、反宗教的影響。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一書中認為，人們常配世界的理性有兩類形式，一類是希臘哲學家所稱的“Nous”(一種支配世界的無形物），一類是宗教信仰中的黑格爾斷言，這兩者都不是哲學的理性觀，而有人承認的基本原則為理性（Reason)——叫做道；道為天地之本，萬物之源。”而笛卡爾則稱得上是近代歐洲第一一位革命性地崇尚理性的人。他自幼深受中國文化浸潤，在其名著《方法論》中熱情頌揚了中國人的智慧和理性。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朱謙之先生認為，笛卡爾所講的“Reason”同中國人所講的“理性”（“理”）“正是一個東西”。伏爾泰認為，中國人的“理”或“天”，既是“萬物的本源”，也是中國“立國的古老”和文明完美的原因。他稱中國人“是在所有的民族中最有理性的人”。他還認為中國哲學中的一切都是自然的，沒有任何“神奇的意味”。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華夏文明對神權批評的理性主義精神正是透過向中國傳播神學的傳教士傳播過去的，他們介紹華夏儒學，原本想透過證明它和基督教一致而為基督教的非理性飾金。不料，後果反而賦予反宗教論者一種強有力的攻擊武器。一時間，在不少歐洲哲人眼中，中國的孔子變成了18世紀歐洲思想界的偶像。中華民族也成為一個“純粹德性的民族”。孔子哲學的理性觀成為當時進步思想的來源之一，其影響漫及歐洲諸強。在華耶穌會教士第一任領導人利瑪竇曾這樣評論孔子：“他既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來激勵他的人民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斷言他遠比世界各國過去所有被認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為神聖。我們不得不承認，他可以與異教徒哲學家相媲美，而且還超過他們中大多數。”義大利教士殷鐸澤認為：“孔子先耶穌降生500年之前就生活在中國了。他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聖賢之一。”法國教士李明更盛讚道：“在孔子的哲學中，可以斷言，理性是屬於一切時間和地點的。”“孔子的順世隨俗而不失莊重利美的態度，其嚴格的禁慾生活、輕視人間的富貴，尤其是在古聖賢中罕見的特質——他的禮讓與謙恭，使孔子成為由理性所訓練成功之純粹的哲學家。”伏爾泰則尊敬地稱讚：“孔子為天地靈氣之所鍾，他分辨真理與迷信而站在真理一邊••••••實為天下唯一師表”，是“世界的智星”。
傳教士對異端文化的傳播激怒了羅馬教廷。從1645年起，教廷多次向在華教士下達禁令，要求杜絕中國傳統文化的西傳。但華夏文明的誘人魅力仍衝破諸種網羅，撒向歐洲大地，去哺育那裡的近代文化之胎。
與此同時，中國哲學中獨特的天道觀亦在當時的歐洲產生強烈反響。中國哲學中的“天”往往並不是神或上帝的代名詞，而是指茫茫自然之“天”，是基督教之上帝的對立物。於是歐洲出現了這樣的局面：保守教士竭力用“上帝”攻擊中國的“天”；啟蒙知識界則用中國的“天”去推翻上帝對西方人心靈的統治。
第二個層面是華夏文明中倫理本位的道德哲學對於啟蒙運動之自由、平等、博愛思想的影響。“性善論”是華夏儒家倫理思想體系的核心之一。18世紀的啟蒙學者們熱烈地稱頌“性善論”，認為霍布斯所言的“惡”乃是世界之禍根、不平等之源，有“善”才是通向人類博愛、社會大同之途。當時，歐洲流傳著一首詩：
人之初，性本善。
霍布斯之嘆息，欲為何？••••••
摩爾利則進一步認為，性本善正是“18世紀之思想精神”。他指出：“人性本善，世界能成為優美可愛的處所；而目前世界之病患乃惡劣教育、惡劣制度之結果。”
李約瑟對此有一番極為中肯的評論。他在一次講演中說：“17世紀中葉，耶穌會教友群將中國經籍譯成西文，中國儒家人性本善之哲學乃得輸入歐洲······啟蒙時期之哲學家，為法國大革命及其後諸種進步運動導其先河者，固皆深有感於孔子之學說，······社會進步之理想，唯有依賴人性本善之學說，方有實現之望···•••”
第三個層面，中國君主專制型社會政治體制成為啟蒙思想家進行資本主義社會政治變革的樣板。萊布尼茲十分嚮往開明君主專政，反對歐洲中世紀的貴族統治和教權專制。他把中國的康熙皇帝視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君主”，認為歐洲一些知名君主，如路易、奧古斯都及腓特烈所不能實現的，“均可在康熙身上實現”，並斷言中國“開明專制君主的完美的儀型，應為歐洲的君主所取法。”重農主義者魁奈在《中國的專制制度》一書中尤為推崇中國的重農傳統，熱心鼓動法王路易十五“仿效中國皇帝鄭重其事地舉行春耕藉田”的儀式。魁奈去世後，他的學生所致悼詞中，把他在1858年發表的《經濟圖表的分析》一書和一生致力的目標，說成是實現孔子的教導和道德規範，以敬天愛人和節制私慾為行動準則。
第四個層面，儒學對於啟蒙思想家理論本身的形成具有直接影響。德國著名學者萊布尼茲非常崇拜中國儒學的自然目神論。他說：“這種哲學學說或自然論是從約3000年來建立刻，並且極有權威，遠在希臘人的哲學很久很久以前，地該起開始研究中國，先是閱讀了法文版的孔子傳記及研文集，並又直接從在華傳教士手中獲得第一手材料，他和自晉期通訊，在歐、中兩國共同探討他的二進位制算術和易卦，終古一代數學家。他還借重華夏文明無情地鞭答歐洲的基督教明：“我們從前誰也不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比我們倫理更完，立身處世之道更進步的民族存在，現在從東方的中國，竟使我們覺醒了。”鑑於此，他對歐洲社會發出了忠告：“在我看來，我們目前已處於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如我們派遣教士到中國去傳授上帝啟示的神學一樣。”他還的力貫徹中國的實踐哲學，倡導成立了柏林、維也納、彼得堡正科學院，將對中國的研究列入柏林、彼得堡科學院的研究項是。1714年，他發表的《單子論》中充分吸收了中國哲學，尤其努宋儒理學的精華。
伏爾泰也是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一代啟蒙宗師。他曾尖刻地批判萊布尼茲，卻步萊氏後塵，對華夏文明傾心不已。他善在《哲學辭典》中的“光榮”條目下讚頌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文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他用中國的年代學駁倒了《聖經》中的上帝創世說，認為早在上帝創世前很久，中華民族就已建立了燦爛的文明，並毫不留情地譏諷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詡的基督徒，他說，當中國文明已是昌盛、繁榮之時，“我們還只是一小撮在阿爾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認為人類文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史都肇始於中國，而且長期通遙領先，稱“中國人的歷史從一開始起便寫得合乎理性。”他把孔儒學說視為一種自然神論，是“理性宗教的楷模”。他指出，“孔子使人獲得對神的最純真的認識”，要求人們修身、治國，都必須遵循自然的規律－理性，而無需求助於神的啟示。伏爾泰的自然神論深深植根於這種儒學的道德規範之中，而由他創作的戲劇《中國孤兒》便是他這一思想脈絡的集中體現。他借用劇中女主人公依達梅的口說：“中華民族自古以來，有的是高尚的藝術，有的是威嚴的法律，還有清靜的宗教。這些都是世世代代可以誇耀於世界的國寶。”該劇作的公演幾乎轟動了整個巴黎，引爆了一股思想的激情。《中國孤兒》成為法蘭西劇院的保留劇目，劇中體現的理性沉思和獻身精神，推動了歐洲啟蒙運動向縱深的發展。德國大文豪歌德自小受到“漢風”薰陶，他閱讀過大量有關華夏文明的書籍和中國文化典籍。據說，他在斯特拉斯堡求學時就讀過中國的四書（拉丁文譯本）。他曾經兩度專注於中國文化的鑽研，把研究古老中華帝國文化同當時德國命運結合起來，他讚賞中國哲學同現實政治家的密不可分關係，稱孔子為“道德哲學家”。他還師從漢學家克拉帕洛特學習漢字，一時被稱為“魏瑪的孔子”、“魏瑪的中國人”。有的研究者發現，在歌德的光輝巨篇《浮士德》乃至《威廉·邁斯特的漫遊時代》中都隱現出明顯的華夏文明風采，以至他在《中德四季晨昏雜詠》中慨然寫道：
視我所窺，永是東方。
華夏傳統文化對歐洲歷史的影響是多層面的，尤其是對時代之交的歐洲造成了深刻的衝擊。它在動盪的歐洲參與了反對神學專制和創立近代新文明的世紀之戰，成為新文明演進的一面旗幟。200餘年過去了，歐洲人或許已然忘卻了華夏文明是怎樣哺育過他們身處其中的新文明胚胎。但是，人類文明史的事實卻會永遠向人們昭示華夏文明所具有的這一世界歷史性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