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青長
原載《上海黨史研究》
1996年第1期
潘漢年同志是我們情報戰線曾作過傑出貢獻的優秀戰士、領導人，是一位值得尊敬的老前輩。
潘漢年冤案的發生，是我黨的歷史悲劇。對此應當歷史地分析。同當時的歷史背景聯絡起來。
潘漢年
建國初期，黨內發生了高崗、饒漱石反黨分裂活動的嚴重事件。這件事對毛主席震動很大。過去毛主席是很信任高崗的。毛主席對陝北黨組織評價很高，說陝北是我們的立足點和出發點。由於陝北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與謝子長早已犧牲，高崗貪天功為己有，居功自傲，個人野心膨脹，建國後背著中央、揹著毛主席想依靠蘇聯在東北搞獨立王國。毛主席對此非常惱火。
1954年2月，黨的七屆四中全會揭發批判高、饒分裂黨的罪惡活動，通過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要求全黨，尤其是黨的高階幹部提高維護黨的團結的自覺性。但高崗拒絕黨的教育，於1954年8月自殺，自絕於黨和人民。1955年3月21日至31日的全國黨代表會議，討論了關於高、饒反黨聯盟的報告，開除了高、饒的黨籍。
1938年在延安。右起：陳雲、潘漢年、滕代遠、李富春、項英
在討論中，一些曾受過高、饒影響，或是和高、饒有過某些牽連的人，先後在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同時交代了自己的一些問題。毛主席對此表示充分肯定，並說，高階幹部本人歷史上如有什麼問題沒有交代的，都應當主動向中央講清楚；會上沒有來得及講的，或是不能在會上講的，會後還可以再想一想，寫成材料；現在把問題講清楚，我們一律採取歡迎的態度；尤其是裡通外國的問題，都得向黨交代，否則罪加三等。當時黨內政治氣氛很緊張。
在這個背景下，潘漢年向華東組組長陳毅談了1943年被李士群、胡均鶴挾持去見汪精衛的經過，並且將寫好的材料託陳毅轉交中央。陳毅感到這個問題確實很重要，就直接將材料轉送毛主席，毛主席大筆一揮，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
時任上海市長的陳毅與副市長潘漢年在市內視察
另一方面，當時在審查饒漱石時，發現上海市公安局在開展對敵鬥爭中存在一些問題，不僅同饒漱石直接有關，而且同潘漢年有牽連。而此時，我們國家內部肅反工作剛剛開始，由於潘漢年過去長期從事對敵隱蔽鬥爭，經歷複雜，又是黨的高階幹部。這兩件事就成了被懷疑為“內奸”的起因。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潘漢年就被逮捕，由政法機關審理。
這並不是哪個人的事情。有的人不瞭解情況，懷疑與江青、康生等人有關，其實並不是那樣。當時江青根本沒那個地位。至於康生，他當時並不在中央，是山東分局書記，1957年才調回中央。江、康插手潘案也是以後的事。所以發生潘案的直接原因還是那個特定的歷史背景。
潘漢年在解放初期
其實，過去毛主席是很讚賞潘漢年的，1930年代潘漢年同福建十九路軍和廣東陳濟棠以及同南京國民黨的談判，毛主席都是參與領導或直接領導的。延安時期潘漢年發回的電報，毛主席都看過。潘漢年做的幾項重要工作，如蘇德戰爭、太平洋戰爭爆發等情報，策反敵偽工作，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等，中央都知道。
毛主席多次稱讚上海的情報工作。“七大”時，毛主席曾經表揚過上海的地下工作，對劉曉、潘漢年都稱讚過。進北平後，中央在考慮開展外交工作時曾議論要潘漢年擔任駐英國大使。可見中央過去對潘漢年很信任。因此，主要是當時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估計造成了這個冤案。
上海解放初(左起)劉少文、潘漢年、劉人壽、吳克堅合影
潘案發生後，反映很多，說情報部門出了個內奸、反革命，對情報部門的同志壓力很大。當時情報部、公安部和監察部正分別在北京召開全國會議。有一次，三個會議在公安部大禮堂聯合召開大會，周總理到會講話。他首先談了要依靠人民，依靠群眾。他說，你們三個部門分工不同，但基本性質是一樣的，都是同敵人、同壞人作鬥爭。要相信絕大多數的人，黨內絕大多數黨員是好人，壞人是極少數。無論公安也好，情報、監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絕大多數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絕大多數好人同極少數壞人作鬥爭，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他又談到潘漢年案件，周總理要大家不要緊張，說，潘漢年的事情，你們緊張什麼？我同潘漢年交往的歷史最長，關係最深，我都不緊張，你們緊張什麼？當時周總理也只能講到這個程度，主要是要穩定大家的情緒。
當時我兼任總理辦公室副主任，我報告潘漢年從1939年到1948年的來往電報都在，許多事情中央都知道。周總理要我告訴李克農，組織一個小組，查一下解放前潘漢年和中央來往文電的有關檔案，搞一個審查報告。這個小組的成員有總理辦公室秘書許明，公安部12局局長狄飛，我任組長。
我們三個人檢查了1939年3月到1948年8月潘漢年與中央來往電報和有關記錄檔案，按年月日排列，潘漢年怎麼報告的，中央如何指示的，搞了3個月。根據檔案材料，當時潘漢年所做的工作，如打入日寇內部，利用李士群等，中央都是知道的，檔案中都有記載。而且當時採取革命的兩面政策，中央也有指示，是完全允許的。中央對他的工作也都是肯定的。
經過審查，由李克農出面於1955年4月29日向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寫了正式報告。報告列了7個疑點，建議中央進一步審查。這幾個疑點問題，後來都完全弄清楚了。當時提這幾個問題，實際上是陪襯，因為既然是審查，當然不能不提疑點。
潘漢年與同事們合影
接著，報告提出了有力的五大反證：
（一）是中央一再有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
（二）潘利用袁殊、胡均鶴、李士群，利用日本駐港副領事刻戶根木和小泉都有正式報告。
（三）潘漢年提供了決策情報：（1）關於德國進攻蘇聯時間的準確情報，他在1941年6月13日報告說蘇德戰爭一觸即發，延安於6月20日收到。（2）蘇德戰爭爆發後，日軍究竟是南進還是北進的情報。（3）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情報。這是當時延安，毛主席、黨中央都是極為關注的問題，是起了決策作用的戰略情報，得到了中央的好評。
潘漢年與夫人董慧
（四）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洩露，直到上海解放。如關於上海武裝起義的事。日本投降後，中央曾一度決定要搞武裝暴動，解放上海。當時上海黨組織反映可以幹。
毛主席開始也同意這個決定。但兩天後，心裡感到不踏實，就召集會議，提出重新考慮。他說，上海工作不錯，裡應外合，可以佔領上海。但佔領以後怎麼辦？根據當時情況，上海周圍只有部分地方武裝，新四軍主力來不了。即使佔領了上海，以後還得退出。大革命時期工人三次武裝起義也佔領了上海，但蔣介石一來又失敗了。毛主席說服大家立即發電報給上海，停止武裝起義。這個決定，正是毛主席的偉大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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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後排左起：潘漢年、汪馥泉、鬱風、葉文津、司徒慧敏
潘漢年當時是上海行動委員會主要領導人之一，這件事前前後後潘漢年都是知道的，而國民黨一點也不知道。如果訊息洩漏出去，我們上海的黨組織還不是被一網打盡？潘漢年經管好幾部秘密電臺，知道許多機密，但都未出事，怎麼能說他是內奸呢？
至於說上海“二六”轟炸是他利用國民黨的秘密潛伏電臺提供的情報，陳雲同志說，那是連起碼的常識都不顧了，國民黨在上海統治那麼多年，連楊樹浦發電廠在哪兒還不清楚，還用你給他指目標啊！
（五）潘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是毛主席、周總理所知道的。
李克農的報告，有理有據，十分有力，結論是潘漢年雖然有疑點，但根據大量檔案反映的事實，請中央予以重視，慎重考慮潘漢年問題。
蒙冤後的潘漢年與夫人董慧
但在當時情況下，“左”風越來越盛，這個實事求是的報告並未引起中央的重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陳雲同志建議重新複查潘案時，這個報告才發揮了作用，成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的重要依據。中紀委領導同志說，李克農當時寫出這樣的報告是冒風險的，是很不容易的。
潘漢年得以平反，陳雲登高一呼起了重要作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根據“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方針，大批冤假錯案被平反，潘漢年一案的複查也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中紀委對潘案進行了全面的複查。當時任中紀委書記的陳雲對此十分重視，親自調閱了有關材料。陳雲說，當時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代表和主管同國民黨接觸的有三個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個了。我再不說話，沒有人知道了。陳雲還說，我要開刀動手術，結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漢年必將平反。
當時黨內有人也有不同看法，認為別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漢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漢年見汪精衛的事。其實中央早在1935年就有打進去，拉出來，實行革命的兩面政策的決定。潘漢年利用汪偽關係開展工作，都向中央請示或彙報過。見汪精衛是在李士群、胡均鶴突然挾持下發生的，當時已無法請示。這次會見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東西，潘漢年所說的也僅是應付之詞，以後也並沒有進一步的接觸。會見後我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沒有受到任何損害。當然，由於許多原因，他長期沒有能向中央講清楚，有過錯。經過認真、細緻的複查，中央於1982年8月正式發出檔案，為潘漢年平反昭雪，恢復名譽。
潘漢年冤案，是一個歷史悲劇，是沉痛的教訓。鄧小平說過，黨的歷史上犯過右的錯誤，也犯過“左”的錯誤，但“左”的錯誤對黨的危害更大。後一代人可能不大體會鄧小平這一講話的意義。其實這不是隨便說說的，潘漢年冤案就是一例。我們都是有親身體會的。
1995年3月 於北京
【作者：羅青長 原載《上海黨史研究》 1996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