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政
免役法的出臺，宋神宗、王安石是極為慎重的。早在熙寧元年六月，宋神宗就說：“州縣差役仍重，勞逸不均，喜為浮冗之名，不急之務，以奪其時，而害其財故也。愁痛亡聊之聲上乾和氣，深可傷憫！其令逐路轉運使，遍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動員臣民自下而上獻計獻策，解決這一難題。
熙 寧 二 年 ( 1069 年) , 制置三司條例司起草了 一個 “計產定賦, 募民代役” 的草案, 又派若干官員攜帶草案到各州縣徵求意見。 然後, 任命呂惠卿主持起草役法條例, 並準備在一、 二州內試行。
熙寧三年，王安石又派林旦、曾布相繼典主其事。熙寧四年，宋神宗先試著取消許州衙前管理公使庫差役，“由軍校主之，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這還不算， 在這個基礎上, 宋神宗、王安石又責成判司農寺鄧綰、 曾布正式拿出了一個針對開封府的免役法方案,方案規定:“鄉戶自四等、 坊戶自六等以下勿輸”其餘人戶均須 “歲以夏秋隨等輸錢” 國家拿到這些錢後, 用錢募 “三等以上稅戶代役”根據差役的輕重予以報酬。 “揭示一月, 民無異詞”後， 才成為正式檔案。
醞釀試驗了四年之久，直到熙寧四年十月一日才頒佈實施免役法。免役法讓原來不交錢的官戶、寺廟、道觀，都要繳錢，取締了他們的特權，“舉天下之役，人人用募；釋天下之農，歸於畎畝。”體現了公平原則。這樣穩妥、公平法規的出臺，能是憤青所為嗎？
關於助役錢的徵收和使用情況，熙寧九年有統計可查，“是歲，諸路上司農寺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三貫、石、匹、兩：金銀錢斛匹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二貫、石、匹、兩，絲綿二百一兩；支金銀錢斛六百四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貫、石、匹；應在銀錢斛匹帛二百六十九萬三千二十貫、匹、石、兩，現在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匹、兩。”
助役錢攤算到熙寧八年（因熙寧九年人口統計無記載）全國人頭上，當年計丁二千三百八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五口，摺合人口一億二千萬，人均年負擔87文，國家計劃免役錢之外年徵收寬剩錢二百六十九萬三千二十貫、匹、石、兩，而實際一年只收了八十七萬九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匹、兩。人均年負擔不到7文。總計人均一年負擔94文，不足一個勞力一天的工資（當時治河的民夫一天所得為米三升，銅錢100文）。
百姓花很少的錢卻解除了百姓破產賠償、家破人亡之苦，又解決了差役人員薪資及免役法其他支出。而士大夫之所以拼命反對免役法，不僅僅是因為要他們交點錢，而且讓他們喪失了原有的優越感。
免役法畢竟利國利民，長期試行之後，連很多原來反對官員都改變了看法。元豐年間，蘇軾在黃州自我反省，曾給一起反對新法的滕達道（初名甫,字元發,後以字名。改字達道,）寫過一封信：“……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 至有同異之論，雖此心耽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 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 益覺疏矣。……”
元祐更化，司馬光廢除一切新法時，就連一貫反對新法的蘇軾、範純仁都覺得青苗法、免役法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不可輕率言廢，為此，這一天，蘇軾對司馬光說：“下官欲面見相國進一言的原因，是因為我輩在新法之初，輒守偏見， 以至提出不少異論，雖此心耽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 很少有符合情理的，現在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想以往之所執， 益覺疏失了。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嘵嘵不已，則憂患愈深。”
司馬光很不高興：“看來子瞻對當年抨擊新法，頗有悔意，你倒是說說，介甫有哪條新法不是害民的？”
蘇軾立即說：“差役法行於祖宗之世，多有弊端，編戶充役，不諳公事，胥吏窮兇極惡，多使之破產，貧苦之民長年不得休息。免役法使民按戶的高下出錢，而無執役之苦，施行免役法十六七年後，光免役寬剩錢一項就積累了三千餘萬貫石，相公只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全部恢復差役法，子瞻獨獨以為不可。”
司馬光勃然變色，丟下一句：“你以後不要再和我談免役法！”說罷抬腳便走。蘇軾跟在他後面，一直來到政事堂，邊走邊勸：“王安石固然有許多不對，我們也不應該不問青紅皂白，一概因人廢法。”司馬光吼起來：“吾意已決，不得多言，你不要跟著我！”
蘇軾停下腳步，盯著司馬光遠去的背影，大聲喊道：“司馬牛！真是司馬牛！你不要忘了，你當年就向先皇獻過花錢僱衙前的辦法，怎麼現在就不認賬了，你的拗脾氣比當年的拗相公有過之無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