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傳奇 連載18】
1934年8月12日,擔負著為長征引敵探路的紅六軍團,九死一生突出重圍後,在湖南桂東寨前圩前的河灘上召開長征誓師大會。27歲的軍團長肖克從主席臺上望著河灘上9000多名衣衫破爛、武器簡陋,但精神飽滿的將士們,並不知道他們將要經歷多少犧牲和苦難?有多少人能夠活下來?更不知道他們這次遠征將對中國和世界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
50年後,1984年3月9日,已是開國上將、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院長的肖克將軍,在風景秀麗的北京西山腳下接受一名名叫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的美國老頭的採訪時,回憶起了那場充滿血雨腥風的苦難征程。
北京早春的陽光帶著西山樹林中的鳥鳴聲,透過窗明几淨的玻璃,照射在那座小樓鋪著地毯的會客廳裡。與肖克將軍年齡相仿的索爾茲伯裡坐在寬大的老式沙發裡,任陽光照在自己76歲的滿頭白髮上,靜靜地傾聽著肖克將軍的敘述。索爾茲伯裡是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年輕時曾活躍於反法西斯戰場。1944年,他在蘇聯認識了同是記者的埃德加.斯諾,並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被紅軍長征不屈不撓的精神所震撼。斯諾在《西行漫記》序言中寫到:“總有一天,會有人寫出這一驚心動魄的遠征的全部史詩。”為了寫出這部史詩,索爾茲伯裡已經準備了很長時間了。在1972年,當時中國還比較封閉的情況下,時任美國作家協會主席的他就申請帶領美國作家團到中國採寫長征,但沒有得到批准。他並沒有放棄,等待了12年,等來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終於獲得了中國官方的批准。
在肖克將軍的敘述中,時光回到了五十年前那場遠征,肖克將軍提到了一張地圖和一個名叫薄復禮的傳教士。
現在說起來,真的讓人不敢相信:紅六軍團近萬人的遠征,行軍作戰竟靠的是一張從中學地理課本上撕下來的、只有20×20釐米大的中國地圖。
如果要拍攝電影或電視劇的話,我們看到的畫面將不是紅六軍團的高階指揮員們在巨大的作戰地圖前運籌帷幄,用紅藍鉛筆標出部隊行軍或進攻的箭頭,而是幾個20多歲的小年輕擠在一起,腦袋湊著腦袋,看著其中一人手中捧著的從中學課本撕下來的地圖,討論著部隊的行軍路線。
在根據地作戰時,他們可以不需要地圖,因為紅六軍團的將士大都是生於斯,長於斯,他們對這塊土地太熟悉了,但軍隊要遠征,行軍打仗大都是在陌生的地理環境中進行的,如果沒有地圖作引導、或者地圖不準確,往往會輸得很慘。當部隊行在迷宮般的崇山峻嶺之中時,課本上的地圖是沒有多大用處的。特別是紅六軍團進入“地無三尺平”的貴州後,面對的是與湘贛蘇區完全不同的地理環境。山高路少,交通閉塞,許多地名在正規地圖上根本找不到,更不要說中學地理課本上的地圖了。而倒黴的是,偏偏又遇上個僅靠地圖指揮紅六軍團行軍作戰的外國人李德。紅六軍團指揮機關沒有詳細的軍用地圖,而中革軍委來電所規定的行軍路線又很具體,而且不準改變。有些地名問當地居民,他們久居山寨,二三十里外的村寨道路就說不清楚。無奈之下,任弼時電告中革軍委:“希望以後佈置行動時的小地名(要)指明其所靠近的大地名。”
由於沒有準確的軍用地圖作指導,使在湘桂黔3省被敵人圍追堵截的紅六軍團沒少吃虧,不能瞭解地形,不能判明敵情,部隊經常走彎路,或是貽誤戰機,或是被動地與敵發生遭遇戰,使部隊遭受重大損失。
天不絕人路。從甘溪突圍後,紅六軍團終於得到一張能掛在牆上看的貴州省的大地圖。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34年10月2日,經過55天艱苦征戰的紅六軍團攻佔了貴州黃平境內的老縣城——舊州。
舊州城裡有一座天主教堂,紅軍在城裡駐紮下來後,肖克就和王震、任弼時等將領一起前往天主教堂去參觀。在教堂大廳裡,肖克發現牆壁上掛有一張比較大的貴州省地圖,大喜過望,徵得教堂的同意後立即取了下來,遺憾的是上面全是洋文,大家均不認識。肖克立即命令部隊中粗通英文的幹部來識別,這位幹部講:他也不認識,肖克正想發火,有過留蘇經歷的任弼時畢竟見識多一些,仔細一看,告訴大家:地圖上的文字不是英文,好像是法文。這可怎麼辦呢?
突然,他們想起從黃平到舊州的路上,抓到幾名黃頭髮、藍眼睛的外國傳教士。當時,把婦女和孩子放掉了,留下了一名叫薄復禮的英國傳教士。因為傳教士大都能治病,留下他主要是為了給連續轉戰的部隊日益增多的傷病員治病。但這位英國傳教士懂法文嗎?管他的,有棗沒棗先打一杆子再說。
肖克立即命令把薄復禮請來。沒想到,這名傳教士還真懂法文,關鍵是,他還懂得中文,這樣與肖克溝通起來就沒有障礙了。本來,薄復禮對紅軍是有敵意的,認為他是被“綁票”了,叫被紅軍釋放的太太回去趕緊準備贖金來贖他。但他被年輕陽光、熱情和善的肖克所感染,一個晚上就把地圖上所有的法文翻譯成了中文。而且在翻譯的過程中,還儘自己所知,不斷地告訴肖克貴州各地的風土民情和地形地貌,甚至當地地方武裝的一些情況,使肖克大為感動。
肖克將軍對索爾茲伯裡回憶到:他當時對傳教士的印象也是不好的,認為他們來中國是搞文化侵略,所以把他們當地主一樣看待。但經過與薄復禮合作翻譯地圖的這一晚接觸後,他的看法有了改變。“他幫我們翻譯的地圖成為我們轉戰貴州作戰行軍的好向導。我作為一個獨立行動的軍隊指揮員,在困難的時候受到人們的幫助,不管時間多久,也難忘記。” 後來,紅六軍團轉戰貴州東部直到進入湘西,全是靠這張地圖。由於各種原因,當時並沒有釋放薄復禮,而是讓他跟著隊伍走了整整十八個月才釋放。
肖克將軍帶著愧疚的心情囑咐索爾茲伯裡:“如能見到這位友人或其家屬,請代致問候!”
採訪完肖克將軍後,索爾茲伯裡還採訪問參加過長征的許多領導人和健在的老將軍,然後他仍然懷揣心臟起博器,帶著打字機,爬雪山,過草地,穿激流,登險峰,中途戰勝病痛折磨,歷時七十四天,從江西到達了陝北,完成了他自己的二萬五千裡“長征”尋訪,並寫出《長征:前所未有的故事》,風靡全球,在長征過去半個世紀後,再一次在全世界引發長征熱。
索爾茲伯裡沒有忘記肖克將軍的囑託,回到美國後,開始尋找薄復禮。很快,索爾茲伯裡找到了薄復禮寫的《神靈之手》。雖然這本書只被當作一個英國傳教士在中國經歷的口述自傳,在美國沒有什麼影響,早已絕版多年,但索爾茲伯裡從中發現一個重大事實:薄復禮寫的《神靈之手》是世界上第一部介紹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書,比斯諾的《西行漫記》早了整整一年。該書出版時,肖克所在的二、六軍團還在長征途中。
那麼,這名被紅軍“劫持”了十八個月之久才獲得自由的薄復禮,究竟對紅軍是一種什麼態度和評價呢?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了,無論正面負面的態度和評價其實都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這本書中所講的一切,都是薄復禮最真實的感受。
索爾茲伯裡懷著好奇的心情打開了這本書。書中講到:
“1934年10月1日,是我來中國12週年紀念日,是我難忘的日子。那天,我們參加了一次傳教士聚會活動後,歸來時決定沿小路前行,前方一個小山村遙遙在望,我們興致勃勃地爬上一座小山包,小村莊一覽無餘,還沒等下山,這時從樹林中衝出了一群持槍者,攔住了去路。萬萬沒有想到,這就開始了讓我永生難忘的18個月的艱苦行程……”
薄復禮回憶了他第一次見到肖克所留下的印象:“他只有25歲,是一個熱情奔放、生氣勃勃的領導者,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閃閃發光,充滿了信心和力量。在艱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撓。顯而易見,他是一個充滿追求精神的共產黨將軍,正希望在貴州東部建立一個共產主義的政權。他率領的部隊僅靠一張中學課本上的地圖來決策戰略方向。”
離開舊州後,薄復禮跟隨紅六軍團,開始了他的“長征生活”。薄復禮回憶到:我們進入了一種新的生活,大部分日子,一天到晚只吃一頓飯,一天天沒有休息和禮拜日的行軍。他在書中寫到:“路,在中國的定義與英國略有不同,隨紅軍所走的路,有時幾乎只是前邊的人踏出的一條痕跡,說不上路,這種路,攀登尚可,最難得是下山,山高坡陡路滑,危險萬分。儘管紅軍在危險地帶常派人在那兒協助,必要時幫上一把,但大家還是沒少摔跤。”
薄復禮在書中還講到:極端困苦的行程和巨大的精神壓力使這位虔誠的基督徒好幾次都想衝著看守的槍口撲去,以求了結,但他最後都堅持住了。當他看到紅軍那面用教堂裡的一塊油畫布做的旗幟上,有一顆星――伯利恆的星。他以為這是上帝的引導,是上帝安排他來這裡經受磨難。於是,他和紅軍戰士一起娛樂,甚至打毛衣、翻譯外文報紙,並和紅軍戰士進行有神論與無神論的辯論……
在薄復禮眼中,紅軍幾乎總處在被敵人圍追堵截的危險境地,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更低劣得要命,但他們始終保持著快樂。紅軍的娛樂活動通常安排在傍晚,形式也是多種多樣,有時,他們聚在一起,形成一個圓圈,坐在地上,隊長就點人出來唱歌,不會唱的就進行摔跤比賽,不論輸贏都有一陣熱烈的掌聲。他們有時候還化妝演戲,記得有一天晚上,一個士兵到我的房子裡來,向我借帽子,我就把那頂舊氈帽借給了他。後來聽說他們要化妝成蔣介石和另外一個帝國主義分子參加演出。我想大概戴上我這個外國人的帽子就代表是帝國主義分子了吧。
薄復禮還回憶了他受到紅軍的優待:“行軍路上,一名軍官想方設法給我配備了一匹騾子和一個馬伕。我的一隻鞋子壞了,紅軍給我找了一雙非常合腳的橡膠雨鞋,它是剛從一位正在嘟噥著的同志腳上‘沒收’的。因為氣候潮溼、雨多,我們提出要塊雨布,結果給了一件床單。後來才知道,這在紅軍中已是非常奢侈的供應了。”
1936年的春天來了,此時的薄復禮已經隨紅二、六軍團會師後的長征隊伍進入了雲南境內。雖然他早已不再害怕這些帶著紅色標誌的人們,但對妻子的想念,對自由的嚮往,仍令他在行軍之中暗自神傷。
薄復禮記得,紅軍部隊到了昆明附近的一天,正在曬太陽的他遠遠瞧見蕭克同他的警衛員走過來,並告訴他一個喜訊:紅軍準備釋放他。
釋放薄復禮的日子,紅軍似乎經過了精心的挑選和準備。那天是4月12日,是個禮拜日,又是復活節。紅軍破例擺了一桌酒席,為他們特殊的朋友薄復禮餞行。長征途中的酒席,遠遠算不上豐盛,但卻給薄復禮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他記得蕭克將軍還親自給他做了一個“粉蒸肉”。而另一名紅軍將領卻像變戲法一樣拿出來一罐咖啡。
紅軍問他到昆明需要多少路費,薄復禮以兩天路程計算,提出要四塊銀元。紅軍給了他十塊。
兩天以後,重獲自由的薄復禮到了省會昆明。在那裡,他重新見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海倫,並寫下這樣的詩句:“感謝‘被捕’,友誼和血的聯結,超過了世間的一切。我們患難與共,我們共勉負重。為那珍貴的互助,我們灑下深情的淚珠。”
索爾茲伯裡從書中知道了薄復禮對紅軍“劫持”他十八個月的態度後,又跟蹤追尋到英國,在曼徹斯特找到了薄復禮本人。索爾茲伯裡轉達了肖華將軍的問候。
1984年秋天,蕭克出國訪問,途經法國,他委託有關方面打聽這位老朋友。經過多方努力,我國外交人員終於在1985年初透過薄復禮在瑞士的親友找到了他。薄復禮當時住在英國曼徹斯特,他給我國駐法使館工作人員回了信,並向蕭克將軍“轉達熱忱的問候”。此後,英國白城電影公司的辛格和格雷來中國訪問,薄復禮又委託他倆將一盤有關他近況的錄影帶和他出版的兩本書帶給蕭克。
1986年5月,蕭克委託中國駐英大使冀朝鑄前去拜訪薄復禮,並轉交了他的一封信:“久違了!從索爾茲伯裡先生處知道了你的近況。雖然我們已分別半個世紀,但50年前你幫助我翻譯地圖的事久難忘懷……如今我們都早過古稀,彼此恐難再見。謹祝健康長壽。”
收到這封信的時候,薄復禮已經92歲了,不久便去世了。而肖克將軍也於2008年10月24日去世。
一個長達半個世紀的傳奇故事終於落下了帷幕……
只有當年那座舊州老城的教堂依然矗立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