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熱帶榕樹，本篇是百越文明演進史正文的最後一章。
上個影片講到，漢武帝滅南越，用的是巧勁，而非蠻力。
簡單來說，就是利用該國太子在漢朝當人質的機會，左右其思想，安排其婚姻。
待其回國繼位之後，離間南越君臣，使之不戰自亂。
一、亂局
從軍事角度看，武帝的謀劃是很成功的。
由於對手人心離散的緣故，漢軍在短時間內平定了南方，沒有陷入戰爭泥潭，也沒有蒙受慘重的損失。
不過所謂“打江山難，守江山更難”。
正面戰場的終結，意味著漢帝國必須開始面對一個全新的問題了，如何治理那些南越遺民？
此前的影片中，我曾詳細講過，南越是一個遵循分封制的割據王國。
其開國君主趙佗，為了快速在嶺南站穩腳跟，曾對親信故舊和本土百越首領，進行過批次冊封。
這麼做的結果就是，當時的兩廣，存在許多類似西周治下，諸侯、卿大夫那樣的地方軍事行政實體。
這些封君中有很多人，因為漢武帝的離間，曾在滅亡南越的戰爭裡倒戈相向。
甚至其中一部分還因為表現突出，被皇帝封賞，名號留在了《史記》、《漢書》的職官表中。
比如湘長侯桂林監居翁、弛義侯何譴、嘹侯畢取、揭陽令史定等等。
漢朝能迅速平定南方，離不開他們的鼎力相助。
可這也同樣意味著，南越的地方組織架構，在戰爭中得到了很大程度的保留！
今天大家是盟友，明天一有衝突，這些諸侯、卿大夫們，隨時能夠再次點燃烽火！
問題的複雜性還不止於此，南越原統治區內，地域發展是很不平衡的。
以湘長侯桂林監居翁為例，《史記》記載其：
“諭甌駱民四十萬餘降。”
類似級別的封邑，算上都城番禺等秦人早期定居的地區，肯定是開發程度較高，管理體系較為成熟的。
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這些地方，定位有點類似於春秋時期的齊魯之地。
有一定的社會基礎，無論是設郡縣，還是委任本土貴族治理，通常都不會出什麼大問題。
不過再往南，以交趾地區和海南為例，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趙佗曾在交趾分封了一位諸侯，名為“西於王”，戰爭中被漢軍斬殺。
至於當地的發展情況，直到百年後的王莽時期，《漢書》還記載曰：
“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
海南島的資訊記錄則更加稀缺，漢軍到來之前，文獻資料完全是一片空白。
直到近些年，考古界陸續在南越王宮遺址中，發現了一些印有“長犁”字樣的瓦片。
才被認為，有可能是南越國從海南征發勞動力的間接證據。
這些相對落後的地區，可以類比為戰國後期楚國開拓的南方疆域。
統治時間短，早期邦國、部落習俗殘留眾多，中原禮樂思想尚未深入人心。
一旦出現王朝更替，很可能不願意服從新的統治者。典型案例，《越絕書》曰：
“秦始皇並楚，百越叛去。”
那麼漢武帝並南越，會不會也出現同樣的情況？所以，到底應該怎樣對南越遺民進行統治？
二、羈縻
本系列影片的前幾個章節，已經用大量篇幅，對分封制的擴張、以及治理模式進行過解讀。
不過為了更好地講清楚以上問題，這裡還得再簡單複述一遍。
首先，對於一個王朝來說，新徵服的土地上，無論環境如何錯綜複雜，土人如何驍勇善戰。
只要遵循周禮，執行分封制，維繫統治是完全沒問題的。
例如楚國，戰國中後期，已經把手伸到了雲南和兩廣邊緣。
整個過程非常順利，基本上正面戰場獲得勝利，就意味著擴張的成功，戰後也沒有遭到本地人不死不休地反抗。
這和秦朝入嶺南，被百越部落的游擊戰打得頭破血流，拉入戰爭泥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至於原因，也很簡單，就像呂思勉先生總結的，分封制擴張步驟有三，第一：
“懾服他部，責令服從。”
想統治別人，肯定得先打贏，這是最基礎的。這點郡縣制也能做到，而且肯定能做得更好。然後是第二步，所謂：
“替其酋長，改樹我之同姓、外戚、功臣、故舊。”
打贏之後，分封制既不會改變被征服者的生活習俗、社會結構，也不會把原有的統治階層趕盡殺絕。
一般是替換掉他們的酋長，立己方的親信為新王，即很多人常說的“夏君夷民”。
這個過程中，婚姻會發揮巨大作用，新王宗室，往往會與願意合作的本地統治階層不斷結合。
幾代人下來，雙方都是一家人了，什麼事都好商量。
郡縣制就不一樣了，設郡縣，通常意味著官員由皇帝任免，民眾也要由朝廷編戶。
相當於既要剝奪統治階層的權力，又要改變民眾的生產、生活方式。
如此一來，所有部落都和你拼到底，郡縣制軍隊再強也得焦頭爛額。
第三步，也是最後一步：
“開闢荒地，使同姓、外戚、功臣、故舊移植焉。”
這方面分封制能做到，動員效率更高的郡縣制也能做到，不多贅述。
好了，說了這麼多，以上內容和漢武帝對嶺南的統治又有什麼關係呢？
根據《漢書》記載，漢軍在正面戰場取勝後，朝廷很快：
“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這裡的十七，包括了西南夷，漢帝國在嶺南設立的行政機構，實際上是七個郡。
當然這不是重點，重點在於“初郡”兩個字。何為初郡？《漢書》曰：
“以其故俗治，無賦稅。”
漢武帝最終決定，對於嶺南地區，雖設郡縣，卻不強求與內地一致。
南越遺留的那些諸侯、卿大夫以及部落酋長，只要聽話，都可以出任新朝的官員。
中原派過來的流官，按流官的制度管，地方上的土司，照土司的習俗來。
雙軌制下，名義上，土司是漢朝嶺南郡守的下屬，實際上自主性很大，甚至稅都不用交。對此《漢書》明確記載：
“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相當於漢軍雖然打下了兩廣，卻收不上一個銅板的稅，最多隻能徵集一些土產。
新設立的官府機構，甚至要靠帝國每年的撥款，才能維持自我運轉。
看上去是不是有點熟悉？沒錯，這就是羈縻制度。
本質上講，羈縻制度是郡縣制在擴張過程中，遭遇了巨大阻力後的一次改良，其模仿的物件就是分封制。
設立初郡，最高長官由皇帝委派，不就是“替其酋長”？
沿用當地習俗，“因其故俗而治”，不就是“不改其俗”？
從結果上看，羈縻制度確實是有效的，嶺南地區最終成功融入了漢帝國的版圖。
不過個人觀點，羈縻同樣也是低效的，至少比不上分封。
原因很簡單，郡縣制下，朝廷委派的官員，對於地方部落酋長來說，永遠是隔了一層的外人。
畢竟作為流官，就算再得人心，幹幾年也是要走人的，酋長們又不會隨便搬家。
流官再好，也是外人
如此一來，雙方通過幾代人的聯姻，融合成一個家族的模式也就無法實行了，沒有血緣關係，認同感終究是差了一點。
縱觀歷史，土司與流官一旦有了利益上的衝突，做出的選擇往往極其現實。
三、改土歸流
當然了，土司忠誠度有問題，朝廷實際上也沒真把他們當自己人。
羈縻只是權宜之計，歷代皇帝，還是會想方設法創造條件，設立真正的郡縣的。
比較常見的手段是移民，除了成規模派遣過去的駐軍和官員，還有為數不少的罪人和逃難者。
仍以交趾為例，《漢書》曰：
“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教化。”
這裡的罪人不僅僅是平民，還包括一大批極具文化素養的朝堂鬥爭失敗者。
比如王莽篡位後，就將許多曾經反對過他的人，全家流放到了嶺南。
持續不斷地移民，必然帶來技術的擴散。
根據考古情況來看，西漢中後期，南越國故地青銅器的出土範圍不斷擴大，而數量卻出現了銳減。
其功能也由禮器，逐漸向日常生活器具轉變。
這可能是因為隨著鐵器普及程度提高，青銅器失去了用武之地，生產數量不斷減少導致的。
到了東漢，帝國的統治者似乎正在喪失耐心，打算加速歷史的程序。
光武帝劉秀任用能臣幹吏，開始強行推動土著向中原靠攏。《後漢書》曰：
“教其耕稼，製為冠履，初設媒聘，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
提高生產力當然是好事，問題在於，生產力的提高，必然帶來上層建築的改變。
漢朝幫嶺南發展，本質上是為了儘快提升其社會發展水平，以適應真正的郡縣制。
然後就有了交趾地區的二徵起事，以及伏波將軍馬援的南征。
伏波將軍馬援
現存史料中，對這場叛亂原因的描述，通常是指責交州刺史蘇定貪暴好殺。
可是漢朝派遣的流官，為什麼要貪暴好殺？我們或許可以從《後漢書》對馬援的記載中，推測一二，所謂：
“援所過輒為郡縣，治城郭。”
這種行為還有一個大家更熟悉的稱謂，改土歸流。
當中原王朝認為某個地區，已經具備了郡縣的基礎，那麼土著酋長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總而言之，很多看似不相關的歷史事件都有其內部連貫性。
分封制打不過郡縣制，所以中原出現了大一統王朝。
大一統王朝發現，郡縣制很難在新擴張的土地上立足，於是又試圖吸收分封制的優點，這才發明了羈縻制度。
羈縻制度又比不上原版分封制，只能在過渡階段使用，最後才有了改土歸流。
這種模式，直到明清還在沿用。到此為止，百越文明演進史系列的正文，也就結束了。
參考資料：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