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1月1日清晨，武漢柴油機廠的職工們陸陸續續到工廠開始上班了，有職工看到了工廠宣告欄上張貼了新的通知，大家都圍上去有什麼新通知。
這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上面赫然寫著：經武漢市委領導一致決議，聘用外籍專家威爾納·格里希擔任武漢柴油機廠廠長。
威爾納·格里希
這一訊息讓大家震驚萬分，換新廠長？還是外國人？老外怎麼懂管理中國的工廠？大家在震驚之餘都不相信這個訊息，畢竟這種事在中國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然而當格里希的廠長就職儀式開始後，大家才明白這件事竟然是真的。這知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外國人都還是極少見的，更何況還在中國當廠長。那這個能當廠長的格里希究竟有什麼來頭？他當了廠長後，工廠的命運又該走向何方呢？今天，我們就來講一講新中國第一任“洋廠長”的故事。
說起這位洋廠長，那就不得不提到在1983年7月8日，鄧小平發表的《利用外國智力和擴大對外開放》談話，鄧爺爺是這樣說的：“搞現代化建設，我們既缺少經驗，又缺少知識。我們可以利用外國智力，請一些外國人來參加我們的改革建設，不要怕多花錢，一定要擴大對外開放，現在開放的還不夠。”
改革開放
其實早在鄧爺爺發表這篇講話之前，我們國家曾多次派遣考察團出國考察，聯邦德國是主要的考察物件之一。在鄧爺爺的這篇講話之後，我國也積極與聯邦德國聯絡，過了5個月，聯邦德國退休專家服務局便開始向中國派遣退休專家，格里希就是其中一員，他在1984年8月來到了中國武漢。
格里希是德國發動機和鐵芯技術專家，1984年時他65歲剛剛退休。閒不下來的他加入了聯邦德國退休專家服務局找點事做，沒想到直接給他安排了來中國的差事，他也欣然接受了。
到了中國武漢之後，他來到武漢柴油機廠擔任技術顧問。說起武漢柴油機廠，那可是有著輝煌的歷史，中國第一臺手扶拖拉機就誕生在這裡，一直以來都是武漢市的重點企業。
機械廠
不過當改革開放之後，取消了計劃生產，武漢柴油機廠便開始走下坡路，生產出來的產品往往不盡如人意、缺乏市場競爭力，工廠的虧損高達500萬元。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格里希才被派到了武柴，藉助這個外國專家為武柴提出整改建議。
1984年9月，武柴的職工們經常能看見一個高個外國老頭，穿梭在工廠的各個車間裡，他手裡拿著一個小本，不時的在上面寫寫畫畫。剛開始大家還有些好奇，不過見他沒有干預員工的工作，大家也都沒管他。
其實格里希在本上寫寫畫畫，是在詳細地記錄每個車間存在的缺陷。例如車間機油迴圈系統汙染嚴重、質檢員的量具精度不夠、產品隨意擺放、車間見不到負責人等等。
可以說，武柴的所有方面在格里希看來都是不合格的。在一個多月的調查研究之後，格里希根據工廠的實際情況，專門寫了一篇十萬多字的諮詢意見，向工廠領導提出了100多條合理建議，為此他更是認真編寫了《關於整頓武漢柴油機廠的計劃方案》，嚴格規劃了工廠執行規範。
格里希在工廠
當他滿懷信心地將這些提交給工廠後，他認為自己的這些建議即使不能完全採納，也可以讓武柴恢復生機。然而，一個月過去了，格里希的反映始終是石沉大海——不見聲響，他顯得非常焦急：“我來這裡可不是消磨時間的，我是來幫助你們的，如果是我當廠長，一定會改變這個廠的現狀。”
格里希在中午吃飯時，自己嘟囔了幾句話，不過這幾句話被他的翻譯聽見了。而說者無心，聽者有意。翻譯立即將格里希的這句話向當時的武漢市市長吳官正彙報了。
吳官正聽完後陷入了沉思，不一會兒，吳官正做出了決定，這也許是他人生中最大膽的決定：聘請格里希為廠長，給他職位和權利。吳官正在做完這個決定後，立馬去找市委書記商量此事了。
為何吳官正敢做出這樣大膽的決定呢？原來是在1984年5月21日，武漢市經中央批覆，成為全國第一個經濟改革試點省會城市。之所以說“大膽”是因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從來沒有過外國人參與的先例，吳官正這一決定若是有效還好說，若是失敗了他難辭其咎。
1984年11月1日，格里希正式受命上任武漢柴油機廠廠長職位。這個訊息很快就傳遍了全國，國有企業讓外國人當廠長全國人民都在議論這個事，吳官正心裡有些沒底。國務委員張勁夫知曉此事後，十分讚賞武漢這大膽的一步，不過其他國有企業就有些不一樣的聲音：“他是格里（西）希，我就是格里東，我就要東風壓西風。外國人當廠長，就是瞎指揮！”
大家對這個洋廠長都不看好，格里希也知道自己面臨的壓力，所以他必須要做出成績，讓大家心服口服。新官上任三把火，這第一把火，格里希就燒在了質檢部門上，這是導致產品質量差的致命因素。
其實格里希在上任之前就發現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武柴鑄件車間的報廢率竟然高達40%，而常州、無錫的兄弟工廠報廢率只有7%。造成如此高的報廢率的主要原因就是鑄件車間的質檢形同虛設，員工使用的精度差誤差很大，總裝不按圖紙施工，成品汙染髒汙竟高達5000多毫克，嚴重耗損柴油機的使用壽命。
質檢部門檢查不嚴，精密量具、質檢儀器只放在計量室中吃灰，有些甚至放了2年之久。而質檢人員的專業素質也參差不齊，大部分都是被塞進來的關係戶，他們甚至連遊標卡尺都不會用。更讓格里希忍受不了的是質檢科的科長不會做精細測量工作、工廠總工程師竟然從沒去過車間。
半個月後，在11月15日格里希辭退了這兩人，震驚了全廠所有人。而在格里希的工作日誌裡，他寫道：“這兩人的專業知識與他們的職位嚴重不匹配，我觀察了他們工作14天，可結果很不滿意，我也不得不辭退他們。”
而在辭退了工廠總工程師之後，經過了4天，格里希又做了一個決定：質檢部門由廠長直接領導，質檢人員也由廠長親自挑選，配備紅色工作服，標準的測量工具、吸鐵石、白手套。
大家可能不明白吸鐵石和白手套有什麼用，其實吸鐵石是用來檢測機器中是否有鐵屑，白手套檢查機器是否清潔。只有做到機器清潔，製作的產品才能有質量保障。
為了發揮出質檢部門最大的作用，格里希親自帶著質檢人員下車間檢查，他也要求所有的流程都必須按照規範進行。一次，格里希在總裝車間檢查時，發現成品柴油機上的固定水箱的螺紋孔被轉穿了，這可能導致柴油機在執行中發動機進水，是十分嚴重的產品質量問題。
於是格里希立即叫停了這批產品的生產，並全部檢查所有成品柴油機，最終在拿出了讓格里希滿意的補救方案後，這批產品才得以出廠銷售。
在經過這一次產品事故後，所有人再也不敢馬虎，嚴格的按照標準規範流程進行生產。一年之後的武柴，鑄鐵報廢率從最高40%降低到5%以下，柴油機的使用壽命從之前的1500小時增長到8000小時。
而格里希的第二把火燒到了分配製度上。武柴在格里希上任前，一共擁有近2000名員工，而格里希在真實考量後，認為工廠只需要1400人左右就足夠了，而這多出的500多人對於武柴來說是臃腫的。
在整頓質檢部門時，格里希發現工廠有許多是透過關係走後門進來的，又或者是某些領導的親戚朋友掛名，光吃餉不幹活。同時也有許多工人消極怠工，只拿報到工資。
這種情況在格里希看來，效率是十分低下的，而這一切的來源都是利益分配不合理導致的。若是將這些人全部辭退並不現實，考慮到中國當時的社會和國情，格里希決定採取一種全新的制度改變這一現象。
於是在1984年12月4號，格里希召開了全廠會議，宣佈：“自明天起，工廠將嚴格執行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工資方案，有能力的人理應得到更多的報酬，年輕人的晉升不再依據資歷，而是依據能力決定。當然，有人升那就有人會降，調整工資比可能做到讓所有人滿意，而且所有員工每隔兩個月就要進行一次考核，而你的工資將由考核結果決定。”
工資制度的變更，讓所有人都開始為自己考慮，能做出多少東西，就能得到相應的報酬。不再像以前一樣死工資，員工們的積極性全部被調動了起來，工廠的效率逐漸高了起來。
僅在一年之後，武柴的生產額從1984年前的1.83萬臺飆升到6萬臺。產品質量的過硬也讓武柴的名氣越來越大，在那一時間，武柴的產品遠銷東南亞7個國家。
武柴也從曾經每年虧損500萬搖身一變成為年盈利600萬元，工廠開始盈利，員工也全都有了活幹，格里希保住了那些人的工作，讓他們產生了應有的價值，也為中國的社會穩定做出貢獻。
而武柴能夠有如此轉變的當然還有格里希的第三把火，這第三把火，格里希將它燒到了工作紀律上。在改革開放後，大家都是摸著石頭過河，沒有任何的經驗借鑑。
武柴在改革初期並沒有想著要爭先創新改革，反而選擇借鑑其他工廠的改革模式，這也造成了從領導階級到底層員工全部都消極怠慢，沒有絲毫的紀律和責任。
格里希在之前曾統計過，武柴的員工大部分都存在晚到早退的現象，每人每天至少要少幹70分鐘的工作。全廠的人累積起來每個月就浪費了50000個小時，每年就是60萬個小時。這是十分驚人的數字，更是白白浪費的國家資源。
工廠工人
格里希在發現這種情況後，第一步就是緊抓上班紀律。他規定工廠必須按照8小時工作制執行，要嚴格遵守上班時間。早上7點上班，不是說7點進廠，而是7點就要開動機器生產。
為了讓所有人都有嚴格遵守時間的觀念，格里希在制定上班時間後。每天早早地就來到工廠大門口，親自監督員工考勤，嚴厲處罰不守廠規職工的工資，改變員工敷衍的工作態度。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親自監督後，幾乎很少有人再遲到了，格里希便將這項任務交給了保衛科門衛處。
下一步，格里希開始改善員工的工作態度問題。在格里希剛接手時，許多員工都存在著磨洋工的行為，早上開工已經很久了，竟然還有人在吃早飯；中午還沒到，就有女同志早早地在食堂等待；更有甚者上班看小說、睡大覺。
沒有職業道德、缺少勞動紀律，這樣的工人怎麼能造出好的產品？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工作態度，格里希也找出了病灶——那就是工廠領導層的不作為。車間主任不下車間，工廠幹部全都坐在辦公室喝茶、看報、聊天，極少有人在意工廠的產能、效益。幹部的懶散也讓員工們上行下效，逐漸缺失了工作的動力，這是武柴的蛀病，也是走向滅亡的前兆。
格里希決定要改變這一現狀，當了廠長就要擔起應有的責任。於是格里希先是召開了工廠中層幹部和技術人員會議，在會上，格里希痛心疾首地說道：“工作態度一定要端正，在辦公室裡喝茶、看報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之前大家的懶散問題我就不追究了，但這次會議過後，大家必須要遵守工作規定。廠長要第一個到工廠，車間主任要第一個到車間。做不到的，我有權解僱他。”
工廠工人
格里希的一番訓斥，讓大家都不敢說話，格里希也意識到自己過於激動了。於是又苦口婆心地說：“我已經是60多歲的人了，我這樣拼命幹，不是為了我自己，我大可以回到德國，享受退休生活。我是為了你們，為了你們的家庭、孩子。大家也不希望工廠變成這個樣子，只有認真的工作，才能帶來改變，才會有希望。”
格里希的話說到了大家的心裡，誰都不願看到曾經輝煌的武柴淪落到如此破敗的景象，一個外人都能這樣拼命，自己又為何如此懈怠呢？難道中國人就不如外國人嗎？絕對不是的。
會議過後，大家心理上都發生了一些變化，幹部們開始主動來到車間，監管工作紀律，掃除工作上懶散的態度。對於不聽勸阻，依舊懶散的員工，輕則處以罰金，重則開除職務。
一個月過後，武柴的面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員工有幹勁、工廠有效率、生產有保障，武柴讓格里希給醫活了。武柴的變化讓所有人都看在眼裡，曾經對這個洋廠長充滿質疑，到現在的刮目相看，沒有人再懷疑外國人瞎指揮。
大家不再討論外國人當中國廠長的稀奇事了，轉而討論起了外國廠長帶來的改變，為何一個外國人就能讓中國的工廠起死回生呢？他外國人可以，我們中國人就不可以嗎？
在1985年1月，有一名武漢工人給武漢市市長吳官正寫了一封信，這名工人在信中為了這樣一個深刻的問題：外國廠長能辦到的事，中國廠長為何辦不到？
這位工人著重的講述了工廠領導只待在辦公室，一張報紙、一杯茶就是一天，遇到問題相互推諉，只圖安逸。如此這樣，我國的改革豈不是成為一句空話？而在信件的最後，工人寫道：“市長同志若是認可我的建議，還請將這封信登報發表，讓大家也提出意見和建議。”
借用錢學森的話作為結尾吧，“外國人能搞的，難道中國人不能搞？中國人比他們矮一截？”當然不是，外國人能搞，中國人當然能搞，還能搞得更好！
現在越來越多的工廠職工結構趨向於親屬化、家族化，處罰一個員工，往往還要考慮他的家族因素，這是中國工廠在改革摸索中最大的障礙。為了讓大家都能夠參與討論，報社還特意在報紙上新開了一個欄目“為什麼嚴不起來”。
因為格里希的出現，武漢市人民在工廠改革上的熱情全都調動了起來，也吸引了國內其他工廠前來學習，曾經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現在改革學武柴。
1986年初，格里希擔任武柴廠廠長已經一年多了。為了讓工廠能夠長遠地發展下去，他編寫了一篇26萬餘字的企業管理改革方案，規範了工廠的管理條例，併成為了以後其他工廠改革的參考物件。
在武柴的產品越來越好後，格里希開始將目光望向了國外。在格里希的奔走之下，武柴的產品直接出口東南亞7個國家，甚至還出口到了他的老家聯邦德國。為工廠創造外匯超過百萬美元。
格里希被授予榮譽市民
而能讓武柴的產品更具有市場競爭力，他聯絡國外的先進公司授權合作，武柴生產了更先進的柴油機。在格里希的高效管理下，年盈利超過600萬元。工廠賺錢了，工人的工資也跟著上漲，武柴廠的職工們僅在一年之後工資平均上漲幅度就達到了40%，為了給員工謀求更多的福利，格里希直接建造了幾棟宿舍樓。
一時之間，武柴成為了武漢市的改革門面，人人都以在武柴工作為榮。而格里希的貢獻，國家和人民都看在眼裡。1985年4月15日，武漢市政府授予格里希“榮譽市民”稱號；1986年，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朱鎔基稱他為“質量先生”；曾經的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5次接見格里希，誇讚他在中國改革方面做出的深遠影響。格里希也在1986年5月獲得了在華永久居留權，成為武漢外籍人士的第一人。
時間來到了1986年11月1日，這位洋廠長的任期結束了。這一天，格里希緩緩地走出了武柴的工廠大門，全廠職工都出來歡送他。在格里希臨走之前，他深情的望著武柴，想要記下它的模樣。
格里希曾對他的翻譯說：“武柴已經成為了我的第二個故鄉，這兩年的記憶是難以忘記的，當我最後一次走出武柴大門時，我是萬分不捨的。就像是你的孩子長大了，你知道是時候放手了。”
格里希走了，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找到了自己的路，似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發展。但對於武柴來說，格里希時代或許是它最輝煌的時代。
1988年，洛陽拖拉機廠向武柴採購了一批柴油機，但發現所有機器全都檢驗不合格。1990年，東南亞國家向武柴訂購一批產品，然而出口的產品質量卻一塌糊塗，東南亞國家再也沒有訂購過武柴的產品。
1993年，它曾經的洋廠長格里希也恰好回到武柴重遊故地，當格里希拿出他的法寶檢查產品時，結果還是讓他失望了。不過此時的他已經74歲高齡，再也沒有精力拼命了，武柴也在這一年開始出現虧損。1998年，武柴終於是走完最後一段路程，轟然倒塌了。
2000年，81歲的格里希再一次來到了中國武漢，他的身體越來越弱，走路都需要人攙扶著。當接待他的車子從解放大道駛過寶豐路，他指著寶豐路的方向，唸叨著“這是去我工廠的方向”，不過格里希不知道的是武柴已經破產倒閉了。
武漢解放大道
十幾年過去了，格里希依舊記的很清楚，他從來都沒有忘記。在這一次故地重遊的最後一天，格里希執意要再看一看武柴。接待他的隨行人員不忍讓他看到武柴的破敗而傷心，只好騙他說：工業區正在改造搬遷，那邊過不去。
格里希也不再堅持，說等以後再來看看這裡，然而這一次卻是格里希最後一次來中國。2003年4月17日，格里希在德國米爾豪森市去世了，再來武柴看一看成為了他最後的遺憾。
格里希離開了，可中國人民沒有忘記他。2005年4月17日，格里希逝世兩年後，武漢市制作了兩尊格里希的銅像，一尊坐落在武漢漢正街都市工業區，另一尊贈送給了德國杜伊斯堡市。
格里希銅像
2018年，在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為了表彰那些在中國改革期間，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做出傑出貢獻的外國友人。中國將為10名外籍人士頒發“中國改革友誼獎章”，威爾納·格里希位列其中。
如今世界都從中國的改革開放中獲益，而中國之所以能走出一條特色的改革開放道路，其中除了像格里希這樣的外國友人幫助外，更多的是中國人自己的創新和改革。
借用錢學森的話作為結尾吧，“外國人能搞的，難道中國人不能搞？中國人比他們矮一截？”當然不是，外國人能搞，中國人當然能搞，還能搞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