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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對日戰爭剛剛結束，與國共內戰便爆發了。像從前一樣，農民們必須提供戰爭的基本資源——人、錢和糧食。

1、迫在眉睫的饑饉

由於戰爭，飢餓和死亡籠罩著中國各省，尤其是中部和南部地區。

根據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1946年春的一份估計報告，有3300萬人營養不足，其中有700萬人面臨著迫在眉睫的饑饉。在1946年的前八個月中湖南省實際有一萬人死於飢餓。大約有7%的人口處於逃難之中。

當那些在1944年逃避一號攻勢的農民於1945年返回家園時，已經是太遲了，無法播種夏季作物。即使是回來得早一點的也會發現，他們的糧種被吃掉了，他們被徵用的牲畜、豬、雞被殺掉了，他們的農具被毀壞了，他們的房屋和全部的村莊被燒為平地。

就這樣，1945年有很大一部分地區荒著未種。據報告，實際上直到1946年初，河南、湖南和廣東的大約30%一40%的土地仍未耕種。而且，由於人力和畜力的缺乏、肥料的短缺和整個戰爭時期的全面荒疏，那些耕種的土地也效率不高。如湖南1945年的農業產量只相當於正常年景的一半——在這個省的南部地區只相當於1/4。

在整個饑荒區域，人們靠雜草、樹根、青貨、麥麩和穀糠維持生命。疾病是傳染性的，最常見的是瘧疾。如在廣西全省，有80%的人得過瘧疾，其中21%的人是急性的。天花、霍亂、白喉、痢疾、傷寒、斑疹傷寒以及類似的易傳染的疾病是較常見的。實際上沒有什麼醫療和藥品，死亡率因此猛增。孩子們特別容易遭到飢餓和疾病的摧殘，在饑荒區的許多村莊很難看到他們，尤其是一歲以內的孩子。1945年底1946年初，發生在中國的這次饑荒——3300萬人民受其影響——可能是戰後初期世界上任何地方同類危機中最嚴酷和最廣泛的一次危機。

2、江蘇的特例

江蘇人民還必須供給國民政府不斷開來的大量的日益增長的軍隊的需求。到1946年僅在蘇北地區就集結了70萬軍隊。最初，這些部隊直接向地方民眾購買供給。但到了1945年12月，這一制度由於每個縣軍糧徵收委員會的建立而合理化，此後便由地方當局來負責。用中央政府提供的資金，他們為軍隊購買和徵收糧食。根據官方的報告，起初的合作出乎意料的好，人們甚至自願運送糧食。

然而，稻米的市場價格很快上漲，政府通常仍照從前的價格支付，即僅僅付給市場價格的一部分。江蘇的報告沒有準確地說明徵收委員會付給農民的價格，但是，許多省付出的僅僅相當於市場價格的20%一30%。關於給軍糧付如此低價的道理，官方的解釋是這將不利於投機和囤積。

然而徐堪部長承認，在這種情況下，“人民自然不願意向政府出售稻米”。

政府的強徵很快產生了要奪走江蘇民眾所有一切的威脅。民眾對政府的反抗開始蔓延開來。1946年6月，省、縣議會的代表呼籲中央政府停止徵收軍糧，他們的請求獲得批准。然而，在這個時候，與共產黨軍隊在蘇北的戰鬥激烈化，結果使軍糧的需要變得更為緊迫。

因此，7月，省議會想出提前徵收1946一1947年度田賦以獲得30萬市石米的主意。這個新要求把局勢幾乎推到了爆發點。縣議會的代表們意識到“人民處於貧困之中，他們的元氣還沒有恢復"，然而他們又意識到“軍糧的派定不容有任何的拖延”，因此，他們同意提前徵收田賦的計劃。

事實上，在7、8、9月份，定額的完徵數不足60%。官方的報告認為“原因是剛好在新的收成之前，可得到的糧食極少，這確實是個事實”。1946年中期，當江蘇正勉力向軍隊提供稻米時，政府在其他一些省的強徵也同樣是壓迫性的。

3、國民政府減免稅賦卻釀成災難

各地的經濟混亂伴隨著國民政府的強徵而到來，它常常把農民的艱難變為災難，把飢餓變成饑荒。

政府主觀上並不想這樣，實際上還在想減輕在戰爭時期處於日軍統治下的那些人的痛苦。1945年9月3日政府宣佈了減免田賦的政策。在1945一1946年內，在曾被日本佔領過的24個省將不徵收任何土地稅(包括徵借和縣級公糧)。次年，餘下的省份將免交土地稅。表面上看來，減稅政策在政治上似乎是精明的，因為它將有助於在即將到來的與共產黨人的鬥爭中贏得土地所有者的支援。

然而，在財政上，它被證明是一個災難性的失算。在對日戰爭結束後的這一年，田賦的徵收降到了上一年的一半左右。

然而軍隊和政府的需求並沒有相應地降低，實際上反倒是隨著政權進入原來的日佔區而增長。而且，從華西向這些地區運送大量的糧食也是不切實際的。結果，軍隊和各級地方政府不得不透過對地方資源的任意的和非法的強徵來滿足他們的糧食需要。這就激起了廣泛的不滿。

因此，對光復地區的村民們來說，對國民黨統治的光明的指望很快暗淡下去。國民黨人在原來淪陷省份收取民心政策的影響，在1946年江蘇省政府的一份異常坦率的行政報告中揭示出來。戰爭期間，大部分的江蘇政府機關轉移到鄰省安徽的未淪陷地區。

然而，在戰爭後期，中央政府預計美國將在海岸登陸，因此它命令江蘇政府回到他們的省，在那裡秘密地恢復省行政，並準備搶在共產黨之前控制運輸網和其他交通工具。盟軍沒有在華東進行預期中的兩棲登陸，但是到1945年5月末，幹部們已經在江蘇各就其職，其時該省名義上還在日本的控制之下。

然而，在1945年的最後四個月，由於免除了田賦，他們不得不另外借了68100萬元。1946年1月，中央政府明令禁止這種徵借政策，並終於開始以債券和津貼的形式向省政府提供資金以作為田賦歲入的替代物。

然而，這樣得到的款數僅相當於戰前省收入的一小部分，因此(根據該省的報告)“縣財政和市財政便陷入了無法維持的困境"。於是，該省的行政當局繼續實施強迫借債的政策，1946年徵收總數為14億元。同一時期，該省的每個縣、市也繼續實行各種攤派。

4、通貨膨脹帶給農民的困境

抗戰後期伴隨而來的通貨膨脹的上漲到了內戰時期正失去控制，它給農民帶來不利。儘管城裡人反對飛漲的食物價格，但實際上稻米和麥子的真正價格低於戰前。·整個1946年和1947年糧食價格的上升在商品價格指數方面要比其他大多數東西慢得多，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從國外進口了大量糧食。

此外，已經遭到戰爭嚴重破壞的運輸系統又不斷地遭到共產黨的破壞，政府也宣稱對任何正在執行中的火車和卡車擁有優先權。結果糧食的運輸過大地增加了消費價格，並使農民無法從市場力量的執行中充分獲益。這明顯地顯示在糧食價格的地域性差異上，例如，在1947年5月.上海的米每市石值30多萬元，而在漢口僅值17萬元，在重慶則僅72000元。在同一時期，布、工具、種子、肥料以及其他的農民必需品猛烈上漲。

特別是農業勞動力的代價昂貴，因為缺乏勞動年齡的男性，他們已離開村莊服務於軍隊，或逃避徵兵，或在城市裡尋求好一些的生活。這樣，生產成本的日益上漲便降低了農民的可賺的利潤。

與戰前比較起來，非食用作物的市場也大大縮小了。塑膠的使用降低了外國對豬鬃的需求，婦女的尼龍襪現在也廣泛地取代了絲制襪，而絲很長時間是中國的主要出口產品之一。還有，戰爭期間，印度和錫蘭已經取代中國作為世界茶葉的大宗供應者。因此，這些商品的生產和出口從戰前水平急劇下跌，1946年的生絲出口只有1936年數額的1/8，茶只有1/9，豬鬃只有1/2，桐油只有1/4。

與之相反，中國自己的紡織廠對於原棉有著不可遏制的需求。但是在1946一1948年間，原棉的收成從來沒有超過戰前水平的66%，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湖北、河南、山東和蘇北的主要產棉區是受到內戰破壞最嚴重的地區。華北地區運輸系統的混亂使事情更為複雜。結果，重要的紡織工業不得不依賴從美國、印度和埃及輸入的大量原棉，而不是本國的原料。

5、軍糧壓力下的農民

1947年7月舉行的土地糧食會議的與會者，都是來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階官員。他們的看法是，田賦的全部制度是繁重的和不公正的，這不是因為定額過重，而是因為這一制度的管理中的缺點。蔣介石在他對會議的公開講話中，為這種批評定了調子。他指出“現在所有省份的大戶通常不交納糧食稅”。

監察院的幾位委員詳細地說明了這一抱怨，他們告訴與會者：

“那些只交納一點點(田賦)的人大多數是富裕的大地主和豪門，而那些交納了大部分賦稅的人大多是小地主中的中下階層、自耕農和部分租佃的半自耕農。”

官方的《中央日報》在評議這次會議時進一步指出：

富裕的地主勾結地方官吏“把稅收的負擔轉移到那些正遭受苦難且無法訴說出來的民眾身上，大多數老百姓不懂法律，他們怎麼能夠抵制胥史的這種勒索呢?"

與會者認識到土地稅實際上還只是農民負擔的一部分。他們看到，軍事供應品和縣政府的開支大部分透過攤派來獲得。由於這些攤派通常是由保長來執行，而他們很少公開地說明他們的行動，因此“邪惡是無邊的”。根據與會者所說，運輸稅糧也極大地加重了納稅者的負擔。會議的討論潛伏著一種擔心，即農民正處於造反的邊緣。

因此，與會者們告誡政府，反對使糧食徵借制度永久化的計劃。在四個月以前，政府當局剛剛宣佈取消這一政策，如果又重新恢復過來，它可能激起農民廣泛的反抗。一位與會者宣稱，“我擔心這將超過他們能夠忍受的最大限度”。

然而，政府在1947年不能減輕農民的負擔。據行政院長張群所說，軍隊和政府正經歷嚴重的糧食短缺，因此，糧食的徵借不能不繼續下去。政府不僅恢復了徵借制度，而且隨著對共產黨戰爭的繼續進行，它的糧食需要愈加緊迫。

1948年，南京決定提高田賦稅率。然而到這時候，政府從農村抽取資源的能力已經大大降低。共產黨勢力的擴大壓縮了國民黨當局管轄的地區，即使在那些名義上處於政府統治下的村莊，有效的政治控制也已經大為削弱，管理的效率多半已經到了最低點。因此，政府在1948年所實際徵收到的糧食量降到1941年以來的最低點。雖然缺少精確的數字，但全國的產品稅額也可能是實物稅創立以來的最低點。

6、畫餅充飢的土地改革

遲至1948年，在最後崩潰的前夜，國統區的領導人才突然明白了農村境況的嚴重性和後果。就像一個瀕臨死亡的人突然覺察到他虛度的人生中的錯誤一樣，他們現在意識到了輕視農民問題的錯誤。因此，在這最後時刻，他們熱烈地討論怎樣消除地主的剝削和改變租佃制度，以作為使共產黨的造反失去力量的手段。

然而，對於這一發展必須以歷史的眼光來觀察，因為國民黨領導人倡言土地改革已近50年之久。

“平均地權”和“耕者有其田”曾是孫中山革命綱領的基石。1930年，新成立的國民政府頒佈了一個土地法，它非常進步和實際，以至於共產黨人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基本上未加改變地採用了它，它還為20世紀50年代初臺灣的土地改革綱領提供了一個樣本。然而，國民政府在它對大陸統治的絕大部分時期內，並沒有履行它對農民的允諾。

正如蔣介石在1946年所承認的，因為“沒有足夠的行政推動力”，土地改革未能實行。儘管他沒有這樣說，但缺少推動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本人總是把農村問題置於次要的位置上。

在國民黨內，總還是常有一些人主張實現黨的土地改革綱領的。

例如，1945年5月，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黨內的一批年輕“激進派”成功地鼓動通過了一項黨的決議，提出把所有農地分配給耕者，消除地主所有制。戰後不久，政府也再次明令一切地租都削減25%。所有這些善意的主張都歸於徒勞。由於與CC集團有著密切聯絡的保守派的反對，1947年3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放棄了黨關於立即進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重要政策，以一個更為溫和的改革計劃取而代之。

戰後兩年，由於惰性和故意阻礙，國民黨向他們聲稱的農業改革的目標並未有任何可以看得見的推進。

1948年9月1日，86位立法委員終於提出一個議案，它主張廢除租佃制，使每一個農民都成為他的土地的主人。議案的提議者解釋說，土地問題十分嚴重，它是“災難的根源，國家存亡的關鍵”。他們宣稱，透過消滅地主所有制，“叛匪將無法制造混亂，造反的因素可被消除”。同時，在政府行政機關內，因政治恐慌而產生的對土地改革的關心，導致了一系列旨在贏得農民感情的措施的宣佈。

首先，在綏靖區——即那些從共產黨手裡收復的地區或靠近共產黨根據地的地區——中央政府下令減租1/3。它還制定了一個購買地主所有權而把土地分配給耕種者的計劃。”

其次，政府命令地政署制定一個全國所有土地國有化的計劃。這樣，地主所有制將最終被消除。軍方的《和平日報》在1948年9月報道說“政府有充分的決心實行這些措施”。此外，一些省政府——從東北到廣東——緊跟著在1948年中期也宣佈了減租和其他的土地改革措施。

1948年末，在整個國民黨政權開始崩潰的時候，立法院還在繼續沒完沒了地毫無結果地爭論這個問題。因為即使改革的願望是真實的，時間也太晚了革命的潮流已不可阻擋。·

7、農民踴躍革命的政治選擇

1947年，當表面上國民黨對領土的控制達到了戰後時期的最大限度時，中央政府的各種土地稅只徵得3800萬市石糧食。這等於1942年徵收量的57%，而那時，國民黨的控制地區主要限於西部內地省份。這遠遠不能滿足政府計劃中的需求。

政府徵集到的糧食達不到它所規劃的定額。官方的資料表明，1946年的各種土地稅只完成了定額的78%，1947年只完成了65%——而1942年是104%。可以肯定，這種動員糧食和其他農村資源的“機能損壞"給國民政府帶來了毀滅性的後果，這尤其是因為在抗戰和內戰時期，農村部分一直作為政府歲入結構的中心支柱。”到1948年，國民政府的開支只有21%的是透過稅收穫得，另11%通過出售公共財產、國有企業的利潤以及出售債券等措施獲得，剩下來的68%則不得不透過發行新的沒有保證金的貨幣獲得。這便造成了致命的飛漲的通貨膨脹。

財政破嚴還直接影響了部隊的作戰力。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供應，部隊就不得不面臨飢餓，或是靠少量的糧食勉強維持，或是掠奪地方。

部隊計程車氣還被鄉村中日益增長的不滿所渙散。正如一份與國民黨有聯絡的上海報紙《前線日報》在1948年末得出的結論所說，部隊的精神“從根本上來說是老百姓計程車氣問題，如果老百姓計程車氣低落，它就會影響部隊計程車氣”。

共產黨的宣傳人員敏銳地意識到了不斷惡化的鄉村境況與國民黨部隊的日益消失的戰鬥願望之間的聯絡。士兵知道了他們在農村的家庭的飢餓和不滿後，就將會產生疑問：他們正在為之戰鬥的東西是否值得以生命去冒險。

最後，國民黨在農村的失敗——當局無能力保證農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極大地削弱了農民對政府所持有的尊敬。這就意味著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的經常性的苛捐雜稅、腐敗、絕大部分官員所顯示出來的傾向地主階級反對佃農的偏見，所有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權威及其合法行動的社會價值。

結果，農民們不是非難，就是躲避徵稅和徵兵官員，在極端的情況下，他們成為土匪，由此而加劇農村的不安，妨礙生產，給已經腐敗的國民黨的治理又加上了進一步的負擔。

與之相比，在共產黨統治的解放區，儘管大多數農民可能仍然是完全不關心政治的，但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則積極地支援共產黨人。

國民政府在獲得廣大農村民眾的支援和合作方面的無能嚴重地影響了它的生存力，對1949年的政治和軍事結局產生了重要作用。在1948年，有跡象顯示將對現行的農村政策作出改變，國民黨當局開始對土地改革持有認真的興趣。當然，那已為時太晚。

然而，如果國民黨人在他們獲得政權後不久就進行這些改革，也許中國現代史就會完全不同了。這種看法並不只是事後的認識，因為在1928一1929年就有許多國民黨員主張實行那種可能獲得農民支援和合作的政策。然而，蔣介石鎮壓了持有這些想法的國民黨“左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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