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元帥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建立人和最傑出的軍事家之一，從1912年投身軍旅生涯，參加反袁護國運動開始，逐漸成長為蜀中名將。後來又接受馬克思主義，併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在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波瀾壯闊的軍事鬥爭生涯中，劉伯承指揮了許多重大戰役，創造了一系列彪炳史冊的經典戰例。
新中國成立後，劉伯承毅然辭去了位高權重的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職務，在南京創辦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甘為人梯和蠟燭，艱辛耕耘近八年之久，為中國人民解放軍高階指揮員素質的大幅提高、為人民解放軍的正規化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由於長期的勞累，加以戰爭年代傷病的折磨，劉伯承感覺精疲力盡，於是辭去軍事學院院長之職，移居北京。
儘管劉伯承年老體衰並淡泊功名，但是因其巨大的才幹和崇高威望，黨中央並沒有讓他賦閒在家，而是在進京不久後的1959年9月，任命其為中共中央軍委戰略小組的組長，與此同時，同樣德高望重功績卓著的徐向前則被任命為副組長。從此，劉伯承又在新的崗位上繼續殫精竭慮為國防事業特別是戰備工作籌劃操勞。在擔任戰略小組組長期間，除了對國防事業進行全方位的思考和向中央軍委提出各種建議以外，劉伯承還參與指揮了1962年發生的中印邊境自衛作戰。
印度在1947年獨立之初就全面繼承了英國的擴張和侵略政策，對我國西藏和新疆的南部領土懷有野心。在東線，頑固地堅持英國畫出的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在西線，則對屬於中國的阿克賽欽地區懷有極大的野心，肆無忌憚地向中國政府提出了共約12.5萬平方公里的領土要求，在歷史上連英帝國主義都沒有達到這樣的程度。新中國成立以後，本著與印度友好相處的態度，中國對於印度的無理要求進行耐心說服，並希望協商解決。但是，印度強硬的極端民族主義分子，包括總理尼赫魯在內，卻越發固執、極端，對於侵佔中國領土抱著一種不可理喻的偏執。1959年11月20日，尼赫魯在回答議員的質詢時，就公開宣稱：我們的地圖表明麥克馬洪線是我們的邊界，不管地圖不地圖，這就是我們的邊界。這個事實沒有變，我們堅持這條邊界，我們決不讓任何人越過這條邊界。與之相呼應，早在1959年夏、秋之際開始，在中國的西南邊疆地區，印度就不斷出動軍隊，進入中國境內，在東線，越過麥克馬洪線侵佔了中國的馬及墩和朗久兩個村莊；在西線的空喀山口，蠶食中國領土，以武力改變邊界狀況，並多次製造流血衝突事件，把中國政府和軍隊的善意剋制當成是軟弱可欺，進而得寸進尺，變本加厲。到1962年6月，印軍採取了更加激進和冒險的行動，在中印邊境東段，全方位跨過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入侵西藏山南地區的扯冬地區，打死打傷我方人員47人；在西段的中國領土上，非法設立了侵略據點。10月14日，印度總統拉達克裡希南和國防部長梅農又相繼發表戰爭動員講話，梅農聲嘶力竭地吼道，“印度政府的政策是要把中國部隊從東北邊境特區趕出去，不管是要用一天，一百天，還是一千天的時間”，要“打到最後一個人，最後一支槍”。到1962年10月20日大戰爆發前，印度在中印邊界西段的中國境內一共設立了43個據點。這些據點有的接近到中國哨所只有幾米的地方，有的甚至設立到中國哨所的後面，切斷了中國哨所的後路，並不斷向中國邊防部隊進行武裝挑釁。印度飛機經常飛到中國領空，不但給這些哨所提供物資，還恣意低空飛行，進行偵察和騷擾。10月20日，印軍在中印邊界的東、西兩段做了充分準備以後，同時向中國邊防部隊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
當印度在1959年開始挑釁之初，劉伯承就以他特有的警覺和敏銳性予以了高度關注。他不顧身體孱弱，深入部隊，深入邊防，調查研究，瞭解情況，分析問題，給中央軍委寫報告，並給總參提出建議，以便及早準備，應對可能會加劇的西南邊境局勢。
到了1962年5月，隨著印軍行動的進一步肆無忌憚，劉伯承預見到中國進行反擊印度侵略的邊境戰爭已不可避免，因為如果中國只是一味善意忍讓，不但不會使印度迷途知返，而且還助長印度的侵略氣焰。為此，他對於如何應對、如何準備即將到來的反侵略戰爭更為關注，並進行了深入的思考謀劃。他根據西藏特殊的地理條件和當年人民解放軍進藏的經驗，充分考慮了部隊後勤供應和道路問題的極端重要性。他上報中央軍委並對總後勤部的負責人說：“看印度最近的反華態勢，後勤工作要有充分準備。去西藏有康藏、青藏、新藏三條路，康藏路和青藏路戰略意義重大。”考慮到印度前線空軍相對於我軍的優勢，他又進一步補充說：“後方基地要注意隱蔽，要鑽溝，要挖洞，要偽裝，防止敵人對我後方基地實施空襲。”
中央軍委對於劉伯承的建議予以了高度重視，並對西藏軍區下達了進行戰備的指示。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政委譚冠三和副司令員鄧少東、趙文進也認識到了態勢的嚴峻，他們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和劉伯承的意見，決定首先搶修拉薩到前線的公路，一旦打起仗來，軍用汽車可以把物資順暢地運到前線。在西線的阿克塞欽地區，在南疆軍區司令員何家產的指揮下，我工兵部隊也開始緊張地修建連線康藏公路和前線加勒萬河地區的公路。這樣就可以為以後的自衛反擊戰提供基本的後勤保障支援。
隨著局勢的進一步惡化，中央軍委和毛澤東主席向新疆和西藏軍區下達了加強戰備的指示，西藏軍區和新疆南疆軍區馬上按軍委的決定進行戰略部署，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的中國境內增設哨所，修築工事，以防不測。1962年9月份，中央軍委召開會議，做出了進行自衛還擊的決定，如果印方全線出擊，我軍將迅速做出反應，集中優勢兵力，一舉把印軍趕出傳統習慣邊界線，再停止戰鬥，脫離和印軍接觸，為外交和談提供有利條件。
根據中央軍委下達的準備自衛反擊的決定，我西藏、新疆邊防部隊立即建立了進行自衛反擊的指揮機構，成立了東段指揮部、西段指揮部和拉薩基本指揮所，分別由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南疆軍區司令員何家產和西藏軍區政委譚冠三負責。總後勤部也下令這兩個軍區一定要做到後勤供應充足。各指揮部建立後，立即下令西藏、新疆邊防部隊進入戰備狀態、迅速集結部隊、支援邊境哨所。在廣袤荒涼的青藏高原上，一隊隊全副武裝的解放軍戰士以及協同解放軍作戰的漢、藏、維等各族人民群眾也自動組織了大批民工，紛紛向前線運送物資，幫助修築工事。為一舉打敗印軍，兩軍區也為邊防部隊配備了精良的武器。我軍為即將到來的自衛戰爭進行了充分的人力物力準備。
1962年10月10日到17日這段時間，劉伯承對總參謀部又提出詳盡的意見，他要求作戰部隊抓緊戰前訓練，認真熟悉地形道路，關於具體戰術，他要求戰爭一旦爆發，“要用夜行曉宿、出敵不意戰術，集中優勢首先擊毀敵人的要害（如指揮中樞或主要集團等）”，而“全部文章要作在‘速戰速決‘四個字上，切忌分散力量”。
10月18日至19日，劉伯承又專門對新疆部隊的作戰提出了重要意見，他說：“如何才能達到徹底、乾淨、全部殲滅敵人，按照毛主席的思想，要想辦法把敵人分散開打。”
面對印軍的步步緊逼和10月中旬印軍飛機對我東西兩線陣地的轟炸，我軍忍無可忍。10月20日，自衛反擊作戰同時在中印邊境東、西兩段發起。在東段的西部，按照劉伯承的指導意見，我軍集中了全部主力，趁敵人驕橫麻痺和放鬆之際，在實施猛烈的炮火襲擊之後，我部隊如排山倒海一般，實行中央牽制、兩翼迂迴包抄的戰術，從三個方向向印軍展開了猛烈進攻：中央一個團從我駐守的塔格拉山脊向克節朗河河谷衝去，攻擊印軍戰線的正面；實施主要突擊的右翼部隊，迅速攻克了槍等、卡龍、扯東等地；左翼助攻部隊密切配合，相機攻下沙則、仲昆橋，同時迂迴到章多。印軍在我軍的打擊下，幾乎沒有組織有效的抵抗，便兵敗如山倒。正面進攻的我邊防部隊和兩翼迂迴的部隊對印軍第四師第七旅達成了合圍。至當天下午，印軍大部被殲滅，一部潰逃，旅長達爾維被俘。之後，我邊防部隊又兵分五路，不給敵人以喘息之機，一鼓作氣佔領了達旺。各地印軍倉皇向達旺河以南逃去。在東段的東部，昌都、林芝、山南的邊防分隊，也向當面入侵印軍實施反擊，先後拔除了呷林公、林卡、拉木多等地印軍侵略據點，進佔了易古通、哥里西娘等地。
在西段，新疆邊防部隊在何家產司令員的指揮下，對加勒萬河谷、紅山頭的入侵印軍實施反擊，邊防部隊在高山缺氧、氣候嚴寒的邊境地區，對入侵印軍據點實施強攻，全殲守敵，然後向班公湖、巴里加斯等地區轉用兵力，收復了班公湖南岸的野營地等地區，共清除印軍侵略據點37個。
至此，中國第一階段自衛反擊作戰勝利結束。1962年10月24日，中國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了停止衝突、重開談判、和平解決邊界爭端的三項決議，邊防部隊於是停止追擊，就地休整。
（作者系中共山東省濱州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室副教授，中共中央黨校法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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