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青少年是手機成癮“重災區”
日前
史上最嚴遊戲新規正式出爐
未成年人玩網遊時長
受到更嚴格的控制
而後
“未成年人網遊防沉迷第一週”
“花33元租號打2小時遊戲”等
話題衝上了熱搜可見
人們對於未成年人
網遊防沉迷話題
十分關注
通知一出
與手機遊戲“戰鬥”的家長們
鬆了口氣
然而在留守兒童多、
家庭監護薄弱的農村地區
鬆口氣似乎還太早
手機遊戲成癮，傷害不可逆
調查顯示，青少年已成為遊戲主力使用者之一，農村青少年沉迷手機的比例明顯更高、更普遍，是青少年手機遊戲成癮的“重災區”。曾經充滿野趣的鄉村生活，正被對遊戲世界的沉迷異化。一旦成癮，未成年人會在多個方面受到傷害。
軀體方面，會帶來視力下降、肩頸肌肉勞損、生物鐘紊亂、食慾不振、體能和免疫力下降等健康問題。
心理方面，容易導致神經衰弱、記憶力減退、邏輯思維遲鈍，無心工作學習，因與現實生活環境疏遠而產生冷漠、焦慮情緒。
行為方面，易發生逃課、輟學等情況，甚至引發欺騙、偷搶等惡性行為。人格方面，對遊戲依賴成癮的未成年人容易不講規矩，拒絕溝通，寧可喪失尊嚴，也不放棄網遊。
金錢方面，未成年人對於金錢意識的薄弱，直接造成家庭經濟財產損失現象的案例不在少數。
“網癮少年”贏了遊戲，卻輸了未來，家庭和社會也會為之付出沉重代價。
為什麼農村青少年更容易沉迷
一、家長不能以身作則，養成良好習慣。農民從事體力勞動的居多，一回家便只想躺著不動，追電視劇、刷短影片是很多農民每天必備的活動。長此以往，在家庭生活缺少親情、陪伴的影響下，農村未成年人更容易沉迷網路。
二、隔代監管的家庭結構又讓農村孩子能夠輕易找到機會接觸遊戲。他們的父母常年外出打工，無法做到時常陪伴，而負責監護的老人受教育程度普遍較低，也無法或無力引導孩子正確使用手機。
雖然目前農村80後、90後父母佔比居多，但高中及以上學歷的父母卻較少，教育理念和方法的欠缺、對網際網路的瞭解不足，都使得他們對孩子可能產生的網癮往往束手無策。
三、相對簡單的社交生活讓農村青少年更容易被螢幕裡的奇幻世界吸引。儘管城市和鄉村的孩子都在使用手機，但他們所接觸到的網路內容是不一樣的，對成長的影響也不同。農村的孩子常用一種很本性的方式使用手機，他們更依賴手機去接觸外部紛繁複雜的世界，緩解自己內心的情感缺失和學業上的困頓，也更容易受到不良內容的誘惑。
四、新的學習方式帶來的衝擊。去年疫情期間，“停課不停學”，中小學生大規模開展線上學習指導與服務，取得積極成效的同時也帶來了新隱憂，一些孩子的“網課”淪為“遊戲課”。
五、遊戲運營公司投其所好的遊戲設計與不遺餘力的推廣引誘，農村青少年成了網遊更容易捕獲的“獵物”。設計商會捕獲玩家心理，在遊戲中找到“無身份感”以及所謂的“個性”讓留守兒童“自投羅網”。
手機遊戲的致癮性及其致癮手段的隱蔽性，使得未成年人很難抵制。抵制手機遊戲成癮對玩家的自我反思能力、自控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這兩大主觀能力是需要後天習得的。這要求監護人在教育子女過程中不僅要重視言傳身教，還需特別注重恰當的教育方法，而這恰恰是農村家庭教育的短板。
種種匱乏，都將農村青少年推向了手機這個“玩伴”。即便沒有手機遊戲，不經引導的短影片、直播等仍將佔據他們的生活。網路遊戲成癮的危害絕不僅僅是荒廢學業，大量遊戲以錯誤導向構建的世界觀會對青少年形成誤導和畸形塑造，從而埋下社會隱患。
多方聯動，守護農村青少年
當農村家庭現代化轉型和遊戲數字化轉型同步推進時，單個家庭在對抗青少年網癮時存在無法逾越的困境，需要企業、政府、社群和學校等多方力量支援。
首先，築牢防沉迷的第一道防線。家長應以身作則，少做“手機黨”“低頭黨”，抽出更多的時間陪伴孩子，傾聽、瞭解他們的想法。家長要為孩子改變成年人的世界，從用網習慣、生活方式、親子關係等多方面給孩子提供好的成長環境。第一道防線築牢了，網上的世界就算再精彩，孩子也不至於流連忘返。同時，就眼下而言，需要正視手機沉迷對農村兒童群體學業的影響和挑戰。農村兒童作為使用手機的主體，同樣有他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老師或家長有必要和孩子進行理性的溝通協商，教會孩子合理有益地使用手機。在恰當的引導下，還要相信他們有能力合理使用媒介。這呼喚農村學校和教師以更人性化、更具創造性的方式引導學生進行自我管理，如此以手機為載體的各種媒介，就可成為學習的渠道，並帶來更多成長的可能性。
還要營造放鬆安全的社群環境。讓農村孩子可以在更廣闊的社群環境中自由安全成長，建立放鬆溫馨安全的校園環境，保障農村孩子，特別是留守兒童飲食營養均衡，體育鍛煉充分，文娛活動健康有趣，樂享校園生活。只有在這樣的社群和校園環境中，孩子才不會也不想沉迷於手機遊戲，手機遊戲才會被擠出他們的生活空間。
在鄉村振興背景下，地方政府應加強農村社群青少年課外活動建設，鼓勵社群充分利用公共場所為青少年提供遊樂空間。同時，可適當吸納公益性社會組織和志願者，組織未成年人參加課外活動、培養未成年人的興趣愛好，透過社群支援來彌補家庭陪伴的不足。其次，開發設計手機網路遊戲的企業主體，遊戲公司可以透過一些輔助技術手段：人臉識別、指紋登入等與遊戲賬號進行繫結，利用生物資訊進行遊戲賬號的登入使用。要著眼於長遠的網際網路生態建設和可持續性發展目標，轉變遊戲設計思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避免出現打折扣、搞變通的行為。
防止農村孩子沉迷之路
任重而道遠
監管與監督要時時線上
家長、學校、企業
一個都不能少
多方聯動，共同努力
或許手機網路遊戲
只是農村孩子們的一個“可選項”
（來源：澎湃新聞）
鄉村孩子的童年，
為什麼是遊戲和短影片？
“六旬老人凌晨三點王者五殺”引發網路熱議，而這距離國家新聞出版署下發通知“嚴限網遊企業向未成年提供服務時長”不過一週。2021年的兒童童年，網遊是一個離不開的標籤，那麼鄉村孩子的真實童年又是什麼樣呢？
鄉下孩子的真實童年是什麼樣子？
在我們的日常想象裡，鄉村孩子的童年是這樣的：老磚舊瓦，綠樹白牆，清晨割完豬草去上學。夜晚屋內閃爍著低瓦數的燈泡，靠在小竹椅上搖蒲扇聽蟬鳴，起伏的山脈有森林、溪水和祖祖輩輩的墳頭。
每次回老家吃年夜飯，家裡都有一個經典專案：回憶自己的童年。
爺爺奶奶的童年：“以前就是一個字，餓，好點的時候能吃上稀飯，平常就把野菜、樹葉皮子、觀音土放到水裡煮，只有過年時才能吃上一顆雞蛋。”
爸爸媽媽的童年則是，玩泥巴、跳房子、掏鳥蛋、撈魚蝦——他們最喜歡的是放學後一群人跑到河邊，拿根木棍挖蚯蚓，挖到了就生起火烤著吃。
但往再下一代——網路、交通更加發達了，但我們還理所當然地以為鄉村孩子依舊玩跳皮筋、竹蜻蜓、彈珠，撿幾根木棍就開始模仿動畫裡的武俠或是槍戰。
但更真實的情況是：鄉村孩子上樹下河的時間越來越少，花費在電子產品的時間上越來越多。具體來說，就是手機遊戲與短影片。
2019年，於蓬剛剛從某所985大學畢業到基層做選調生。
在鎮上，有一個藍色塑膠棚搭的夜宵攤，於蓬邊吃炸蟬蛹邊對我說：“誒，現在的小吃都沒以前那味兒了。我上小學的時候有空就去抓蟬，樹林裡可多蟬了，抓了就放布兜裡讓我媽炸著吃。”
於蓬的家鄉是河南南陽。在於蓬的回憶裡，在電視時常出現雪花的年代，他們有一項特色活動：摔哇哇，在別的地方也叫摔泥炮。這是隻有在深厚泥土堆積起來的鄉村土地上才玩得起來的遊戲。
十多歲後，網路已經相當普及了。在身邊朋友的帶動下，在學校的計算機課上他和大家偷偷摸摸地玩拳皇，回到家裡後，對著老式桌上型電腦玩掃雷和撲克牌接龍，可以玩到深夜十二點。
對他來說，童年是一段不受拘束的自由時光，好處在於能體驗各式各樣的新事物，壞處則是大家普遍沒有自主學習的習慣。
但是當於蓬大學畢業工作後，在基層鄉鎮，看到的卻是另一幕景象：從二年級的小孩子到初中生，只要一放假，他們就抱著手機宅在家裡。
於蓬工作的鄉鎮有許多留守兒童，出於工作需要，他經常要上門拜訪這些家庭，有時是給孩子和老人帶上圖書、牛奶、衣服鞋子等慰問品，有時是舉辦一場公益活動，邀請專門的老師來教孩子們畫畫。
可只要他前腳剛邁出某家人的大門，或是活動一結束，就能聽到“敵軍還有5秒到達戰場”的音效。
除了玩王者榮耀等手機遊戲，孩子們還會看短影片。他自己做過一個粗略的統計，孩子們看的最多的是西瓜影片，其次是快手和抖音。
事實上，作為鄉村孩子的父母，於蓬單位的同事、鎮上小賣部店主也都面臨著相同的問題：孩子平時上寄宿制學校，結果一回傢什麼話也不想跟父母聊，伸手就是要手機。
“我可以理解他們喜歡看帥哥美女，玩遊戲尋找成就感和刺激，因為我也是這麼過來的。但我覺得很怪異的一點是為什麼他們寧願一個人宅在家裡對著手機，也不願意出來走一走？”
於蓬說，以前在鄉下長大，經常在泥地裡摸爬滾打、幫家裡幹農活兒，沒事就愛去遛鳥捉蟲，他們對自然的植物動物也很瞭解，擅長無米之炊、荒野求生。
我們都很想知道，手機裡究竟有什麼，能讓孩子如此著迷。
孩子在手機裡可以看到什麼？
直到親眼看到一個天資聰穎、成績從來都名列前三的孩子，後因接觸了遊戲而整日逃課甚至沒能去上高中，我們才發現孩子們在手機遊戲和短影片中嚮往的是什麼。
是未來。
於蓬見到他時，他反戴棒球帽、穿花花綠綠的衛衣和破洞牛仔褲，騎了一輛摩托車，剛從網咖裡出來，打算回去睡覺。
“你不打算繼續讀書了嗎？”於蓬問。“學校教不了我什麼。我去幫別人打代練都能賺夠生活費。”學生說。
而在學生的家長看來，雖然讀書是件很重要的事，但鄉村孩子總要早點學著做事。“讀書不也是為了找個工作養活自己嗎？”家長曾如此反問，讓於蓬啞口無言。
“鄉村孩子總要早點學著做事”，鄉村孩子從一開始就被期待著成為家庭裡的勞動力，或至少是能自給自足。
跟著於蓬進村時，我拜訪了陳威的家。他剛讀完初中三年級。中午，他頂著黑眼圈起床，一邊刷遊戲主播一邊快速扒拉飯菜，靠在沙發上玩起王者榮耀。
那天下午，我瞭解到陳威除了幫忙幹農活兒之外的時間都花在練習角色上。他會花上兩三週的時間，只玩一個遊戲角色，把所有操作方法和戰術研究透徹，甚至記錄在日記本上。
為什麼喜歡打遊戲？一可以靠教別人打遊戲賺錢，二它不需要死記硬背文字知識，不需要羅列公式，需要的是實操和經驗。
但孩子不知道外面的社會發生著什麼。科技公司可以講述汽車飛行和虛擬現實的迷離都市，生物學家可以描繪人體器官被人造物替代的未來醫療，經濟學家可以塑造產業更替此起彼伏的市場，他們對此少有了解。
但一開啟手機，遊戲裡有明確的升級打怪路徑，還可以靠幫別人打怪來賺錢；短影片裡五花八門的生活方式則都在昭示著一個觸手可及的理想生活。在手機裡，孩子們可以看到被清晰描繪出來的未來，這個未來遠比課本上的文字要生動得多。
為什麼童年被手機控制了？
手機遊戲和短影片擠佔了大量時間，造成了孩子們社交和生活技能的缺失。王者榮耀和西瓜影片，這才是今天鄉村孩子的童年。
一份熱點報告顯示，王者榮耀使用者中學生族佔24.5%，其中中小學生只佔2.7%。遊戲的未成年人保護措施主要依靠實名驗證。但鄉村孩子大多用父母的手機。所以只從使用者年齡統計的資料上，我們無從知曉鄉村孩子使用手機的真實情況。
從2016年到2020年，中國移動遊戲的使用者從5.6億增長到了6.48億，這新增的使用者數量主要來自三線以下城市。手機、遊戲、短影片等行業主打的下沉市場趨勢將農村孩子與他們的父母一起捲入過度娛樂的生活方式中。
事實上，未成年人可以輕鬆理解、使用的，遠不止王者榮耀、快手等。樊登、有道等機構開發了親子和少兒閱讀APP，bilibili上有各類早教影片和益智動畫，甚至還包括猿輔導等教育機構開發的線上學習APP。
但對於鄉村孩子和他們的家長來說，是全然陌生的。更多時候，孩子拿到家長的手機時，也意味著他們無意識地浸染了家長所處的成人世界文化，被成人世界所同化。
為什麼鄉村孩子用手機，不是打遊戲就是看短影片？因為在他們的家庭裡，沒有人不是這樣做的。
2018年4月，我去川西甘孜州丹巴縣梭坡鄉調研。一大早上推開木門，面前就是駿馬在吃草，呼啦啦地一大群山羊從羊圈裡飛奔出來，吃飯時旁邊還有幾隻藏香豬過來湊熱鬧。
下午，在返回途中，我們遇到了一個小男孩。上午的採風調研時，這個小男孩帶著我們去聽村裡的老人唱歌，現在他邀請我跟他去喝山泉水，之後一起玩“滾鐵圈”。
兩個小時內，我學會了滾鐵圈、跳皮筋、三字抓人遊戲，還順便溫習了一下小學時最喜歡玩的扔沙包。他們的熱情是我始料未及的。曾以為現在00後的週末都在手機中度過，沒想到陽光下最活躍的那一道道光影是屬於孩子們的。
2018年的村莊，你還能在村裡看到很多孩子漫山遍野地跑。電腦、手機也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他們的生活卻要寬廣得多。就像在那個雨過天晴的下午，孩子們寫完作業，三五成群地在樹蔭下奔跑，無憂無慮。
2021年，當我再去那個村子時，情況變了。村裡的所有公共場所——大樹下、泉水旁、籃球場，都看不到一個孩子，森林間也是一片空寂。孩子們大多隨父母去打工的城市上中學去了。
後來的後來，忙於打工的父母無暇照料孩子，於是他們養成了寫完作業玩手機的習慣。生活中沒有一個“榜樣”教他們養成正確的習慣，在物理和情感上距離孩子最近的就是父母，他們模仿著父母的一言一行。
而抖音快手、王者吃雞，正是父母們忙碌一天後最直接的放鬆方式。於是他們在短影片的日益滲透下成為其忠實使用者。
而老人對教育缺少必要的知識，更多對孩子表現出“溺愛”“放養”“順遂自然”的態度。在孩子小時候，這樣態度培養的孩子便是我們記憶中捉泥鰍、掏鳥蛋、上樹下河樂趣多多的模樣。
但等到孩子心智日漸成熟，也頗為叛逆，理論上是需要更多引導、陪伴的。但這個階段他們更多的跟隨在打工的父母身邊，與成人世界的事物直接接觸。
鄉村家庭的結構大體上沒有變化，但在孩子成長的關鍵階段，家庭裡有老人負責農業耕種、有父母負責打工養家，卻沒有人負責教育孩子養成學習習慣。
我們正在面臨童年秩序的崩潰
遊戲是資訊時代連線同齡人的媒介，同學聚會、外出郊遊中最主要的活動是一起組隊打遊戲“開黑”，在朋輩影響下，學生玩遊戲具有明顯的羊群效應：身邊的人都在玩遊戲，為了融入集體，所以“我”也必須學會玩，甚至會相互比較遊戲的戰績、排名。
而在短影片方面，普遍的觀點是認為拍攝鄉村主題的短影片是農民的一種自我表達，但鄉村人始終將其視為一種娛樂，而並沒有把短影片看做是幫助鄉村發展、向城市傳遞真實鄉村圖景的手段，這使得鄉村短影片反而讓人們形成了“土味鄉村”的刻板印象。
然而，這些研究的共同特徵是以城市作為標準。對城市孩子們來說，遊戲是社交的一部分，但很容易變化：今年流行王者榮耀，明年流行和平精英，再過幾個月又有新的爆款遊戲吸引他們的注意力。而一連串鄉村短影片的爆火，對於城市來說則是文化市場、消費升級、產業發展的機會。
但也許，我們面臨的不僅是機會，而是一次兒童與成年人傳統等級秩序的連環劇變。
以前的秩序是怎樣的呢？在於蓬的回憶裡，他爺爺那一輩的成長軌跡與他完全不同。從兒童變為成年人，對於蓬的爺爺來說沒有顯著的分界線，因為大家都用方言進行溝通與交流，誰都不識幾個字、沒有讀過初中，兒童和成年人最大的區別只是體力。
歷史上的中國鄉村也有私塾、官學、鄉間長老，負責教化人民，兒童也會從小讀書、接受教育，不過那是一種職業上的追求：成為官僚體制的一員。
從古代到20世紀，大多數中國鄉村家庭的生活都是極其同質化的，種地、聊天、打牌下棋搓麻將、看新聞、聽戲曲，從老人到兒童都處在同樣的環境下。這是傳統的模糊秩序。
但是到於蓬的父親和他這一代，義務教育普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經過小學六年、中學六年、大學四年的長跑，才能真正進入社會。即使是鄉村學校裡輟學的學生，至少也會讀到初中。
成年人的世界裡花花綠綠的職業和事物湧入。這相當於是在兒童世界和成年人世界之間做出區分，設立准入程式、標準，兒童完成了一系列的程式、滿足了標準，才被認可為成年人。
這是秩序的第一次劇變，傳統的那種模糊不清的秩序被瓦解，現代的兒童和成年人的等級秩序得以確立。
我們會預設成年人世界有些“秘密”是不應該被兒童知曉的，比如戰爭、暴力、兩性、工作等。兒童接受教育的過程，就是透過課程逐漸傳授那些適合孩子們健康成長的知識，塑造他們的價值觀。
而現在，這種等級秩序又發生了第二次劇變。網路時代，資訊無處不在，圖文並茂、具體形象的資訊讓兒童能輕鬆理解其中的意思。
轉而，常規教育中需要大量文字閱讀和邏輯推演才能習得的知識被孩子認為無聊，具有強烈視覺刺激的影片、遊戲更能吸引他們的注意力。
這種劇變，是秩序瓦解，童年消逝，兒童世界與成年人世界融為一體。就像那位靠遊戲代練賺錢的學生一樣，兒童作為成年人的預備階段存在，他們需要儘早地成為大人。
相比鄉村孩子，城市孩子通常受到更嚴格的管教。“父母受教育水平越高，則對孩子的教育會越有規劃”是正確的，在緊張的時間表裡幾乎不會留下孩子打遊戲放鬆的時間，但這同樣也是童年的消逝：城市孩子被捲入的是成年人世界中偏向於工作、社會價值、成就的那一面，而鄉村孩子被捲入的是娛樂的那一面。
城市的孩子和鄉村的孩子所接觸資訊內容的不同，造成了新的數字鴻溝——知識溝。
校露的老家在江蘇姜堰區邱樓鎮。在她小時候，校家集全族之力修訂了一摞10來公分厚的族譜。為了追根溯源，校家人甚至多方週轉找到了幾千公里外的蒙古。
她記得族譜落成那天，村裡幾百口老的少的都聚到了村內的小學，臺上坐著族長和穿戴整齊的蒙古人，旗幟飛舞，鞭炮齊鳴，熱鬧極了。
祖宗、經驗、土地、血緣，這些複雜而晦澀的詞，是在傳統模糊秩序下鄉村孩子從小習得的內容，孩子們需要花費許多年的時間去領悟。
等到校露的表兄弟姐妹有了孩子時，由於他們都上過大學，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過工作經歷，所以對孩子使用網路管得非常嚴。
這使得孩子尚不至於過度社會化、過早走入成年人的世界，但也帶來了差距：和班級裡其他城市學生相比，無論是娛樂還是獲取學習資訊都沒有途徑，當同學們談論暑假在網課上學的定量研究方法、跟老師做的環境課題、參加的線上辯論賽時，他們完全無法參與討論。
這便是鄉村面臨的困難：若是嚴格管控孩子的手機使用，的確可以一定程度上保護他們的童年，但這不僅會對他們的社交產生影響，還會讓他們在知識見聞上與同齡人拉開差距；若是把手機教給孩子，只需要幾天，你就會發現他們嘴上說著從快手、B站和其他遊戲裡學來的網路詞彙與陌生口音，甚至還會帶幾個髒字兒。
很多時候，孩子追逐時髦、喜歡新鮮的玩意兒，就和古人寫詩詞要用典故一樣，目的都是標榜自我的身份標識，塑造一種虛擬的人格。
畢竟你無法將一個購買王者榮耀遊戲角色面板比你還多、在直播平臺中豪擲千元零花錢並敲打著“666”的十二歲學生再視為兒童。
現在的南陽，村莊做鄉村旅遊，建起了與城市遊樂園相似的設施：綿羊、孔雀等動物遊覽區，攀巖，滑行軌道，蹦床——或許和遊樂園唯一不同的是村莊的廣場上豎起了一塊長長的木板，上面刻畫了二十四節氣和每個節氣對應的作物。如果有興趣，你還可以感受用雙手採摘果蔬、田間燒烤野餐的樂趣。
但這些並不屬於居住在村莊的孩子，因為他們已經在手機的刺激下，對這些毫無興趣。
相反，是城市家長意識到自己的孩子承受了太多屬於成年人的重擔，應該趁著還有機會的時候，為他們找回童年，所以一組組城市家庭來到這裡，過著鄉村孩子所沒有的鄉村童年。
（來源：摘自鄉村筆記寫書計劃）
近視發病年齡明顯提前
“以前我們認為6歲前的孩子跟近視沒有關係，但現在臨床發現，近視的發病年齡明顯提前，很多兒童在4至6歲期間就開始近視。”雲南大學附屬醫院兒童眼科主任胡敏日前接受《工人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7月13日，國家衛健委在召開的新聞釋出會上介紹，2020年我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為52.7%；近視低齡化問題仍然突出，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平均每升高一個年級，近視率增加9.3個百分點。
近日，國家衛健委印發《0～6歲兒童眼保健及視力檢查服務規範（試行）》（以下簡稱《規範》），明確為0至6歲兒童提供13次眼保健和視力檢查服務。
而對於農民工子女來說，由於學習任務增加、電子裝置普及，且父母不在身邊缺少監管，或將面臨更加嚴峻的情況。那麼，農民工子女的眼健康該如何保護呢？
“習慣了眼睛看不清”
在雲南省怒江州蘭坪縣營盤鎮，13歲的小褚走路經常跌倒，與同齡孩子相比，他走路的速度非常慢。在青少年眼病公益救助專案的幫扶下，經專業的檢查，小褚被診斷為共同性內斜視、雙眼屈光不正和左眼斜視性弱視。
“沒想到導致孩子常跌倒的根源居然是眼睛斜視。”小褚父親褚銀才回憶，小褚2歲時因高熱抽搐了兩次，後來就出現了雙眼內斜視的症狀，孩子看電視時喜歡歪頭，看書寫字也常常趴在桌子上。
由於眼健康意識薄弱，加之長期在外打工，褚銀才從未帶孩子去正規醫院做過相關的眼健康檢查。不過幸運的是，透過手術治療後，小褚的內斜視得到了矯正。
中國醫師協會眼科醫師分會斜視與小兒眼科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昆明愛爾眼科醫院院長許江濤介紹，斜視不僅會影響孩子的外觀容貌，更嚴重的是引發弱視，導致視力低下，甚至造成立體視覺喪失。
“從以往接診的農民工子女的情況來看，很多患者達到中度近視卻從來不戴眼鏡，習慣了眼睛看不清。”許江濤說，一方面由於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留守在家，得不到父母的關注，住校時缺少眼保健、眼健康知識的學習；另一方面，農村的醫療條件欠缺，視力、眼病篩查跟不上，在農村甚至配不了眼鏡。
用眼健康日益被重視
隨著智慧電子裝置的普及，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子女開始接觸電子產品，加之學習任務繁重，孩子的用眼負擔越來越重。
在中建八局南方公司安寧萬達廣場專案打工的陳燕坤夫婦有兩個孩子，大女兒8歲，小兒子4歲，在老家曲靖陸良縣由老人照顧。夫妻二人1個多月才回一次家，平時很少能陪伴孩子。
“有一次回家時發現大女兒眯著眼睛看電視，注意到孩子有點近視。”陳燕坤說，看電視、玩手機時間長是孩子近視最主要的原因。此外，現在孩子學業壓力大，下午5時放學後，又要去村裡的輔助班學習到晚上8時，用眼量很大。
陳燕坤很擔心大女兒的近視會加深，經常叮囑大女兒保護眼睛，不允許玩手機，讓老人控制孩子看電視的時間。每次回家，陳燕坤就會帶孩子去檢查眼睛。“以前自己七八歲時很少看到戴眼鏡的，但現在戴眼鏡的孩子越來越多了。”
不僅陳燕坤越來越重視孩子的眼健康，美團外賣員王萬興每次帶孩子體檢時，醫生都會交代一些關於孩子視力保護要注意的事項，這也讓他格外關注孩子的眼健康。他告訴記者，平時只允許孩子看半個小時的電視，經常會讓孩子在不同距離看五顏六色的積木方塊，測試眼睛的辨識度。目前，王萬興已經帶孩子做了10多次眼部檢查。
而位於雲南省昆明市五華區城鄉接合部的博華學校，在校學生共有515人，其中98%的學生是農民工子女，戴眼鏡或視力有問題的學生有16人。
記者在學校看到，下課鈴聲一響，老師就將學生帶到操場參與戶外鍛鍊活動，減少用眼疲勞。博華學校校長李紅傑告訴記者，為了預防學生近視，學校一二年級不佈置書面作業，三至六年級家庭書面作業不超過60分鐘，同時保證學生每日午睡時間1小時。
預防視力問題需醫學干預
《規範》要求，0～6歲兒童眼保健及視力檢查服務主要由具備相應服務能力的鄉鎮衛生院、社群衛生服務中心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或縣級婦幼保健機構及其他具備條件的縣級醫療機構提供，內容包括健康教育、眼病篩查及視力評估、健康指導、轉診服務和登記兒童眼健康檔案資訊等。
7月12日上午9時許，雲南省昆明市五華區婦幼健康服務中心（以下簡稱中心）眼科檢查室門口排滿了等待檢查的家長和孩子。中心兒童保健部部長楊臻介紹，“只要是在轄區居住的0~6歲兒童，都是我們服務的物件，在轄區居住的農民工到社群開居住證明即可帶孩子到相關醫療機構檢查。”楊臻說，每一次檢查後會提醒家長下一次的隨訪時間，檢查中如果發現異常就會進行第一遍複診，不能矯正的患者就往對口的眼睛專科門診轉診。
中心兒童保健部工作人員吳陽告訴記者，視力異常、屈光異常問題佔到兒童眼病的50%以上，兒童近距離用眼過多、戶外運動少會導致遠視儲備量不足，過早發生近視的機率相應會增高。
“父母都是近視眼、父母中間有一個是高度近視眼、母親生育年齡晚於30歲都會影響孩子的視力，孩子要經常做眼睛體檢，儘早發現。”胡敏表示，孩子沒近視前就要找醫生做評估，醫生可以根據檢查的引數來預判可能發生近視的時間段，及時進行干預。
胡敏認為，當下電子產品是獲取知識的一個渠道，讓孩子不接觸電子裝置以預防近視的方法不現實。但現在有很多幹預手段可以提前預防視力問題，包括行為干預、藥物輔助、預防近視的鏡片、一些光學照明刺激等。
“如果能早點進行干預，我們有信心讓孩子不會近視，對於已經近視的孩子，我們儘量不讓他變為高度近視，已經高度近視的孩子，我們儘量讓他近視度數不變。”胡敏說。
（來源：工人日報記者 趙黎浩）
本期編輯：甘皙 程莉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