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楚元王劉交
作者：劉照建
劉交是漢高祖劉邦同父異母弟，是漢王朝的締造者之一，對西漢初期中央政權的鞏固維護起到重要作用。劉交先被封為文信君，後被封為楚王，在楚國治理有方，楚國政治經濟全面發展，成為東方大國，尤其在文化上卓有建樹，著《元王詩》，在楚國大興儒學，對漢代和後世產生深遠影響。與名震天下的開國皇帝漢高祖劉邦相比，劉交卻長期被遺忘於歷史角落。本文對楚元王劉交在漢初中央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對西漢楚國治理和取得成績等問題作初步梳理，以求填補劉交研究之空白。
一、劉交在漢初中央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
劉交，字遊，好書多才藝，跟隨劉邦起兵反秦，參與建立西漢王朝，在西漢初期的政治格局中，劉交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一個左右時局的關鍵人物。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仲。伯早卒。劉交排四。劉交喜歡讀書，多才多藝，少有大志。劉交年輕時與魯人穆生、白生、申公一起到荀子門徒浮丘伯門下學習《詩經》，後因秦始皇焚書坑儒，才被迫中斷學業回到老家。劉交在高祖四兄弟中文化程度最高，即使放在漢初開國功臣之列，他的學識水平也極為突出。劉邦在沛縣起事之時，跟隨的屬下多為社會下層平民和低階官吏，如：蕭何是沛縣的刀筆吏，曹參是監獄的獄掾，樊噲“以屠狗為事”，夏侯嬰是趕車的“司御”，周勃“以織薄曲為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比較而言，劉交是少有的高階知識分子。鑑於劉交的突出才能，劉邦在豐沛起義後，使仲與審食其留侍太上皇，獨讓劉交跟隨自己打天下，“高祖既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交與蕭、曹等俱從高祖見景駒，遇項梁，共立楚懷王。因西攻南陽，入武關，與秦戰於藍田。至霸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漢，還定三秦，誅項籍。”劉交跟隨劉邦轉戰各地，為漢家建立天下立下汗馬功勞，是漢王朝的締造者之一。劉邦登基後，劉交經常出入其臥室，陪伴在劉邦左右，參與皇室的各種策劃，“交與盧綰常侍上，出入臥內，傳言語諸內事隱謀。”可見劉交是劉邦建立漢朝過程中的得力助手和可靠親信。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劉邦以太牢祠孔子，“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魯南宮”，從申公與劉交是同學關係可知。劉邦祭孔無疑是深受劉交之影響，因此勞幹認為：“劉邦是歷史上第一個以太牢祀孔子的人。這對於中國政治方面的影響至為重大，除楚元王交以外，沒有人可以使劉邦這樣做的。”因此劉交在漢初西漢王朝的建立過程中，不但在政治軍事上全程參與，更重要的是在文化秩序重建上也發揮重要作用。
其次，楚王劉交是西漢王朝初期政權的鞏固維護者，在誅滅諸呂、擁立文帝等事件中也發揮重要作用。諸呂之亂時，呂后臨朝稱制，殘酷打壓劉氏皇族，“擅廢帝更立，又比殺三趙王，滅梁、趙、燕以王諸呂”，同時掠奪齊、楚的封地，並將齊國一分為四，違反劉邦生前與大臣的誓約，劉姓江山岌岌可危。面對呂后擅權，中央朝廷上層發生嚴重政治危機，作為東方大國的楚王劉交，撣於呂后之殘虐，加之文人的懦弱，對待呂后所作所為，沒有鮮明態度，但是劉交沒有附逆，沒有發表擁護宣言，而且為了掌握呂后動向，安排其子劉郢（客）入朝任職，高後二年被任命為宗正；自己也親自多次來朝觀望和監視，劉交作為一方諸侯，對呂氏起到了震懾和羈絆作用，使高祖創立政權平穩度過漢初危局。“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後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當時諸侯有齊、楚、趙、代、梁、淮陽、淮南、燕、吳和長沙，考慮諸王與高祖的親疏遠近以及封國所在區域經濟發展程度，最有分量的是齊和楚兩個關東大國，一為其子一為其弟，但齊地始封之王為齊悼惠王劉肥，是漢高祖劉邦的庶長子，在家族中地位特殊。後來，幾位齊王總是窺伺天子之位，齊王之心態註定齊國不能依靠。劉肥死後，其子劉襄立為哀王，其他兩個兒子劉章被封為朱虛侯，劉興居被封為東牟侯，劉章和劉興居在誅滅諸呂的行動中，謀劃擁立其兄齊哀王劉襄為帝，由於朝中大臣反對而未得逞。毫無置疑，當時天下之大，能夠依靠的諸侯王只有楚元王劉交。另外，呂后專政之時，雖然江山易主，但呂后畢竟沒有稱帝，國號未改，江山沒有變色，還是劉家天下，況且呂后臨朝理政8年，繼續以黃老無為思想為指導，執行“與民休息”政策，獎勵農耕，廢除夷三族罪和妖言令，這些有利於社會進步的做法，使得這一時期社會比較安定，經濟生產得以逐步恢復。因此劉交在當時並沒有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也是能夠理解的。
在誅滅諸呂行動中，劉交年事已高，未親自參與，究竟採取如何應對措施，歷史沒有記載，但還是留下一些痕跡。公元前180年7月，呂后去世，呂氏諸王決定謀反，懷有強烈個人目的的齊王劉襄，率先起兵討伐諸呂，相國呂產派遣大將軍灌嬰率兵迎戰，灌嬰在滎陽倒戈。然而打算叛亂的呂祿、呂產，一方面擔心內部的絳侯、朱虛等人發難，另一方面則害怕關東的齊楚出兵，史書明確記載“外畏齊、楚兵”，則說明楚國的態度與軍隊的威懾力量強大。出使齊國的郎中令賈壽回來後，告訴呂產齊國動向時，“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狀告產”，師古注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西向，欲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敵秦，故言合從也。”則明確提到了楚軍已加入，沒有劉交的旨意，楚軍不可能與齊國聯兵西進，形成高壓態勢。當延請代王時，代國中尉宋昌在分析天下形勢也提到強大的楚國，“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琊、齊、代之強。”正是以齊楚為首的諸王團結之下，手握重兵不斷施加壓力，加上朝中大臣的配合，劉姓才得以重新恢復大統，作為宗室長者的楚王劉交功不可沒。此時劉交是在幕後運作，沒有走上前臺，發揮的是隱形作用，這一點從代王劉恆即位時的態度可以看出。在誅滅諸呂后，延請代王劉恆當皇帝的群臣之中，有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御史大夫張蒼、宗正劉郢（客）、朱虛侯劉章、東牟侯劉興居、典客劉揭，前往迎接並言：“臣謹請與陰安侯、列侯頃王后與琅琊王、宗室、大臣、列侯、吏二千石議曰：‘大王高帝長子，宜為高帝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但是代王劉恆對待群臣擁立的第一反應是徵求楚王劉交的意見，“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不足以稱宗廟。願請楚王計宜之，寡人不敢當。”代王的一番話意味深長，一方面是禮節上的謙虛，另一方面是對楚王劉交的試探，這說明楚王劉交作為東方大國之諸侯王，確實在朝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是劉邦和呂后死後權力真空中的一顆定海神針。平定諸呂之亂，表面看來宗室齊王兄弟和朝中周勃、陳平等大臣立了大功，甚至琅琊王劉澤在密商選立皇帝一事時還起到主導作用，可是代王對這些並不以為然。司馬遷如此不厭其煩的列舉延請群臣名單，可是說到文帝的反應時，筆鋒一轉，他最關注的則是楚元王劉交的態度，使用的是春秋筆法，意在說明實際起到決定作用的是劉交，獲得德高望重的楚元王劉交的支援，才是劉恆能夠順利繼承帝位的最大保障。參加人員中宗正劉郢（客），實為楚王之代表，傳遞的是劉交之聲音，正是楚王劉交的認可，劉恆才順利登上帝位。西漢初年，高祖劉邦出於“鎮撫四海，承衛天子”目的，將大批同姓子弟分封為諸侯王。漢六年（前201年），劉交被封為楚元王，同時高祖還封其子劉肥為齊王，其從父弟劉賈和次兄劉喜分別為荊王、代王。然而，漢七年匈奴發兵攻代，代王劉喜棄國逃跑，在位一年即被廢為郃陽侯，孝惠帝二年死；荊王劉賈在位6年，與謀反的淮南王黥布軍隊戰死；齊王劉肥薨於公元前189年。同期分封的四王，唯有劉交任職時間長達23年，歷經漢初高祖至文帝四朝。高祖劉邦統治時期總共分封同姓諸侯王11人，在分封的諸王之中，除劉賈和喜是劉交同輩外，其餘8王中吳王劉濞是劉喜之子，其他7王均為劉邦之子。劉賈、劉喜死後，與這些王相比，劉交“輩分最高，年齡最大，享國時間最長，在所有諸侯王中堪稱資格最老的一代諸侯國王”。楚國佔據天下膏腴之地，經濟發達，國力雄厚，劉交作為第一代楚王，在開國皇帝劉邦已死，劉氏權力衰弱的惠帝、高後時期，劉交儼然是當時漢家王朝的中流砥柱，這從諸呂之亂和擁立文帝的系列政治事件中可見端倪。以劉交為首的諸侯國，不僅分擔了朝廷治理的壓力，也維護了劉氏對天下的統治權。因此劉交是劉邦死後劉氏家族中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不但是西漢王朝的締造者之一，同時也是西漢初期政權的維護者，為鞏固西漢初期王朝的統治發揮了重要作用。
一代楚王劉交，切實起到拱衛漢室的作用。誅滅諸呂后，獲得劉交支援的文帝即位後，將過去諸呂奪楚封地，重新歸還給楚國，對劉交及其子待遇優厚，諸子封爵與皇子相同，地位之高無以復加。文帝採取賈誼之策，削弱諸侯王勢力時，把齊國分而為六，淮南國分而為三，唯獨對楚國恩愛有加，保持原有封地不變。及至文帝再立太子，首先想到的是徵求楚王劉交的意見，“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劉交之子劉郢（客）掌管整個皇族的事務，常侍於文帝左右，文帝二年（前178年）嗣楚王位，是由文帝作主的。即使景帝在位，距離劉交去世已經20餘年，對劉交也青眼有加。景帝做了兩件與劉交相關的事，一是將劉交多子封侯，“景帝即位，以親親封元王寵子五人：子禮為平陸侯，富為休侯，歲為沈猶侯，埶為宛朐侯，調為棘樂侯。”一門封侯5人，漢初殊不多見。二是七國之亂後，以其子劉禮續封楚王，即使處罰，也特殊關照，打破慣例，叔繼侄位，其目的則是“以奉元王祠廟”。由此可見楚王劉交在西漢早期地位極為尊寵，享有崇高威望，在漢初政治舞臺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不朽影響力。
二、劉交對西漢楚國的治理及成績
漢朝初年，各地異姓諸侯頻頻反叛，不穩定因素依然存在。徐州地區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漢高祖劉邦的家鄉，此地穩定對於漢王朝全國統治的鞏固具有重要意義，劉邦特別重視，安排其弟劉交首位同姓楚王。劉交到位後，恢復社會秩序，大力發展經濟，將戰爭破壞的家園建設成為東方大國。
劉交是西漢楚國的開創者和奠基人，公元前201年被封為楚王，公元前179年去世，在位長達23年，死後諡號為“元”，故稱“楚元王”。劉交在位期間，治理楚國有方，社會取得全面發展，徐州進入歷史上發展最好的時期。劉交在政治上建立了完善的職官制度，為治理楚國奠定良好的基礎。諸侯王國官僚架構記載簡略《漢書·百官公卿表》雲：“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掌治其國。有太傅輔王，內史治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寥寥數語表明，諸侯王國職官設定與中央王朝基本相同，各個諸侯王參照中央王朝都建立自己的統治機構，諸侯王在王國內權力很大，享有官吏的任免權。楚王劉交當時就請來自己的同學穆生、白生、申公為太中大夫。近年徐州楚王陵墓出土的大量王國職官的印章封泥，勾勒出王國的中央官職和地方官職設定的詳細情況，大致可分為宮廷職官、軍隊職官和屬縣職官。宮廷職官幾乎與中央相同，有中央行政管理機構內史府。內史是楚國中楚王以下管理國政的最高職官。服務諸侯王的機構有太常、少府、御府；屬官有太史、太倉、太僕、祠祀、永巷丞、食官監等，職責是管理宗廟禮儀，掌管天時星曆，負責祭祀以及婚喪嫁娶的吉日良時的擇定，安排楚王、王后和太子的飲食和出行。劉交在王國內建立中央管理機構的同時，也建立了縣、鄉、亭、裡等層級分明的基層管理機構。漢時，縣級最高行政長官是令（長），一般大縣設令，小縣設長。獅子山考古，出土印章有“承令之印”、“僮令之印”、“相令之印”等來看，楚國境內一般屬縣設定的是“令”。縣令的屬官有丞、左右尉，縣下設鄉，鄉下有亭，亭下為裡，裡設里正，這在獅子山和土山漢墓的出土印章封泥中均有體現。地方屬縣的職官印章有很多，說明楚王對封國內的屬地能夠行使有效管理，但唯獨沒有發現郡級職官印章。有學者認為“楚國無郡”，也不無道理。當然，考慮到獅子山、北洞山楚王墓，歷史上都曾被盜掘過，印章只是盜墓的孑餘，只反映楚國部分職官名稱，但足以說明當時楚國上下、宮廷內外有完備的職官體系，西漢楚國管理機構完善，政治上進入規範良性的發展軌道。儘管楚國組建複雜龐大的管理機構，但中央王朝為了節制諸侯王，規定諸王的“相”由漢廷直接委派，“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楚國自不例外，也堅持這條不變的原則，見諸文獻的楚相有張尚，因阻止劉戊謀反而被誅殺。
在軍事上，劉交在楚國建立一支兵種齊全、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地方武裝。漢初時局不穩，諸侯謀反不斷，高祖劉邦出於“鎮撫四海，承衛天子”目的，將大批同姓子弟分封為諸侯王，封劉交為楚王的目的是穩定東方，因此劉交到封地後，政治上建立完善的官僚機構，維持對封國的治理，同時在軍隊建設上也不落後，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建立一支規模龐大的地方部隊。1984年發掘的獅子山4座兵馬俑坑，一、二、三號俑坑平行排列，東側的四號坑與前三坑垂直分佈，四個坑構成一支組合完整的“軍隊”。經初步統計其中一、二號坑藏俑2700件左右。這些以軍事為題材的兵馬俑坑，反映楚國軍隊編制的真實情況。研究表明，“這支軍隊由步兵、騎兵和車兵三個兵種組成，是一支編制完整、規模可觀的地方部隊，其中步兵發展快，數量最多，是戰場上絕對主力，車兵尚未退出歷史舞臺，與步兵混合編隊，仍然發揮重要作用，騎兵也有很大發展，已經從其它兵種中獨立出來，成為一支單獨作戰的先鋒部隊。”史載表明，楚軍具有必備的實戰經驗，協助中央參加過征伐，如灌嬰出征匈奴時，“受詔並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在黥布謀反時，楚王劉交發兵與戰徐、僮間，由於戰術失誤導致楚軍敗走。諸呂亂政時，呂后之所以沒有改朝換代，楚國強大的軍隊也起到震懾作用。從公元前201年到公元前154年，漢家王朝近半個世紀東線無戰事，雄踞東方的西漢楚國軍隊確實起到屏藩作用。但是，第三代楚王劉戊時期，由於中央推行削藩之策，導致吳楚聯合發動“七國之亂”，楚國以重兵參與謀反，走向歷史的反面。不過在戰爭的程序中，漢將周亞夫也曾不禁慨嘆“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這充分說明楚軍武器先進、甲具裝備精良，具有較強的戰鬥力。
歷經戰爭破壞，漢初楚國經濟衰敗不堪，劉交就國後，大力發展農業、手工業和商業，西漢楚國經濟社會取得全面發展。楚國封國範圍大體與今天的淮海經濟區相當，地理位置優越，環境氣候適宜，水利設施先進，具備優厚的農業生產條件。劉交任楚王后，農業發展與中央王朝以及其他諸侯方國一樣，“各務自拊循其民”，採取休養生息的政策，大力發展農業，並且享有其他諸侯王國沒有的優厚政策（沛、豐作為高祖湯沐邑，免除賦稅徭役），鐵治農具犁、鋤、鐮、耙、钁等廣泛應用，農業生產技術提高，種植面積增加，農產品種類增多，據統計：漢代楚國農作物主要有蹈、稷、黍、粟、麥、穀子、高粱、蕪菁等糧食類作物，有栆、桃、梅、杏、酸棗、李、栗子、芹菜、葫蘆等水果和蔬菜類作物。農業得到長足發展。漢初，楚國的手工業發達，近年徐州地區漢墓考古發掘出土的金、銀、銅、鐵、玉、陶、瓷、漆器等各類器物，表明當時至少有冶鐵、冶銅、金銀器加工、制玉、紡織、陶瓷燒造、漆器製作等門類眾多的手工業，尤以冶鐵業和制玉業最為發達。漢初楚國鐵兵器冶煉技術先進，透過檢測獅子山楚王墓出土鐵器，發現鑿子等鐵器的加工，經過淬火、冷加工等多種熱處理工藝，兵器有矛、刀等均為炒鋼製品，表明已掌握用生鐵為原料的炒鋼技術；徐州子房山一座西漢早期墓中曾出土1件錛，則表明西漢早期楚國已廣泛使用鑄鐵脫碳成鋼技術，這種工藝在西漢中期以後全國各地才普遍流行。漢玉是中國玉器發展史上又一高峰。西漢楚國玉器加工製作技藝高超，堪稱漢玉巔峰之作。到目前為止，徐州地區考古出土玉器1000餘件，其中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衣和玉棺，體量巨大，製作精美，發掘者認為這批玉器應是主要集中了戰國楚、魯兩地的玉工組成的玉器作坊所製作的。筆者贊同這一說法，可是誰最有條件集中楚、魯兩地的玉工呢？當然，不可能是時隔23年後的第二代楚王，最可能是西漢楚國第一代楚王劉交。劉交初到楚國，百廢待興，一切都要從頭開始，他除舊佈新，首先要將戰國時期優秀的技術工人都聚攏起來，並繼續為自己所用，才能很快恢復正常的經濟生活，推動楚國社會的興旺發達，開創西漢楚國200餘年的基業。由於漢初楚王劉交採取正確的經濟政策，農業和手工業獲得充分發展，在此基礎上，商品的交易和流通也日益繁榮，突出表現是楚國鑄幣業發達。漢初墓葬普遍隨葬大量錢幣，獅子山漢墓出土錢幣17萬餘枚，北洞山漢墓出土5萬餘枚，兩墓出土錢幣的數量、種類之多，說明西漢楚國商貿發達，經濟繁榮。在我國沿海經濟鏈中，淮海地區在漢初歷史上是富強的一環。早期海事不發達，沿海大多處於灘塗泥沼之中，而當時楚國佔據天下膏腴之地，依託黃淮平原的地緣優勢，靠近發達的中原經濟文化圈，又有高祖故里的人和之利，加之漢代徐州水系發達，汴水和泗水交匯，溝通黃淮兩大水系，形成貫通東西南北的水運交通網路，交通十分便利，四方商旅雲集，因此漢代徐州成為一時之都會，西漢楚國成為東方大國。
由於劉交的有效管理，楚國進入歷史上最為輝煌的時代。西漢楚國積累大量物質財富，如同所有的帝王一樣，一旦國力增強，便開始大興土木，修築城牆、宮殿、墓葬等大型工程。出於戰略需要，劉交開始修築彭城，高祖六年和惠帝三年兩次下築城令。黥布謀反時，楚相令耳就是憑藉劉交修築的堅固城牆，抵禦叛軍進攻；東洞山楚王墓發現“中宮” “靈平宮”漆器，如無意外，當為楚國宮殿之名，說明楚國宮殿較多，規模較大；尤其是橫穴崖洞墓的出現，更是劉交的創舉，劉交利用徐州地區周圍多山的地理環境，開創“因山為陵”的安葬模式，梁國、魯國、中山王國等諸侯王紛紛效仿，一直到明清帝陵修築都深受其影響。另外，劉交始封時，楚國有36、40縣（城）兩種通行說法。後來，有學者研究認為，劉交楚國的最大縣數為51，最大程度的復原了景帝三年楚王國地域版圖，這較劉交始封縣新增10多個。楚國轄縣數目激增，最能體現劉交政績，表明楚國社會發展良好，人們安居樂業，添丁增口迅速，導致不斷增設新縣。
三、劉交的文治教化對漢初與後世的影響
劉交作為首位被封楚王，不但在朝中地位顯赫，而且個人修養極高，史載其“好書，多才藝”。他是一位經學大家，一位成績卓著的大學者。劉交所注的《元王詩》在漢初有廣泛影響。劉交頗好儒學，早在秦焚書、禁私學之前，劉交便與魯國申公等一起跟隨名儒浮丘伯學《詩》。秦禁私學後，他不得已中止學業，但其向學之心未泯。漢朝建立，他回到故鄉彭城任楚王后，仍然不忘學業。立國之初，便息武興文，廣納文士，為彌補學業的缺失，劉交把申公、穆生、白生幾位同窗請來，“以穆生、白生、申公為太中大夫”，這“中大夫”是不理政務的虛職，是隨侍帝王的顧問。申公、白生及穆生是當時著名儒家學者，劉交在公務之餘，虛心向他們請教。穆生年長，劉交對他敬重有加，每飯必設酒席招待；申公學問造詣最高，劉交就重點向申公學習。大家經常一起交流切磋，不僅學業精進，而且加深了友誼。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們刻苦鑽研，取得累累碩果，申公寫出研究《詩經》的著作，世稱《魯詩》；劉交刻苦鑽研《詩經》，收穫也頗豐厚，其研究《詩經》成果推出，後人名之為《元王詩》，這大概是彭城有文字記載的第一部研究性注本了，可惜由於歷史原因，沒有流傳下來。劉交不但自己學習，而且以《詩》教育子孫，同時在楚國境內倡導儒家之學，楚國儒學漸呈繁盛之勢，其家族被稱之為“詩禮之族”，楚國成為漢初全國儒學的核心地區。漢以後，學人對劉交在文化上的貢獻評價甚高。南宋黃震曾雲：“交以好學禮賢開國，故戊雖以叛誅，而闢彊、德、向皆世濟其美，漢之宗英，於斯為盛。”清朱彝尊直接將其推為漢初“儒林之首”，魯迅先生也曾言：“漢高祖雖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黃老，而當時諸侯王中，則頗有傾心養士，致意於文術者。楚、吳、梁、淮南、河間五王，其尤著者也。”將楚元王排在第一位，可惜未展開論述。其實魯迅先生列舉的五王之中，楚王家族文術產生時間早，且延續時間長，與其他諸王相比，更具自身特色，其歷史價值和影響更大。
劉交受封楚王23年，在楚國積極推行文治教化，身體力行澤及子孫，其後代繼承發展了家族的學術文化傳統，名人大家輩出，最終出現西漢一代文化高峰的代表人物劉向、劉歆父子。劉交共有7個兒子，太子劉闢非早卒，其餘諸子在劉交影響下，都學習《詩經》和先秦典籍，其中以四子休侯劉富一支最為出色。劉富在楚王劉戊叛亂時，逃亡並留居京師長安，這支子孫日後卻極為興盛發達，產生著名學者劉向、劉歆父子。劉富的兒子劉闢強亦喜歡讀《詩》，會寫文章，以宗室子弟身份參加漢武帝組織的二千石官員的議論，經常發表很有見地的觀點，一時“冠諸宗室”，八十歲尚被起用為光祿大夫，守長樂衛尉。劉闢強的兒子劉德，修習黃老之術，漢武帝極為賞識，稱他為“千里駒”。他為人寬厚仁愛，樂善好施，把家產分給兄弟和救濟賓客。五世孫劉向，12歲為輦郎，既冠擢為諫大夫；宣帝選名儒俊才時將其招到身邊；元帝提拔其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輔政於皇帝左右；成帝時拜為中郎，領護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奉詔校勘《五經》和各種秘籍。劉向勤奮聰明，喜歡讀書，遍覽珍本秘笈，“為人簡易無威儀，廉靖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積思於經術”，成為一個採百家之長的集大成者。劉向一生編校著述甚豐，整理校對《山海經》、《戰國策》等圖書3萬餘卷，編撰《洪苑五行傳論》、《新序》、《說苑》、《列女傳》、《別錄》等數十篇（部），其中《別錄》是首次為圖書編制目錄，劉向因此被稱為目錄學鼻祖。劉向三個兒子也都好學，因為精通易經做高官，長子劉伋官至太守，還擔任《易》學教授，次子劉賜，官任九卿丞，少子劉歆最為優秀，是西漢末年著名的大學者和政治家。劉歆自幼通曉《詩》《書》，後受詔與父領校秘籍，成為西漢古文經學的代表人物，是一位對六經、傳記、諸子、詩賦、術數和方技等無所不究的淵博學者。他精通天文曆法、星象卜易，推算的圓周率為3.15471，被稱為劉歆率；撰寫《三統曆譜》，是世界最早的天文年曆的雛形；重視名物制度考據，校勘古籍，撰寫《七略》，對西漢的政治、學術產生巨大影響。近代學者章太炎對他評價甚高，曾言“孔子以後的最大人物是劉歆”。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西漢管理皇室事務的宗正，文獻有明確記載的13人，其中劉郢（客）、劉禮，劉闢強、劉德、劉向、劉慶忌等6人，均為楚元王劉交的子孫後代。有學者指出：“西漢有世系可考的宗正多從楚元王這一支系中選出，有世掌的傾向。”宗正作為宗室表率，起到教化宗室的作用，其實這正體現劉交的文治教化對子孫後代產生的積極影響。
由於楚王劉交在楚國期間，選賢任能，勵精圖治，為兩漢四百年間徐州地區的發展奠定基礎，在歷史上地位甚高，無論是時人還是後人，對劉交的道德、文章、政績都高度認同。元王傅韋孟詩曰：“兢兢元王，恭儉淨一，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饗國漸世，垂烈於後。……”南北朝時，中書黃門侍郎傅亮受命作《為宋公修楚王山墓教》曰：“楚元王積任基德，啟藩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鄧駿捷先生研究西漢楚王家族學術文化傳統時指出：“綜觀整個西漢學術大勢，與其他盛極中絕或無以為繼的藩王學術相較而言，楚元王家族的學術文化傳統代代相傳，歷久不斷，對漢代政治、學術的影響深刻巨大，堪稱西漢學術文化第一世家。”楚元王劉交引領儒學在楚國復興，在文化上重新塑造社會秩序，推動儒家學說在漢代社會統治地位的確立，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綜合考察楚元王劉交的一生，其歷史地位和巨大貢獻逐步清晰，他是漢王朝的締造者之一，對西漢初期中央政權的維護和鞏固發揮重要作用，受封為楚王后，治理楚國有方，楚國政治經濟全面發展，成為東方大國，尤其在楚國大興儒學，文化上卓有建樹，對漢代和後世產生深遠影響，值得後人深入學習和全面探討。
（劉照建：徐州市博物館副館長、研究館員）
——《邳州文化》第3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