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小我是個不曉事“闖禍阿二”。孃的粗暴擰扭記憶猶新。每年總有一兩次，娘撳住我頭，使勁用肥皂搓我的耳後和脖子，毫無溫情可言。
家父早逝後，母親靠48元一月的工資養活我們兄妹四個，只夠維持了城鎮最低的生活水平。哥哥格外懂事，十六歲就到外地鐵礦做工貼補家用，弟弟妹妹小，是媽媽寵愛的物件。我家子女過日子從不挑剔，有個三毛錢肉絲做的鹹菜湯，已是心滿意足。
上世紀七十年代，買東西都要票證，買點又便宜又能解饞的那個葷菜，只能半夜去排隊。一毛五分錢一斤的小帶魚；不要肉票的槽頭肉、奶脯肉，必須排在前五人才行。
半夜娘來叫床，她激勵我：“你可以有一毛錢，大餅油條粢飯糕、老虎腳爪、豆腐漿，一次買一樣，你可以輪著吃。”親孃不騙人，寒冷冬夜，我披著又大又舊的棉襖，拿個破籃，圍在街頭捂夜的大餅爐子旁，大概與新中國成立前流浪的癟三差不多。我從沒怪過孃的狠心，以為不勞而獲才是可恥。
我們兄妹四人上學都申請減免學雜費，這在優等生中是極少的。我們也根本不好意思向娘要一元錢買一支狼毫筆學書畫。所以我退而學剪紙，材料費省多了。文具、運動衣褲、運動鞋還是無著落。娘問同事要了兩隻青紫藍小兔，對我說：“兔子養大了，賣了錢，新球鞋、文具、小人書隨你們買。”
有了目標，我放學回家，馬上斜背一個布袋，無論是雨天還是大雪紛飛，都衝出去割兔草。那時窮人多，養兔的多。要走好幾裡地，才能裝滿布袋。冬天是兔子懷孕生崽的時候，必須選有白奶汁的“黃花郎”（蒲公英）。一個荒野獨家村叫墳山屋，屋後是一座高大土堆，那裡有很多蒲公英。灰暗的傍晚，陰風呼號，對一個10歲出頭的孩子來說絕對恐懼。我往往叫上一個夥伴，飛快地鑽入乾枯的棉花地裡，屏住狂跳的心臟，警惕地聽著各種烏啼，又飛快地逃離，這種事只能兩人同行，不會互嚇；三人行，必定被一人的疑神疑鬼弄得逃散。
那時孩子識相，總能擔當好家庭的角色。17歲未滿，我也主動插隊落戶，好給弟妹創造工礦工作機會。娘似釋然一粲，好似預料之中。就像高爾基《童年》中的祖母一樣：一個富人與高爾基打賭，如果少年高爾基晚上敢睡在一個剛死的人棺材上，富人就付一個金盧布。高爾基心動了，他的祖母居然高興地拿著被褥送高爾基去“值夜”。我娘則將父親留下的舊腳踏車、一件舊大衣和一雙舊高筒雨靴修好補好。
苦日子終於熬出頭，娘去還債時，幾次帶上我。為什麼不在借的時候？她不會讓孩子難堪，苦逼會壓垮靈魂的！而還債是一種驕傲，她只想讓我記住那些好人。
四個孩子相繼大了婚配成家，有天我跟娘去市百一店，買回憑票的新馬桶，從南京東路外灘到延安東路輪渡站，娘看著我一個大小夥子彆著大學校徽，拎著馬桶逛外灘，實在臉紅，就拿過馬桶自己拎。那天跟在娘背後，我忽然發現，她是我親孃。
冬至前，兄妹四家一起聚餐聊著“娘最喜歡誰”的話題，我卻說著娘種種“狠心的事”，大家都笑得噙著淚……（辛旭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