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在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1954年9月後稱國務院）總理期間，曾先後兼任多項領導職務，其中一項就是兼任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領導全國的衛生防疫工作。
1952年初，“美國當局違反國際公法，違揹人道主義，在美軍繼續實施‘絞殺戰’的同時，在整個朝鮮北方和中國的部分地區實施了細菌戰”。2月19日，毛澤東在“聶榮臻關於敵人在朝鮮戰場大面積空投蒼蠅、跳蚤、蜘蛛的報告”上批示：“請周總理注意此事，並予處理”。周恩來當晚即擬定了反細菌戰要做的六項工作。他一方面組織在政治上、外交上揭露和控訴美軍細菌戰的罪行，一方面要求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人民防疫運動，加強防疫宣傳工作。3月14日，中央防疫委員會成立，周恩來為主任，郭沫若、聶榮臻為副主任。12月31日，“政務院釋出關於一九五三年繼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指示，並決定將中央防疫委員會改為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周恩來兼任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在開展愛國衛生運動中，周恩來十分強調領導的作用，1952年他曾對北京市衛生局一位負責同志說：“愛國衛生運動搞得好不好，關鍵在領導，領導搞不好要批評。你們可以來檢查政務院的愛國衛生運動，如果搞得不好，就點我的名登報批評”。
毛澤東一直從民族文化遺產和有益於人民防病治病的角度關注中醫、重視中醫，強調中西醫結合是創造中國新醫學的途徑。1953年12月中旬，毛澤東在聽取衛生部副部長賀誠等彙報時指出：“我們中國如果說有東西貢獻全世界，我看中醫是一項”，“中醫是在農業與手工業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這是一大筆遺產”，“中西醫要團結，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義。中醫學習一點西醫是好的”。1954年6月5日，毛澤東在同北京醫院院長周澤昭等談話時指出：“對中醫問題，不只是給幾個人看好病的問題，而是文化遺產問題。要把中醫提高到對全世界有貢獻的問題”。周恩來作為政府總理，兼任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這是落實毛澤東關於新中國醫療衛生工作的指導思想、發展新中國醫療衛生工作的組織安排和管理措施。
在當前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的鬥爭中，黨和政府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指導思想，集全國之力，匯各方之智，開展武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中國醫學界以預防為主，並注意中西醫結合，極大地降低了感染率和死亡率，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重溫周恩來兼任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期間關於衛生防疫工作的思想和具體做法，對認識當前中國的防疫、抗疫工作具有一定的啟示意義。
一、“發揚祖國醫藥遺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早在1950年9月，周恩來在政務院第49次政務會議上講話時就提出要發揮中醫的作用。針對“怎麼看待中醫”的問題，他指出：“這些中醫生活在人民中，與人民有多少年來的接觸，老百姓有了病，不找他們找誰呢？”“事實上，中醫確實治好了一些病，中醫有自己的一套醫藥知識和治病經驗”。
毛澤東關注中醫、重視中醫，周恩來則具體落實加強中醫研究和教學工作。
為了加強中醫研究工作，1954年6月，毛澤東指示：“即時成立中醫研究機構，羅致好的中醫進行研究，派好的西醫學習中醫，共同參加研究工作”。中央要求衛生部會同有關部門共同商討提出一個具體實施方案。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中央文委）根據中央和毛澤東的指示，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文委和衛生部組成中醫問題工作組，對中醫的基本情況和主要問題進行了較深入的調查研究。中央文委黨組於10月26日向中央提交了《關於改進中醫工作問題的報告》，報告第一項即提出成立中醫研究院。11月23日，中央批准成立中醫研究院。
1955年，籌建中醫研究院時，在周恩來的支援下，從全國各地選調了幾十名學識淵博、經驗豐富的各科著名老中醫組成中醫研究院的骨幹力量。據曾任衛生部副部長的徐運北迴憶：“中醫研究院建成後，衛生部要求中央領導同志為該院題詞，周總理批：‘請主席、少奇同志為他們題幾個字。’毛主席批‘請總理題’。”於是，周恩來為中醫研究院寫了“發揚祖國醫藥遺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題詞。這個題詞具有豐富的內涵，既強調了中醫藥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要繼承好發展好這筆文化遺產；又突出了古為今用，與當時的實際相結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任務。
周恩來不僅重視中醫研究，而且重視中醫教學。據徐運北迴憶：“1956年在籌建中醫學院時，開始打算先辦一所，周總理從全域性考慮，指示我們在東南西北各辦一所，於是決定在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共辦四所中醫學院。北京中醫學院上馬倉促，準備不夠，師資校舍等基本條件都很差，困難很大。我們曾打算搬到教學條件較好的南京去辦，結果引起學生情緒波動”。“周總理得知後，專門召集會議，進行研究……分析了搬南京和留北京的利弊，認為在北京雖有暫時困難，但是可以克服的，統一了大家的思想，決定仍在北京辦”。1962年，有關部門曾打算將各地中醫學院大大壓縮，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做出了中醫學院不動的決定，使北京的中醫學院得以繼續興辦和發展。
為了傳承好、發展好中醫，周恩來特別重視老中醫帶徒弟的問題和醫案的整理工作。老中醫杜自明為周恩來出診時，周恩來希望杜老培養更多的徒弟，也叮囑徒弟要好好向杜老學習。在周恩來的關懷、督促下，杜自明的《正骨經驗概述》於1960年出版，並由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了一部反映杜自明正骨手法的影片，為繼承發揚祖國醫學遺產提供了寶貴資料。杜自明逝世後，周恩來在參加追悼會時對有關人員說：“老中醫為人民服務搞得好。以後每一個老中醫要配備三個到五個徒弟，把他們的本領學下來，把經驗繼承下來”。
1965年，針對組織醫療隊去農村的問題，周恩來指出：“像蒲老，蒲輔周先生，是很有名的中醫，如果到農村去，受了風寒，反而把他的服務期限縮短了。這樣的醫生就要留下，他們可以教學生，也可以寫點東西，把豐富的經驗留下來，對人類對人民都有貢獻。”周恩來在病中還十分關心蒲輔周老中醫醫案的整理工作，親自做出指示，併為《蒲輔周醫案集》題了詞。
為了傳承好、發展好中醫，周恩來提出：“民間傳下來的好辦法，都要收集起來，加以分析，研究提高，把群眾的智慧集中起來，然後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他要求中醫工作者學習李時珍的精神，並稱贊陝北神木衛生學校跑遍了各個公社、大隊找草藥的做法，說道：“今天的李時珍總比明朝容易，交通發達，可以到各地去找”。
周恩來重視發揮中醫的作用，加強中醫研究和教學工作，為發揚祖國醫藥遺產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人民身體健康是最大的財富
衛生防疫是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重要工作內容。防疫並不是新中國才有的，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歷史從一定角度上說也是一部防疫、抗疫的歷史。據不完全統計，從西漢到1840年鴉片戰爭，中國至少發生過321次疫病流行。在這些疫病流行時，中醫藥一次又一次地拯救中華民族於危難。正因為如此，毛澤東說：“中國人口能達到六億，這裡面中醫就有一部分功勞嘛。”
做好衛生防疫工作，目的是為了保障人民的身體健康。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全國衛生會議確定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為衛生工作的三大原則。“面向工農兵”即面向人民群眾，1950年9月，周恩來在政務院第49次政務會議上強調，中醫也好，西醫也好，“大家都是為人民服務”。保障人民身體健康是為人民服務的基礎內容和根本內容，若置人民的身體健康於不顧，還談什麼為人民服務呢？1954年2月，周恩來說：“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三好’，把身體好放在前面，只有身體好才能學習好、工作好，才能均衡地發展。”1969年6月，周恩來指出：“人民的身體健康了，就什麼財富都可以創造，這是最大的財富。”
重視人民的身體健康，不僅要關心人民的衣食住行，而且要關心人民的生老病死。周恩來是怎樣關心人民身體健康的呢？
（一）重視防疫
鼠疫、血吸蟲病、霍亂等疫病在歷史上曾長期嚴重危害廣大人民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周恩來始終如一地重視防疫工作。1949年10月，張家口以北地區發生肺鼠疫，毛澤東致電斯大林請求幫助防治，政務院副總理董必武主持防治工作。11月，周恩來接連主持政務院第4次、第5次政務會議聽取防疫工作報告，部署防治措施，疫情於11月中旬停止蔓延。
20世紀50年代，血吸蟲病肆虐我國南方地區，致使1億多人口受到威脅、1千多萬人患病。周恩來十分關注這一問題的解決。1955年底，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會議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出了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並決定成立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加強對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的領導。10月7日，周恩來接見印度衛生部部長考爾夫人時說：“中國的血吸蟲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最大的一種病，沿長江都有”。為解決這個問題，他提出“衛生部應把它當作一個最主要的任務去做”。11月4日，他會見日本醫學代表團時又談到血吸蟲病，“希望能夠得到日本醫學界人士的幫助和指導，在中國開展一個運動，推廣日本的先進方法來消滅釘螺”。1957年4月，周恩來簽發《國務院關於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指出：“消滅血吸蟲病已成為我們當前的一項嚴重的政治任務”，“為著根本消滅這一病害，取得最後的勝利，就必須實行積極防治的方針，採取綜合性措施，切實掌握充分發動群眾和科學技術相結合，防治工作和發展農業生產、興修水利相結合堅決進行反覆的鬥爭”。實踐證明，這一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在全國上下齊心協力的努力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周恩來始終認為防疫工作是長期工作，不可能一勞永逸。一方面，要預防出現新的疫病，對此，周恩來指出：“人體的治療沒有完，人類總有新的病會發現，隨著生活環境不斷變化，將來還要發現一些病，治療方法也要跟著發展，沒有個完”。另一方面，舊的疫病一時解決了，在一定條件下還會復發，一定要謹慎地處理。1964年，天津曾一度發生副霍亂疫病，1965年2月，周恩來指出：“今年天津一定要消滅副霍亂。要搞好衛生”，“預防工作要早抓。要天津派大批隊伍到疫區去，要加強疫源探查，挨家挨戶地查，一定要落實，不要漏掉”。
（二）重視治療常見病
在各類疾病中，對人民身體健康影響最大的就是常見病。毛澤東、周恩來都認為疑難病症要組織力量去研究，但輕視多發病、常見病、普遍存在的病，那就是本末倒置了。周恩來指出：“要把醫療重點放在治療最廣大的最普遍的勞動人民的常見病上。”對於瘧疾這種常見病，周恩來說：“瘧疾近年來北方一些省區發生這麼多，這個病很影響勞動者的健康，要好好地抓，要在幾年內把發病率降下來。”慢性支氣管炎特別是老年人的慢性支氣管炎也是一種常見病。1971年1—8月，周恩來五次接見全國防治支氣管炎工作會議的代表，要求對慢性支氣管炎的防治工作要抓好，要一抓到底。
周恩來非常重視對癌症的研究和醫治，他批評“文化大革命”期間“取消腫瘤醫院，是不對的”，指出：“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種常見病，我國的醫學界一定要攻克這個難關。很多事實說明，癌症早期發現了，是可以治癒的”。“對一種常見疾病放棄治療、研究，這不符合毛主席思想，要向全國呼籲，一定要有人研究醫治癌症”。“我們要集中力量研究常見病，為大多數人服務”。在他的辦公室裡，存放著一張食道癌高發區的發病分佈圖。針對河南省林縣食道癌的調查和防治問題，他幾次深夜會見醫務人員，詳細瞭解情況，詢問林縣人民的生活習慣以及河流、山脈等地理環境同發病的關係，還要看生物標本，要醫生搞一個說明林縣食道癌分佈情況的沙盤。1975年初，剛剛做完手術的他在病床上還囑咐解決雲南錫礦工人肺癌發病的問題。
（三）重視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工作
為人民服務是為絕大多數人服務，而不是為少數人服務。在農民佔我國人口80%以上的條件下，關心人民身體健康，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忘記農民的身體健康。1965年2月21日，周恩來曾指出：“衛生工作要面向農村”，“面向工農兵是方向問題，要克服只看到城市和少數幹部的傾向”。6月26日，毛澤東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時號召“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對此，周恩來在接見中華醫學會第一屆全國婦產科學術會議代表的講話中指出：“我國農村人口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八，城市人口只不過佔百分之十二三。如果我們的衛生工作不把重點放到農村，那怎麼為勞動人民服務啊？為絕大多數勞動人民服務的口號等於沒有兌現嘛。”
怎樣落實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工作呢？周恩來提出“建立農村醫療網”，培養農村三種衛生人員：第一種是在每個生產隊培養一名“不脫離生產的衛生員”，“使他們成為多面手，既能治一般的病，又能治婦科病，還會接生”。第二種是“在生產大隊和一部分公社培養能夠有半脫產的衛生員”，“對他們的本事要求高一點，不僅能治一般的頭痛、傷風，還能治一些比較難治的病”。第三種是“為公社或區裡培養脫離生產的專職醫生”，“全國有七萬多個公社，每個公社培養三至五人”。怎樣在農村培養這三種衛生人員呢？周恩來提出：“一定要組織大中城市、工礦企業、機關、學校以及軍隊的醫務人員，分期分批組成醫療隊，到農村去，主要做兩件事，一是治病，一是培養醫務人員。”
自從毛澤東號召“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周恩來提出培養農村三種衛生人員後，農村脫產和半脫產的赤腳醫生大量湧現，在較短的時間內為廣大的農村地區培養出了一大批掌握初步醫學知識的基層醫務人員。
（四）提倡晚婚和計劃生育
20世紀60年代初，周恩來提倡晚婚和計劃生育，他提出，當時我國“農業還沒有過關，農業還沒有現代化，糧食的增加還不能很快，因此，人口的增長也不能太快”。“除了糧食問題以外，更重要的，還是為了國民健康和國民教育問題。如果一個家庭裡子女過多，那麼，母親的健康、子女的健康和子女的教育，就都要受到影響”。他還說到，人的青年時期精力最旺盛，“如果青年人過早地戀愛結婚、生兒育女，就會分心，把精力消耗在生活問題上了。適當地晚婚，能把旺盛的精力和豐富的創造力都用在發展科學技術上”。有鑑於此，周恩來提倡晚婚和計劃生育。他認為：“晚婚和計劃生育，是衛生保健工作中關係到全民族健康和全民族前途的問題。”
從重視防疫與治療常見病，重視廣大農民的醫療衛生工作，提倡晚婚和計劃生育等方面關注人民的身體健康，體現了周恩來周到細緻的工作特點。
三、“預防工作要早抓”
要做好全國的衛生工作，首先要預防疾病，其次才是治療疾病。這與中醫“治未病”重於“治已病”的傳統是一致的。新中國成立後確立的衛生工作三大原則，第一條是“面向工農兵”，第二條就是“預防為主”。“預防為主”體現了中醫“治未病”和“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病”的醫道傳統。
周恩來領導愛國衛生運動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是預防疾病。20世紀50年代中期，周恩來對來訪的日本醫學代表團說：“中國的衛生工作提倡預防，但方法還有待完善”。60年代中期，他提出“預防工作要早抓”。70年代初，他說：“河南有句俗話：再好的刀傷藥，也不如不開口。我看還是以預防為主好。”
對於防疫工作，周恩來突出強調的是預防，要將疫病控制在暴發與蔓延之前。1952年春，就反擊美國進行的細菌戰一事，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認為“總後衛生部所擬防疫計劃大綱，‘原則可用’”，並建議分為兩個階段實施：“第一階段為準備和預防階段，即在目前病菌尚未發展的情況下，中央先在中央軍委機構內組織總防疫辦公室，領導後方進行防疫準備和在前線採取防疫措施”，“如果美國在我公開控訴後仍繼續進行細菌戰，則我將立即進入全面採取緊急措施的第二階段”。鑑於天津1964年曾發生副霍亂疫情，1965年2月21日，周恩來指示要搞好預防接種工作，他要求北京要組織力量支援天津，“今年天津市要切實做到霍亂病在城市不發生，農村不流行，不傳入北京。衛生部要有專人抓天津的防治工作，隨時檢查執行情況並向中央和國務院彙報”。
對於地方病、常見病，周恩來也要求加強預防工作。1970年11月，在“南方十三省、市、區防治地方血吸蟲”病等取得顯著成績後，周恩來提出北方地區也要加強對普遍性和地方性疾病的防治工作。他要求“在北方十五省、市、區亦重建防治地方病領導小組，商討、督促、交流防治北方地方病的規劃和經驗”。對於常見的流感也要採取有效的預防措施。1972年9月11日，周恩來在廣州軍區《預防呼吸道傳染病》的報告上批示：“秋分前後，易生流感，今年旱澇交替，更增多可能。廣東現已發現，如不預防，有蔓延可能”，要求全國全軍“採取預防的有效措施”，“不要發生此傳染蔓延現象”。
關於怎樣預防？周恩來主要強調三點：
一是要發動群眾、依靠群眾，衛生工作必須與群眾運動結合起來。1952年12月，周恩來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指出：“如果不與群眾運動結合，衛生工作‘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的三大原則，就不可能很好地貫徹”。他建議衛生工作的方針增加一條，即“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20世紀70年代初，他指出：“各地講衛生、除四害、預防疾病的運動，必須在城市依靠工廠、礦山、商店、學校、機關和街道的基層組織群眾，在農村公社依靠生產隊的群眾，由領導人員親自動手，廣大群眾輪班參加，結合本地實際，在運動中養成重視衛生、持之以恆的好習慣。”
二是要管理好水、糞的衛生。1965年2月，針對天津發生的副霍亂，周恩來指出：“要搞好衛生，特別要搞好水、糞的衛生。搞好糞的衛生，要與生產結合起來，首先要在疫區提倡”。“衛生運動，城市與農村的要求有所不同，要抓重點，農村要把水、糞、除四害、預防主要疾病等項工作搞好”。
三是要開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1954年2月21日，周恩來在政務院第205次政務會議上指出：“人民體質的增強雖然不容易，但總是可以做到的。只要堅持開展體育運動，五年、十年、十五年，中國人民的體質就會大大改變。”他要求將愛國衛生運動與全民鍛鍊身體結合起來：“衛生部門要提倡全民鍛鍊身體，增強體質。這是預防與減少疾病的重要一環。這項工作由體委主辦，衛生部門要主動配合，要提倡大眾化的體育鍛煉和多參加集體生產勞動。”
重視預防是中醫文化也是整個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之一，周恩來抓衛生防疫工作正是繼承和發揚了這個傳統。
四、中西醫要團結、要結合
新中國成立後確立的衛生工作三大原則的第三條是“團結中西醫”。1950年9月，周恩來在政務院第49次政務會議上集中闡述了中西醫要團結、要結合的問題。周恩來認為中西醫團結的基礎和目的是為人民服務，給人民治病。“中西醫團結搞不好，對廣大群眾損失很大。我們應從實際出發解決問題。”當時，“全國中醫有九萬多人，西醫才有二萬人，人數比例相差很大”。周恩來提出：“在廣大群眾迫切需要醫生和醫生少，西醫更少，而中醫又能治好一些病並與群眾有密切聯絡的情況下”，“我們就需要團結中醫和改造中醫。首先是團結他們，把他們的積極因素發揚起來，把消極因素去掉”。“西醫的一套，也並非全部合乎中國的情況”。“西醫，也有改進的地方和必要，要把科學醫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
1965年2月21日，周恩來在談衛生工作規劃時專門講了中西醫要結合的問題。他認為：“中西醫都有長處，雖然學術見解不同，能治病就應發揮其作用，不要強調一律，非中不行，或非西不行。不要強迫西醫學中醫或中醫學西醫，應是自願自覺地去學。要號召中西醫團結合作，共同防病治病”。
怎樣搞好中西醫結合？周恩來提出了三種方法：“一個醫院既有中醫又有西醫，透過會診，在治療中結合，這是一種方法”。“中醫學院還要辦，中醫學院同中醫院結合起來，採取帶徒弟的辦法，半天學習半天工作，這是第二種方法”。“第三種是醫務人員本身中西醫結合，既會中醫又會西醫，這是最高階的。要有幾個既能教中醫又能教西醫的人”。周恩來認為：“中西醫不結合，我國的醫學就會停頓不前”。中西醫團結好、結合好，為的是創造中國新醫學，而這是一個艱鉅的、長期的任務。
創造中國新醫學是毛澤東的偉大理想。毛澤東認為中國有幾千年中醫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吸收西醫的長處“，我們是有條件創造自己的新醫學的”。周恩來多次提出要中西醫結合，“使中西醫融匯貫通，創造中國統一的新醫學、新藥學，逐步實現毛主席的偉大理想”。他還對赤腳醫生代表說：“要中西醫結合。請你們學點中醫，你們赤腳醫生要成為中西醫結合的新醫藥學派。因為中醫是我們的祖先發展起來的，中醫的針灸、草藥到處都能用。”
為什麼說中西醫結合創造中國新醫學是一個艱鉅的任務？周恩來認為這是由醫學的複雜性決定的。他強調：“醫生要最好學、最謙虛、最客觀、最冷靜，這才算得上是好醫生；如果醫生不客觀、不冷靜、不刻苦鑽研，就學不到東西，就不能在醫學上有所發明，有所創造”。他還指出：“人的生理有許多方面還未經探索，西醫解剖學上也有它的缺陷。人這個‘工廠’是最難解剖的了。所以，醫生這個工程師比任何工程師都難做，他不僅管物質，還要管精神”。
為什麼說中西醫結合創造中國新醫學是一個長期的任務？周恩來認為這是由醫道無止境決定的。1970年10月13日，他在會見巴基斯坦武裝部隊醫務總監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中將時就中國傳統醫學等問題發表了看法：“中國中醫有很好的傳統，但發揚中醫傳統僅僅是開始。要說服學西醫的人把中國傳統醫學發揚下去很不容易，中國學西醫的瞧不起中醫，認為中醫不科學”。1971年2月8日，他對衛生部負責人說：“中西醫結合僅僅是開始，是序幕。應該謙虛、實事求是，應該更符合實際”，“醫道無止境，不要自滿啊！”
周恩來被譽為“人民的好總理”，他在兼任中央防疫委員會和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主任期間對人民衛生防疫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他心中裝著人民，把人民的身體健康看成最大的財富。他將忠於人民和忠於黨完美地統一起來，將毛澤東的衛生防疫思想具體化，在怎樣保障人民的身體健康、怎樣預防疾病、怎樣搞好中西醫結合等問題上提出了切實可行的實施辦法，出色地履行了職責。他將弘揚中醫文化傳統與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很好地結合起來，倡導中西醫團結合作、各盡其長，初步開闢了新中國醫學發展的正確道路。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2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