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多世紀以來，由現代作家羅廣斌、楊益言的小說《紅巖》改編而成的電影、話劇、電視劇等藝術形式，使以“江姐”為核心的一批共產黨員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他們在勝利即將到來之前最為黑暗的重慶渣滓洞監獄裡，雖然備受嚴刑折磨，卻始終堅守信念，堅韌不屈地與敵人戰鬥直至犧牲的大無畏精神，至今依然感動和鼓舞著無數國人。
其中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江姐”，在聽聞北京天安門舉行開國大典之際，在獄中與難友們一起繡紅旗的情節，更是寄託了身陷囹圄的革命者對新中國的熱切期盼……
“江姐”在文學作品中名叫江雪琴，她的原型江竹筠，在現實中也被人們敬稱為“江姐”，江雪琴這個藝術形象，便是根據江竹筠這位真實的英雄“加工”而來的。那麼，江竹筠又有著怎樣的經歷，使她值得被塑造成一位不朽的巾幗英雄形象，從而家喻戶曉呢？
01、信仰的確立
江竹筠原名江竹君，1948年被捕入獄時，她為了迷惑敵人，將“君”改為“筠”字，從此留下了一個不朽的巾幗英雄的名字。
1920年8月20日，江竹筠出生於四川自貢的一戶農民家庭。那個年代的四川，和祖國其他地方一樣處於思想上新舊劇烈碰撞、暗潮洶湧，經濟上民生普遍凋敝、民眾生活難以保障的大環境下。8歲那年，由於家鄉大旱，莊稼顆粒無收，母親便帶著她和6歲的弟弟徒步200公里，投奔重慶的三舅。母親幫三舅帶孩子，竹筠則做一點簡單的家務。
兩年後，江竹筠的父親在輪船上找到工作，母親也不時接一些針線活補貼家用，他們就從三舅家搬了出來。讀過小學的父親深知文化知識的重要性，便咬牙讓10歲的女兒和8歲的兒子一起進小學讀書。入學前，父親給女兒取了“江竹君”這個名字。
江竹筠上小學沒多久，父親就先後失業、病故，母親一個人做針線活根本維持不了母子三個人的生計，就到大同襪廠當了工人，10歲的江竹筠也一起進廠當了童工。起初，老闆看江竹君身材太小，人還沒有機器高，就為她特製了一個高腳凳。可是幹了兩年，她們母女卻因為生了一場重病，幹活效率降低而被一起被趕出了工廠。
這種毫無人性的資本家做派，讓江竹筠在心裡對資本家們有了更理性的認識。
無奈之下，母親只好帶著兩個孩子再次投奔三舅，幫他帶孩子、做家務。不過這次，三舅卻找機會把江竹筠姐弟倆送到了附近一所由教會創辦的孤兒院小學。
對於這來之不易的上學機會，江竹筠自然十分珍惜，刻苦勤奮又天資聰穎的她不但獲得了跳級的資格，而且在一位名叫丁堯夫的老師的循循善誘下，瞭解了不少近代國恥的故事和魯迅等人的進步作品，對當時飽受列強侵略和民不聊生的社會現狀也有了朦朧的認識。
丁老師後來被國民黨抓走了，她才知道，他原來是一名共產黨員。只是那時的江竹筠尚不完全理解，國民黨為什麼要抓走那麼好的一位老師。
江竹筠白天上學，晚上和母親一起幫別人漿洗衣物，靠著微薄的收入艱難度日。不過，生活的困苦並沒有困住聰穎的江竹筠。她小學畢業即考入了南岸中學，而且因為成績優異，不但被學校免除了學費，還每個學期都能掙到一筆獎學金。
1939年，19歲的江竹筠考入了重慶中國公學的高中部。在與同學戴克宇（地下黨員）的朝夕相處中，江竹筠逐漸瞭解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並很快將馬克思主義確立為自己的信仰。
這一年，她在戴克宇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江竹筠把自己畢生的精力，都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偉大的革命事業。
02、陰差陽錯、弄假成真的革命婚姻
1940年秋，由於中國公學停辦，為了便於將來從事地下工作，江竹筠在組織建議下考入中華職業學校的會計訓練班學習，畢業後便立刻投身於革命事業，進入重慶的婦女慰勞總會工作，擔任新市區的區委委員。
1943年5月，黨組織要求江竹筠以地下黨重慶市委第一委員彭詠梧“妻子”的身份掩護彭詠梧工作，尚未有過感情和婚姻經歷的江竹筠雖然有些羞澀，但為了顧全大局，還是服從組織安排了。
其實，對於當時的彭詠梧而言，這樣的安排也是有些“勉為其難”的。
彭詠梧原名彭慶邦，比江竹筠大5歲，四川雲陽人。1941年秋到重慶後，彭詠梧以“信託局職員”的身份為掩護開展地下工作。他不但結婚多年，而且還有一個可愛的兒子。剛到重慶時，彭詠梧曾寫信給妻子譚正倫，讓她帶兒子到重慶生活，但是由於兒子正在出麻疹而未能成行。
考慮到雲陽是彭詠梧的家鄉和開始革命的地方，他在那裡的社會關係比較複雜，與雲陽的任何聯絡都可能被有心人注意到，從而暴露身份。因此，在組織的建議下，彭詠梧從此切斷了和家鄉的一切聯絡。
1943年，偽中央信託局的新宿舍建好了，但只有已婚員工才有資格申請單間。為了在一個相對安全的環境掩護下開展工作，組織上為彭詠梧“物色”了江竹筠與他假結婚，實際工作中則作為他的助手和搭檔。他們的“家”，也就成了重慶市委的秘密機關和重慶地下黨組織進行整風學習的指導中心。江竹筠的主要工作，便是擔任“丈夫”與其他同志之間的通訊聯絡員。
白天，他們在外人面前表現的卿卿我我，恩愛有加，儼然一對新婚夫婦的模樣；晚上，二人則涇渭分明，過著相敬如賓的日子。
1944年5月的一天，江竹筠從新華日報營業部出來時，發現自己被跟蹤了。身材嬌小的她憑藉在重慶多年的生活經驗，費了很大功夫才擺脫了尾巴。為了保護市委機關的安全，組織上決定讓江竹筠暫時撤退到成都隱蔽。
剛到成都的江竹筠，由於暫時沒有工作機會，就發揮她學習上的優勢，化名“江志煒”，順利考上了四川大學農學院的植物病蟲害系。在川大期間，江竹筠並沒有轉移組織關係，而只是以普通學生的身份，密切關注著學生運動的發展，默默無聞地做一些群眾性工作，並主動配合當地黨組織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
在一次假期回重慶時，江竹筠得知，她到川大沒多久，日軍飛機轟炸了彭詠梧的家鄉雲陽等地，他的妻兒從此下落不明，打聽了許久也沒有訊息。在曾經的朝夕相處中已經日久生情的他們，向組織提出了結婚的申請。
1945年上半年，江竹筠與彭詠梧這對為了工作走到一起的“假夫妻”在重慶結為真正的革命伉儷，並於第二年4月生下了兒子彭雲。也就是從他們結婚時起，人們就開始稱呼江竹筠為“江姐”以示親近。
與大多數女性生產時家人在旁邊守候不同，由於母親病逝，丈夫外出工作，江姐獨自一人在華西醫院，還遭遇了難產。她不僅鎮定地對醫生提出剖腹產，還為了今後工作方便考慮，主動要求同時進行絕育手術。等彭詠梧趕到醫院得知這一切時，看著疲憊又堅強的妻子，又心疼又驕傲。
03、一句話，她把丈夫前妻的弟弟變成自己的弟弟
江姐休完產假，接著又完成了川大第二學年的學業。就在這時，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反動派單方面撕毀了抗戰結束後與我黨簽訂的“雙十協定”，在國內多地挑起內亂的戰火，重慶的局勢也空前緊張起來。
作為重慶市委委員，彭詠梧的工作任務也驟然加重，於是，江姐藉助在三舅創辦的敬善中學任兼職會計的身份掩護，回到丈夫身邊當助手，一邊協助他處理黨內事務，一邊繼續擔任內外聯絡員，不僅和重慶周邊的各秘密通訊站保持聯絡，有時還要接待鄉下來的同志們。
1946年11月底，江姐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同志，他剛見到江姐時，並不像其他同志那樣問好，卻對江姐出言不遜，甚至有些咄咄逼人的架勢。
原來，他就是彭詠梧的前妻譚正倫的弟弟譚竹安。他很早就知道姐夫和江姐結婚的訊息，因此一直為姐姐抱不平。雖然在不久之前的一次電影招待會上，譚竹安意外見到姐夫彭詠梧時，彭詠梧已經耐心地向他解釋了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從他最初和江姐為工作假扮夫妻，到雲陽轟炸後他再也沒能聯絡上譚正倫母子，以及後來與江姐的結合等等。
也直到這天，彭詠梧才得知，原來譚正倫母子在轟炸那天恰巧離開了雲陽，才得以倖免於難。而他又擔心給江姐造成心理負擔，因此並沒有把譚正倫母子健在的訊息告訴江姐。
譚竹安雖然理解姐夫，但依然對姐姐的遭遇和姐夫的再娶耿耿於懷。他決定把姐夫再娶的訊息暫時瞞著姐姐，也不願意再搭理姐夫，更不願意去面對那個搶走姐夫的女人江竹筠。
因此，當他和江姐意外見面時，便忍不住把心中的不忿一下子倒了出來。可是，瞭解了事情來龍去脈的江姐卻並沒有生氣。她平和地對譚竹安說：“如果革命勝利了，我們都還活著，到那時候才能真正考慮怎樣理清這種關係，需要的話，我會把老彭完完全全地還給你姐姐。”
江姐坦誠的態度和犀利的言辭讓譚竹安內心一顫，他沒想到眼前這個身材瘦小的女同志心胸卻一點都不狹窄，反而有種大多數男性都不具備的剛烈，不禁對她產生了幾分敬意。接觸的時間長了，譚竹安對江姐越來越佩服，二人從此便以姐弟相稱。
1947年11月的一天，彭詠梧和江姐帶著他們1歲半的兒子彭雲，到譚竹安任職的《大公報》找他。一見面，江姐就說有重要的事託付給他和姐姐：
“竹安弟，我和你姐夫可能很快就要離開重慶，可雲兒託付給誰，卻讓我們一時作難了。我們想來想去，還是覺得你姐姐最合適、最放心。你看，能不能請你姐姐來重慶?這樣，炳忠（譚正倫的兒子）可以在重慶讀書，同時也可以照顧雲兒……”
譚竹安聽後感到事關重大，略微沉思了一會，一邊看著小彭雲一邊若有所思地回答：“姐姐是個深明大義的人，我相信她會來重慶的！”
江姐很快按照譚竹安提供的地址，給譚正倫寫了一封長信，親自請求她到重慶照顧彭雲。譚竹安說得沒錯，譚正倫的確是個深明大義的人。她接信後雖然一度痛苦到不能自已，但很快整理好情緒，給弟弟回信告知她會盡快帶著兒子到重慶與他會合。
安頓好孩子之後，江姐便和丈夫離開重慶，前往這年春天就開始籌備的下川東武裝鬥爭的前線，即雲陽、奉節等地區，準備指揮即將到來的革命風暴。
04、“我應該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繼續戰鬥”
江姐和彭詠梧等人在前線計劃好相關事宜後，考慮到這些地方在暴動之後需要大量幹部支援，便派江姐化妝成學校工作人員的模樣潛回重慶，向組織請求增派幹部。
江姐前腳離開前線，後腳前線的形勢就發生變化，暴動不得不提前到1948年1月8日進行。僅僅一週後的1月16日，彭詠梧率領的隊伍在巫溪安子山遭遇國民黨軍隊，彭詠梧在突圍時不幸中彈犧牲，年僅33歲。為了震懾革命群眾，打擊革命熱情，兇殘的敵人把他的頭顱掛在奉節的城樓上示眾。
江姐回到重慶，向組織安排下川東的幹部們交代好沿途聯絡點及注意事項後，便與他們分頭出發，不久就在途中得知丈夫犧牲的訊息。她強忍悲慟，於1月20日和同志們在雲陽彭詠梧的外婆家碰頭，幾個人分析當時的形勢後，一致認為應該立即向上級組織彙報和請示，於是再次返回重慶。
考慮到彭詠梧已經犧牲，作為妻子和戰友的江姐如果這時候再下川東很容易暴露，而且孩子也太小，需要媽媽的照顧，因此組織上打算安排江姐留在重慶工作，身邊的朋友們也都勸江姐留下。可是江姐卻說：“這條線的關係只有我熟悉，別人代替有困難。我應該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繼續戰鬥。”
十幾天後，江姐清理了家裡的傢俱和物品，深情地回望著這個與丈夫曾經共同生活和戰鬥、現在已然空蕩蕩的房間，踏上了追隨丈夫的征途。
由於暴動地區的形勢異常緊張，江姐暫時在萬縣安頓下來，準備伺機而動。就在他為了不拖累譚竹安姐弟，正打算寫信給他們，把兒子接到自己身邊時，原重慶市委副書記由益智在重慶被捕後叛變，引著一群特務到萬縣，抓到了下川東地工委書記塗孝文。塗孝文也接著叛變了，立刻出賣了萬縣、開縣和宜昌包括江姐在內的大部分同志。
1948年6月14日，江姐在萬縣法院附近不幸被捕。
由於在一起被捕的同志當中，有個人的關係只有江姐和塗孝文知道，江姐便由此推斷是塗孝文叛變了。在被從萬縣押解去重慶的船上，江姐故意帶著塗孝文的名字，大罵他誣賴別人是共產黨。果然，船上有人聽到後，及時把塗孝文叛變的訊息傳遞給重慶的地下黨組織，避免了組織遭到進一步破壞。
由於塗孝文叛變時，把暴動地區的黨組織和領導全部推卸在已經犧牲的彭詠梧一個人身上，當敵人知道江姐是彭詠梧的妻子和助手後，就對江姐格外重視，企圖從江姐這裡開啟缺口，獲取更多有價值的資訊。
1948年6月下旬，西南行轅第二處處長徐遠舉決定親自審訊江姐。
令徐遠舉和國民黨特務們意外的是，這個看起來外表文靜、身材瘦小的女子，哪怕無數次被他們的酷刑折磨到昏死，之後又被冷水潑醒；甚至在對她用刑時，刻意把程度控制在不足以令她昏闕的地步，江姐都始終沒有透露半點關於黨組織的資訊。
在對江姐一次又一次的審訊中，渣滓洞裡的200多名獄友甚至形成了這樣一種印象：如果他們聽得到審訊室傳出來或遠或近的聲音，那聲音不是江姐的怒罵，就是特務的嚎叫；如果他們聽不到聲音，那一定是江姐被刑罰折磨得昏過去了，直到過一會，江姐的聲音再次傳來，他們才稍微放心，她還活著……
雖然在審訊室裡，面對敵人的酷刑和各種威逼利誘時，江姐都顯得無比冷漠和冷靜；可是審訊結束一回到牢房，獄友們一邊安慰她，一邊幫她擦拭傷口時，就會聽到她流著淚說：“這群龜兒子可真狠毒啊！”
渣滓洞監獄的倖存者後來也有回憶：
“江姐面對國民黨特務酷刑的時候，從來沒有屈服過，等她帶著全身被折磨潰爛的身軀回到牢房，在大家照顧她的時候，她卻展現出女人柔弱的一面。”
05、她走了，屍骨無存，卻留下了不朽的精神
敵人的各種伎倆，在江姐面前都像小孩子把戲一樣啞然失效，他們也由此確定，江姐是“真正的共產黨員”。特務頭子徐遠舉在多次領教了江姐的不屈態度之後，嘆息道：“共產黨厲害就厲害在這些地方……彭詠梧死了，看來江竹筠也死心了。”
隨著被關進渣滓洞的“新人”為數越來越少，江姐和同志們判斷，由叛徒出賣帶給組織的損失已經基本被制止了。而被卸掉的重重的腳鐐和大家身上逐漸癒合的刑傷，也讓鐵窗中的人們越來越看到勝利的希望。
為了避免在長期的鐵窗生活中產生墮落的情緒，江姐和同在女牢中的曾紫霞、李青林、黃玉清等人主動承擔起了黨小組的責任，把同志們組織起來，有計劃地安排清潔、學習、照顧傷病員等活動，使獄友們的生活狀態煥然一新。
由於缺乏學習資料，天資聰穎的江姐和曾紫霞、黃玉清硬是憑記憶默寫出了《新民主主義論》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兩部著作的主要內容，在獄中悄悄傳閱，供人們學習。
她們還巧妙地策反了監獄的年輕看守黃茂材，透過他的關係，和監獄外面的黨組織取得聯絡。
1949年8月，得知獄友曾紫霞即將被釋放，激動萬分的江姐急忙從棉被裡扯出一小團棉花燒成灰末，加一點清水調成“墨汁”，又把竹籤的一頭在牆上反覆磨尖，再找來一張巴掌大的毛邊紙，寫了一封信給譚竹安。
在江姐犧牲58年後的2007年，人們得以在博物館裡看到這封絕筆，似乎又把時光一下拉回到暗無天日的監獄裡。
江姐稱譚竹安為“竹安弟”，稱譚竹安的姐姐譚正倫為“么姐”（么在四川方言中即“小”的意思）。在信中，江姐作為革命者，對革命必將取得勝利的信心；和作為母親，對年僅3歲的稚兒的無比牽掛；以及對於孩子帶給作為同志和戰友的譚竹安姐弟的負擔的深深自責都躍然紙上。
……么姐及兩個孩子給你的負擔的確是太重了，尤其是現在的物價情況下，以你僅有的收入，不知把你拖成什麼個樣子……我有必勝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獄日起我就下了兩年坐牢的決心，現在時局變化的情況，年底有出牢的可能。假若不幸的話，雲兒就送你了，盼教以踏著父母之足跡，以建設新中國為志，為共產主義革命事業奮鬥到底……願我們早日見面……
這封信送出去沒多久，自知窮途末路的反動派就開始對獄中關押的革命者進行瘋狂的屠殺，從1949年9月6日一直持續到11月29日。期間，包括愛國將領楊虎城及其家人、秘書，和江姐一同被關在渣滓洞監獄的陳然等人，甚至連年僅8歲的“小蘿蔔頭”宋振中也沒能倖免於難。江姐，則被確定為“先殺”的第二批名單上。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們從此站起來了！”訊息傳入獄中，大家為新中國成立的訊息而激動、振奮之際，按照自己的想象，繡了一面心目中的五星紅旗！
1949年11月14日，窮兇極惡的敵人以“轉移”為藉口，將包括江姐在內的三十多位革命者分批押至位於歌樂山電臺的嵐埡刑場。
江姐已經猜出敵人的陰謀，於是在步行前往刑場的途中帶頭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惱羞成怒的敵人生怕出什麼意外，還沒有到達指定地點，就迫不及待地向江姐開槍。事後，為了掩蓋罪行，他們用提前準備好的強鹽酸毀屍滅跡，獸行之殘暴程度令人髮指！
江姐雖然在黎明前最為黑暗的時刻被捕並犧牲了，最終沒能看到，在她犧牲僅僅半個月後，重慶就獲得解放，回到了黨和人民的懷抱，但她豐富的精神世界，早已在《紅巖》及其衍生的各種文學形式中得到復活和昇華，成了幾代共產黨人的精神代表之一，也成了全國範圍內幾乎家喻戶曉的巾幗英雄。
據說當年，毛主席觀看由《紅巖》改編的歌劇《江姐》，當劇情推進到江姐犧牲的那場戲時，毛主席動情又不無遺憾地感慨：“為什麼不把江姐寫活？我們的人民解放軍為什麼不去把她救出來？”
時至今日，江姐的形象依然深入人心。她面對敵人時的大義凜然、堅貞不屈，對黨和革命事業的無限忠誠，以及對同志和戰友的坦蕩和柔情，必將繼續激勵和鼓舞一代代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