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5日，王寵惠（前排右二）從孫中山（前排右三）手裡接過外交部總長的委任狀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孫中山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提名年僅31歲的王寵惠出任外交總長，一時輿論譁然，後在孫中山的堅定支援下，王寵惠走馬上任。其首要任務便是爭取各國對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的承認。在孫中山看來“為列邦公認”，是“民國卓立於世界”的重要標誌。為此，王寵惠自不敢怠慢。但事實上，爭取各國承認卻面臨著諸多困難。
爭取各國承認面臨諸多困難
首先，從國際慣例看，臨時政府並不具備各國承認的條件。按國際慣例，一個新政府要得到國際承認，首要一個條件就是“有效統治原則”，即必須在本國有實際上的控制權，有效地行使政權，能行使國際法所規定的國家權利和義務。臨時政府實際控制的區域極為有限，與之相反，清政府所統治的區域比其大得多。在清政府未傾覆前，仍被當時國際社會所承認。
其次，列強對於臨時政府能否保障其權益持不信任的態度。武昌起義後，當時情勢頗為緊張，日本企圖以軍事幹涉，德國海軍準備炮擊革命軍。帝國主義為著維護其在華的權益，都加強其在華之軍事力量及部署，藉以保護租界及一切權益。基於這些情況，孫中山曾分析列強對革命的態度，認為，列強之與中國最有關係者有六焉：美法二國則當表同情中國革命者也，德俄二國則傾向於反對革命者也，英國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日本則民間同情而其政府反對者也。概言之，列強中，同情革命的是少數，而反對者尤多。
再者，列強儘管聲稱保持中立，但更傾向於袁世凱。對於這一傾向，列強在臨時政府建立前後並無二致。1911年11月15日，英國外交大臣葛雷在給英駐華公使朱爾典致電中明確指出，“我們對於袁世凱極為尊敬，並懷有極其友好的情感。我們願意在中國看到一個十分堅強的政府，能以公正地對待各外國國家，並能維持國內的秩序，和由於發生革命的關係，為使在中國已經建立起來的貿易獲得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這樣一個政府，將從我們得到我們所能給予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援”。
1912年1月12日，朱爾典在給葛雷的電文中直言不諱地談到，如果南方革命政權與北方清政府兩者談判失敗，拒絕聯合，中國將陷入分裂的危險，但袁世凱擁有列強的信任。1月23日，沙俄外交大臣沙查諾夫在給沙皇的奏摺也提到，“列強駐北京代表中最關心中國事務者認為承認袁世凱政府的條件是保證外國人在中國的權利。可能認為袁世凱被迫在或此或彼的程度上去迎合對上述要求提出保證”。
革命黨人的外交政策
儘管客觀上爭取各國承認對於臨時政府來說困難重重，但在孫中山領導之下，王寵惠主政外交後，並沒有放鬆主觀上的努力。在外交策略上，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為了避免列強對革命的干涉，採取了“排滿不排外”的外交政策。
在革命陣營與清政府力量對比十分懸殊之下，作出“排滿不排外”這一政策也實屬無奈。對此，革命黨人胡漢民、汪精衛、魏宸組、張國淦在孫中山就職後的一天晚上，四人聚在一起私下關於“廢約”與“承認”的談話中，表露了革命黨人當時的心境。胡漢民提到“各國在中國既經奪取的權利，北京政府尚在繼續，我們倘宣佈取消，他就完全幫助北方，我們恐怕就站不住了”。外交次長的魏宸組談到，“對於廢除或修正，總須國家完全統一”。汪精衛則言之，“此次革命，只希望推倒清朝成一統一政府，合力建設，再謀對外”“老實說，我們此時沒有真實力量，所以對於北方政府以及對於各國外交，不得不容忍遷就，正在於此”。
在“排滿不排外”的方略下，王寵惠所作的第一件外交大事就是幫助孫中山擬具《臨時大總統宣告各友邦書》，於1月5日向外發表。為喚起各國對革命的同情，在《告各友邦書》中，首先開門見山地指明瞭推翻清政府的必要性與革命的合理性，併為取得各國對臨時政府的承認，打消它們對以往權益、債務等方面的顧慮，《告各友邦書》承諾：1.凡革命以前所有清政府與各國締結之條約，民國均認為有效，至於條約期滿而止。2.革命以前，清政府所借之外債及所承認之賠款，民國亦承認償還之責，不變更其條件。3.凡革命以前滿政府所讓與各國國家或各國個人種種之權利，民國政府亦照舊尊重之。4.凡各國人民之生命財產，在共和政府法權所及之域內，民國當一律尊重而保護之。為此還發出呼籲“希望各國既表同情於先，更篤友誼於後，提攜親愛，視前有加”。
從《告各友邦書》中看到，儘管孫中山所領導的革命黨人，為取得各國對臨時政府的承認，已作出了最大努力的承諾，但列強的反應卻十分冷淡，甚至一些明言拒絕承認。1月8日，孫中山和黃興在接見日本人士犬養毅、頭山滿時，得知日本明確反對中國行共和政治。犬養毅曾受日本外相內田康哉之託，向南方革命黨領袖傳達日本意見。內田康哉告知犬養毅：“中國行共和政治對日本不利，所以我們反對，必要時，日本將以武力維持中國的君主政體”。1月11日，孫中山在電告法國外長，任命張翼樞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駐法國全權代表，為使中、法共和政體的兩國建立友好關係，並能推進文明及發展工商業而共同努力。但法國政府不承認張翼樞的外交代表身份，對他冷落。同日，臨時政府以外交總長王寵惠的名義正式照會各國：已建立臨時政府、選舉臨時總統、組織內閣，請求各國承認，但列強拒絕了這一要求。1月17日，臨時政府再次呼籲，列強仍不理會。
王寵惠的外交努力
儘管列強對承認臨時政府態度冷淡，或直言拒絕承認，但王寵惠並沒放鬆努力，1月中旬接二連三地向列強致電，但列強均不給任何回答，表示靜觀事態進一步發展。實際上，在1月13日各國駐華公使團在北京開會，相約在中國統一政府未成立前，不作承認的表示。甚至在俄國官員來看，在南北對峙中，“中國目前不存在任何合法政府，屬於此派或彼派的政權並無任何區別”。因而，“關於行政改變及關於更替的正式來文，暫且不要答覆”。
在列強態度冷漠的情況下，為顯示臨時政府對列強權益保障的誠意，王寵惠所領導的外交部在孫中山的指導下，一再致電各省都督保護好外人權益，以免引起外交糾紛。1月31日，外交部擔心“停戰期滿，軍事再興，恐有不法之徒，乘機滋擾，害及外人生命財產”，頃奉孫中山之命，特此通電各省都督，“加以保護”。之後，又在張謇的建議下，外交部與財政部在2月3日聯合通電各省都督，請他們對各省所稅收鹽稅，“已經指抵洋債者共有若干，請查明電覆”，並叮囑“此款萬勿遽行挪用，致起外交困難問題”。2月6日，王寵惠致電日本駐煙臺領事，除請他們“務須嚴守中立”外，明確表示“所有外國人生命財產，由我民國軍政府擔任完全保護”，並告知“恐有不法之徒，乘機擾及外人財產，本部已屢電該管地方官，力任保護”。2月13日，孫中山、王寵惠聯名通電各省，改定郵政現行辦法三條，其中一條要求各省都督，對“各省現辦郵務各洋員，可準其照向章辦理，暫勿干預”。
對於上述示好舉動以及王寵惠向列強的多次致電，各國並未所動，在承認問題一直不作表態。其中之因在於所謂的對華“一致行動”原則作祟。它們認為，“在當前危機中，為保護共同利益，一致行動的策略是有關各國最明智的策略”。1月31日，日本外相內田覆電駐俄大使本野中信中，就談到：“對於承認問題，應視新共和國政府之性質如何而定。對於清國當前局勢，迄今為止，各國政府均以維持協調為原則，故對新政府宣告承認時，勢必亦將採取協同步調”。而協同步調的條件則是，“希望列強在承認時，保證使新政府方面正式確認此等權利、特權及特惠作為補償。同時，取得該政府對中國外債的正式許諾亦有裨益”。對於日本提出的協同步調的意見，在日本的多方活動下，俄、英、法、德都表示同意，美國實際上也同意日本的意見，提出必須保護在華共同利益，列強應堅持一致行動，要求列強嚴守中立。
在列強的一致行動之下，王寵惠謀求列強承認臨時政府的外交活動可謂舉步維艱，成效不大。2月8日，孫中山會同王寵惠會見了美國國務院代表鄧尼、美國特派記者麥考密克，孫中山要求美國承認臨時政府，但遭到拒絕。美方拒絕的理由則是：“中國是列國競逐的物件，為外事糾紛所困擾。美國過早的承認，可能會使你們的這種外事糾紛增多。”同時，告知孫中山，所有說英語的國家雖然肯定對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友善，但“他們都急欲知道中華民國的穩固性”。這裡可看到，雖然美國對臨時政府的態度較為友善，但言下之意是擔心臨時政府能否有能力保障它們的權益。
2月12日，清帝退位，清朝覆亡。次日，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提出辭職諮文，推薦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通電全國，宣佈“現在清帝業已退位，民國統一”。2月15日，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此後，臨時政府遷往北京，標誌著全國統一性政權的出現，民國完全具備了國際法承認的各項要件，因而得到各國承認也只是時間問題。反觀民清南北對峙之時，儘管王寵惠在孫中山的領導下，為爭取各國承認民國臨時政府，作出了諸多努力，但就結果而言，並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
(作者：董清平 單位：西華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