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南朝時期，琅邪王氏家族不僅社會地位崇高，為世所公認的清華門第，而且其代表人物長期居於歷代顯位，把持朝政，無疑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權勢門第。與當時眾多的世家大族相比，琅邪王氏實現了政治地位與社會地位的高度統一。所謂“中古第一顯赫門第”，琅邪王氏確實當之無愧。早在漢末，琅邪王氏家族代表人物已以門第自視，對非士族的寒門表示鄙視。魏晉之際，琅邪王氏家族的門第進一步上升，並出現了王戎、王衍這樣位列公卿的玄學名士化的高階官僚，為其家族的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機緣。
從琅邪王氏家族在東晉南朝社會地位演變的總體趨勢看，東晉立國之際，由於王導、王敦積極聯合南北士族共同扶持司馬睿，使司馬氏政權在江東地區得以延續。正由於他們在此過程發揮了關鍵性的主導作用，司馬睿正式稱帝時，“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至於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作為東晉的開國之主司馬睿主動“命導升御床共坐”，這是歷史上的一個特例，可見王導在當時的地位之顯赫。王導之所以有如此地位，除了其個人的特殊地位外，還與其家族其他人物的活動密切相關，比如王敦長期掌控上流軍事指揮權，其他王氏人物也多分掌要職，成為王導能夠居中控制朝政的重要支撐，當時人所謂“王與馬，共天下”，並非虛言，這也就是典型的世族門閥政治的形態。就王導等人活動的客觀效果而言，使得南北士族共同支援司馬睿立國，在中原諸胡紛擾的背景下，北方流人在江東得以儘快安定，華夏文明在南方得以延續，從而對中華民族及其文化的傳承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對此，陳寅恪先生有高度的評價：“王導之籠絡江東士族，統一內部，結合南人北人兩種實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獨立，文化因得以續延，不謂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論也。”
王導諸人之活動，就其主觀心態而言，在當時的社會文化背景下，則不能不為其家族利益考慮。毛漢光先生曾分析指出：“若說王導完全出於愛護司馬睿之心，毋寧說王導欲保家而以琅邪王司馬睿做個招牌，這不但是王導一個人的想法，且是當時大部分僑姓及吳姓士族們的一般想法。”王導、王敦等人的活動，將其家族的權勢地位推向了巔峰狀態，誠如《晉書·王導傳》史臣“贊”語中所說：“赫矣門族，重光斯盛”。不僅如此，王導等人的活動還奠定了其家族此後發展的基礎，《梁書》卷二一傳末“史臣曰”中有論雲：“王氏自姬姓已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臺袞相襲，勒名帝籍，慶流子孫，斯為盛族矣。”這裡將王導作為其家族發展史上的一位關鍵人物，東晉南朝琅邪王氏的優越門第及其社會地位的確立正在此，這雖不無誇張，但大體如此。
一般說來，東晉南朝時期，士族人物出仕進階當然依靠其門第身份，高門子弟可以“平流進取，坐致公卿”。但對於一個家族而言，其勢力是否能夠充分擴張，門第是否能夠顯赫，則與其家族人物之權勢地位直接相關。也就是說，家族門第與其子弟的現實作為是相輔相成的，優越的門第自然會給其子弟提供良好的社會與政治環境，而傑出士族人物的現實功業則能提升其家族的地位。琅邪王氏和陳郡謝氏的情況便很具典型性。士族門第雖具有一定的因襲性，士族子弟普遍以“清流”自居，甚至出現一些鄙視權勢的任誕名士，但從士族門第的升降狀況而言，則與其代表人物的實際仕宦情況密切相關，甚至同一家族不同房支之間也存在明顯的社會地位的高下差別。因此，就總體而言，當時的士族社會對於現實權勢頗為關注和熱衷，這是士族子弟振興家業、傳揚家聲的應盡職責。這對於琅邪王氏家族這樣昔日的權勢門第而言，其子弟的願望自然更為強烈。
就琅邪王氏各房支的情況看，東晉以後，王導之孫王珣一房最為顯貴，宋、齊以降“仍世臺司，位望第一”，王導其他子孫房支也有一度“宰相國戚，亦相繼於世”，而王氏其他房支則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地位逐步下降，“已為乙族”，受到其他新興門第的攻詰和嘲弄。因此，權勢人物對於一個家族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就琅邪王氏這樣的權勢門第而言更是如此，前述王導、王敦在東晉之初建功立業的情況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毛漢光先生曾將魏晉南北朝時期琅邪王氏人物的從政行為分為三種類型，即無為型、積極型和因循型。其中王導、王敦等為積極型的傑出代表，他以為王導面對現實政局所採取的種種措施，“與古今任何宰輔相較毫無遜色。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種措施，皆基於儒家的政治理論。王導的作風被南朝士族子弟們所效法，雖然模仿他的人只學到一部分，且在實行時遠不如王導積極，但王導似乎已替士族子弟們樹立了一種政治行為的典範。”士族門第形成後，當然會出現一些因循保守的人物，但對於某一家族或某一房支而言，其地位的升降變化則有賴於其中代表人物的積極作為。王導等人正是在兩晉之際歷史轉變的關頭，知難而進，將家族利益與國家、民族利益結合起來，作出了澤被萬世的偉業，在其家族門風中銘刻下了積極進取的鮮明烙印，成為其子孫一筆重要的精神財富。在政權更迭頻繁、王朝內部權力鬥爭激烈的東晉南朝時期，每到其家族發展的關頭，總是有琅邪王氏子孫積極入世，參預現實權力運作，以使其家族始終處於政治的顯要位置。東晉中後期，門閥社會逐漸發生內在變異，以致引起晉宋之際的王朝更迭，這不僅是劉氏與司馬氏兩個皇族地位的升降，而且直接關係到寒門取代高門士族社會而居於最高統治地位的深刻變化。這對高門士族社會而言，是一個非常嚴峻的考驗，一些傳統士族因此失去了權勢與地位，遭受重創，當然也有一些新的門第因此而上升、崛起，像琅邪王氏這樣的老牌家族，其代表人物則因緣附會，乘勢而起，獲得了更多的利益，為其家族在劉宋王朝站穩腳跟，進而在整個南朝時期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晉宋社會政治史論》
王永平 著
ISBN：9787520387040
2021年8月
定價：158.00元
內容簡介：本書主要圍繞東晉、劉宋時期，特別是兩晉之際與晉宋之際社會政治局勢演化及其重要政治事件、現象、思潮、重要軍政家族及其代表人物的表現與影響等進行專題性考論。諸如針對東晉門閥政治格局下皇權之表現，專題深人考察東晉立國過程中皇權之伸展及其相關政治衝突；專題考察東晉中期高階門閥式微過程中皇權“振作”之表現，以及隨之而來的寒門勢力的活動，特別是北府武人勢力的興起及末來皇權政治之趨向。針對晉宋變革與皇權政治迴歸，專題論述當時高門士族、北府武人、寒門勢力等群體之表現，深人考察晉宋之際與各社會階層、群體之政治關聯，進而揭示劉宋皇權、寒門勳貴軍政勢力崛起過程中的內在分化、鬥爭及高門士族社會的境遇與表現等，論述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群體、不同政治勢力間的相互關係，揭示劉宋皇權之強化及其對政局演進的主導作用。
作者簡介：王永平，男，1962年生，江蘇南京人，歷史學博士，現為揚州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致力於中國古代中古社會歷史與文化史研究，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中華文史論叢》《漢學研究》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出版《六朝江東世族之家風家學研究》（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中古士人遷移與文化交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孫吳政治與文化史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東晉南朝家族文化史論叢》（廣陵書社2010年版）、《漢晉間社會階層升降與歷史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遷洛元魏皇族與士族社會文化史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晉宋社會文化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中古士人流遷與南北文化傳播》（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等學術著作。
王永平著作推薦
《遷洛元魏皇族與士族社會文化史論》
ISBN：9787520307734
2017年7月
定價：128.00元
全書分上、中、下三編，圍繞迀洛之元魏皇族與士族群體之思想文化、生活風尚、民族融合等相關領域展開系列性的專題研究。上編主要論述迀都洛陽之後北魏皇族宗室文化習尚之變化，其中涉及北魏孝文帝個人及其宗室群體的文雅化與元魏宗室集團生活作風之腐化及其在北朝後期之境遇等問題。中編則主要論述北魏迀洛之後及東魏北齊之際漢族士族文化風尚的變化，其中既有對相關文化家族的個案考察，也有對士族名士群體整體文化風尚變化的考述，從特定的視角深入揭示當時北方士族社會汲取南朝文化風尚之現象。下編則以墓誌資料為中心，論述北朝後期士族社會婦女群體之相關文化風尚，涉及士族女性之接受教育及其“母教” 對士族文化傳承的影響、士族女性之佛教信仰、士族女性與元魏皇族之漢化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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