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徙篇一）客家大遷徙，湖廣填四川之摸底準備
精神準備
探路摸底，蒐集瞭解資訊，是為了作出是否遷川抉擇的精神準備。儘管清初以來外省遷川活動已成一股不可遏阻的浪潮，但具體到一個家庭說來，作出挈家離鄉的抉擇，絕非輕率之舉。除了那些因為某種衝動，盲目跟隨遷大流者外，一般說來，一個移民家庭在舉家外遷前，大都還經過了一個慎重的商議決策。
例如，有《王氏族譜》記載，原居湖廣的王氏兄弟4人，僅有恆產8畝，不足以養活8口之家。"父母兄弟一堂相商"，決定留下兩個兄弟"在楚守舊，以事父母"，另外兩個兄弟"遷蜀謀新，以求生活"。如果在川一切順利，"倘得佳境"，再接父母入川，"父子重逢，後會有期"。這樣，決定先行的兩兄弟，擇定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啟行人川，後來，在簡州定居落業。
從這個例項中可見，在一個家庭內部，在作出重大的遷川決策之前，往往需要"父母兄弟一堂相商"。商議的內容包括：是否需要遷川?派哪些成員遷川?哪些成員留守?約定遷川成員在何種情況下再接留守的成員陸續跟進四川，何時與家人團聚等等。商議的目的是取得認識上的一致，以做好遷川前的精神準備。如果在家庭內部商議的時候，出現不同意見，一時無法作出決斷，在這種情況下，擴大商議範圍，徵求同族人意見也是免不了的。
光緒《陳氏族譜》記載，原籍廣東長樂縣油田約高車堂人陳宏典，於乾隆乙亥(二十年，1755年)偕妻朱氏，攜6子3媳，共11口人，告別原鄉，啟程到川，在簡陽縣鴨子堰定居創業。他在遷川前做了充分的準備，決策過程十分完整清晰，具有普遍的代表意義。其過程大致如下：
(1)打聽訊息，產生遷川意向。陳宏典在廣東雖有祖業，但"慮其偏窄，恐無以為子孫久遠計"。一天，聽說有人自西蜀回老家，於是專門前去拜訪。透過訪問得知，"西蜀田地肥美，風俗淳厚，遂欣然有遷蜀之意。"
(2)商之家庭，謀之族眾。在產生了遷川意向後，陳宏典首先是進行"父子商議"，接著又"謀之族眾"，以便聽取同宗族人的意見。其中有一個名叫陳泮若的"胞叔"說道：你若往蜀，須將自己名下所分的田地出售，以便作為盤費方可。陳宏典回答說：我自己名下的田產不多，願存在兄弟等人名下，"永作清明祭掃之需"。陳泮若又說："侄有此孝心，入蜀自然發達。"
(3)最後決定，求之神明。接下來，陳宏典又來到廟裡，"謀之神，求得籤雲：'鐵船過海難為保，濫槳輕搖遇順風'之句"。他於是與妻並6子3媳，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告別故里，啟程到川，在簡陽縣鴨子堰定居創業。
有意思的是，這裡提到了外省移民在遷川前，還要"謀之神明"的情況。陳宏典在同家人、族眾商議之後，儘管得到的都是一片贊同之聲，但是，他還是對遷川的前程有幾分擔心，尤其是對此行的吉凶禍福未可卜知。為了從精神上獲得更大的支援，他想到了向神明求助。於是，他按照傳統習俗，來到廟裡燒香拜神，求籤占卜。結果，得到了一句模稜兩可的讖語："鐵船過海難為保，濫槳輕搖遇順風。"顯然，這是所有讖語所蘊含的共同特點：靈活多解。從字面上既可理解為"前程艱險，困難重重"，也可理解為透過努力，得到化解，終於"逢凶化吉，遇難呈祥"。這一切全在求籤人心領神會，解讖人隨機應變。
本來，陳宏典的遷川意願強烈，事前商議充分，準備周全，得到讖語的心理暗示後，對長途遷徙更加充滿信心，堅定意志，因此，其結果自然是較為理想的。但是，事後有人對他的這句讖語作了宿命的考釋，稱他的遷川之舉之所以能 夠平安順利，定居四川后事業之所以一帆風順，全在於得到了祖宗的保護、神明的庇佑："且考之籤雲：'鐵船，雖難過海，而'槳'遇順風可卜，利有攸往。公之感孚何其誠也。此不獨祖宗保之，即神亦佑之矣!"此說把所有的主觀努力僅僅歸結於心誠，把家業發達歸結於感動了祖宗神明的結果，豈不顯得有點牽強附會、故弄玄虛了麼?
又如，還有一個名叫張巫氏的客家婦女，原籍廣東惠州府龍縣興樂圖了結約仁裡圍居住，生有3個兒子。雍正三年(1725年)丈夫張習英剛剛去世，家庭生活十分困難。一天，她在圩市上遇到一個星士。該算命先生對她說：我看過許多人的相，"如賢太婆之命，富貴大發之命也"。巫氏疑惑地回答道："衣食維艱"，從何處去發祥?接著，星士給她指點說："今歲賊蹂躪四川，空虛無人"，你何不遷到那裡去，以兌現我許給你的"發祥之言"?巫氏"慨然允之"，斷然決定遷川，遂"偕子攜孫，始遷川東，繼遷綿竹，終遷德陽蕉芭灘，遂家焉"。到巫氏去世時，"家僅中產，尚未達到目的"，但後來，到了民國年間，該家果然"大發祥"。於是，有人又藉機渲染迷信，宣稱"昔年星士之言於今有驗矣"。後人對她的作為稱讚說：
凡人生於斯，長於斯，聚族於斯，未有不戀戀故鄉，不忍輕棄者。而太君因星士一言而辭粵，何其智也。服闕後始入蜀，何其禮也。偕子孫而遷之，何其仁也。擇良地而居之，何其義也。四端克備，有成而有終，亦閨閫中不可多得者。
正因為移民在摸底決策的過程中，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所以，在遷川之前和路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許多外省移民在追隨時代潮流中，上演了一場壯志辭故里的激情活劇。
例如，原籍廣東長樂縣、以教書為業的範端雅先生，就是一個典型的事例。根據《範氏族譜》記載，面對清雍正年間粵東大荒，迄至乾隆之初，仍然"凋敝未復"的窘困局面，這位執教原鄉的私塾先生，奮然而起，興致勃勃地說道："丈夫志四方，奚必株守桑梓。吾聞西蜀天府之國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將啟吾以行乎。"在他看來，既然聽說西蜀"沃野千里，人民殷富"，是天府之國，等待人們去開發。我又何必守株待兔，呆在家鄉!這難道不是天意在催促我啟程麼!於是，他當即率子5人相隨入蜀，喬居永寧。越3年，又偕妣廖孺人，挈家屬俱徙敘永。
居住在今成都市錦江區三聖鄉萬福村的李氏家族後裔回憶說，其人川始祖在原籍粵東時，也是聽到"西蜀地廣民寡"的傳言後，當即奮然而起日："鶴不發頂則難宏其聲，蟹不脫殼則難大其腔。與其故鄉之戀，曷若遷地以為良。"這裡使用南方民間的通俗比喻：白鶴突頂發聲，螃蟹脫殼擴腔，來發抒自己的宏大抱負，如果不能掙脫故里的羈絆，也是難以有大的發展的。因此，與其沉湎於故鄉之戀，還不如向外遷徙是為良策!於是，他毅然於乾隆二十年(1755年)，率其子暨孫，"由廣東入西蜀成都府華陽縣東門外涼風頂，佃土居焉"。
年過五旬的廣東連平州人謝子越，在經過一番"探知"之後，聽說經過張獻忠亂，自明末迄清康熙之季，四川仍然"土曠人稀"，認為這正是"豪傑可乘之機會"，於是毅然決定"挈眷西遷"，最終落籍成都華陽。顯然，當時其他遷川移民，也如同謝子越一樣，在出發前必定充滿了一腔豪情壯志，無不認為這是一個豪傑競出的大好時機，錯過這樣的機會，那將是一個終生的遺憾。
對此，《嚴氏族譜·序》作了這樣的歸納總結："夫西蜀古稱天府，揚子云、諸葛武侯之所居也。凡吾子姓往川者，俱意氣勃勃，莫不爭先而恐後。於是或居川東、川西、川南、川北者，處處大有其人在也。"好一個"俱意氣勃勃，莫不爭先而恐後"!好一個川東、川西、川南、川北各地，"大有其人"!這席話不僅代表了成都的嚴氏家族，同時也道出了當時外省移民遷川前的普遍心聲，表現出一種意氣風發、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
路票準備
"路引"又稱"路牌"，俗稱"路票"、 "路照"，或稱"印照"、"照票"，相當於居民的通行證或身份證。清承明制，限制居民行動，普遍實行路引制度。
我國古代早就有限制居民行動的"傳"、"過所"、"公憑"之類的管理制度。朱元璋發展了這一制度，併為此制定了嚴格的法律條文。明代法律規定："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里即驗文引，如無文引，必須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同時還規定了各種處刑等級，如：凡無文引私渡關津者杖八十；若不經由規定的關門渡口而穿越者杖九十等等。若軍民出百里之外不出具文引者，"軍以逃軍論，民以私度關津論"。顯然，朱元璋推行這一制度，就是要把軍、民的行動範圍限制在百里之內。因此，凡軍、民人等要出遠門，行動超出百里範圍之外的，必須要向地方官請領路引，若請不到，行動便不能出百里之外。
清初四川兵禍天災疊乘，慘遭破壞，官府不得不採取招徠人口和輕賦政策。但是，直至康熙中期，外省移民入川數量有限，與川省招民的希望值相距甚遠。當時唯恐外省之民招之不來，自然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憑路引入川的管理制度。憑路引入制度的施行，最早可以追溯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它原本是針對湖廣人制定的。
在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的上諭中，明文寫道："湖，廣民往四川墾地者甚多，伊去時將原籍房產地畝悉行變賣。往四川墾地，至滿五年起徵之時，復回湖廣，將原賣房產地 畝爭告者甚多。"有鑑於此，巡撫潘宗洛上折啟奏："嗣後湖廣民人有往四川種地者，該撫將往種地民人年貌、名姓、籍貫查明造冊，移送四川巡撫，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復回湖廣者，四川巡撫亦照此造冊，移送湖廣巡撫。兩相照應查驗，則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釐，爭訟可以止息。"康熙皇帝照準此議。
這裡，既然明確提到嗣後前往四川耕地的湖廣人，必須查驗文引，不得再像以前那樣"任意往返"。由此反證出，在此之前，湖廣人原本可以自由往來，進出四川並不存在路照一說。但是，自從康熙皇帝頒佈這道上諭後，一個針對湖廣人的憑文引(以下簡稱"憑照")人川制度的雛形就此形成了。
後來，隨著外省移民大量湧人四川，為了加強地方治安管理，清廷又把原來針對湖廣人的憑照入川政策加以進一步延伸，規定為一種其他各省移民人川都需查驗路引的管理辦法。其後又進一步規定，外省移民入川后，必須與土著一樣入籍，編人保甲。這一變化始於雍正四年(1726年)。是年，戶部復準：貧民人川墾地，"該督撫將姓名、籍貫開造移詢各原籍，限文到三月內，各造清冊回覆川省，核實稽查......仍與土著同編入保甲，互相覺察一。後來，四川省又規定："凡人川落業窮民，令各該地方官給以印照，到日即繳四川地方官衙門，安插入甲。"至乾隆五年(1740年)，更明令"外省人川民人同土著一體編入保甲"。
正是在這一系列政策演變的過程中，路引、照票對於外省遷川移民說來，愈顯出其重要的功能與作用。可以說，它不僅是遷移過程中透過沿途關津查驗的通行證，而且更是入川后在當地落戶、編入保甲管理的準人證。此後，向官府申請辦理照票，便成為移民入的必備手續。這一制度規定，凡欲入川的外省之民，須先向原籍地方官府請領路照，在得到批准後，發給文引，供沿途關隘查驗放行；到川后繳送落業地的地方官府，"以便稽查"。凡久住川省之人，欲回原籍探親或原籍之人慾往川省探親者，"俱令稟明該地方官給照前往"。返回時取所住地之地方官"迴文銷照"，如無印照，"地方官即行驅逐"。
按照這一規定，假如一個外省移民以有親屬在川為由，提出入川"依傍"的申請，辦理照票的程式應該是：首先向原籍地的官府"請照"，提供在川親屬的有關情況，包括："親屬何人"、"田產坐落何處"等。然後，由當地官府行文"移諮"四川官府進行核實，等得到"確查"後，該省地方官府即依照"定例"，發給印照。
假如一個先期入川的家庭成員，欲以回原籍探親的名義，將在原籍的親屬帶進四川，必須提出回籍"搬眷"的申請，經四川地方官府核准後，發給印照。此類照票一般應由本人親自送回原鄉；若本人一時回不了籍，也可委託他人帶給家人。不管以何種方式、理由申請辦理印照，照票上面的基本內容均包括：遷川人的年齡、相貌、姓名、籍貫等。最後，印照上還必須有地方巡撫的簽署和關防印鑑。
在清代巴縣檔案中收藏有乾隆四十四年二月十日巴縣發給的"路牌"一件，現照錄原文如下，以見格式之一斑：特授四川重慶府巴縣分縣、軍功加三級、記(祿)六次張為稟給路牌／以免盤阻事。本月初八日銀宿山稟：系湖南寶(慶)府武岡州民，籍於三／十八年，來治城朝天廂生理。四十一年，憑媒袁步榮說合，周智文之女為／婚。同年歲歉，又有父母在家，欲搬眷回籍。恐關津阻礙，羈遲難歸，銀宿／山同媒袁步榮，並鄰右張萬一，俱結稟請
路牌，欲免盤阻。查得銀／宿山並無獨帶等情。為此，準給路牌。倘沿途阻隘，執牌照實放行。
右牌通知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日給這件文書，是一件湖廣移民從四川搬眷回原籍的路引。從文字記載可見，申請路牌的人銀宿山，原籍系湖南寶(慶)府武岡州人，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落戶於四川重慶府巴縣治城朝天廂。按今重慶市朝天東水門尚儲存大型湖廣會館建築群，實為當年湖廣商人聚居之區。該銀宿山既然在朝天廂一帶落戶"生理"，證明其身份實為不折不扣的湖廣商人。銀宿山落戶巴縣兩年後，於乾隆四十一年(1702年)憑媒袁步榮說合，娶周智文之女為妻。因為當年湖廣原鄉遭災歉收，父母在家需要照顧，因此，他特提出"搬眷回籍"，將妻周氏帶回湖南老家的申請。
根據路牌文字可以知道，此項"搬眷回籍"申請的辦照過程如下：第一步，需要本人與相關證人(媒人和鄰居)聯合俱結，向當地官府"稟請路牌"，即提出請照的申請；第二步，官府接到稟呈後，需要經過進一步核查；第三步，核實結果，情況屬實，方才由官府發給路牌。
這件路照從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提出申請算起，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二月發給路牌為止，前後用去了3年時間，當時地方官府控制之嚴、辦事效率之低由此可想而知。儘管頒照的乾隆四十四年"湖廣填四川"大移民運動已告結束，但作為沿途通行憑證的印照，其申請手續、功效以及基本格式，應該說是一脈相承的。
大體說來，在雍、乾時期，尤其是在乾隆朝時期，由於外省移民湧人四川數量過大，官府從有利社會穩定出發，為了控制人口流量，對於人川移民照票的審批發放與查驗，逐漸趨於嚴格。例如，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前任四川巡撫馬會伯上疏說："楚民人川落業者，定例令地方官給與印照驗放。近有自湖廣、福建、江西、廣東來川者，竟無執照可驗......伏乞敕各省督臣：凡人川窮民，務令各該地方官給以印照，到日，驗明安插。"七年(1729年)三月，戶部議定："令各省將實在無業窮民，願往川省開墾者，給與印照，與先經查驗覆到之各戶，一體安插。如無照之人，除在川各有生業準其編人保甲外，所有遊手之民，著即查明，令回原籍。"乾隆八年(1743年)十月四川巡撫紀山上疏："除有親族可依，來川幫工為活者，令各省地方官給以印照，使彼均有稽查。其無本籍印照者，各該管關隘沿途阻回，毋使積聚多人滋事。"十年(1745年)，川陝總督奏稱："凡赴川之人，本省給照；無照，阻回。"
今天在一些族譜上，仍可見到當年許多外省移民家庭圍繞入川照票所發生的若干趣事：
例如，在四川瀘州，有一個叫李文興的移民，原居於廣東長樂，雍正五年(1727年)同三弟李文光一道人川。在瀘州定居10多年，於乾隆初年回粵探親，為了把在家鄉的五弟李文元帶回四川，專門向川省地方官府申請辦理了手續，"開路票與弟"。後來，由於廣東連年發生旱災，未能及時成行，於是，李文元只好把路票交給父親李君旺使用。最後，父子商議，憑著這張路票，一起遷到了四川。明明是開給弟弟使用的照票，最後竟然由父親拿著它進了四川。雖然有人票不符的嫌疑，但是仍然成功地抵達目的地。
雍正五年(1727年)，從福建永定上路的66名客家人，準備取道湖南，前往四川，投靠早已在那裡落業的親屬。在路過衡陽縣時，被當地官府關卡留下盤問。結果，當這批人拿出各自持有的證明文書，包括"原籍門牌"、"川省糧票"以及"親屬書信"，交呈查驗後，予以放行。
這裡所說的三件證明文書，"原籍門牌"是人川耕種人在原居地的戶籍身份證明；"川省糧票"即親屬在四川納糧完稅的證明，是判斷人川耕種人是否有地可耕的憑證；"親屬書信"即在川親屬的邀請信，是判斷當地是否需要勞動力的憑證。三者至關重要，不可忽略。
這裡沒有提到當地官府發給的路票，可以有兩種理解：其一是，人川人除了持有路票外，還需另外呈報這三樣證明文書，只有證照齊全，方才可以透過沿途關卡；其二是，沒有入川路票，單憑這三種證明文書，似乎也可以過關。
按照常規，在一般情況下，只要有了人川路票，所過州縣關隘就應予放行，不得阻攔。但是，由於在清前期遷川民人批次、人數太多，有些地方官府在一個時段內，為了控制人口大量外流，對即使持有路票的民人，也硬性給予勸阻。例如，雍正十一年(1733年)來自廣東龍川縣的客家人結隊赴川，途中受到當地官府的阻攔。迫於無奈，他們只得公開張貼"告貼"進行抗爭。該《赴川民人告貼》稱：、 字告各位得知：我等前去四川耕種納糧，都想成立家業，發跡興旺，各帶盤費，攜帶妻子弟兄安分前行，實非匪類，並無生事之處......近來不知何故，官府要阻絕我等生路，不許前去。目下龍川縣地方處處攔絕，不容我等行走。思得我等若人少，他們必不肯放我們，亦不敢同他們爭執。但是我等進生退死，一出家門，一心只在四川。阻攔得我們的身，阻攔不得我們的心腸......我等各自謀生都在朝廷王土，並不是走往外國，何用阻攔?......總之，我等眾人都是一樣心腸，進得退不得。
"告貼"中提到，他們是"前去四川耕種納糧"的，表明他們申請入川的理由充足，符合"依傍"請照的條件；但卻在遷川途中遭到"處處攔絕"。在這裡，奇怪的是，竟然沒有提到這批人是否擁有人川路票。不過，從他們敢於以"告貼"的方式與官府理論的舉動中推知，他們之所以如此理直氣壯，可能正因為懷中揣有官方發給的路票。
何況，在當時廣東地方普遍存在"濫給照票"的情況下，像他們這種"進生退死，一出家門，一心只在四川"的人，要搞到一紙照票是不困難的。因為，乾隆時期有的官員上疏指出：在當時廣東移民人口集中輸出地的惠、潮二府及嘉應州的屬民，就存在著"挈眷人川過多"的情況。正因為當地"濫給照票"現象普遍，所以他並要求飭令各州縣，今後"不得濫給照票"。
那麼，是否沒有路票就一律不準遷川了呢?
其實，也並非如此。例如，在雍正五年(1727年)政府設定關隘、嚴令阻攔民人人川之時，閩粵絕大多數移民入川，並沒有領取路照。正如有官員奏稱說，真正"請領照票者不過百分中之一二"。加之定了規定，許多基層地方官員並沒有嚴格認真執行。鑑於南方人川的民人過境人數與日俱增，有的省的地方官生怕嚴格執行規定，會引發移民鬧事，反而不利於當地治安皔穩定。如有官員奏摺稱，如果硬性執行政策規定，對途經貴州，無票入川的福建、廣東和江西等省民人，凡未持有照票者，"一概遵例勒令回籍"，只怕稍加阻攔，"數日之內即至盈千累百"。雍正年間，長樂知縣在一封奏摺中，也對一起入川事件的處理情形作了這樣的呈述：近有人川民人一起，300餘人結夥同行。該縣親往勸諭，"各眾啼哭叫號，並稱皆有祖父兄弟在川，前往團聚，俱不肯回"。雖然盡力勸阻，發給路費、船隻，但是俱不肯受領。後來，該縣"以彼等非同罪犯"為由，聽其前往，結果好說歹說，只勸回11人。
由此可見，在當時遷川移民浪潮面前，沿途官府大多網開一面，即便是無照者，也準其上路。後來兩廣總督看到其勢不可阻擋，又奏請"無業貧民，攜眷入川，不必強禁"，以至到了乾隆中期，四川總督阿爾泰鑑於川省荒地認墾無餘，奏請朝廷禁止各省貧民繼續人川，要求嚴飭"沿途關津，查無照票者，即行阻回"。但是，得到的答覆是："此等無業貧民，轉徙往來，不過以川省地廣糧多，為求口食之計，使該省果無餘田可耕，難以自贍，勢將禁而不止。"結果，阿爾泰的奏請未被採納。當朝皇帝既然持這種放縱態度，沿途官府也樂得順水推舟，大開綠燈。於是，外省移民人川的大門從此被徹底打開了。隨著乾隆中期以後外省移民遷川的失控，憑照入川的制度流於形式，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功效與作用。
盤費準備
由於移民從外省遷往四川的起點和具體目的地各不相同，外省移民人川時的具體情況有別，諸如途程、經歷、所費時間及開支標準等並非昌縣西街歇息時，自帶的200兩盤費已經耗盡，而出賣家產的那筆80兩銀子，由於"彭某竟負所託"，以致全家人"在川懸望不至"。後來聽說彭某竟將銀兩耗散，"不敢來矣"。於是，抵達榮昌的廖氏一家人幾乎陷入絕境。所謂"斯時也，盤費既盡，家無斗筲，舉目無親，借貸無門，拮据瘁瘩，固所難言"，就是其真實寫照。
原籍同為廣東興寧的張美升，於雍正三年(1725年)"自粵隨母(張巫氏)攜弟來川，肩負行李"，抵達川東時，"僅有二十餘金"。這個例子沒有說出發時帶了多少銀子，如果按照廖奕珍的開支標準，推測張美升上路時，攜帶的盤費至少也不下200兩，否則，他不可能抵達川東時，身上還餘20多兩銀子。
由此可見，一戶從廣東興寧出發的移民家庭，前往四川途中的盤費開支，大體在一二百兩銀子之間。而一二百兩銀子，對於一個移民家庭說來，絕對不是一筆數目。
按照前引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廣東長樂人溫紫彩寫給先期來四川定居的嫂嫂張夫人的信中所述："家鄉連年饑饉，谷價騰高，人人困苦，度活難周。老者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不勝數矣。現今目下谷價每石價錢八百餘。"若以每石谷800文錢計算，在粵東地區百兩銀子可購120石谷。一二百兩銀子的數目意味著，即將離開原鄉的人們，必須罄其所有家產，才可能籌足這筆上路的盤資。
從嶺下村走出來的陳氏兄弟，在遷川之前所做的準備，沒有提到籌集了多少銀子，但是在族譜上卻留下了這樣8個大字："蕩析里居，由閩遷蜀。"這裡， "蕩析里居"寥寥四字，已飽含了為籌措盤資盡賣田產房屋，以作為上路所付出的代價!
今天，在一些四川移民族譜上，當然也可以見到個別富裕家庭，攜帶重金人蜀的記錄。例如，福建上杭縣的藍仲榮，於康熙六十年(1721年)"攜千餘金"，即帶著千多兩銀子人川，"遍尋吉地"，最後在隆昌縣南鄉老君壩，從李姓手中購得"良田千畝，價金三千有餘"。
但是，隨處可見的卻是眾多家族的遷川始祖，為了籌措盤費，變賣原鄉家產的記載。
例如，廣東梅縣人盧仁彥，"因見先業式微，難為長久之計"，在聽說"西蜀膏腴"，看見"鄉里多遷之者"的情況下，毅然"將田園、廬舍遂以出售，作為盤費之資"。出發時，只帶著隨身行李、囊橐上路。還有一個原籍廣東長樂的楊喜，在先攜13口來了一趟四川，親身感受"蜀世界重新，風俗鹹美"之後，又趕回粵東，"變業措銀數百"。看來，這個楊氏家族還算有一定家業，居然在二度人川時，還能籌銀數百兩。而原居於貴州的舒永才與妻子鐵氏，因不堪忍受繼母的咒罵杖責，決意外逃四川。臨行前，將鐵氏出嫁時的"妝奩賣盡，換得銅錢三千"，另由其父舒璉"賜給銅錢四百，作兒媳外逃路資，及到時安家用費"。
那麼，是否不具備這一條件，即沒有湊夠必要盤費的人，就一概不能上路了呢?也不全是這樣。最典型的例子是，興寧人廖體用，"自粵來蜀，不挾一錢"，後來依靠"昆季力作，暮年置產數千畝"。說的是廖氏雖然沒有一文錢，但卻依靠出賣苦力，不僅順利抵達四川，而且後來還發家致富。
在"湖廣填四川"移民浪潮中，許多外省移民由於家境狀況不允許，或者是因為行期緊迫，來不及湊齊盤費，便跟隨移民大軍匆匆忙忙上路了。於是，對於他們說來，就有一個邊趕路，邊在途中掙錢籌集盤費的問題。以下這些例項，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這部分人是如何在途中生活的：
最典型的例子是，廣東長樂人鍾宏予聽從母命，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攜3個兒子，從堂兄弟一行15人，啟程上川。長子鍾堤稟日："盤費不足，奈何?"鍾宏予說："此地餓殍塞道，無從出備......走在豐熟地方，自可積錢。"於是，他們在路費不足的情況下，開始上路，準備在出產豐熟的地方，再設法積攢錢財，籌措進川的盤費。一行人行至湖南瀏陽時，鍾宏予行囊果然一空。眾人慾停下來等其籌款，鍾宏予勸阻說"切勿切勿"，我"自有主意，可積錢。上川不過遲來三四年耳!各位前行，不必為我憂"。後來，他沒有跟隨大隊伍前行，而是攜帶全家留居瀏陽，以賣柴為生。經過在瀏陽"奮力斬棘披莉，樵採三年，珠積寸累"，終於積攢了100多兩銀子，湊夠了途中所需的盤費，他才於雍正元年(1723年)，自瀏陽西行，經過40多天的長途跋涉，終於在簡陽縣踏水橋安家落戶。
當時這種依靠一邊行路，一邊為人傭工的辦法來籌集路費的人，絕不在少數。例如，廣東興寧縣南廂毛公堡鯉子塘的黎連興，年15歲時，寡母李氏去世，孤獨一人，"家徒四壁"。乾隆二十年(1755年)，逢至親王姓遷蜀，黎連興遂與他同行，及抵達四川簡陽時，"已身無寸積"。那麼，他在途中是怎樣生活的?據族譜記載，黎連興也是在旅途中，"為之擔囊，為之營工"。又如，今雙流縣柑樹鄉的歐陽克武老人(81歲)至今還回憶說，人川啟祖歐陽玉，系江西景德鎮人。乾隆年間，靠一路賣勞力來川，落業於邛崍縣高河鄉，世代經營金箔為業，至今已傳10代。
這些例子告訴我們，對於沒有特殊技能，僅靠一身氣力過日子的普通農民說來，透過在路途中幫人肩挑背馱，為他人打工幹活，是維持途中生計，掙取必要的旅費的唯一途徑。
除此之外，中途盤費不夠，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變賣隨身值錢的東西以補不足，這也是遷川途中常見的現象。最典型的例子是，廣東人曾廷槐"自粵東偕諸弟來川"，可能出發時攜帶的盤費不夠，"途次貲罄"，半路上就把銀子花光了。當時，他身邊的六弟、七弟尚幼，二弟主張把兩個幼弟拿去賣了，充作路費。曾廷槐堅決不同意這樣做，他說："兄弟同氣也，忍割同氣以自生乎?親靈必難相容也"於是，乃將自己穿的衣服以及妻子陳氏的首飾"悉售，以資前行"。後至金堂，寄寓族家，再轉至簡陽，佃耕謀生。原籍福建龍巖的傅榮沐，於雍正年間奉母攜7子及孫10餘人上川，途經江西瑞金，再轉至湖南湘潭時，"旅費不足"，不得不變賣隨身值錢的東西，以至於到了"鬻冠纓"的地步，即把帽頂子上值錢的裝飾品也拿去賣了，換取路費，最終到了金堂，後居成都。
利用個人的一技之長，透過沿途行醫、販賣或者教書來籌措盤費，也不失為一舉兩得的事。最典型的例項是，著名作家李劫人，祖籍湖北黃陂縣。其8世組李述明於清初入蜀，在從湖北遷川時，沿途販賣布匹兼行中醫，後來在成都府華陽縣定居。李劫人的三曾祖父李正康以教私塾、行醫為業，開中藥鋪，專門出售湖北祖傳的"硃砂保赤丸"，李劫人的父親李傳芳也靠此秘方行醫兼教私塾，連李劫人的妻子也會製作此丸。又如，江西贛州府安遠縣的李氏夫人，於雍正四年(1726年)率男孫4人上川，"由湖廣，盤費缺乏，住富翁王姓家設教"。這戶移民家庭上路後，雖然缺乏盤費，但由於其子張為典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因此，透過在途中充當家庭教師，既可維持生計，也能獲得籌集旅費的機會。
而最令人不忍睹的是，在遷川途中，有的移民因為路費用完了，沒有辦法維持生計和籌集旅資，而不得不採取"出嗣"的方式，把子弟抱給人家當兒子。例如，原籍廣東興寧的餘汝彰，於雍正四年(1726年)與3個弟弟一同人川，行至重慶府永川縣時，"行囊告罄"，無以為繼。根據同行宗親的主意，決定將幼弟汝常"出嗣"給同姓，由此"獲銀數十兩"。後來，餘汝彰憑藉這幾十兩銀子，勉強走到了榮昌縣城附近的峰高鋪。當時，盤費又已用盡，腰無分文。不得已他又把隨身攜帶的一把破傘拿去賣了，"售獲十八文"，抵達隆昌縣時，他身上只剩得汗衣一件。
文章摘自《大遷徙湖廣填四川歷史解讀》
作者：陳世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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