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清朝的閉關鎖國被列強用槍炮衝破,伴隨著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形成,四萬萬人民從壓迫中醒來,從“三民主義”到“共產主義”,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民主自由的思想逐漸在群眾中播種、生根、發芽。
如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激起一圈圈的漣漪。
位於邊陲之地的雲南,西臨英殖民地緬甸,南接法殖民地越南,加上深入雲南腹地的滇越鐵路開通,對“抵禦外辱,爭取獨立”有了更加直觀清晰的認知和了解。雲南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參與到了這場波及全國的思想變革之中。
“三民主義”的傳播——陸軍講武堂
清朝末年,偌大中國淪為列強爭搶割據之地。沉醉於“天朝上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生們,不得不面對傳統的冷兵器,皇權制度如朽木難為,無法抵禦外強入侵的事實。
外憂內患之下,清政府半是主動半是被迫的推行“新政”,廢科舉、辦新學,建新軍,派遣留學生去西洋或東洋留學,“師夷長技以制夷”。
大勢之下,雲南官府於1902年派出首批留日學生10名,直到1911年,僅有姓名可查的已達351人。另有記載推測,“滇人士逼於外患,渡海求學者先後達千人”,“多以救國自任”。
與此同時,雲南府興辦講武堂,試圖自行培養新式人才。然而講武堂1907年9月初辦時,學員僅有6人,教官亦僅由陸軍小學堂教官兼任,因此才7個月就被迫停辦。
直到一年後由雲貴總督錫良及繼任沈秉堃重辦,這時正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中國留學生畢業回國,其中的佼佼者李根源為沈秉堃選中,出任雲南陸軍講武堂監督兼步兵科教官。
1909年9月28日,正值中秋佳節,雲南陸軍講武堂開學授課。
講武堂是清政府為訓練新軍而成立的新式學校,目的是為了維持清政府搖搖欲墜的統治。然而,令清政府沒有想到的是,正是這所學校培養的人才,加速了清政府的滅亡。
究其原因,李根源等從留學回國的講武堂教官們,已於日本加入孫中山創立的資產階級革命派政黨同盟會,併成立同盟會雲南支部。
1906年四月,同盟會雲南革命黨人在東京創辦《雲南》雜誌。
在發刊詞中,簡明扼要地指出了雲南的困境。
一是英法侵略者,“薩克孫得志長江流域,福蘭克乃更肆意吞噬。強索鐵路;雲南之腹心潰;攘奪礦權,雲南之命脈絕”;
二是無能的官吏,“吾將興師罪政府,視邊疆如秦越,政府何能辭其責;吾將鳴鼓攻官吏,在其位而廢其職,官吏尤難逃其罪”。
並指出,“居今日而策救亡,唯改良思想之一法而已。”
《雲南》僅刊行23期,及“滇粹”一冊,但是其及時報道國內外事件,並結合實際闡釋革命派的思想主張,不僅為講武堂師生傳閱瞭解革命思想,也對雲南民眾起到了啟蒙與教育作用。
李根源接手陸軍講武堂後,確定校訓:堅忍刻苦;並參考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辦學模式,紀律嚴明,教學嚴格,培養學員良好的軍事素養與紮實的軍事技能。
同時,同盟會雲南支部也在陸軍講武堂內秘密開展活動,以各種方式進行愛國教育,宣傳反清思想。
1910年4月1日,滇越鐵路建成通車,李根源特地發表講話,“法國人今天將滇越鐵路修抵昆明,我們的國家不惟修不起鐵路,甚至將國家主權拱手送給外國人。我輩軍人,有守土衛國之責,大家在學應該努力學習,將來誓必雪此恥辱。”(無逐字稿記錄,取其大意)
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時,講武堂甲乙丙班學生已經畢業,回到新軍及巡防營,掌握了部分新軍的指揮權。武昌起義打響後,雲南同盟會迅速組織響應,講武堂師生成為重九起義的主力。此後的共和國元帥朱德,也在此時初展頭角。
1915年的護國運動,主要將領也是講武堂出身。
雲南陸軍講武堂於1909年開辦,到1935年正式結束,共辦22期,不僅為雲南培養了軍事人才,也成為革命思想傳播的搖籃,為後期馬克思主義在雲南的傳播奠定了基礎。
“一盞馬燈照亮查尼皮”
清末民初的雲南,與轟轟烈烈鬧革命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隨著滇越鐵路的修建和開通,逐漸壯大的鐵路工人與礦山工人,他們構成了雲南早期的無產階級。
1908年,同盟會黃明堂等人,曾在河口發動起義,是時南溪河谷地,據載有十五萬工人正在施工作業,然而那時他們僅僅存在於歷史的邊角。起義波及後,他們或四散逃離、或加入革命黨,並未形成氣候,推動革命進步。
直到馬克思主義傳入雲南,他們才真正納入了歷史的程序。
前文(滇越鐵路系列之七:艱鉅工程——血染之路)已介紹過法人管制下修路工人的苦難,此處按下不表。除因鐵路而新興的工人群體外,由於錫礦業的發展,滇東南也產生了以砂丁為主的礦業工人。
據1914年8月,雲南巡按使諮陳財政部《個錫歷辦情形》呈文中稱:“砂丁十五六萬,均以礦為業”。
清末,建水一帶流行一句話,“窮走江外餓走廠”,走廠,即指到箇舊幹錫礦,因為交通閉塞,全靠走路,稱之為“走廠”。
“餓”走廠,想來人非不到走投無路,無處求生,也不會聚集到礦上求生。舊社會的礦山,砂丁的待遇,比之鐵路工人,甚或還要糟糕一些。
因為坑道狹窄,礦主多半僱傭童工下硐背塃。坑道又黑又深,童工“在硐裡用一前一後兩個麻布袋放在肩上,要手腳並用行走。”“一人一盞香油燈照明,煙燻火烤,呼吸困難,喘氣聲在十幾步外就能聽到。”
砂丁一年到頭吃的是老媽媽湯(即豆湯),只有端陽節和中秋節,得些蔬菜、豬肉、酥餅等,因為久不碰油水,這日時常有人因過飽引起疾病,甚至失去性命。
砂丁住的伙房,衛生條件堪憂,多人同住,又缺乏醫療保障,甚至有因為生病而被活埋之事。而礦主打人更是家常便飯,箇舊孩童被大人訓斥,“你給是想吃跳腳米線”,跳腳米線即是指的被牛皮鞭子打得跳起來,也是早期在礦主中流傳的酷刑。
甚至有逃跑的砂丁被捉回,帶上腳鐐強迫工作的。
當時流行在“砂丁”中的《走廠調》唱道:“六月裡喲熱泱泱,窩路矮欀低難擋,鷂子翻身葫蘆口,麻蛇脫皮鑽矮鑲。七月裡喲七月七,手扳棚子眼淚滴,兄弟問我哭哪樣?脊背溝溝拉出血。”
砂丁和鐵路工人,雖然承受著相似的壓迫,但微小的個體仍是一盤散沙,直到一位名為李鑫的共產黨員,走進了砂丁群體。
李鑫,雲南龍陵縣人,曾在北京農業大學園藝系學習,求學期間,經歷了“五四”運動。透過閱讀馬列主義著作,李鑫瞭解了共產主義,同雲南人王德三、王復生一起,組織在京雲南學生成立”新滇社”,宣傳革命主張,並於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8月,經毛澤東推薦,李鑫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農民運動特派員的身份回滇工作,並秘密建立共產黨組織。
1927年,中共雲南地方組織決定將工作重心從昆明轉移到滇越鐵路及沿線工礦,李鑫主動請纓,化妝前往礦區,開展工農運動。
為此,李鑫打赤腳背重物長途跋涉,赤身在烈日下暴曬,用河沙、炭灰擦洗身體,蓄起鬍鬚,並學習工人農民的語言,幾個月時間,洗去書生模樣,成為足以以假亂真的飽經風霜礦工形象。
深入工人內部後,李鑫發現,大部分工人是文盲、童工,對“共產黨”一無所知,工作的開展只能循序漸進。“施大爹”與工人們同吃同住,結為朋友,幫他們寫家書,設法為工人治病,漸漸在工人中積累了信任。
李鑫還透過礦工中流行的曲調,編寫歌謠,在礦工中傳唱,以喚醒工人們對剝削壓迫的反抗意識。李鑫將部分覺醒的工人發展為黨員,建立黨支部。並利用礦山中固有的兄弟會形式,團結工人。這些努力成為箇舊礦山早期的革命火種。
“查尼皮”是彝語“不引人注目”的意思,而查尼皮村,是離滇越鐵路芷村車站不遠的一個小村落,正因為其隱秘性,1928年10月13日,在查尼皮彝族黨員李開文家的一間茅草房內,召開了雲南省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
一張木桌、幾條木板凳、一個火塘、一盞馬燈,見證了這個歷史性地時刻,在箇舊地區組織工人運動的李鑫,也作為黨代表參加了第一次會議。
會議確定了今後的任務是,“由日常鬥爭進到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建立工農、兵士、貧民的蘇維埃政府”,並提出了具體工作方針。
李鑫在礦山的工作,愈發重要。
1929年4月,李鑫領導和發動工人們進行罷工鬥爭,為工人們爭取到了更好的待遇:1、增加工資;2、確保每天有老媽媽湯;3、每人得一件羊皮褂子。
工人覺悟的提高與革命熱情高漲,引起礦務當局的警覺,他們搜查發現了黨的秘密刊物,李鑫也被人指認出來,遭到逮捕。被捕後,李鑫拒不投降,於1929年5月16日在蒙自遇害,時年32歲。
然而,星星之火,足以燎原,李鑫在礦工中灑下的火種,已經照亮了籠罩在黑暗之中的礦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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