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桅杆
古田會議之後不久,主席於1930年1月5日給林彪寫了一封著名的回信。這封信在主席的思想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這封信在紅軍以及在抗戰時期流傳甚廣,原信沒有標題,1950年5月編輯《毛選》時,主席給信加了個題目。林彪出事後,此文被說成是批評林彪的錯誤,也是對戰爭年代中的林彪最為詬病的一件事。其真實情況究竟如何?今天就試著討論討論這件事。
(一)這封著名回信的由來
1929年下半年,由於紅4軍決策層爭論不止,作戰連續失利,損失很大,部隊中普遍存在一種悲觀失望情緒。1930年1月1日,紅4軍第1縱隊司令員林彪給主席寫了一封信,表達了部隊中普遍存在的這種情緒,同時也是他自己的疑惑。
4天之後,主席給林回信。就在幾天之前的古田會議(1929年12月28日)上,主席重新擔任前委書記,紅4軍的爭論基本停止。應當說,這時主席的心情是比較輕鬆的,正好有時間和精力來解決紅4軍內部長期和普遍存在的悲觀情緒。可以說,元旦來信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契機。於是,主席在1月5日給林彪回了這封近7000字的長信。這封回信是兩人之間眾多通訊中影響最大的一封。
主席以回信的方式,闡明瞭對革命前途的看法,進而分析、說服和糾正紅4軍中瀰漫的悲觀情緒。信寫好後,他不僅送給了林彪,還讓紅4軍政治部把信公開印發,供全軍閱讀和學習。所以,這封信不只是寫給林彪的,也是寫給紅4軍全體幹部戰士的。因此,說這封信是批評林彪個人,在理解上就過於狹隘了。況且,整封信的語氣完全是分析、是討論、是說服,並沒有批評的語句。
在紅軍戰將中,林彪不僅戰功卓著,也以勤于思考著名,並且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無論是對是錯,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也是一種值得提倡的精神。此前此後,林彪多次給主席寫信,表達自己的看法和部隊的情緒,也都是直言不諱。對於紅4軍當時普遍存在的悲觀情緒,別人不說,林彪敢於說出來。這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因為問題不揭示出來,就永遠得不到解決。
(二)收入《毛選》時被刪掉的內容
這封信的開頭和結尾,在收入《毛選》時刪除了,原因不大清楚。但這兩段內容其實很重要,從原文可以看出:一是主席寫這封信決不是就事論事,也不只是針對林彪的來信內容,而是要探討對時局的估量及紅軍的行動這一重大問題;二是再次強調兩人的觀點分歧。其他一些刪改的內容,後面還會提到一些。
在信中,主席開門見山地提出問題: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只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遊擊。
回信的核心,是說服那些“對時局估量比較悲觀”的人。
這裡,點出了林彪來信問題的核心:即在思想上“不相信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而在行動上“沒有建立政權的深刻觀念”。然後即圍繞這個問題,展開深入分析,結合理論和實踐,耐心解釋和說服。目的是幫助林彪和紅4軍官兵樹立信心。
當時紅4軍不到3000人,面對敵軍的重重圍困,連遭失利,形勢確實極不樂觀。對武裝割據,上上下下都沒有經驗,思想非常混亂。當時,對形勢樂觀的只是少數,大多數人思想悲觀,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計劃。這一點,主席在信中也多次說道。例如:“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問題”。又如主席在信中提到,給紅4軍的2月(1929年)來信中,“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在信中,甚至要求紅4軍將隊伍分散,“朱、毛離開隊伍”。此外,1929年6月,在紅4軍七大上,主席是指定的前委書記,居然也被選掉了,只得去上杭養病。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主席當時只是少數派。
因此,這種悲觀情緒以及在行動上採取“流動遊擊方式”,在當時是一種普遍現象。可佐證的是,原文有這樣一句話:“由你相信彭德懷式的流動遊擊政策一點看來”。這句話後來出版時也刪除了。
所以,認真閱讀原文,主席在信中不是在批評林彪,而是在極力解釋、說服那些“對時局估量比較悲觀”的人。
偉人之所以是偉人,就是能夠在紛繁複雜的局面中看清真相,看得更遠。偉人永遠是少數,在組織內部也經常是少數派。我們不能以偉人的標準去要求所有人,包括林、彭這樣的帥才。而即便是偉人,也不能保證永遠正確。事實上,後來形勢的發展也證明,主席“一年爭取江西”的想法也是過於樂觀的。這一點,主席在這封信中也承認對於爭取江西的說法,“不對的是機械地規定著一年為期”。
(三)林彪有顧慮,主席充分尊重
由於這封信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從1942年起,總部和各解放區編印的一些文獻資料,這封信都被收入了。1947年秋,東北局彙編《毛選》時,也準備收入這封信。
林彪得知後,可能是有些顧慮,於1948年2月12日致電說:“這封信有很大的宣傳教育意義,因此我同意公佈這封信。但為著不致在群眾中引起誤會起見,我認為只公佈信的全文,而不必公佈我的姓名。”
其實,林彪的這個顧慮是沒有必要的:一來,這封信的全文已經多次發表,知者甚眾;二來,只要在註釋中把背景說清楚,讀者完全能夠理解信的意義和目的。但主席很重視林彪的意見,批示“這封信不要出版”。這樣,當年的東北版和華北版的《毛選》就沒有收入。
1950年5月編輯《毛選》時,主席考慮收錄此信,並刪了林的名字及一些內容,也刪了涉及到彭總的話。1952年7月,《毛選》第一版發行時,對此文的註釋是:這是主席的“一篇通訊,是為了批判當時一種悲觀主義思想而寫的”,可見在這件事,主席對林彪是充分尊重的。
1991年7月,《毛選》第二版發行時,此文的註釋加了一句話:這是主席“為答覆林彪散發的一封信。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在收入本書第一版時,給這封信加了標題,“指名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
客觀地說,第一版的註釋是比較客觀、中性的,而第二版的註釋是些問題的:其一,這封信是寫給主席的,不是“散發的”;其二,刪改的不只是“指名批評林彪的地方”,還有很多其他內容。
筆者認為:每個人在歷史上的一些觀點或認識,無論對錯,那都是歷史的一部分。受時代和認知所限,沒有人能做到永遠正確。這本來是個正常的問題,但林彪的顧慮,反而把簡單的問題搞複雜了,讓人難以看清歷史的本來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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