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文字作丹青，描繪出一幅幅令人陶醉的田園景象。他以極其細膩的筆觸寫下一個個溫情的故事，洗滌著人們的心靈。《草房子》《青銅葵花》《蜻蜓眼》等是他頗具代表性的作品，他為中國摘得了世界兒童文學領域最高榮譽“國際安徒生獎”。他，就是著名兒童文學作家曹文軒。
曹文軒曾說，作家差不多就是一個“造房子”的人。他透過自己的兒童文學作品為孩子們建造了一座座美妙的“精神家園”。2021年6月1日，根據曹文軒的作品《草房子》打造的“文學樂園”——草房子樂園，在他的家鄉江蘇省鹽城市鹽都區開園。當天，曹文軒送上了特別“賀禮”，他將自己的“國際安徒生獎”獎牌和《草房子》創作手稿轉交給草房子樂園文學館並永久展陳。同時，還無償贈予草房子樂園文學館碼洋80萬元的各類書籍。他希望孩子們能夠透過草房子樂園，更深刻、更具體地理解他的文學作品，探究並體味閱讀與寫作、文學與生活、文學與生命的深刻辯證關係，從中獲得啟迪，獲得不一樣的成長。
曹文軒
中國作家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北京作家協會副主席，北京大學教授。曾獲國家圖書獎、“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宋慶齡兒童文學獎金獎、冰心兒童文學獎大獎等獎項。2016年獲國際安徒生獎，是中國首位獲此殊榮的作家。
人性，是兒童文學最重要的氣質
《教育家》：您強調兒童文學之於孩子的“精神塑形”功能，您希望自己的兒童文學作品為孩子們塗上一抹什麼樣的人生底色？
曹文軒：我曾給兒童文學下過一個定義：它的根本意義在於為人類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礎。那麼，這所謂的“良好的人性基礎”，究竟包含了一些什麼內容呢？
一是正當、正確的道義觀。人類社會得以正常運轉，必有道義作支援。而文學具有培養人之道義的得天獨厚的優勢，文學從開始到現在，在對人性的改造與淨化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為文學的重要分支之一，兒童文學有著更為明確的擔當。它要透過文學的方式，幫助孩子樹立正當、正確的道義觀，包括無私、正直、忠誠、誠實、向善、同情弱小、疾惡如仇，等等。事實上，所有優秀的兒童文學作品，都是對這些基本道義觀的張揚。當然，它與道德說教毫無關係。在這裡，道義並非點綴，也絕非是附加的主題，而是整個兒童文學的基石——這基石深埋於語言文字的地表，並不裸露、直白示人。
二是基本審美能力與優雅的審美情趣。面對一部文學作品，我們往往更關注它的思想價值，而忽略了它的審美價值。但以我多年的閱讀經驗來看，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絕不亞於其思想價值，甚至在很多時候是超過思想價值的。因為一個再深刻的思想，時過境遷，都可能衰變為常識，但只有一樣東西永遠不會衰老，那就是美。審美功能是文學的基本功能，文學憑藉一句美麗的詩、一個優美的意象、一個優雅的境界、一片令人賞心悅目的風景，於一瞬間，將美注入人的靈魂與血液，從而最佳化和提升了人性的品質。兒童文學，則更是將美和審美視若生命。美，幾乎就是兒童文學的代名詞。當我們在形容一個美麗的世界時，常說“這是一個童話般的世界”。童話是兒童文學的主體，而全部兒童文學，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童話。
三是悲憫情懷。這無疑是優良人性之一。缺乏情感的人大概不能算是健全的人。我去過上百所中小學，在演講中，反覆闡述我對審美教育之價值的見解，同時，我也一樣強調了情感教育的意義。我在許多學校留下了許多相同的題詞：思想教育、知識教育、審美教育、情感教育，都是教育。人性優良的基礎，必須在一個人的童年時期奠定。悲憫情懷是兒童文學的基本情懷，是基因一般的品質。我們看到，文學作品往往是觀摩課最青睞的文字。比如《呼蘭河傳》《邊城》《賣火柴的小女孩》，我們會在閱讀這些文字時被感動，悲憫情懷會油然而生，我們會在對文學作品的無休止的閱讀中，成為一個具有悲憫情懷的人。
《教育家》：您的作品已有近180種在國外出版，涉及37種語言，發行至78個國家和地區。您認為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跨越文化？
曹文軒：首先，作為小說家，你必須寫一些結結實實的、角度非同尋常甚至刁鑽古怪的、美妙絕倫的故事。語言固然重要，但在小說創作中，不要把語言放到至高無上的位置上，因為經得住翻譯的一定是故事。它能夠反映人類存在的基本狀態，體現時代的變遷。其次，文學作品要直抵人性的層面，要有足夠的審美價值，才可以穿越時間和空間。我有個根深蒂固的看法，那就是人性始終沒有變。在這個世界上，白種人也好，黃種人也好，黑種人也好，就人性而言都是一樣的。我一貫主張站在人類的高度去寫中國故事。必須寫中國故事，因為它是獨一無二的，在倫敦、巴黎、柏林等任何地方都不會發生，它只能發生在中國的大地上。但一定要站在人類的高度去回看這些故事，唯有這樣，寫出的作品才有可能走向遠方。
《草房子》寫的是20世紀60年代初一個叫油麻地的村子裡一群孩子的童年故事，可今天的孩子依然能看得淚水盈眶。《草房子》從出版到今天，各種版本共500次印刷，被譯為英文、法文、日文、韓文等，無論是十來歲的孩子還是已過不惑之年的大人，無論哪個國家的讀者，閱讀起來都沒有任何障礙，就因為它寫的是人類的基本主題、人類的基本情感、人類的基本人性。
今天還能寫作，是因為我始終沒有忘記閱讀
《教育家》：今年5月，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作為校內實體機構正式成立，您擔任所長。文學講習所在文學研究、文學創作和語文教育方面將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對文學講習所您有什麼樣的期許？
曹文軒：成立北京大學文學講習所，20年前我就提出來了。一方面，是為了消除一個誤解——“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另一方面，是為了順應全世界興起的創意寫作潮流。
從北大中文系自身的發展歷史而言，教授作家引導學生成立文學社團從而形成某種文學流派，這本就是北大開創的傳統，也是現代文學時期高校普遍採用的方式。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佔一席位置的作家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當年都在大學任教或經常到大學講課：魯迅、沈從文、徐志摩、聞一多、朱自清、廢名、吳組緗、林庚……
大學對於作家的意義究竟是什麼？它除了能在理性上給予人足夠的力量，讓理性之光照亮自身的生活礦藏，激發出必要的藝術感覺之外，還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價值：它釀造了一個作家在從事創作時所必要的冷靜氛圍，為培養作家和作家的生存，提供了一種機會、一種可能。納博科夫在談到“大學與作家的關係”時，非常在意一種氣息——學府氣息。他認為當代作家極需要得到這種氣息。這種肅穆而純淨的氣息，將有助於作家洗滌在生活的滾滾洪流中所滋生的浮躁氣息，使作家與生活拉開必要距離，更有助於分析生活。
除了文學創作上的意義，我以為作家在大學的存在，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那就是——他們的研究，會使學術研究出現另一種路數，從而使學術研究更加立體、更加豐富。魯迅的學問，是一個作家的學問，或者說，他如果不是一個作家，也許就做不出那樣一種學問。不是說作家的學問好，而是說，我們可以看到另一種學問。這種學問與純粹的學者做的學問，可交相輝映。
《教育家》：兒童文學作家、文學理論研究者這看似矛盾的雙重身份對您產生了哪些影響？
曹文軒：的確，這兩種身份看似是矛盾的，因為它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思維方式，一種是具象的、感性的，一種是抽象的、理性的。但這對我而言，我曾說過“簡單得就像看電視換頻道一樣”，而且它們之間一定是存在正面影響的。魯迅當年在北大當老師、做學者，同時也是作家，他也在學術與創作的雙重工作中困惑過，但他本人恰恰是將二者結合得美妙絕倫的例項與典範。他的學術著作《中國小說史略》，至今仍是經典的學術文獻，是研究中國小說史繞不過去的著作。
另外，理性的東西對文學創作是大有裨益的。走了這麼多年，我深深地體會到理性對一個作家來講是多麼重要。我很感謝自己15年的哲學閱讀史，在特殊的年代只能看馬恩哲學及其相關書籍，培養了我對哲學的興趣。然後一路下來，讀到科恩等人的科學哲學、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薩特的存在主義，這些都對我影響巨大。不要小看一兩千字的童話書，那背後其實是哲學在潛移默化裡給我的力量。當然有個問題值得注意——當你進行創作時，一定要把這些痕跡抹得乾乾淨淨，不能在你的文學作品裡去顯示理性對你所發生的作用。
《教育家》：您一直非常強調閱讀的作用，能談談在您身上閱讀和寫作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嗎？
曹文軒：閱讀是寫作的前提，寫作是閱讀的結果。就我個人而言，為什麼今天還能寫作，是因為我始終沒有忘記閱讀。在我的時間表上，一直是三分寫作、七分讀書。我的閱讀量非常大，讀書非常雜。我的床頭永遠堆著書，可能一會兒看看民國的京劇，一會兒看看《德國的科學》，一會兒看看印度的《奧義書》。各種知識交匯在一起會使人的感受力得到昇華。比如《資本論》裡的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公元1世紀的作家普魯塔克提出的哲學難題“忒修斯之船”，都可以給我帶來寫作的靈感。
我早就意識到，一個作家如果只是擁有生活的海洋，其實是很難維繫捕撈的，甚至根本就不可能發生捕撈。他如果要使創作的香火延續不斷，必須同時擁有兩片海——生活的海洋和知識的海洋，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知識的海洋可能更加重要，沒有這片海，生活的海其實是不存在的，或者說，它最多也就是一片空海，是無法發生捕撈的。知識海洋不僅讓我們發現了生活海洋，它本身也可供我們捕撈。一個單詞、一個短句、一個觀念、一個隱藏在他人作品中未被作者感覺到的動機，都可能是難得的捕撈之物。這種從書本中獲得驚喜的情景，我已無數次地體驗了。所以，我必須擁有兩片海洋，我要駕著我的小船，自由地出入於這兩片海洋，只有這樣，我才能使我的一生成為捕撈的一生。
語文的美好，應該是什麼樣子
《教育家》：您在《回憶我的語文老師》中寫道：“特別要感激的是我的語文老師……這位女性是我心目中最高貴、最美麗的人。”
曹文軒：這位語文老師是南京大學的高才生，是“文革”期間下放到我們那裡的。當時來自無錫、蘇州多所名校的名師集中到窮鄉僻壤的一所學校裡教書，對我們來說真的堪稱“盛宴”。當說到那段歷史時期的時候，一代人的集體記憶湧現的是停課鬧革命、是文化荒漠，但我的歷史記憶不是這樣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受到的最好的教育恰恰是在那段時間。
雖然當時的語文課本非常政治化，但我的老師是把它當語文課來講的。我記得她第一次走上講臺，把兩隻手輕輕地懸在講臺上，她沒有帶粉筆，沒有帶備課筆記，也沒有帶語文教材，是空手走上來的。她望著我們，說了一句話：“同學們，什麼叫‘語文’？”然後她用了兩節課的時間，給我們闡釋什麼叫“語文”。其間，天開始下雨，她將臉朝向窗外，對我們說：“同學們，你們知道嗎，一年四季的雨是不一樣的。春天是春天的雨，夏天是夏天的雨，秋天是秋天的雨，冬天是冬天的雨。”然後她又說：“同學們，你們知道嗎，一天裡的雨也是不一樣的，上午的雨與早晨的雨不一樣，下午的雨與上午的雨也不一樣，晚上的雨與夜裡的雨也不一樣。”然後她又說：“同學們，你們知道嗎，雨落在草叢中和落在水塘裡，那個樣子和發出來的聲音都不是一樣的。”我至今還記得，我們所有人把腦袋轉向了視窗，外面有一大片荷花塘，千條萬條銀色的雨絲紛紛飄落在那片很大很大的荷花塘裡。這就是我的語文老師。雖然她長得並不好看，但她是一位氣質非常雅緻的女性。後來她離開我們去讀書了，考到了現代文學史新感覺派大師施蟄存先生的門下。
《教育家》：您曾寫道：“語文和語文老師對一個學生的成長是至關重要的，是一所學校的品質的建構者和體現者。”您認為新時代的中小學語文教師應具備哪些素養？您怎樣看待兒童文學與中小學語文教育的關係？
曹文軒：在我的心目中，語文是一切學科的學科。一位數學家若沒有非常好的語文能力，想成為那種劃時代的、具有紀念碑式意義的大數學家，是絕無可能的。物理學家、化學家、哲學家也一樣。因為語文能力牽涉到思維能力以及認識世界之後的表達能力。
語文老師首先應該擁有非常好的語文能力。語文能力來自哪裡？除了專業知識的培育，還來自廣泛的閱讀。我曾多次講過，如果一名語文教師僅限於堂內閱讀，哪怕這種閱讀特別精細甚至爛熟於心，他也不能對語文文字做出理想的解讀，因為他需要一種發現文字的眼力，而這種眼力來自堂外閱讀。語文是一座山頭，攻破這座山頭的力量，並不在這座山頭，而是來自其他山頭。周邊的山頭屯兵百萬，你必須廣泛調集其他山頭的力量，才能把語文這座山頭拿下來。學生學習也一樣，一個學生如果只將語文堂內閱讀當成閱讀的全部，想學好語文是不可能的，就算把語文課本全背下來也沒用。
另外，講文學課，我們務必不能只停留在對作品的人文性解讀上，還要回到藝術層面對作品進行解讀。現在，凡選到語文教材中的文學作品，都是經典，或者說是具有經典性的作品。既然是經典和經典性的作品，必有一個前提：它們具有高度的文學性，或者說具有高度的藝術性。語文老師解讀一篇文學作品，應以欣賞一件藝術品的姿態進行，並以這一姿態去影響學生，使他們也能在面對一篇文學作品時呈現出一副欣賞姿態，成為一個有情趣的文學欣賞者。但遺憾的是，因為我們在此之前相當漫長的時間內沒有這個意識，又因為我們對藝術性範疇的知識掌握不夠豐富，即使在藝術層面上進行解讀，也顯得有點勉強，不是蜻蜓點水，就是機械性套用。
我總記得一次去某座城市的一所學校給孩子們講寫作，其間說到了契訶夫的經典短篇《凡卡》。我就問現場的孩子們：“有誰現在願意和我談談《凡卡》的？”正好趕上他們剛剛學完這篇課文，一個小男孩將手高高舉起，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慷慨陳詞：“《凡卡》寫了俄羅斯底層人民的苦難生活，控訴了沙皇俄國的殘酷統治……”這個男孩口才絕佳，滔滔不絕，得到了孩子們的熱烈掌聲。聽下來，這個孩子的所有言辭，都是關於《凡卡》的思想意義的，即我們通常所說的作品主題。他說得對嗎？當然對。但，這畢竟是一篇小說，是一篇文學作品，對它的解讀不能僅有這些。於是我問他：“你還能從其他方面說說嗎？”男孩忸怩了很久，說：“沒有了。”
那天報告廳的後幾排坐著一個區的語文老師。我問了兩個問題：如果將凡卡在皮匠店裡做學徒的苦難經歷，由凡卡給爺爺寫信傾訴出來，改為由作家本人直接敘述出來，請問這個世界上還有一篇叫《凡卡》的經典短篇嗎？凡卡投到信箱中的那封信是一封沒有地址的信，那信封上只有一行“鄉下爺爺收”的字樣，如果文中沒有這個著名細節，請問這個世界上還有沒有一篇叫《凡卡》的經典短篇？以上兩個隸屬於“藝術”的問題，是這篇小說的“眼”和“魂”，如果沒有講到，我們能說完成了對這篇小說的解讀嗎？恐怕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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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本文刊於《教育家》12月刊第2期，原標題《曹文軒：用文學為兒童“造房子”》
文|本刊記者 李香玉
設計 | 朱強
統籌 | 周彩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