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朝的一次盜墓活動，出土了一部《竹書紀年》，因為其記載的內容，與史記有很大的衝突，且其為秦始皇焚書之前的作品，於是近代的學者，便斷言，史記關於二帝三王的敘事是假的，《竹書紀年》的敘事才是真史。
《竹書紀年》，是魏國的史書。《尚書》是孔子整理的夏商周三代史記。
孔子自稱“信而好古，述而不著”。既然是信，就必是不疑。既然是述，就是不作修改。如果孔子的信而好古，述而不著，不是忽悠人的話，那麼尚書的記載，應該是可靠的。“主忠信”的孔子，難道真的是個大忽悠麼？
魏國，是戰國法家的重地，法家疑古而尚新。敢於創制，是今非古，是法家的立學基礎。崇尚法家思想的魏國史官，最大可能是透過修訂歷史，來迎合法家的非古思想、性惡思想和改制的需要。認定這樣的史書，一定比信古述古的尚書更可靠，我不知其出自什麼目的。
春秋時期的晉國，是個有篡弒傳統的國家。曲沃武公透過三代篡弒，六十多年努力，篡取了晉國政權。魏晉時期的晉朝，也是司馬氏透過三代篡弒，建立起來的一個朝代。編制竹書紀年的魏國，也是透過三家分晉，也就是篡弒建立的國家。
這三個與《竹書紀年》相關聯的國家與朝代，都與篡弒，有著緊密的關係。而《竹書紀年》，以篡弒來記述堯舜禹的歷史，不就是在證明以篡弒來進行政權替代，是古而如此，合理合法的麼？其為篡弒洗白的政治目的，是昭然若揭的。
《竹書紀年》成書，於其政治背景，實際是戰國儒法鬥爭的產物。於其動機，也符合為晉魏的篡弒行為洗白的現實需要。但也不排除西晉學者在整理竹書過程中，迎合晉室從中動了手腳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