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張雲（Zhang Yun），日本國立新潟大學副教授
1月2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了影片會談，這也是岸田就任首相後首次與拜登的會談。美日領導人決心為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進一步強化同盟，臺海、人權、經濟安全保障、海洋問題等幾乎美日雙邊會談中針對中國的“熟悉話題”都涉及了。
日美還商定上半年在日本舉行第二次日美印澳四國機制峰會。峰會前，兩國還發表聯合宣告要求中國增強透明度，推進核裁軍。這些很自然引起中國強烈反彈，也引發輿論界高度關注。
但此次首腦會談有一項內容似乎沒有受到太多關注，即雙方建立“經濟版2+2部長級磋商機制”，展示以美日為軸心支援拜登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意圖。筆者認為，這顯示美日對其印太戰略缺乏經濟支柱這一致命弱點有清醒的認識，但治癒印太戰略“高度軍事化”這一“跛腳”病根希望不大。
首先，拜登政府沒有走出歷屆美國政府亞洲戰略“高度軍事化”的思維定勢和路徑依賴。我們翻看美國與亞洲盟友的會談都可以看到這種“亞洲外交軍事化”的明顯特徵，此次首腦會談2/3內容也都是與軍事和安全相關。
無論10年前奧巴馬政府提出的“亞洲再平衡”還是現在的“印太戰略”，關鍵詞基本上是反導系統、威懾力和擴充套件威懾力、海軍力量擴充套件、增加盟國防衛費用開支和軍備建設等。
此次會談中，日本首相向拜登總統表明了要對日本防衛力量進行根本性強化的決心，拜登表示支援。在美國看來，亞洲戰略中“軍事一體化”似乎是首要的，“經濟一體化”是會自然追隨的。問題在於，高度軍事化的地區戰略最終獲益者可能主要是軍工產業，而不是本地區的民眾。
第二，美國政要的印太經濟框架基本停留在口號式概念上，除了強調高標準和最先進以外，沒有具體內容和路線圖，對大多數本地區國家來說不接地氣和缺乏吸引力。
2021年10月底，拜登總統參加東亞峰會時宣佈美國將和夥伴一起探索建立一個印太經濟框架，包括在貿易便利化、數字經濟和技術標準、產業鏈韌性、去碳和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建設、勞工標準等領域設定共同目標。同年11月，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和貿易談判代表戴琪相繼訪問日本等東亞國家時也提出要建設最先進的地區經濟合作標準。
然而，美國基本處於亞洲一體化程序之外。美國退出了TPP，不是已經生效的RCEP成員國，也不願意加入數字經濟夥伴協定（DEPA）。其新框架似乎要放棄已經積累30年的以亞太和東盟+6為基礎的地區合作，有另起爐灶的意思。
但本地區大多數國家關心的是如何進一步從一體化中獲得發展利益，特別是那些欠發達國家迫切需要實現數字和綠色經濟轉型的切實幫助。美國的印太經濟框架只有口號式的高標準高質量，地區國家會認為這僅僅是為了維護美國地區霸權的工具和理論武裝。
同樣，日本以不滿足高標準為理由對中國申請加入CPTPP採取觀望態度，同時美國自己不願意回到TPP，還阻止別國參加TPP，這些自相矛盾的做法，只能造成該機制空轉，日本期待的經濟領導力也會耗盡。
第三，印太經濟框架仍停留在美國是“亞洲經濟發展恩賜者”的錯誤認知上。美國認為，其同盟體系為地區帶來了和平，美國海軍自由航行帶來商業船隊安全通行，美國市場讓亞洲國家通過出口致富，美國投資讓亞洲經濟騰飛，美國技術創新造就了亞洲經濟升級，美元保證了亞洲國際貿易支付的順暢。
不可否認，美國對亞洲經濟發展有貢獻，但上世紀90年代以後，亞洲經濟發展的巨大牽引力是地區經濟一體化，而在這方面美國是缺席的。過度自信亞洲經濟一體化中的“美國不可或缺論”，只能讓美國的地區存在感越來越少。
美國及其盟友的亞洲戰略需要戰略轉向，要從“高度軍事化”思維中走出來，真正思考本地區國家要什麼，而這也符合美國根本利益。錯誤配置資源，只能讓跛腳的印太戰略日益積重難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