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作者親歷親見的切身體會。1950—1962年，正是新舊交替，制度重建，百業復甦的關鍵時期，其史料價值不言而喻。這種以小見大，貼近生活，不加修飾語的感性文字，相形於道聽途說，檔案紀錄和檔案摘編，更具體實在，細節豐富，生動好讀。
權力歸農會，保甲制退出歷史
1950年秋天開始，川南區所屬專、縣、區、鄉，逐級成立農民協會。鄉、村兩級農民協會，分別取代了舊政府的鄉和保甲政權職能，叫＂一切權力歸農會＂，成為事實上的新生基層政權，保甲制度及其名稱，從此在中國歷史上消失，並被後來的人們所遺忘。
大興鄉農民協會之下，按原各保為單位設分會，我是十月份，第一批被選進農協第二分會當文教部長兼治安的。這期間，農會幹部是不脫產沒有報酬的。農會成立後，首先組織群眾翻身鬧革命，評定階級成份，實行＂依靠貧僱農，團結中農，打擊地主，中立富農＂的路線，開展減租、退押，清匪反霸，鎮壓反革命，清理取締反動會道門和各種迷信活動；辦冬學（識字班），掃除文盲，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消滅天花等疾病；利用課堂宣傳婚姻法和抗美援朝，動員參軍參戰。
1951年冬，大興鄉開展土改運動，土改工作隊到鄉後，首先將大興鄉一分為二，分別成立大興鄉、天峨鄉農會，重新劃定村、組。
工作隊進村後，透過訪貧問苦、串連紮根、物色人選，然後召開群眾大會，選舉村長、組長和村文書。與此同時，工作隊在原農協會各分會，物色物件，徵求意見，初步確定鄉農會幹部候選人，然後兩鄉分別召開有村代表、村幹部參加的選舉會。
天峨鄉在毛家村一個土埧內召開會議。主持會議的工作隊講明選舉的意義和規則後，讓候選人並排坐定，並在他們背後各放置一個空碗，由參加選舉的人在碗內放擲豆子的方式表示投贊成票，當場計數，由工作隊宣佈哪些人當選。在九位鄉農會委員中，我當選文教部長兼治安（土改期間我又兼代文書工作）。
新建的天峨鄉暫借毛家村肖順發（小土地岀租者）的房屋辦公，堂屋作辦公室，廳房作會議室，還有一間房擺兩張床，供工作隊員和文書住，還兼作保管室，電話暫時在街上與大興鄉共用。
農會幹部的待遇，與縣、區機關和工作隊，都實行供給制，每人每天大米24兩（舊秤每斤16兩，24兩即一斤半），幾分錢菜金，另發衣被鞋襪。所以群眾稱工作隊，吃的二十四兩、穿的二尺四（衣服長度）、揩的三十二兩（指舊式手槍重量）。鄉農會幹部，每鄉給四個半人的的供給標準，即正副主席加文書各一份，外加文教、民政、武裝各半份。供給很低，沒法發給個人，也辦不起伙食團，只能在房東肖順發家搭夥，大家共吃一頓午餐了事。
1952年5月下旬，區上通知各鄉派三個幹部，參加6月份縣舉辦的第二期農幹班學習，天峨鄉決定派我和另外兩位鄉農會幹部去。5月31日，我們三人自帶被蓋、碗筷、換洗衣服、筆記本，去龍泉區公所報到。6月1日，區團委書記範海宗，帶領全區參訓的50餘人，步行80餘里，於午後到達簡陽縣城，立即去農幹班報到。
農幹班的培訓，以開大會講課方式為主。學員們集中聽縣委宣傳部長王棟主講社會發展史、共產黨的歷史、紅軍長征歷程和中國革命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聽課以後進行小組討論，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思想。
7月1日，參加成渝鐵路通車典禮，2日，第二期農幹班學習結束，舉行散學典禮。7月3日，農幹班學員中被選調的30人，到縣人民政府人事科分配工作。其中包括我在內的9人被分配到縣人民銀行。
中國人民銀行簡陽縣支行設在石橋鎮正街一座古廟（曾被用作堆疊）裡，是新中國建立之初接收國民黨舊政府銀行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臨街有一座戲臺，利用居中的殿宇做營業門市，後面房屋供辦公和職工食宿用。
我們到銀行報到後，首先接受業務培訓。無論講什麼課，授課人都要將有關賬冊、單據等帶到課堂，發給學員，對照實物逐項進行講解，再讓學員模擬練習試做。對人民幣的幣種、幣值，不僅要講解清楚，還要求學員過目，並接觸鈔票試數幾遍，以加深理解記憶。經過六七天的培訓，我們已經基本上理解和掌握了這些知識，適應了這裡的學習和生活，也逐漸熟悉了這裡的新同事。
短訓結束後，我被分配到簡城分理處，這是當時簡陽縣城裡惟一的銀行機構。它坐落在政府街，距中共縣委、縣人民政府機關不遠，是利用一座舊房改造的營業部，門市面積不大，食宿住房更顯緊張，我們新調去的兩人，只得臨時擺鋪睡覺。
在簡城分理處正式上班後，領導安排我做出納工作，向老同事尹雲升、曾國安學習，他倆解放前就從事這項工作，具有豐富的經驗。我邊看邊學數票子、扎把、蓋章、上大梱，熟悉人民幣各種版面，辨別鈔票的真假等。更多的工作是補爛鈔，凡斷節、缺角、汙損者，能補的，就用紙條加漿糊貼上，構成原狀票面完好的繼續流通。而缺角、汙穢、破損大，實在補不好的，就按版面扎把回收，仍要像好鈔一樣，扎把後簽章負責，存入金庫，定期上繳集中銷燬。
7月份是我在銀行工作的第一個月，我領得工資11萬元（舊幣）。當時，為穩定物價，政府實行＂保值＂物價政策，工薪階層除行政人員實行供給制外，其餘都按＂折實單位＂計價的工資分，以＂死分活值＂辦法，按月計發工資，所以月薪是隨物價浮動的。這是我當農會幹部21個月以來，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領取現金工資（也叫薪給制）。
大約在9月份，縣支行通知，調我去草池營業所工作。草池鎮距縣城50華里，瀕臨絳溪河，是主產棉花的富饒集鎮。草池營業所是1951年，人民銀行首批下伸的幾個營業網點之一，管理簡陽縣第三、四、十七、十八區的金融業務，營業所的金庫直接接收、管理各區供銷社銷貨款和稅務所收的稅款，另外向第四、十七、十八區各派駐一個銀行工作組，負責發放生產、生活貸款的工作。
其中毛家場及其附近區域是棉花主產區，縣供銷社在這裡專設了一個棉花收購站，收購六七個鄉的棉花，棉農很多業務量大。為了方便棉農儲蓄，營業所派毛詩經、傅從雲和我三人組成一個收儲組，收購站專給我們一間房屋，作為開展業務之用。那時，銀行開展保本保值儲蓄，讓儲戶沒有因物價波動使得銀行存款貶值的顧慮，所以棉農售棉後，凡有暫不使用的現金，都願意存入銀行。我同傅從雲從營業所領出五萬、十萬元的定額存單，一人收款，一人蓋章發定額存單給棉農，當天結算，必須做到錢票相符。儲蓄現款收得多了，我就挑著現金送營業所，當面交出納點數、會計與存單的存根聯核對無誤，減銷存單餘額後，就算完成此次交款任務。我挑在肩上的裝有大量現金的布包外面，還印著藍底紅色＂中國人民銀行＂字樣，誰都知道，包裡是銀行現金，但從未發生遭搶劫和丟失的事故。
這裡工作繁忙，生活條件比較差。我和傅從雲同住辦公室後面一間小屋，沒有地方也沒有時間自己做飯，只好在毛家場街上一家飯館裡包餐，每餐付費一斤米錢（舊幣640元），每週打個牙祭；吃飯時間不定，隨到隨吃，按月結算餐費，也還方便。如果在營業所，每餐要收1200元，比毛家場飯店的包餐將近貴一倍。
12月份，棉花收購進入尾聲，毛家場收儲工作組撤回草池，我和傅從雲被派往三岔工作組。組長黃徳偉，組員還有張玉高、湯百鸞總共五人。
三岔區毗鄰仁壽、華陽兩縣，土地肥沃，盛產棉花，翻山即是窯子埧，連線成都市，故三岔與成都經濟聯絡密切，物流貿易交往頻繁。
三岔區的區級機關單位設在三岔鎮。三岔鎮西距簡陽縣城80裡，地處絳溪支流河邊，依山傍水，街道整齊有序，街面鋪青石板或三合土，街鎮面積和規模不亞於龍泉驛，周邊場鎮和農村的人們，來三岔鎮經商趕集的人很多，由於受成都市社會風氣的影響，故人們的衣著穿戴都顯得要洋氣些。總體上說，三岔鎮的經濟繁榮、街鎮風貌和民眾生活水平相對較高於其他地區，在簡陽西鄉集鎮中是最好的。（沱江由北向南穿越簡陽縣全境，人們習慣稱沱江以東地區為東鄉，沱江以西地區為西鄉。）
民國年間，三岔區產生了許多舊軍隊的高階軍官，號稱“三軍九旅十八團”。這些軍長旅長團長們，在外任職有了錢衣錦還鄉，便在三岔建設磚木結構，中西合壁的私家公館洋房。1949年前夕，這些公館主人追隨國民黨政權，逃往臺灣或國外，四川解放後，這些公館被人民政府接收作為公產，安排給機關企事業等單位使用。十七區區公所就設在廖公館（原主廖仲林），名為構雲山莊的四合院。廖公館建成於1948年，也是中西合璧，亭臺花園配套，後院有大片柏樹林，四周長滿鐵刺藜，與外界隔絕。
銀行工作組的住地是原國民黨師長鬍伯奎的樓房，世人稱作胡公館，是一座磚木結構、玻璃門窗、一樓一底的青瓦洋房，室內床櫃桌椅傢俱，都是名貴楠木製作，顯得富麗堂皇十分闊氣，倒是給我們創造了一個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1953年2月13日，是農曆壬辰年的除夕，民間習俗吃團年飯的日子。可是解放後實行公元紀年，推行公曆﹙陽曆﹚，春節法定三天假，正月初一至初三。即公曆2月14至16日。除夕這天，營業所正常上班，稅務所送來幾擔稅款，動員外勤人員幫助清點現鈔，直到下班才可自行安排。
我應傅從雲邀請，同去義勇鄉白鶴村他家過年。次日晨起吃碗湯圓，我立即告別伯父伯母，從雲送我出門指點道路，我已歸心似箭，快步直奔海螺河，過太平橋、石盤鋪，一鼓作氣走完40餘里路，近午約十一點就到家了。
1954年，死分活值的工資辦法，改為定級工資制了，我被定為24級，月工資37.5萬元，我給父母按月匯款由5萬元改成10萬元。父親收到匯款後，回信總是說：＂錢已收到、下個月把細（節約）點哈。＂我也夠節約了，偶爾進餐館吃頓飯或一碗麵，我都在默想，這頓又吃掉多少斤鹽巴錢了。工資改革後，想買雙皮鞋來穿，東看西看都下不了手，總感覺好貴！數天後，在簡城北門看上那家現做現賣的手工皮鞋，討價還價說定4.5萬元。它是我一生中穿的第一雙皮鞋。心裡還在想：一雙皮鞋，要值5斤棉花錢，而解放前農民種棉，每畝僅收十多斤，且要勞累大半年。現在鹽巴比解放前便宜太多，那時的比價＂鬥米、稱肉、十斤鹽＂。現在每斤米才賣1200元（不到半斤肉錢），這雙皮鞋錢，可要買鹽巴將近40斤。
1958年公社化後，舉辦公共食堂。當時我家有三個人每月的糧食定量供應80來斤，加上從大興鄉下接來父母，五個人勉強夠吃。到了1959年9月，四川省政府下通知，將定量供應口糧壓縮至每人每月19斤，這就成了問題了，缺糧比缺錢惱火，缺錢可借貸，缺糧則無法可想。父母看到這個情況，堅持要回大興，去集體食堂吃飯。我無奈只好送他們回去，但心裡時常唸叨著：父母怎麼活下去？
“褚縣長點名要我主管農村公共食堂”
我在1959年冬天，在生活困難之際受命擔任草池區副區長，縣長褚永仁點名要我主管農村公共食堂，全區12萬人一千多個食堂，普遍缺糧實行＂低標準，瓜菜代＂。我老家龍泉郊區實行大隊核算，公共食堂比我們稍好，但仍存在缺糧問題呀！
我每天都不斷接到各公社告急電話，多少食堂開不起夥要斷炊了！大小隊患浮腫病的有多少，死了的又有多少。我向縣政府告急，請求撥點糧食解決困難，給我幾萬斤幾十萬斤糧，可是分到每個食堂，就少得可憐難以為繼。
農村公共食堂全程辦了32個月，我主管20個月多。當時提出的要求是“半斤原糧三斤菜，三兩清油斤半鹽，吃熱吃熟有開水，定時三餐在食堂” 。這樣的低標準，也從來沒有實現過。特別是後期，病人死人很多，成天告急聲不斷，應接不暇，白天精神緊張過度，晚上徹夜難眠，頭腦昏昏沉沉，似乎要崩潰倒下了。
當我看到農村社員，在集體食堂成天吃的稀湯寡水，患浮腫病的人那麼多的時候，就很自然地聯想到，我父母怎麼過？在我的職責範圍內，掌握著一定數額的國家糧食供應指標，經我批准可以解決某些特殊困難的問題。但無論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覺悟，或者出於黨紀國法的約束，我都從未萌動過用自己手中權力謀取私利的念頭。在那個廉潔奉公、不謀私利已經成為社會常態的年代，大家都將大公無私視作理所應當的很平常的事，是做人應有的基本德行，並不值得特別加以褒揚，也不可能有誰想以此得到領導和群眾的讚賞。
我在草池堰的小家庭中，三人糧食定量月供57斤。岳母想節省點米給女兒女婿吃，她去吃“麵包酶（粗糠發酵）”，排不岀大便用手摳，導致1961年患一場大病，差點故去。我很痛苦。我作為一個區的領導幹部，屬下十多萬人又怎麼活喲？
1961年6月份，農村公共食堂解體後，我病倒住進成都中醫學院治療。中秋節時，區公所伙食團殺條豬，分給我家幾斤肉。岳母炒個嫩姜肉絲、一個回鍋肉，家屬揹著女兒坐火車、擠公交車給我送來。我在病房同醫生陳紹蘭將嫩姜肉絲吃了，回鍋肉用個溫水瓶內膽裝起存放床頭櫃裡，每天拿出來檢查一下，生怕變質了。幾天後我病癒出院，乘火車至養馬站下車，步行30裡回家看望父母，剛進門我就給父母說，帶了點回鍋肉。父親大喜過望，連聲感嘆，“哎呀，太好了，好久沒吃肉，腸子都生鏽了！”母親立即生火將回鍋肉蒸熱，全家人上桌，一轟而光。見此情景，我既欣喜又悲傷。
儘管食堂解體後，老百姓歡天喜地，但生產尚未恢復，糧食欠收，分的口糧少，市場未開放，全是＂摸買摸賣＂的黒市交易，價格昂貴無可比擬。一個雞賣幾十元（新幣），一個蛋幾元，一個南瓜十多元，大多數職工的工資只抵半隻雞錢。因此自我調侃為“半隻雞幹部”，也有職工忿然辭職，另謀生路。
一天我接父親來信說，你匯款20元收到了，託人在石盤街上買黑市大米4斤（16元）和紅苕4斤就用完了。我心想怎麼辦？我的月工資43.5元，我們夫妻二人月収入共計65.5元；口糧定量沒增加，直到1962年才調至人平月供22斤（1964年調至25斤）。我們一日三餐每頓二兩糧，靠摻點瓜菜過活，更省不出糧食接濟父母，憂心忡忡，有苦難言。
1962年4月24日（農曆三月二十日），父親在家中病逝，享年62歲又58天。當我在興隆公社接到電話後，連夜騎腳踏車經簡城、養馬，到周家場正好天亮了，將腳踏車寄放公社，在公社食堂吃碗胡豆稀飯，立即歩行15裡回家。父親遺體已裝入棺材停放在堂屋裡，我開啟棺蓋，向父親作最後的告別。
家中已請了陰陽擇期、看地，葬期要等三天，墓地距離家宅300米。可是家中無糧，能等得下去嗎？鄰里幫忙的人，個個病秧秧的，能夠抬得動棺材走那麼遠嗎？我於是說服伯父、姐姐姐夫們，顧不得那些規矩了，決定將墓址另選在房後祖墳側，葬期改在明天進行。
於是將生產大隊給的30斤麥子，磨成連麩麵粉，加上我揹回來的一點米煮成兩桶粥，請幾個鄰居抬上山。因鄰居都身體羸弱，墳坑無力深挖下去，只好剷平掩埋完事。
時至今日，我都感謝當年生產大隊幹部給我30斤麥子的恩情！對幫助我家安葬父親的鄰人，每人送了個小紅包致謝，這樣就算結束了這個葬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