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洛斯基：人類為何在近兩個世紀突然富了起來？

近兩個世紀以來，人類的平均收入增加了10倍，而且能享有的商品和服務的增長更是難以統計。對於這樣的財富的爆炸性增長，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芝加哥分校的經濟系、歷史系、英語系和傳播系的榮譽退休教授迪爾德麗·麥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認為，是各種想法、點子和創意的“交配”，釋放了資本的生產力；而越是重視自由價值的地區，越能促成各種想法的“交配”。

以下是她的具體觀點：

如今的人類生活水平簡直太高了。兩個世紀前，全世界人均每天的收入摺合成現價是3美元，而且自人類社會誕生以來就一直維持在這一水平。而現在，這一數字增加了10倍，達到33美元。而且，統計數字還沒有把1800年以來人類能享有的商品與服務的極大豐富算進來。

這種規模的“財富大爆炸”(The Great Enrichment)是空前的。收入成倍增長在歷史上並不罕見，在古希臘、古羅馬，或是北宋時期的中國、莫臥爾王朝時期的印度都曾出現過。但是那時的人們也會很快跌落到今天阿富汗的生活水平──每人平均每天的收入不足3美元。而且，收入的提高以及所能享受的商品和服務之豐富，使得生活舒適程度天方夜譚般地提高了10000%，這在兩個世紀前的人類歷史上是從未有過的。

“財富大爆炸”是如何實現的？

不同的意識形態有不同的解釋。左派的解釋，從卡爾·馬克思(Karl Marx)開始，認為關鍵因素是剝削。1800年以來，資本家們榨取了工人的剩餘價值，然後再投向“黑暗的撒旦磨坊”，也就是工業時代的血汗工廠，他們認為這是增長的關鍵。右派的解釋，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降，認為關鍵是節約、積累。如斯密所言，只要能夠例行節約並積累資本，那麼野蠻的蘇格蘭高地人也能像荷蘭人一樣擁有極高程度的富裕。

後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對斯密的學說進行了一種延伸。他認為制度才是真正的靈丹妙藥：法律興盛，腐敗消除，國家就會因為資本積累而走向極高程度的富裕。

但是，讓世界富起來的，不是從工人身上榨取的資本，不是因為節儉的美德而積累起來的資本，也不是靠有計劃地積累財富的制度。資本和制度固然重要，可是勞動力、水和時間也同樣重要。

是什麼釋放了資本的生產力？

答案是那些想要進行改進和革新的具體想法──那些由偏遠農村的木匠（珍妮紡紗機的發明者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當電信報務員的小男孩（托馬斯·愛迪生）和來自西雅圖的青年計算機鬼才（比爾·蓋茨）這樣的人所提出的想法。

正如馬特·裡德利(Matt Ridley)在《理性樂觀派》（The Rational Optimist，2010）一書中所言，在過去兩個世紀，“不同的想法開始了交配”。比如，火車運輸這個點子，源自將高壓蒸汽機與在鐵軌上行駛的運礦車相結合；而除草機這個主意，則是把縮小版的汽油發動機與縮小版的收割機結合的產物。各種富有想象力的發明皆如此。這些想法在腦海中的交匯，帶來了各種機械改良的爆炸性湧現。

如果只靠資本積累或者法治的話，那麼“財富大爆炸”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美索不達米亞、公元100年的羅馬或公元800年巴格達就應該出現了。而在公元1500年甚至1700年之前，中國都是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國家，比如中國的運河比歐洲長得多，而且發明的運河船閘也比歐洲早了幾百年。中國古代的自由貿易和法制，也遠比當時小國林立、關稅繁苛的君主專制歐洲要廣泛得多。但是，誕生工業革命和“財富大爆炸”的是歐洲的西北部，而不是中國。

為何想法恰在此時此地學會了“交配”？

這一現象為什麼最早出現在1600年前後的荷蘭，然後1700年前後傳播到英格蘭，再依次到北美殖民地、蘇格蘭、比利時、法國北部和萊茵地區？

因為“自由”。事實證明，最獨具匠心的人，是擺脫了束縛的人，而不是奴隸、農奴，不是處於從屬地位的婦女，不是受縛於等級制度或官僚體制裡的人。在一些偶然的政治事件而非歐洲某些傳統美德的影響下，歐洲人逐漸相信，普通人都應該掙脫約束，以獲得追求人生成功的機會──也就是我們所稱的“生命、自由和追逐幸福”。

也因為“平等”，摸著石頭爭取的平等。這裡並不是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或者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的那種法國式的結果平等，而是休謨(David Hume)和斯密的蘇格蘭式的平等，是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所享有的社會尊嚴的平等。它鼓勵人們依靠自己去無畏地追求更好的生活。正如斯密所言，讓每個人在平等、自由和正義的公平計劃下，用自己的方式追逐自己的利益。

還有一個能解釋我們“財富大爆炸”的概念，是“自由主義”。這裡指的是其原本的含義：“（每個人都）配得上做一個自由人”。兩個世紀之後，所有人都認同了這一思想。於是，“財富大爆炸”開始了。

極端的年代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為此而感到高興。18世紀還有伏爾泰(Voltaire)和本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等人為貿易自由搖旗吶喊，而到了19世紀三四十年代，一個興起的知識分子階層，開始傲慢地嘲諷起了“自由”。這些人多是資本家的後輩，是自由讓他們的父輩富了起來，讓新一輩有了閒暇。然而，他們卻開始倡導積極地動用由國家所壟斷的暴力，來實現各自心中的烏托邦。

右派的一些知識分子主張迴歸中世紀，他們把那裡想象成沒有粗俗的討價還價和貿易競爭的黃金年代，但實質上，那只是一個領主統治的等級森嚴的年代。這種保守而浪漫的復古思想，正合統治階層的胃口。19世紀末期，右派舉起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優生學說大旗，貶損著普通人的自由和尊嚴，把國家的使命凌駕於個人之上，推崇殖民主義和強制生育控制，併為戰爭塗脂抹粉。

同時，左派這邊，另一群知識分子提出，思想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歷史滾滾向前的大勢，再輔之以對邪惡的資產階級的不斷抗爭與革命──而且，這些運動自然要由左派知識分子們來領導。在隨後的歐洲的社會主義和美國的進步運動中，左派提出，打破資本家在肉、糖和鋼鐵上的壟斷，要靠或管制或工團運動或計劃經濟或集體化的方式，來把所有的壟斷歸入到一個終極的壟斷者之下，那就是國家。

當歐洲的知識分子們為這些深邃的思想而紛爭時，同時受到左右派乃至中間派鄙夷的商業資產階級們卻創造出了“財富大爆炸”，以及現代世界。事實證明，普通的人並不需要高層的指揮；相反，當人們受到尊重又不受束縛時，他們會變得極有創造力。

“財富大爆炸”有多偉大？

“財富大爆炸”是自人類開始種植穀物、飼養家畜之後，人類歷史最重要的事件。它的意義比歷史上任何一次帝國興亡或者階級鬥爭都重大。

“財富大爆炸”重新開啟了歷史，它還將終結貧困。其實，人類中的相當一部分已經終結了貧困。中國和印度在踐行經濟自由主義之後，也實現了爆炸性的增長。而巴西、俄羅斯、南非，更不必說歐盟，這些喜歡計劃、保護主義和創造平等機會的經濟體，卻出現了停滯。

不論左派、中間派還是右派的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都解釋不了“財富大爆炸”。或許，他們的學說需要修正，變為一種更加重視“想法”的“人類經濟學”(humanomics)。人類經濟學並不拒絕經濟學中現有的術語和方法，但是需要研究一下字詞與意義及其對人類的財富增長的貢獻。

過去200年，全球每人平均每天收入從3美元增長到了33美元。

哪些公共政策對“財富大爆炸”起了促進作用？幾乎沒有。正如斯密所說，英格蘭的王公大臣倡言要監督私人經濟，這實為最放肆、最專橫的行為。我們確實可以自己拿錢出來幫助窮人。斯密自己就施捨窮人。其實無論哪個宗教都會提倡施捨。但也請注意，1800年以來，窮人的致富，95%不是來自慈善，而是來自經濟生產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