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起與此有關的話題，多數情況下，蟲友都是自說自話，一方所說與另一方所想有時全然不是一回事。
面對一條蟋蟀，幾方爭論起來，有的說是黃，有的認作青，也有人視為紫，各執己見，且各有所本。或依據某種古譜、或師徒傳授、或蟲友間相因成習，很難達成共識，局面之混亂可想而知。
試想，自人類文明誕生以來，對萬事萬物予以分類，為的就是避免混亂，以達成在同一語境下的交流和討論。
分類標準必須將物件物統一在一個沒有內在矛盾的邏輯範圍內，這一方面是為了交流的便利，再則也是建立認識的一種方法。
倘若面對同一個事物，在同一語境下，得出數種結論，則此結論只可能最多有一個是對的，甚至全錯，至少不可能全對，除非標準不一樣。
蟋蟀的定色命名就面臨著這種亂局，造成這種亂局的因素很多，但主要的因素還是來源於古譜。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回到古譜上來。
王世襄先生輯錄《蟋蟀譜整合》，功莫大焉，使得我們有機會大致上一睹古譜全貌。
王世襄先生在自嘲詩裡說“不勝盆罐更勞形，爭奈難捐未了情，止渴望梅飢畫餅，為療蛩癖讀蟲經”。在不到蟲季的日子裡，和大師以及諸多蟲友一樣，我也常常閒下來就讀古譜，過乾癮，以解心饞，如是者數年。
古人說：讀書千遍，其義自現。反覆讀譜，終有所感，古譜的流變漸漸變得清晰了起來。其實，看破蟋蟀定色命名的流變和歧路是我們這代人的幸運和機緣，非前輩不智。
老一代玩家之所以各執己見、不能相合，蓋因為此前玩家一生所及只能讀到一兩種古譜，幸運者接觸到的也不過四、五種。
終歸不能見到歷代古譜的全貌，因緣際會讀到了某種古譜，也就依了此譜的說法，或綜合了一、兩種古譜的說法。
然而古譜在流傳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有的刊刻者自己並非行家，自作聰明擅改古譜，有的所見譜系不多，未能行考訂之功，匆忙刊刻，錯字、衍字，以及錯誤的理解，致使錯訛被不斷放大，終至於謬種流傳。
深究起來。從明代晚期開始，一些譜系就明顯的出現了問題，至於清譜，錯誤越來越多。
《蟋蟀譜整合》出版之日已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
老一代玩家的認知觀念自幼年以來，浸淫已久，早已形成一生一世的固有觀念，對新材料的出現已然不敏感，或已無心、無力再做研究。何況打破舊有觀念是何等的困難，已不待言。
以我的愚鈍能夠對古譜的流變進行全面的梳理，也恰恰在於當日正猶豫彷徨，尚未形成定見，反而是撿到了一個研究課題。
倘若《蟋蟀譜整合》這類著作早就存在，那麼重新梳理蟋蟀定色命名這項工作根本輪不到我來做，前輩早已做完了。
在當今現代化程序的研究中，普遍認為先發國家與後發國家各有優勢。其實，社會程序與文化現象、學問見解，皆為一理。
之所以指出這一點，一方面是要表明對老一代玩家沒有絲毫的不敬之心，再則也是為了給新進的玩家鼓鼓勁。
與前輩玩家相較，後來者的經驗和際遇的確有難以彌補的缺憾，但是卻也可以獲得更廣闊的視界，尤其在資訊傳播如此便捷的今天就更是這樣。資訊化時代為每個人都提供了更多的機會。
其實從古到今，對蟋蟀的認知主要來源於歸納法，是從無數個案中找共性，總結歸納出一般性認識。
只有當人們發現某種特徵與蟋蟀某種品質之間反覆出現相關性，我們才能建立一般性認識。以單獨的個案建立起來的認識是不可靠的，盲人摸象說的就是這種以偏概全的情況。這個故事告訴我們的是看問題要全面、要綜合，其實眼瞎不是問題，麻煩的在於心盲。
在色與形誰更重要這個問題上，古人偏重於色蓋之論。原因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其實古人“色蓋”說的確很是偏頗，主要在於那時人們對氣候條件加諸蟋蟀之後所產生的變數缺乏認識。
清代乾隆年間的《王孫鑑》提及了這個問題，認為王蟲或將軍蟲某年出在某個色類是一定的，是可以認識的和預測的。
雖然其方法語焉不詳，但卻提出了一個重大課題，也部分地解釋了為什麼大而化之的“色蓋”說有時會失效，乃至全然不可憑藉。
當代玩家大多都能認識到，此色未必一定勝彼色，正色也未必一定能勝間色。這類情況蟲友大多歸結為形之所勝，其實也未能完全中的。
其重要的原因還在於通常定色的方法過於混亂，不能完全引為一個考察條件，所得結論也常常靠不住，今年如此，來年未必如此。
為什麼古譜堅持認為青蟲必得白鬥絲？紫蟲必得紅（紫）鬥絲。而黃蟲卻是金黃鬥絲或淡黃鬥絲呢？？？
總之，蟋蟀的定色命名是研究蟋蟀、建立認識的基礎中的基礎。萬丈高樓平地起，靠的是地基的牢固。地基不牢，建不起高樓大廈。
由於古譜傳承有複雜之流變，在《蟋蟀譜整合》出版之前，舊時蛩家基本沒有機會縱觀古譜全貌，所以各有傳承，難以對錯來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