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年輕時和同事們在一起。（第一排左二，作者供圖）
母親的遺物被父親執拗地收藏著，他允許我挑兩件做紀念：一件是母親市勞模的證書，另一件是母親常年佩戴在胸前的黨徽。
父親說，這是你媽這輩子最在乎的寶貝，是她的金牌。
“和黨斷了聯絡，就像孩子離了娘一樣！”在鄰居家坐小板凳看黑白電視的童年，每每聽到劇中男女主角耳熟能詳的這句話，並不十分理解“黨”的含義。
直到有一天，母親興高采烈地回家，挪走桌面上的一切雜物，又洗乾淨手，然後對著一張表格一筆一畫地填寫著，昏黃的燈光彷彿給難抑喜悅的母親鍍了一層金色。
這時父親神秘地衝我們姐仨擺擺手，壓低聲音說：“你媽入黨了，咱家也有一名黨員了！”原來黨員是高尚神聖的代名詞啊，我小小的心裡深埋下崇拜的種子。
1978年我上小學一年級，在填報“家庭成員”一欄，我驕傲地在母親那一欄寫上“中共黨員”四個字，寫完又反覆欣賞幾遍，要是家裡所有成員都是黨員該多好。
然而這種喜悅馬上被新的煩惱衝擊著——黨員母親每天下班身體總是帶著傷病回來。
母親是國營江岸飯店的經理，她做事總是帶頭衝在前，蹬梯子上高處打掃衛生，一個人搬起一大籮筐饅頭，寒冬臘月推著車在風雪裡銷售。一個原本健康壯碩的山東姑娘，沒幾年就得了嚴重的肺病和腎病。
父親心疼地勸阻她，母親上來犟脾氣說：“我是黨員，大家都瞅著，我不幹誰幹，還能讓群眾說三道四！”原來黨員還意味著付出和犧牲，我在心裡默默為母親的這股子勁頭叫好。
1983年我上初一，媽媽調轉到齊齊哈爾鍋爐總廠工作。那時北方城市已經有很多人學著南方下海做生意，或搞運輸做“二道販子”。班級也突然有同學穿上了印有廣州字樣的羽絨服，興致勃勃地給我們講家裡的彩色電視機，實在讓人羨慕。
一天我早起背單詞時聽到父母在嘮嗑，母親好像在勸慰父親。只聽母親說：“我考慮了，接三車間的書記。三個女兒唸書，日子雖緊巴，但還供得起。我是老黨員，三車間有很多群眾工作需要做，這個擔子得擔起來。”
父親默然，只聽母親輕輕地說：“不會像以前那麼累了，你放心。”當了書記的母親下班回家時間正常了，但在燈下伏案寫材料的時候多了。寫完還要一遍遍念給父親聽。原來，黨員意味著忠誠和堅守。
1996年，我畢業分配到黑龍江省檢察院工作。一次公出回家，見母親胸前佩戴著一枚火紅的徽章。母親說：“這是黨徽，好看吧！”她說自己走在街上，周圍人投來的目光，彷彿胸前掛著金牌。為了心中的金牌，母親成為全市勞動模範；為了母親心中的金牌，我也很快入了黨，並且像母親那樣，工作衝在前，不睡覺也要把稿件報道明白。
我一直惦記母親的血糖情況，一次我往家裡打電話，老兩口爭著和我說一件事。原來老鄰居張大爺二兒子打人被刑拘，不想賠錢還四處找關係想把兒子弄出來。這不，知道我在檢察院工作，就哭著喊著求我父母，讓我打電話託人解決這件事。
我父親說，孩子就是寫字的，不認識那些關係。我母親當即回絕：“你兒子打壞別人，你們當老人的不但不賠償人家，還袒護兒子。我的女兒不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張大爺還是我父母的婚姻介紹人，我有幾次回去，張大爺還拿著好吃的過來。那麼多年的老關係，說斷就斷了。
我說：“媽，你就不會應下來，辦不辦在我，何必和張大爺鬧掰，都處這麼多年了。”母親說：“閨女，這樣不知事理的人，於情於理都不能幫。你應他，他會說出做出更過分的事來。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到啥時候不能做違法亂紀的事。”
此時我感覺我的母親像嫩江上的一條大壩，橫亙在洪水之上，只要她在，家裡外頭都不會有邪門歪道興風作浪。後來，我父親告訴我，張大爺的二兒子被判了刑，張大爺把我父親找出來，老哥倆捏著小酒，不勝唏噓。我母親就當不知道。
2013年，母親突然咳血，當我們趕回來時，父親說症狀已經有半年了，母親怕耽誤我們姐仨工作，讓父親一直瞞著病情。我們也偷偷藏起“肺部佔位”的X光片，鼓勵母親多吃多睡，多到戶外走走。
母親有一個小花園，本是他們窗前廢棄的公共過道，因為母親喜歡花，就和父親一起把它打造成小花園。
那年夏天，羸弱的母親在花園裡曬太陽，幾個鄰居過來向母親討教育花經。母親就指揮父親，把鄰居們喜歡的花從地裡挖出來，包好土，挨個送給鄰居，並告訴他們“這樣包活，來年就長枝開花了！”
鄰居們每次路過這裡，都要和我父母打招呼，或者互相點頭說：這家的老太太可好了！轉年春末，積勞成疾的母親離開了我們，她沒等到自己的小花園繁花盛開。父親回憶老妻，總是淚水潸然：“是個好人吶，唯獨不顧惜自己。”
年輕時的母親。（作者供圖）
我寫了很多有關家鄉、親人和童年的回憶，只有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裡，我才鼓起勇氣第一次寫我的母親，我才敢正視自己離母親的差距。
我用一隻錦盒盛著母親的證書和黨徽，並把我的黨徽放在母親的旁邊。希望自己能夠按照母親的心願，用汗水和奉獻，也把黨徽打造成人們眼裡的金牌。
（圖片來源：攝圖網）
來源：方圓（ID:fangyuanmagaz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