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勝利後，飽受多年戰火的中華大地山河破碎、百廢待興，深受戰爭之苦的中國人民殷切渴望著和平。
這時候，蔣介石假意“順應民意”，邀請毛澤東到重慶參加和平談判。而這場“假戲”的基礎是：他預料毛澤東不敢來。
然而，事實卻出乎蔣介石的預料。在他連發三封電報之後，毛澤東同志率和談使團來到了重慶。用主席的話來說：“我們就來個‘假戲真做’，讓全國人民當觀眾，看出真假，分辨是非，這場戲就有教育意義了。”
主席的所言不虛，但他明知蔣介石背信棄義、愛搞陰謀暗殺的作風，難道不擔心自己的安全問題嗎？有考量過如何全身而退嗎？
在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下令特務機構——中統、軍統，不許對毛澤東下手，又有幾分真心實意？
回答這些問題，還要從蔣介石電邀毛澤東時說起。
一、彌天大勇赴渝州
1945年，日本接受無條件投降，中華大地迎來了久違的和平。面對支離破碎的家園，中國人民渴望能夠結束戰爭，重建家園，以安居樂業。
這時候，一向想要剿滅中國共產黨的蔣介石卻意外的給延安方面發來了電報：“日本已經投降，世界永久和平的局面有望實現；但國際國內仍有許多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特邀請先生於近日惠臨陪都重慶，共同商討解決，因為事關國家大計，所以請務必親臨，我心甚為迫切，期待您的到來。”
這樣的做法出乎大家意料，但實際用心極其險惡。
作為中共方面的領袖，一直以來蔣介石都想除掉毛澤東。早在1929年，毛澤東等人在湘贛邊界領導的井岡山斗爭如火如荼時，蔣介石就曾重金懸賞五千大洋捉拿毛澤東。
等到了1935年，毛澤東指揮中國工農紅軍取得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時，“通緝令”上的懸賞金額已高達25萬大洋。
因為赴重慶就相當於是羊入虎口，所以蔣介石料定他的老對手不敢深入虎穴。如果真是這樣，那蔣介石就可以順勢以中共拒絕和談為由公然揭開內戰，而毛澤東及中共還會背上反對和談、有意內戰的罪名，這樣他 就可以在輿論上處於主動地位。
如果毛澤東同意和談，那就給中共幾個虛職，架空毛澤東等人，迫使其交出兵權和解放區。還有一點很重要，此時國民黨軍隊大部分在中國西南和西北地區，藉此時機將軍隊調往中共軍隊集結的華北及東北地區。
蔣介石的想法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毛澤東當然也瞭如指掌。但是毛澤東決意前往，是有自己更周密的考量。
首先，蔣介石在九天之內連發了三封電報邀請毛澤東赴重慶商討國事，對於蔣介石的意圖中共方面很清楚，對時局也有清晰的判斷，而且也有意順應民意爭取和平。
但是一般百姓尤其是處在國民黨佔領的國統區老百姓，恐怕並不瞭解蔣介石的險惡用心。如果不去和談，很容易讓蔣介石抓住口舌，大做文章，這樣對中共方面將極為不利。
蔣介石邀請中共和談的訊息一經公佈，立馬在全國上下引起了軒然大波。
一貫呼籲和平反對內戰、屢次質疑共產黨的主流媒體《大公報》，向來不滿國民黨，居然就此事發表評論說：“日前得知蔣主席致毛先生的寒電，大家為之興奮，希望由此啟開政治解決之門。”
“現在又讀到蔣主席致毛先生哿電，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氣，真使人既感慨、又興奮。”“我們相信全國同胞的心情都與蔣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國家之大計。”
足見國人期盼和平反對戰爭的急切心情，和輿論對此事的關注。
在國際上，此事也引起了廣泛關注，美國也在為國民黨敲邊鼓。
《紐約時報》就對此事發表了評論：
“蔣介石邀請中共領袖赴重慶共商國家大計，就中共過去的做法來看，或將拒絕蔣介石的邀請，彼等亦不願參加合作。”
國民黨對於上述美國方面的評論如獲至寶，立即命令黨媒中央社翻譯並公開發表在各大媒體上，在全國上下大造中共不希望和平、不願意合作的言論。
如果此時拒絕和談，將使得中共陷入全國輿論口誅筆伐的境地。此外，還有來自蘇聯方面的壓力。
抗戰勝利前，國民黨派宋子文去往蘇聯同蘇共展開談判，並於日軍投降前夕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且斯大林兩次給延安方面發電報，希望中國走和平發展之路，並建議毛澤東前去同蔣談判，商定和平之事。其中提到：如果打內戰，中華民族有毀滅的危險。
其實自從共產國際解散後，中共和蘇共之間已不是上下級關係，並不需要完全聽從蘇共的意見，但中國依舊尊重蘇共的態度。
雖然中共和毛澤東並不同意斯大林說的“中華民族毀滅”的論調，但是仍然決定尊重其主張和談的意見。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親率中共代表團亮相國民黨陪都。毛澤東作為中共的領袖，他的一舉一動都深受國內外的關注，也能傳達重要的政治資訊。
在延安時，毛澤東並不注重平時的穿衣打扮，穿衣也很隨便。但是這次和談是正式會面的重要場合，中共是帶著和平的誠意來的，所以形象問題也很重要。
另一方面，國共鬥爭了二十年來，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的形象一直被國民黨方面惡意扭曲醜化，所以此次面對中外媒體，一定要扭轉中共的形象。
為了給毛澤東設計好形象，周恩來思考了很久。最終，他決定讓毛澤東試試自己戴過得一頂考克帽，因為，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就曾戴過這種帽子。
周恩來說：“主席把帽子拿在手裡，稍微一揮動，就能顯示出扭轉乾坤的力量。”
毛澤東聽了，臉上露出了笑容：“此次到重慶，一定要顯示出我們中國共產黨的形象，而揮動考克帽則能展示出我們的力量。”於是，就有了那張經典的照片：飛機落地後，毛澤東探出艙門，揮動著手中的考克帽向前來歡迎的各界人士揮手示意。
二、和平之“雪”漫山城
8月28日這天下午，毛澤東乘飛機抵達國民政府所在地重慶，其中一同隨行的，還有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和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山城一時間沸騰了。
《新華日報》發表了來自各界人士的信件信，反映了當時廣大人民的心聲：
毛澤東同志應蔣介石的邀請，來到重慶共商國事，這完全粉碎了過去有關中國共產黨的錯誤評價，那完全的汙衊和誤解；毛澤東同意來重慶就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誠意，也顯示了中共為中國的和平與民主而奮鬥的決心……
中共為中國的和平與民主而奮鬥的決心。
毛澤東能夠前來，也讓蔣介石格外高興。他在日記中寫道：“毛澤東應召來重慶，這雖是我的威望和德行所帶來的，但其實是拜上帝所賜。”
而其中“應召”二字也顯示出了蔣介石將自己視為一國之主的心態，完全將毛澤東看做是自己“下級”的虛榮心理，也將其得意之情顯露無意。
即使毛澤東是他三次致電後邀請來的，但從“應召”等詞的使用可以看出，蔣介石並沒有把延安方面當做是平等的談判物件。
因為這種心態的存在，導致了接下來雙方的談判很不順利。五天之後，談判正式開始，由於雙方在很多關鍵問題上分歧很大，尤其涉及到軍隊和政權時，雙方拒不讓步使得談判數次陷入僵局。
在與毛澤東展開會談時，蔣介石表示可以聽取中共方面的意見，但是中共方面不能表達關於中國有內戰的說法。毛澤東深知老蔣的用意，無非是想混淆視聽哄騙人民罷了，其實也就是為了掩蓋其發動內戰的不光彩過去。
毛澤東就以過去二十多年來，發生在十年內戰和八年抗戰中的事實作為依據，說明了中國是有內戰的真相，蔣介石沉默了。
在為期43天的談判時間裡，雙方舉行了多次會談。因為蔣介石本就對和談沒有誠意，當然也就沒有做任何的準備，註定這是一場艱苦的鬥爭。
他的目的無非是利用和談作為緩兵之計，同時利用各種國際壓力，順便吞併我軍佔領的解放區，遣散我黨領導的軍隊。
10月10日，在毛澤東離開重慶前，雙方就部分問題達成協議，簽署了《雙十協定》，但是雙方始終在解放區問題上無法達成共識，面對蔣介石的胡攪蠻纏，毛澤東義正嚴詞第申明瞭我黨的立場。
這次不愉快的交談便成了此次和談的雙方最後一次面唔。
到達重慶的第三天，毛澤東和周恩來就登門拜訪了張瀾，他此時擔任中國民主同盟會的主席。毛澤東講了中共關於和談的諸多意見，張瀾表示認同，如果蔣介石還有良知，那應當予以採納。
同時，張瀾也很擔心毛澤東的安危，他說蔣介石向來不守信義，擺的是鴻門宴。毛澤東說：“既然蔣介石要演一場民主的假戲，那我們就陪他假戲真做。”
而在談判間隙，毛澤東也很忙。他拜訪了很多民主人士、國民黨中有威望的官員、還有很多的故交好友。
除此之外，毛澤東還參加了一系列社交活動，這也將一位政治家的睿智與氣度完全顯現出來了，扭轉了國民黨關於中共“赤匪”形象的醜化。
柳亞子是毛澤東多年故友，交情很深，剛到重慶時，毛澤東就登門拜訪了柳亞子。柳亞子很高興，作詩“闊別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以示心情。
在詩中他盛讚毛澤東為“彌天大勇”，毛澤東則把1936年寫的《沁園春·雪》作為回贈，這首詩頓時在山城引起了轟動，廣為流傳。
蔣介石見到這首詩很不服氣，找來自己的“文膽”陳布雷，要求他組織寫文人“反擊”毛澤東。最後，徵集了十幾首《沁園春》，卻沒有一首堪稱上乘之作，根本無法與毛澤東的詞相比肩。
三、險象環生終無恙
毛澤東在重慶搞得一系列“動靜”，各界反響熱烈，這些蔣介石全都看在眼裡，心理很是著急。
9月27日，蔣介石在《新華日報》上讀到了一篇報道，是關於毛澤東回答路透社記者提問的。其中，毛澤東談到，中共現在有一百多萬黨員，軍隊在一百二十萬人以上，還有兩百多萬的民兵。
蔣介石大為震怒，沒想到二十年前，只有幾千人馬、幾百條槍的“赤匪”非但沒有被“剿滅”，如今竟然擁兵百萬，與自己坐在了談判桌上。所以，蔣介石在日記中狠狠地“參”了一筆。
“如此罪大惡極的禍首，自己不知悔改，居然要求擁兵一百二十萬，割據隴海鐵路以北多省為勢力範圍，政府一再退讓，都無法滿足其。”
蔣委員長很是生氣。其在29日的日記中羅列了中共的十一條罪狀，並下定決心扣押“審治”毛澤東。
但是，事實上，經過四十多天的和談，毛澤東安全返回了延安。蔣介石礙於各種因素，不可能隨心所欲。
首先是美國及蘇聯的態度。出發前，美國大使赫爾利就再三保證為確保毛澤東的安全，如果他貿然將毛澤東抓起來勢必會惹怒自己的靠山美國。而此時，蘇聯與日本關東軍作戰後仍駐留在東北，抓了毛澤東，蘇聯不會坐視不管。
這些，蔣介石都寫在了日記裡，以作提醒：一、赫爾利曾致電要求務必保證毛澤東的安全，應好好研究美國政府的地位和其預想的態度。二、俄國的態度也應該切實研究和考慮。
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蔣介石覺得俄國只是外強中乾，實力損耗嚴重，如果扣留毛澤東，蘇聯無非是出兵佔領新疆，並且拒絕從東北撤軍，他覺得也很划算。
但是正當他下定決心“大幹一場”時，卻又猶豫了。蔣介石在10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關於中共的問題要慎重考慮，不可魯莽行事。不可以讓國內外有了藉口，或者再起紛爭，最後只能聽從天命。”
這也就是蔣介石考慮的第二個問題——全國輿論。如果蔣介石膽敢扣留毛澤東，公然發動內戰，那將是冒天下之大不韙。
可見，想要“審治”毛澤東，此事需要極為慎重，在經過了反權衡之後，蔣介石決定放棄。
除了美蘇兩國的態度和全國輿論之外，又有兩方面的原因，使得蔣介石徹底選擇“放虎歸山”。
其一是蔣介石認為毛澤東極不簡單。在這段時間毛澤東的頻繁接觸中，蔣介石對毛澤東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其中有一個細節蔣介石印象深刻，毛澤東的煙癮很大，幾乎到了嗜煙如命煙不離手的地步，但是毛澤東知道他不抽菸，與他對談數小時居然能做到一根菸都不抽。
第二個原因就是蔣介石過於自信了。他認為毛澤東“沒有任何可能能成事，也不會妨礙我的統一大業，有何異動，也不會跳出我黨控制之中，仍然用政治方法加以控制，迫使其就範。”
在蔣介石心理，始終不相信解放軍是他的對手。這與當時候很多人的認識是相同的，當時國民黨有三百萬軍隊，而且很多都配備了美式槍械，加上美國支援的重武器裝備，比如張靈甫的整編第74師。而中共軍隊只有一百多萬，並且武器裝備落後。
其實，毛澤東深知蔣介石的為人，所以在出發去重慶前，就做好了被扣留的打算。並專門為此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參加國共和談的事。
會上，毛澤東說：“我已經做好了被軟禁坐班房的心理準備了，雖然現在蘇聯軍隊駐守東北沒有入關，美國的軍隊也沒有登陸中國，從表面看是中國內部雙方自己解決問題，而實際上三國都在關注此事。”
“大家都不願意中國發生內戰，所以國際壓力在蔣介石這邊，不利於他搞獨裁，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則有利於中國人民，蘇聯軍隊進駐東北有很大的影響，所以重慶可以去也必須去。”
透過對目前國際形勢的準確分析，毛澤東認為美國不同意，蔣介石斷然不敢動自己。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也做了相應的準備。
毛澤東在會上分析了抗戰後的形勢時指出：目前已經進入和平時期，和平、民主、團結是新的時代主題。但是，從以往來看，無論到何時，蔣介石都不會放棄消滅共產黨的態度，所以要學會在和平條件下鬥爭。
參加會議的很多人都表示擔心毛澤東的安全，對他要不要去重慶意見並不統一。
彭德懷說：“沒有什麼好談的，我們不去，他要打我們奉陪！”劉少奇卻說：“如果不去，國民黨正好抓住話柄說我們發動內戰。”
林伯渠則說：“老蔣分明擺得是鴻門宴，他並沒有誠意，還是不去的好。”周恩來則說：“去，會有危險，不去，會落下話柄，要慎重考慮。”
只有朱德說：“我覺得主席可以去，而且在毛主席去的時候要做好開戰的準備，要準備打大仗！”，“談是必須的，但也必須做好打的準備，以往的經驗告訴我們，不打而要求和平，是沒有可能的。”
聽到這毛主席連連叫好，拍著手說道：“既然，總司令已經下令了，那我必須要去。我去重慶，總司令在後方備戰，蔣介石這個人咱們是很瞭解的，你們仗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打得不好，我就危險了。”
毛澤東補充道，在重慶的這段時間，前方後方都要做好準備，面對蔣介石的挑釁，要堅決予以回擊。我軍的勝利越大，我的處境就越安全，老蔣只認識拳頭，不懂得以禮相待。
其實，在毛澤東率領中共代表團與蔣介石方在重慶據理力爭時，後方我軍確實和國民黨軍隊打了一仗，這一仗就是上黨戰役。
早在8月份的時候，閻錫山領導的晉綏軍，就開始向我軍控制的晉冀魯豫解放區進攻。先後侵佔了長治地區的襄垣、潞城等地。
朱德給劉鄧的晉冀魯豫軍區下達了作戰命令，根據上級指示，劉鄧將位於太行、太嶽等地的三個主力縱隊和地方武裝共三萬餘人集結起來，又組織了五萬餘人的地方部隊，發起了上黨戰役。
戰鬥從9月10日打響，我軍接連攻克了屯留、長子等地，殲滅國民黨軍七千多人。
10月2開始，增調的冀南縱隊又將前來增援的閻錫山部兩萬餘人殲滅，擊斃了其第七集團副總司令彭毓斌。8日，長治守軍開始向西突圍，12日在沁河附近被我軍全部殲滅，軍長史澤波被俘，至此上黨戰役結束。
上黨戰役，是我軍在抗戰勝利後的第一場大規模殲滅戰，痛擊了閻錫山的晉綏軍。這場戰役使得中共在政治和軍事上取得了主動權，也為中共同國民黨的重慶談判增加了籌碼。
重慶談判，毛澤東深知蔣介石陰險狡詐、背信棄義的為人，但為了中國的和平毅然選擇深入虎穴。
而蔣介石迫於各方壓力，在毛澤東抵達重慶時，嚴令中統、軍統等萬萬不可對毛澤東下手，最終確保毛澤東平安歸來。
